书城小说乡村志·土地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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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天还没有亮,贺世龙就像耗子一样,摸摸索索地起了床。他记得昨天晚上睡觉时,衣服就脱到床里边的,伸手摸了半天却没摸着,倒把女人李春英弄醒了。李春英困得正香,她吃力地觑开眼睛,朝窗外瞄了一眼,然后又翻了一个身,这才嘟嘟哝哝地问:“才擦粉粉儿亮,起来做啥子?”

贺世龙不爱多说话,一边摸自己的衣服,一边回答女人:“反正困不着,在床上压床板啥子?”

李春英问:“惦念着啥子困不着?”说完又补了一句,“又不出去偷哪个的!”贺世龙被女人问住了,他想老老实实回答,又怕女人笑话,于是就说,“怎么不是欠到啥子!一眯到眼睛就做梦,一会儿梦到这个,一会儿梦到那个,陈古八十年的事都涌到脑壳里来了。”说完怕女人又追问扯了些啥子混老二,于是急忙岔开话题,问,“我的衣服裤子呢?昨晚上我脱到床上的,怎么不见了?”

李春英听见问,把身子翻过来,有些不耐烦地说:“我晓得你放到哪里了,你各人划根洋火看嘛!”贺世龙所在的贺家湾,早在几年前就通了电,却是三天两头停。有时一停就是一两个月,那电灯就像聋子的耳朵——配盘,因此家家户户,都得备了煤油、火柴,以备不时之需。老百姓编了两句话,骂那供电的部门:“供电所,供个球,牵起电灯点洋油!”十分难听。

贺世龙听了李春英的话,侧过身子,果然在床头柜子上摸到了火柴,划燃,点着了煤油灯。煤油灯是用儿子贺兴成读书时用过的一只墨水瓶做的,用火纸搓的灯芯,加上昨晚灯芯结了灯花,此时灯火昏黄,摇曳不定,给人一种蒙眬虚幻的感觉。贺世龙终于找到了他的衣服裤子,原来被他用脚蹬到李春英那头去了。他朝前俯过身子,把皱成一团的衣服裤子拿过来,先把褂子套在身上,然后跳下床,一边往腿上套裤子,一面急急地走到尿桶旁边,掏出裆里的家伙,对着尿桶便冲刷起来。那尿桶就放在柜子前边的角落里,经贺世龙一阵酣畅淋漓的冲刷,一股尿臊味儿马上便如林子里受惊的鸟儿,在屋子里狂飞乱舞。

贺世龙撒完尿,将那玩意儿抖了几下,舒服地打了一个尿噤。顿时,整个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顿觉一阵轻松。这才将裤子提上来,抄紧裤腰,用一根布带子系紧,也没趿鞋,便赤着一双蒲扇般的大脚,往歇屋外面走。走到堂屋里,从屋角摸到那把新打的月儿子冬瓜锄,正准备去开大门,忽然又想到了啥,重新返回来,把头伸进歇屋里对李春英吩咐道:“早点把兴成和兴仁喊起来哟,现在莫得人来催工了哦!”

李春英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故意说:“起来这么早做啥子?往常起来晚了,倒说要扣工分,现在又不扣工分了,三不打时的,还不兴叫他们困点宴瞌睡!”

贺世龙听了女人的话,有些生气了,说:“不扣工分,你以为就没有活路了?叫兴成把前后阳沟的肥泥巴起出来,找个地方堆起,然后把灶屋门前那个凼凼跟老子再挖大些,以后好把牛吃不完的草和牛粪一起倒在里面沤肥!叫兴仁把牛儿牵出去吃点露水草,好长膘……”

李春英听到这里,忍不住在被窝里笑了,却假意做出不高兴的样子,打断贺世龙的话说:“你成贺世忠来了!还有没有啥子?要安排就安排完!”

贺世龙一听这话,有些噎住了。他本来还要对李春英说,让兴仁一边放牛一边捡点野粪,狗屎箢篼(一种竹具,常用于挑土)他都补好了,就放在牛圈的墙脚下。但一听李春英的话,默倒是自己给娃儿指派了那么多活路,当娘的有些不安逸了——那当娘的,哪个又不惯着娃儿呢!于是,贺世龙只好翻了一会儿眼睛,就再没说啥,打开大门出去了。路过牛圈时,顺手提起了墙下的狗屎箢篼。

李春英听着男人开大门的声音,又听见那一双蒲扇似的赤脚踏在地上的踢踏声,忍不住在那铺盖窝窝里悄悄地笑了。自己的男人,她还不晓得他的肚子里有几根蛔虫?丈夫睡不着瞌睡,都是那分地给闹的!分地怎么闹的?先不先,自然是因为弄不明白,这地得不得分、又会怎么分,肚子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那肚子里像有根绳绳绊着,当然困不安稳了!现在却是因为地已经分到了手,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心里犹如哑巴捡到一坨金子——说不出的快活,因此也困不着了!

那李春英想到这里,便在心里感叹了一声,说:“地呀,地呀,你硬是比那痛心肝的幺儿子还让人牵挂呢!”然后也翻身爬了起来。

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国家要把土地重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的消息犹如三月里的春风,呼啦啦地刮进了村民的耳朵里,把那村民的心头弄得酥麻麻的。大队小学的校长、教书先生贺世普对大家解释说:报纸上不叫分地,叫“生产责任制”。村民对这新名词搞不大懂。“啥叫生产责任制?”贺世普就对问他的人解释说:“就是包产到户!”一提包产到户,贺家湾的村民一下子就明白了。贺世普还拿出一张报纸,挑了一段用红笔画了杠杠的话,对乡亲们念了起来:“山南公社的干部群众,最感兴趣的是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且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包产到户,不仅劳动力强的群众拥护,而且劳动力弱的、甚至‘五保户’也都拥护。他们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贺世普的报纸还没念完,听的人就哗哗地拍响了巴巴掌,好似这政策就是贺世普制定的!

但是,不管社员们心头怎样热乎和痒痒,也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大队小学旁边,那棵象征贺家湾风水、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老黄葛树上的铜钟,每天早上、上午和下午,照例被生产队长贺世忠敲响。伴着那激越、悠扬而深远的钟声,贺世忠会十分忠于职守地喊:“上工了!上工了!男社员挑粪,淋黄泥巴地的苞谷,女社员割三层岩的麦子!麻溜点,迟到了扣工分,莫说我又仗势欺人哟——”喊完,仿佛害怕那社员没听明白,又重新敲一遍钟,再亮开嗓子喊一遍,直到看见大伙从那些破旧的木门里拱出一颗颗脑壳为止。

那段日子,除了黄葛树下的钟声和贺世龙的喊声,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以外,还多出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郑锋训斥人的声音。郑锋五十多岁,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拉壮丁,先和解放军打仗,被俘后参加解放军,调过头来,又去打国民党。不管是打哪一边,他都很勇敢,因为他的小名就叫“郑二球”。先不先在国民党里勇敢地打解放军的事,没人再去计较了,可在解放军里,勇敢地打国民党,解放军却很感激,给他记了功,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就转到县政府保卫科。“二球”到底是“二球”,后来反右倾时,别人都不说真话,他却处处都扛直巴锤。组织上便认为他思想右倾,不宜在政府部门工作,遂被解职回家,做了支部书记。因此,说他是全公社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一点也没有吹牛。不管春夏秋冬,郑书记都爱在魁梧的身上披一件过时的旧军装,把腰挺得直直的,再加上一张雷公脸,即使遇到他心情好,和社员开玩笑的时候,社员们都有几分怕他。他的嗓门又高,说起话来隔几匹梁子都能听见,何况是训人的时候呢!

这不,也不晓得这个时候是哪个把郑书记的脾气惹发了,那横绷带嗔的声音传了过来:“哪个日笼包说要分田到户?分不分田,未必我还码不实在?喊明叫现说,那是坏人造谣,你们可不要听!哪有分了地主的田地,现在又走回头路的?难道我们的革命就白革了?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分田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党中央决不会答应的!哪个龟儿子再造谣,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旁边地里干活的人听见郑书记这番话立即不作声了。是呀,分不分田,干部们最清楚。郑书记说这是谣言,那就一定是谣言了!想想也是,分了田,那不是真的就回到了解放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报纸上的话毕竟没人见过,眼下,还是听干部的话没错!

其实,郑书记那番话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还代表了他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要不然,他再“二球”也不敢说出那番话来。何况郑支书吃亏上当了几回,也不像先不先那么“二球”了。他喜欢看报、听广播。报纸上那些话他自然清楚,但在内心他确实不理解这场变革,甚至非常抵触。他不晓得究竟该站在哪边?于是便去请教他的直接上级——公社谢书记。谢书记给了他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坚决顶住要求分田单干这股歪风邪气!”并且还说这不光是他的意思,还是区委王书记对他说的话。而王书记又是在参加完了县委扩大会议,回来传达县委丁书记的讲话时说的。郑支书一听领导这话,心里就明白了:原来那县、区、乡领导的想法都和自己一样!看来这包产到户确是走回头路,是搞不得的!领导要求他坚决顶住这股歪风,顶住就顶住,他郑锋执行上级的指示,啥时含糊过的?因此,他回来才能对社员们说出那一番理直气壮的话。

但是,时代潮流毕竟不可阻挡。尽管有谢书记忠实执行着区里、县里的指示,“顶住要求分田单干的歪风”,但有一个队——二大队三生产队,还是悄悄地把田分了。虽然做得秘密,但坛子口好封,人口难封,还是有人说出来了。消息传出,不但公社谢书记气炸了肺,连区委王书记也哆嗦着嘴,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等气稍微喘匀净后,王书记当即决定在这个乡召开一次区、乡、大队的三级干部会,狠刹一下分田单干的歪风。当听说四大队人心浮动,有人也在闹着分田单干,而郑锋又是一个对党忠诚、有魄力的干部时,王书记就决定把会场放在四大队。

那天,贺家湾那棵象征风水的古黄葛树下,坐满了密密麻麻的来自全区各地的干部。学校停了课,凳子都端出来给干部们坐了。几张课桌拼起来搭成临时主席台,上面蒙着从社员家里借来的两床被面。区上领导和公社的谢书记,满脸肃穆端坐在桌子后面。主席台两边,架了两根贺家湾的慈竹,上面挂了一条长长的横幅——大垭区三级干部会,是贺世普的手迹。从黄葛树的枝丫上,又垂下来几幅大红标语,一幅写着“坚决刹住分田单干歪风”,突出会议主题。一幅写着“坚定不移地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标语是照搬县上开会时用的。两条标语也都是贺世普的手迹。会议开始,区委王书记讲话。王书记对着话筒咳嗽一声,会场里的人都以为他马上就要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因为全区的干部群众都晓得,王书记是宣传部门出来的,口才极好,遇着他讲话,既不要稿子,也不看文件,就可以滔滔不绝一泻千里,还从不会跑题。大家正凝神屏息等待王书记的精彩演说时,却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报纸,用不快不慢的声音说:“今天我自己不想多说啥子!只是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听听党中央的声音。这是一篇啥子文章呢?文章的题目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是一篇读者来信。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大家听清楚了啊。信中说:最近,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听社员说,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但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文章后面,《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大家又听听编者按是怎么说的?编者按说: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这里讲的包工到组,主要是指田间管理,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读到这里,王书记才放下报纸,双手撑桌,目光锐利地扫了会场一遍,拿出了往日做报告的架势,声音洪亮地说,“大家都听清楚了吧?这可不是我王某人说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办的,上面的文章就代表党中央!党中央说连分田到组都有悖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更何况分田单干?可是今天,我们区里就出现了分田到户的事,这是啥子行为?这是复辟倒退行为,我们坚决不能容许!现在我宣布,对于那个生产队的分田单干行为,必须立即纠正!”

王书记讲话后,是郑锋代表参会的支部书记上台对组织表态。郑锋披着他的旧军衣,橐橐地走上台,看得出他的内心甚是激动。他笨拙地向台上的领导行了一个军礼后,才转身亮着他的大嗓门,声如洪钟,对台下说:“先不先我脑袋还不醒豁,刚才听了王书记的讲话,我心里明白了!我代表四大队表态,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搞分田单干!”说完,意犹未尽,忽然举起右手,像呼口号似的又喊了一句,“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喊完,这才红着脸下台了。

这次会后,贺家湾人彻底明白过来,他们想分田到户,是七月十四烧笋壳——没指(纸)望了,于是不再议论。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日里踩着贺世忠那钟声上工、下工,如是而已。

区里来大队开会后没几天,县里又把区、公社和大队书记们通知到了县里学习。起初,社员们也没把县上这个四级干部会放到心上,那县里哪年不组织这一两次的学习?社员在私下猜测,说不定县上的这次学习,也和区上上回来开会一样,是整顿干部作风,刹分田单干这股风的!但令社员们没想到的是,一个多星期后,干部们从县上回来后,从区到公社立即掀起了一股包产到户的热潮。不但如此,原先受到谢书记和王书记严厉批评、下令整改的二大队三生产队,因为悄悄包产到户,一下成为全区的典型。王书记又带着全区的大小队干部,到二大队三队召开现场会,号召所有生产队都向他们学习,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这形势变化比那演员演戏变得还快,让社员们瞠目结舌。他们实在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晓得,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于突破“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更办不好”的恶性循环。文章又说:“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因此,对那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不但如此,文章还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包产到户受到阻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某些地方,中间隔着县级这个“顶门杠”,才导致迟迟不见动静,甚至百般阻挠这个受农民欢迎和中央支持的好政策。敏感而习惯于唯上的县里领导,一见《人民日报》这个评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明白,这不是个一般性的评论,而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哪个如果还不能从这个信号中看出端倪,他一定是个“二球”,只有被历史淘汰!县委丁书记此时坐不住了,他自然不愿意自己管辖的领地,成为报纸上说的“某些地方”。于是,他马上组织区、公社、大队书记们,到县里集中学习一个星期,让大家通思想,提认识。学习完后,丁书记让每个区委书记上台表态,先上台去的,表态说一个星期分完。接着上台去的,表态说用五天时间分完,然后有表四天、三天的。最后是王书记,他咚咚地跑上台去,向丁书记表态说他们区一定在两天内,把土地、畜生、农具和其他该分的东西,全部分完!结果王书记受到了丁书记的表扬。

就这样,贺家湾的村民贺世龙在一个半天里分得了几亩地;在又一个半天里,和世凤、世海三家,一起分得了一头牛。第三个半天里,分得了一张犁,一把开山打石的二锤和一截钢钎;最后一个半天里,分得了保管室晒坝的几块石板。除了保管室和高温大屋窖房顶上的瓦片没来得及分以外,那贺家湾,分得真是迅速而干净!

李春英不但晓得,自己男人肚子里有几根蛔虫,而且她自己,就是贺世龙肚子里的一根蛔虫,男人有啥子心思,又怎么能瞒过她?那贺世龙确是因那几亩地和这变化困不着瞌睡的。在贺世龙看来,这世道就像耍把戏!他是看见过耍把戏的。那年县里剧团来演出,那个演员,明明是一张普通人的白脸,可一转身,就变成一张比猴子屁股还红的关公脸,再一转身,回过头来,又变成一张比木炭还黑的雷公脸,又一转身,变成一张小丑脸。几变几变,又回到了原来那张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眨眼,这世道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前个天上午,他衔着烟杆,看着老二世凤往他们共同的地上埋界桩,他还默倒是在发梦忡:这地真的就是自己的了?以后,想种啥就种啥了……他掐了大腿一把,一股疼痛传遍全身,这才晓得,不是扯啥子混老二。这地,千真万确是自己的了!那么,二天该怎么来对待这些地呢?昨天晚上,他刚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忽然看见自己老汉朝他走来了。老汉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头上包着一块帕子,那帕子原本是白色的,可现在已看不出来原先的颜色了。因为那帕子包得很厚,把一张窄脸衬得更瘦。下颏巴上一撮山羊胡子,灰白灰白的,微微往上翘着。老汉走到他的床前,对他喊了一声:“南瓜——”

“南瓜”是贺世龙的小名,老二世凤的小名叫“冬瓜”,老三世海的小名叫“豇豆”。贺世龙本来还有一个妹妹的,叫“白菜”。这样一来,贺世龙家里瓜果蔬菜都齐了。老汉怎么要给他们取这样土里土气的小名?贺世龙知道那是因为老汉怕他们兄妹不好带,故意取这样一些贱名来麻痹阴间那些小鬼的。那时,贺家湾人最喜欢给孩子起什么“狗儿”。贺世龙弟兄出生时,贺家湾已有了若干个“狗儿”,到吃饭的时候,家家唤“狗”声一片。甚至还有呼自家“狗儿”,而别家“狗儿”,也应声而至。贺世龙的老汉便另辟蹊径,给儿子们取了瓜果的名——那时,湾里以蔬菜瓜果为小孩取名的还不多。

贺世龙听见老汉叫他,答应了一声,问道:“老汉,你怎么来了?”

老汉没回答,径直来到贺世龙床前,对儿子不满地说:“你还不去挖地,困到啥子?”

贺世龙说:“挖地?”

老汉说:“这些年那些地被糟蹋了,要深翻,把泥巴盘活!”

贺世龙一下明白了,便响亮地答应了一声,说:“是,老汉!”

老汉又说:“要多上肥,才有好收成!”

贺世龙再次回答说:“我晓得,老汉!”

老汉再说:“跟冬瓜和豇豆也说一声,要把地经佑好!”

世龙又说了一句:“好,我跟他们说!”

老汉听了这话,说:“你都晓得,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说完,转身就往外走。

贺世龙见老汉走了,大叫了一声:“老汉——”一下把另一头的女人惊醒了,说:“你发啥子梦忡?”

贺世龙睁眼一看,见自己还在床上,知是一个梦,苦笑了一下。他感到非常奇怪,这么多年,老汉都没来给自己投过梦,土地刚刚一分,老汉就来了。而且,老汉说的又都是土地的事!难道老汉在阴间也晓得了阳间分地的事,特地来嘱咐自己的?老汉土里刨食了一辈子,是被湾里湾外公认的种田把式,到头来却做了饿死鬼。一想起老汉死时的惨相,贺世龙顿时没了睡意。他就坐了起来,靠在床头裹了一杆叶子烟,划燃洋火吸起来。一边不慌不忙地吸,一边想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来。

贺世龙的老汉叫贺茂前,种了大半辈子地,却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靠给人当丘二来维持全家人的嘴巴。能够拥有一厢地,成为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哪怕是一厢瘦壳壳地,也会让他困着了都要笑醒!共产党坐了江山以后,闹土改,毛主席他老人家,大救星,把土地分给了穷人。因此,贺茂前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地——其中一块在河沟背上,因为三面都是岩,像一只鸟窝,故而就叫了“窝窝地”,面积将近三亩,另外还有山林。这地和山林,原是贺茂富的。贺茂富被村里农会和土改工作队定为了地主。贺茂前本来是可以分到贺茂富那块窝窝地下面叫扁担丘的干田的,因为他斗争贺茂富不积极,还和工作队、农会顶撞,故而工作队和农会就把干田换成了旱地分给贺茂前。贺茂前斗争贺茂富不积极的确有原因,原来贺茂富并不是一个坏人,也莫得多大的家产。他除了有一二十亩薄壳壳地以外,在湾里还开了一个小油坊榨油。既不见他们一家人怎么穿金戴银,也不见花天酒地,日子只是比一般人过得好一些罢了。平时,贺茂富两口子也和湾里的庄稼人一样,披星星、戴月亮,雨天披蓑衣、晴天戴草帽,在地里像蚂蚁一样劳作。只在农忙时候,才在湾里请了像贺茂前这样没地的农民,干一段时间的活。干活这段时间,贺茂富管吃管住,临了的时候再籴上几升或十几升粮食,作为工钱。不但如此,贺茂富还对给他干活的人做了一条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允许他们的家人——婆娘或是娃儿,可以跟在他们后面,捡拾掉到地上的粮食。那时,他贺世龙还小,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却也跟在大娃儿屁股后头,去贺茂富地里捡粮食。捡麦穗时,他就背着一只像牛嘴笼式的小背篼,跟在大娃儿身后,看见一吊麦穗了,就不要命地扑过去,但往往是抢不过大娃娃的。或者被大娃娃撞在地上,就借势一倒,屙二连三地号叫起来。每到这时,贺茂富就要从地里伸起身来,对他喊道:“是哪个哭兮狗儿又叫唤了?过来过来!”他正要起身,又听见爹在说:“二哥,你莫理睬他!”但贺茂富说:“管他的,细娃儿呢!”说完又叫:“原来是南瓜!南瓜,快点过来!看你那鼻涕就要过河了!”于是他爬起来,不好意思地走过去,这时贺茂富就从地里捋下几吊麦穗,塞到他的小背篼里,说:“拿回去,叫你娘跟你炕粑粑吃!”他这时才抿嘴笑了。爹看见,忙对他说:“还不快谢谢二爹!”于是他就吸溜了一下鼻子,把“两条龙”吸进鼻子里,对贺茂富说:“谢谢二爹!”说完就返身跑了。一边跑,一边听见贺茂富在对爹说:“你这一屋鸡大马细,也不得了哦!”爹说:“多靠二哥你帮衬了,要不是你三不打时地让我到你油坊里或地里干点活,我还硬是不晓得怎么养活他们呢!”

捡麦穗时是这样,捡稻穗时就不同了。小娃娃们都是拦腰拴着一只篾笆篓,男娃儿打着光胴胴,女娃子栓一件小兜兜,遮住肚子和大腿,模样都像是一个逮黄鳝的。稻子不像麦子容易掉穗,只有到稻草堆里去刨,把那些附在稻草上还没成熟的、没挞进拌桶里的谷粒捋下来,捋一点往篾笆篓里放一点。这不但需要耐心,而且捋不到一会儿,那被水泡得发白的小手,先是发红,继而被捋出了泡,疼得要命,谁也坚持不到多久,况且收获也像是从针上刮铁——有限得很。怎么办?于是就跟着大人的拌桶跑,躲到后面,把小手从挡席缝隙里伸进去,从拌桶里抓出一把谷粒,往腰上的篾篓子一放,撒腿就往后面跑,生怕被抓住的样子。可也奇怪,明明贺茂富就在拌桶旁边,可从来就没有抓住过他们这群“窃贼”。让贺世龙最喜欢的,还是点小麦时,爹帮贺茂富犁红苕地。那红苕像花生一样,无论你怎样架细挖,也总是挖不干净的。犁地只有爹一个人,也就没人和他争。他跟在爹的后面,爹跟在牛的后面,往往是爹先发现一根埋在土里的红苕,就用脚给他踢出来,他跑过去拾进背篼里。也有爹没有看见,而是他发现的,每当这时,他就要骄傲地叫起来:“爹,是我看见的!”爹听了也会马上对他说:“是的!是南瓜看见的!拿回去让娘切成苕片,二天莫得吃的了,也打得到一碗汤!”有时爹犁一天地,他能捡到一小背篼红苕,背不动,爹就接过去背,他看着心里特别高兴。

但在土地改革前,贺家湾那个有些民愤、真正够得上地主条件的贺银庭,却带着老婆孩子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工作队和解放军打起灯笼火把,县里县外、旮头旯脑都找遍了也没找着。没有了地主斗,那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会缺少几分声势,况且群众也难以发动起来。这样大一个村子,除了贺银庭,难道就再找不出一两个地主了?村农会和土改工作队在上级的要求下,关在屋子里把手指头掰了半天,结果贺茂富和另一个也有十多亩瘦壳壳土地、又在团方四邻行医、当过国民党乡约的土郎中贺老五,被中了彩。地主这时有了,接下来就是开那两人的斗争大会。但贺家湾的人,大家都晓得这两人那点瘦壳壳地是怎么来的?那也是人家这代人和上代人,在泥巴里勤做苦扒、肩背磨破了几层皮做出来、省出来的呀!况且这两人在村里不但没有民愤,还有一些口碑。工作队和农会怕到时没人上去斗他们,于是便先来发动群众。那天,工作队队长和农会主席贺老踮找到贺茂前。贺茂前一听要斗争贺茂富和贺老五,便像被弄昏了头似的,鼓起眼珠子叫起来:“怎么要斗争他们?”

贺老踮对贺茂前说:“他们是地主!”

贺茂前仗着自己和贺老踮一样,也是穷人,就敢于和贺老踮顶撞,说:“老踮,我看你当了农会主席,就有点哈戳戳的了?你未必不晓得他们那点地是怎么来的?又不是别个拦路抢劫抢来的!再说,别个也没有做过啥子恶事,斗他们啥子?”

贺老踮听了贺茂前的话,有些不高兴了,沉了脸说:“贺茂富剥削你,你忘了?”

贺茂前听了有些不解,看着贺老踮和工作队队长问:“他什么时候剥削我了?”

工作队长启发贺茂前说:“你给他家里当丘二,给他当打油匠,这就是剥削你!”

贺茂前一听这话,更加有些搞不醒豁了,说:“你说些啥子话来扯哟!我给他屋里做活路,别个包吃包住,完了还籴粮食抵工钱,小把戏还三不打时地跟到我去捡点小便宜,也从没有亏过我们下力人,怎么是剥削了我呢?喊明叫现说,郑同志,要不是他让我隔三岔五去做活路,我这一家子人还不晓得怎么活呢!”

土改工作队长的脸一下黑了下来,说:“这样说,地主的剥削倒还有功了?你这是啥子样的觉悟?”

贺老踮见上司不高兴了,突然说:“你是不是因为也是三房的人,就帮他说话了?”

贺茂前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压根儿看不起贺老踮!你贺老踮的底子工作队的人不晓得,未必还麻得过我贺茂前?你不就是一个二流子,过去到处吃黄骗的家伙吗?你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正经的庄稼人,这阵倒鸡脚神戴眼镜——充起正神来了!于是也说:“你怎么这样说?人要讲良心,不讲良心是要遭报应的!要照你这样说,你就是专门盯到我们三房的人整哟?”

一句话把贺老踮问得没法回答了。原来,贺家湾贺氏家族虽然来自同一个祖宗,没有宗族上的争斗,但老祖宗留下了六个房支,各个房支间有时难免暗地产生一些摩擦。贺老踮是大房人,大房人多,但穷一些,三房人少,发财的人多一些,那个从人间蒸发的贺银庭,也是三房的人。另一个被选中的地主贺老五,虽然不是三房人,但也不是大房人,他是四房的人,四房更是小房。过了许久,贺老踮才脸红筋胀地说:“不管你怎么说,上级都已经同意了,贺茂富反正是要斗的……”

贺茂前没等贺老踮说完,也梗着脖子,大声说:“要斗你们斗,莫得我一梁子的事,我反正是不得来凑人多的!”

贺老踮一听这话,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在桌子上擂了一拳说:“你不来就不跟你分地!”

贺茂前听见贺老踮拿这话吓他,心里的抵触情绪更大了,就一边往外面走一边说:“分不分地在你们,但我贺茂前不能昧了良心!”说完又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亏心事做多了,是死不到好路的!”说完径直走了。

隔了几天,召开斗争贺茂富的大会,贺茂前果然没去。但贺老踮和土改工作队也不敢不给贺茂前分地,因为贺茂前是响当当的贫农,不给他分地说不过去,但却把原准备分给他的干田扁担丘,换成了里面巴岩的窝窝地。尽管分地那天,当土改工作队的郑队长喊他上台领地契时,贺茂前不但不上去,反而在下面回答:“我不要!”这时,贺茂富已经做了冤死鬼,人都不在了,贺茂前怎么会不要贺茂富的地呢?大家都有些搞不醒豁。满会场的人都掉过头来看着他,一片议论纷纷。贺茂前之所以不上去领地契,一是因为他已经晓得了贺老踮和土改工作队把本该属于他的干田换成了旱地,心里不安逸,二是因为他在贺老踮和土改工作队面前说过硬话,要了那地,就等于向他们低了头。郑队长等了半天,见贺茂前真没上来,感到尊严受到了挑战,于是大声说:“你要不要?不要就是反对土地改革,我们不但要把地收回来,还要斗争你!”听到这儿,会场一下安静下来。正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喊了起来:“要!怎么不要?他是灌多了猫儿水水,糊涂了,工作队的同志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呀!”说着跑上台去,从工作队长手里,领过那张盖着政府红戳戳的地契。众人一见,是贺茂前的婆娘贺张氏,又见工作队长没再发雷霆之怒,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庄稼人贺茂前终于有了自己的地。但因为自己晶光白天在全村人面前说过“不要”的硬话,白天里他不好去看自己的地,于是就等到晚上才披了一件衣服来到那窝窝地头。那晚,月亮挂在天上,光生生的,明光响亮,照得地上跟白天一个样。底下的水田里,映着两边山岩的倒影,青蛙在水田里呱呱地唱个不停。贺茂前坐在月光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有风从对面垭口吹来,摇得岩上的树枝簌簌作响,阴阴的,有如冤魂呜咽。贺茂前马上想到了贺茂富,一下子觉得心里很内疚,好像是自己抢了人家的地似的。于是喃喃自语地说:“二哥,我是个见证人,晓得你是冤死的!你口积牙攒,平时用高粱米掺饭,就是在农忙时候,你也把萝卜颗颗掺到饭里面,让婆娘娃儿吃,把红苕干饭让给我们下力人吃!好不容易积了点家业,不但没保住,连命也丢了!”说完又道,“你的窝窝地分给了我,我不要还不得行!你放心,我会把地种好。三月清明七月半,腊月三十献年饭,我和婆娘娃儿会念叨着你!”说完,那风声又簌簌响了一阵,停息了。贺茂前又坐了一阵,感到身上冷了起来,知是下露了,这才起身回去。第二天,贺茂前就扛起冬瓜锄下地了。他先把地深翻了一遍,真所谓是挖地三尺。然后攀上崖壁,将三面岩上的泥巴,全刨了下来,将土整整垫厚了一层。这样,原本一块瘦壳壳地就变成了一块土质深厚的好地。

第二年,贺茂前收了一季好庄稼,自不在话下。收罢小春,贺茂前打算在地里栽红苕,地边再种两行高粱。这日走到地边,看见别人田里绿油油的秧苗,他忽然想到:经过挖大翻身和垫土,这地的土层已经比原来厚得多了。要是把这块地改成水田,那是多好呀!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也不晓得是激动还是其他啥的,身子像打摆子似的颤抖了一下,牙龈都有些酥麻麻起来。又一想,你贺老踮和工作队不是有意给我小鞋穿,不给我分田,想让我和婆娘娃儿一年四季都屙红苕屎、放苞谷屁吗?我卖了娃儿买蒸笼——不蒸馒头争(蒸)口气,偏要吃上白米干饭让你们看看!可没过一会儿,这想法就蔫了。因为要改田,首先必须解决水的问题。他这块地下面是一道陡岩,即使别人同意从扁担丘过水,也没法把水戽上来。没有水源,想法再好,那也是沙罐做枕头——空想!但就在这时,他脑海里张开了一条缝,突然想起枷档湾的半岩岩上,常年都有一股泉水。枷档湾在上河,自己这块地在下河,上下河的落差好几丈。如果在枷档湾那里扎一个河堰,再修一条渠道,水不是就自己流到地里来了吗?一想到这里,贺茂前一下抑制不住自己的高兴劲了,像是已经瞄见了绿油油的秧苗和白花花的大米在眼前晃动一样,欢喜得挥着月牙子锄,发癫似的大叫了两声。

从这年栽完红苕、种完秋粮以后,农人贺茂前便开始了他伟大的改田工程。这日,贺茂前突然跑到村里小学校,生拉活拽地将正在上课的儿子贺世龙拉了出来,叫道:“跟老子回去!”

贺世龙问:“回去做啥子,爹?”

贺茂前说:“回去跟老子修水渠!”

贺世龙听了,急忙说:“爹,我要读书!”贺世龙这年刚满十二岁,正和贺世普、贺贵等一干贺家湾的娃儿上着小学三年级。

贺茂前见儿子想甩脱他回教室,心里有些不高兴了,就推了他一下,鼓起眼睛问:“你跟老子想不想吃白干饭?”

贺世龙犹豫了,可过了一会儿,还是大声说:“不,我要读书!”

贺茂前这次是真正生气了,攘了儿子一把,说:“还读你妈个皂角书!你已经认得到几个自己的名字巴巴了,就算了!”说着,不由分说拉着贺世龙,连推带攘给弄走了。贺世龙从此就再没有进过学堂了。如果说这辈子贺世龙对老汉有啥不满的话,那就是有些怨恨老汉,当时不该把他从学校拉回来,让他只上了个小学三年级。要不然,他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只待在家里背太阳过了!

贺世龙一回到家里,贺茂前就丢一根钢钎在他手里,自己一手提一把十多斤重的大锤,一手提一把锄头,对贺世龙说:“跟老子掌钢钎,这活儿累不死你!”说着,父子俩来到枷档湾,在自己看好的临河的石岩岩上,打响了修渠造田的第一锤。贺世龙虽然在读书期间一早一晚帮父母干些活儿,可大多是割草打柴一类。看见父亲手里那把十多斤重的大铁锤,心想:要是爹那一锤打偏了,落到自己手上或脑壳上,自己不马上就被报销了?越这样想,心里越害怕,两只手便紧紧握住那铁钎子,小胳膊死劲地往前伸,而屁股却直往后翘去。又把头偏向一边,不敢去看父亲手里的锤子。贺茂前一看,生气地往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骂着:“你怕啥子,打不死你!”说完又接着吼了一声:“掌稳点!”说罢,口里发出“嗨”的一声,大锤当地落到钎子上,溅出几星火花。贺茂前大锤落下的同时,只听得贺世龙也哇地叫了一声,丢了钢钎,直把两只手掌捧到嘴前,嘘嘘地吹个不停,眼里还痛出了一汪泪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掌钢钎也是有学问的,那就是不能握得太紧。你越死死把钢钎握住,那大锤砸在钢钎上的震动就越会把手掌震痛,严重的还会把虎口震裂。贺世龙又是一棵嫩秧子,手皮子也还没有磨起茧巴,因而经那大锤一震,便疼痛难忍。吹了一阵,贺世龙把那双手放到眼前一看,只见手掌已经红了。贺茂前不但没怜悯儿子,反而没好气地骂了一声:“没出息的东西,你以为白干饭就是那样好吃哟?还不跟老子重新来!”贺世龙只好噙着眼泪,去地上扶起钢钎。偏那石头又是猪血石,硬得很,贺茂前一锤子下去,无论贺世龙怎么努力,那手里的钢钎都往上一跳,石头呈献出一个白印子。贺茂前每一锤子下去,贺世龙的身子便是一哆嗦,泪水直在眼里打转,却不敢流下来。过了一阵,手掌被震麻木了,也不觉得怎么痛了。可中午回家吃饭时,却发觉那十根手指根本没法拿住筷子了。娘掰开贺世龙的手掌一看,才发现儿子两只手掌全是裂口和血泡,满手血迹斑斑。娘心疼不已,埋怨贺茂前道:“有你这样使唤儿子的吗?南瓜才多大?下午莫去了!”贺茂前一听,回头对女人叱道:“敢!你默倒你儿子是公子少爷?这点苦都吃不得,还做啥子人,啊?”母亲自然犟不过老汉,下午便找来了两块白布,给儿子包在手上,贺世龙再去掌钢钎,这才觉得好了一些。再后来贺世龙也和贺茂前一样,手上长起了像树皮一样厚的老茧,也就感觉不到痛了。但这时,那岩上的石头,又变成了绵沙石,贺茂前一锤子下来,贺世龙手里的钢钎就直往石头里钻,但石头就是不破。钢钎陷进石头里,摇,摇不动,用另一根钢钎翘,把两根钢钎都掰弯了,也取不出来。没办法,贺茂前只好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地刨,把钢钎取了出来。

贺茂前在后来的三年时间里,只要地里的活儿一忙完,就带着贺世龙锲而不舍地去从事他的修渠工程。终于从沿山的崖壁上,修通了从上河枷档湾到他窝窝地的水渠。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打算扎河堰、愿望即将实现之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潮水一般涌来了。在上级和干部反复动员、号召、劝说加批评下,贺家湾那些刚分到地不久的农民,又把手里的地契、农具、牲畜,在一片锣鼓声中,送到村里书记贺老踮的手里。到后来,全湾又只剩下贺茂前这个固执的人,还把地契攥在手里不放,想搞单干。这天,贺老踮又来了,先前他已来过很多次,但不管他怎么说,贺茂前都是一副冷水烫猪——不来气的样子。贺老踮想收拾一下这个老顽固、老落后,但又是天狗吃月亮——找不到地方下口。因为贺茂前是响当当的贫农,咬他脑壳很硬,咬他屁股很臭,弄得贺老踮也莫得抓拿。这天,贺老踮不客气了,他在地里找到正在给小麦施粪肥的贺茂前,也不等贺茂前说啥子,就态度生硬地大声问:“贺茂前,你到底走不走合作化的道路?”

贺茂前桶里的粪水已经不多,正用一只沾满泥土和粪便的赤脚勾住粪桶笃笃,将桶里的粪往粪瓢里倒,听见贺老踮的话,连头也没回,就瓮声瓮气地问:“入又怎么,不入又怎么?”

贺老踮说:“走合作化道路,是党的号召,全湾、全乡、全县的人都听了党的话,就是你还在单干!我看你是矮子过河——安(淹)了心,成心和党对着干了!”

贺茂前把粪瓢里的粪,分别倒在麦窝里了,这才对贺老踮说:“我怎么是和党对着干?我的地未必不是共产党给分的?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大家了,怎么又要归到一起?共产党做事,总不能屙尿的工夫就变了吧?”

贺老踮的嘴都气歪了,看见贺茂前挑起粪桶要走,急忙红了眼睛对他说:“我晓得你为啥子不想入社,不就是想到那块窝窝地可以改成田了,你一下子就有两亩多水田了!我月亮坝坝里耍刀——明砍,你不入社可以,但休想从合作社的地上过水!”

贺茂前一听这话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回头对贺老踮说:“我那水渠又没有占哪个一寸土地!”

贺老踮说:“石岩岩也是合作社的石岩岩,你想占合作社的便宜,门都莫得!”

贺茂前以为贺老踮是在吓唬他,就说:“你莫在这里脓垮水垮的,我在那半岩岩上打堰沟,又没有侵害到哪个,你想怎么做嘛?”

贺老踮说:“我不和你多说,你自己看嘛!”

贺茂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第二天,贺老踮果然带着村里的民兵,把贺茂前父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成的水渠呼啦啦地给填了。看着自己三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贺茂前咬着牙齿,恨不得上前和贺老踮及那些填渠的人拼了。但他也晓得即使去拼死了,那也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本来,贺茂前是那种你敬他一尺,他就会敬你一丈的角色,还是一个服软不服硬的人。现在见那贺老踮为了逼他入社,故意采取这样的手段,下蹩脚棋收拾他,即使他晓得独木难成林的道理,但又岂肯下贱地来求贺老踮?况且,他再一想,眼下,他贺茂前一家也没有非到求人不可的地步。几年前分给他的那几亩地,经过挖大翻身、垫土,施底肥,早已不是原来的瘦壳壳地了。再说劳动力,南瓜现在已成为半大男子汉,过不两年,就是一个使牛动耙、挑抬不论的好把式了。何况他下面还有冬瓜和豇豆(那时还莫得白菜),一高一低,早晚放学后,也能够使得到一些力了!至于农具畜生,这两年该添置的也添置得差不多了。我就不相信不入那个合作社,就硬是活不了人!这样一想,贺茂前更是铁了单干的心。以后乡上的书记、区上的书记都来动员过他,他都只有两个字:不入!贺老踮填了他的水渠,让他改不成田,他就继续在几亩地上精耕细作,又用扩大边边角角的办法,来和合作社竞争,竟然每季收的粮食都比那些入了社的人装进仓里和坛坛的多。贺茂前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骄傲和自豪。

但作为庄稼人的贺茂前终究抗不过时代的潮流。在激情燃烧的大跃进的前夕,快满十七岁的贺世龙,并不因为自己是单干户,就没有年轻人的理想和追求。他看见村里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当民兵的当民兵,入团的入团,同年同月生的人大成、东川还被选到公社和区里供销社去了。那颗年轻的心也蠢蠢欲动了,便怀着几分羞赧与激动的心情,给大队团支部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大队团支部书记对贺世龙的印象还是很好的,但因为贺世龙家里至今还没有入社,共青团能不能发展像他这样的人?团支书拿不定主意,就去请教支部书记贺老踮。贺老踮立即坚决地说:“不行,发展他要得个铲铲!坚决不能发展这样的人!”可说完又对团支书说,“除非他老子跟党一条心,入了社,还是可以考虑的!”团支部书记把这话转告了贺世龙。

这天晚上贺世龙回到家里,眼睛肿泡泡的,看见老汉,也脸不是脸、头不是头,消夜都没吃,就跑到床上困了。世龙的娘不晓得发生了啥事,进来问他怎么了?他也不答,把铺盖扯上去盖住脸。贺世龙的娘在床前待了一会儿,出去了。没多久,贺茂前进来了,只见他一把掀开了贺世龙身上的铺盖,恶声恶气地说:“你盖得这样紧,害了夹湿伤寒要焐汗水呀?哪个惹了你,你说呀,跟老子发啥子气?”话音刚落,贺世龙忽然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没好气地冲老汉说:“就怪你!你死落后……”一语未了,刚才在眼睛里打转的眼泪水,就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像是打开缺口的江河,弄得一屋子人都愣了。过了半天,贺茂前才说:“怪老子啥子?老子又没有背哪个屋里的娃儿下油锅!”贺世龙扯起衣襟角角,揩了一把泪水,才继续说:“怪你不入社,害得我……”便把入团的事说了一遍。说完,又抽泣起来。贺茂前听后有些木了,正想对大儿子说点啥子的时候,忽然听得老二冬瓜也嘟着嘴说:“就是,爹,你不入社,我在学校里,同学们尽喊我单干户,他们老是欺负我!我跟老师告,老师也不理!”冬瓜这么说也就罢了,没想到老三豇豆小小年纪,也跟着抽后尾子道:“就是,爹,我们班上每个同学都发了红领巾,老师就不给我发!老师说,红领巾不能发给单干户的儿子!”

贺茂前原先是打算训斥老大贺世龙一顿的,可一听完后面两个儿子的话,又看见三个儿子,都在眼巴巴地望着他,他那心突然就一紧一紧地抽搐了起来,将目光从大儿子身上移到小儿子身上,又从小儿子身上移到老二身上,最后,又落到啥子也不懂的小女儿白菜的襁褓上,那眼睛里,也渐渐起了一层潮湿的雾。他心里突然感到非常愧疚,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些孩子!是呀,自己争气、逞强、不入社,怎么没想娃儿们,他们是生在新社会里,他们的前程会因为自己的斗气而被耽误了呢?这天下父母,莫不是为儿女着想,像现在这样,娃儿还没长大,就因自己受了委屈。要是再大些,还不晓得要受些啥子气呢?一想到这些,贺茂前忽然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他把目光再次从儿女们的身上扫了一遍,突然对贺世龙说:“入,你爹入社,明天你就把地契拿去交给你老踮叔!”

贺茂前入社那天,队里召开了隆重的大会,连公社书记、区委书记都来了,庆祝全区消灭了最后一户单干户,这是农业集体化的伟大胜利。开完会那天晚上,贺茂前坐在房子前面的地坝里,一袋一袋地抽叶子烟,很久都没有回屋睡觉。贺世龙心里醒豁得很,老汉并不是真心实意想放弃单干,而是因为他们这些细娃儿,才不得已入社的。他心里体贴老汉,也端了一根矮板凳,来到地坝里陪老汉坐。二更天的时候,天上一颗彗星,忽然拖着一道长长的尾巴,从头顶划过,沉到对面马鞍山下了。贺世龙听见老汉长长地叹了一声,他以为爹要说啥子,爹却没说。但过了一阵,贺茂前在板凳腿上磕掉烟灰,这才像是忍不住似的对贺世龙问:“刚才天上落祸殃,你瞄见没有?”

贺世龙说:“瞄见了,是绿的!”

贺茂前又叹息了一声,才忧心忡忡地说:“兆头不好,人世间要出灾祸了!”

贺世龙懂得老汉这话的意思,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讲,天上出现流星,如果发出的光是绿色的,就是人间要出灾祸的预兆;如果发出的光是白色的,人间就要死人;而红色的光,就是要发生火灾。可这时,因为老汉已经入社,贺世龙正在积极争取入团,于是就对父亲说:“老汉,那是迷信,不要信它!”

贺茂前听了,却说:“老辈人的话,莫得好大错的,你娃儿不信,就等着看吧!”

贺世龙万万没有想到,爹的嘴巴真的有毒。三年以后,爹的话就变成现实——全国出现了大饥荒!在那场大饥荒中,贺世龙屋里死了三个人:先是自己唯一的妹妹、生下来被爹娘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疼爱不够的白菜被活活饿死。白菜死的时候才四岁,从出世就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真是阎王老爷把她放到人间来受罪的。接着是娘。娘是捧着一只瓦钵去食堂里打“饭”,脚杆像薅秧一样,几薅几薅,就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到阴间找她的宝贝女儿去了。最后就是爹!贺世龙至今仍记得爹死的时候那副吓人的样子。爹本来是个身材瘦小的人,但死的时候全身肿得比黄桶还粗,皮肤亮得跟透明似的,仿佛轻轻一掐,里面的水就会喷出来。可唯独脸没有肿,两只眼睛圆溜溜地睁着,深深地陷进眼窝里,满含怨气地瞪着天。嘴巴张得比牛嘴巴还大,两排黑黄相间的牙齿,向外龇着,像在等啥子东西吃。贺世龙后来才慢慢想明白,爹确实是心有不甘呀!他种了一辈子庄稼,一辈子把土地当儿女一样爱戴,像先人一样经佑,到死却成了一个饿死鬼!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可只要贺世龙一想起爹娘和妹妹的死,心尖子就有一股儿一股儿的疼。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呀,要想把这些往事从心里抹脱,哪有那样容易?

清晨湿漉漉的露水打在贺世龙一双赤脚上,令他觉得十分清爽。他来到牛草湾那块过去曾经属于父亲、现在归在他和世凤、世海三弟兄名下的祖业地边,天已经开始大亮了。擂鼓山后面,太阳早早撒开了一片像是膏脂的红颜色,又像是要把天给燃起来似的。贺世龙听别人聊天说,太阳和月亮是一对兄妹,太阳是哥哥,月亮是妹妹。这会儿西边跑马梁天上的月亮,似乎看不惯哥哥这副爱出风头、张狂的样子,歪着脸在一边怄气。过了一会儿,晓得自己怄气也是白怄,干脆把自己所有的光,都收了起来,躲到跑马梁的后面去,眼不见心不烦,让你个毛头毛脑的人,去发羊角风吧!

贺世龙跳到地里,这块地朝南,又处在一个背阴的湾里,尽管那太阳迫不及待地在东边擂鼓山头发出了光芒,但湾里还是有些麻杂杂的。不过,地里的景色已经能看得分明了。这块地上季种的是清一色的高粱。现在高粱收了,连高粱秆也早挖了。高粱收获早,距种小春作物还有差不多两个多月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贺世龙本来还可以种一季早萝卜,等卖了咸菜萝卜,种小麦正合适。但贺世龙不打算种萝卜,他想把地翻过来,炕一两个月,直接种小麦,这样地的热力和肥力都会大大增加,明年的小麦肯定会获得好收成。贺世龙来到地中间属于自己名下那部分,看见有几株倒藤刺,已经从坡上长到地里来了,还有地瓜藤、茅草,也在往地里窜。贺世龙先用锄头把窜到地里的倒藤刺和另外几株再生高粱苗给铲了,朝手心里吐了泡口水,搓了搓,然后才举起锄头,嗨了一声,开始挖起地来。

这是一把才新打的冬瓜锄,有五斤多重,昨晚上吃消夜前,贺世龙才给它的把上好。他最先给它上的是一根柏树锄把,可想了想,又给它换上一根最结实的青冈树锄把。也就是说,贺世龙一开始就是要这把板子又厚又长的锄头出大力的。也不晓得是因为新锄头刃口不够锋利,还是诚如爹在昨天晚上的梦中对他说的那样,这些年,这地被糟蹋了。尽管贺世龙使出了很大力气,可锄板子吃土并不深。贺世龙把土翻过来,又在原地重挖了一锄,把挖出的土刨到脚尖前一看,果见那土生板板的。贺世龙也像爹当年那样,叹了一口气,心里说:“老汉,真让你说着了,大集体干活时,哪个都怕出力,不管是挖地的,还是犁地的,都做表面活路,让下面的土层都板结了!”说完又说,“不过,老汉你放心,这块地又回到我们手里了,我会像你当年一样,给它挖大翻身,给它下底肥,让它变得又疏松又肥沃!”这样一想,好像爹也在给他使力一样,手上充满了劲,就大锄大锄挖了起来。

这两天,贺世龙怎么也想不明白,大队郑书记为啥要坚持按老祖业分地,让土改时各家分的地,都各归原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多了的退,少了的补。其他大队可不是这样分的呀!这究竟是豌豆滚进磨眼里——遇了缘,还是郑大书记有别的用意?如果是遇了缘,那又是遇了啥子缘?如果说郑书记的葫芦里装得有其他啥子药,却又不晓得里面,是生姜还是大黄?地分得虽然快当,却也留下很多疑问,让贺家湾的庄稼人像猜谜语一样去猜。

贺世龙们不晓得,他们的郑支书虽然也到县上学习了七天,也听了区上王书记在大会上的表态,但他对分田到户的抵触情绪仍然很大。甚至在心里还骂县里丁书记、区里王书记,是他妈的墙头草两边倒。昨天还开大会号召要坚决抵制分田单干风,今天就屁颠屁颠地表态要马上把田分下去,真他妈嘴巴不值钱,说话屙尿变!如果是战争年代,这些人准他妈要当叛徒!他实在想不通,共产党的天下,怎么说变就变了?因为思想不通,所以散会回到贺家湾后,并没有按照区委王书记和公社谢书记的要求立即分田。几个生产队的小队长,看见别的大队分田分得热火朝天,自己大队却还是夜蚊子滚岩——莫得响动,坐不住了,这才一齐拥进郑大书记的家里,问道:“郑书记,我们大队究竟采取啥子措施分田?”当时分田的办法上面没有做统一规定,但周围各大队大多采取的是抓阄的办法。即先把队里田地统一丈量了,然后按等级搭配好,社员每个家里出一个人,到队里规定的地方抓阄,然后按抓阄的顺序丈量田地。社员们把这叫作卵大卵小,各自撞到,显得公平合理。小队长们以为郑书记听了他们的话,也会叫他们回去依葫芦画瓢,按此行事的。可是,没想到郑书记听了小队长们的话后,又拿目光扫了他们一遍,知是大势已去,自己纵有日天的本领,也顶不住这滔滔潮流了。也不晓得他是怎么想的,眼珠子一转,突然对他的下属们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怎么分?就按老祖业分嘛!”

小队长们一听这话,以为自己听错了,都一齐把目光投向自己的上级,一副神情痴呆的样子。

郑锋一见,把肩膀上的旧军服往上提了提,不耐烦地说:“眼睛鼓得像牛卵子一样大做啥子?老祖业你们未必都不懂?”

小队长们说:“怎么会不懂?不就是土改时分得的地和山林嘛!”

郑锋说:“懂了还那样绿眉痴眼的啥子?我说按老祖业分,就是各家有权利,优先得到土改复查时分的田地,这叫大菩萨、小菩萨,各归各的原地方,免得说长道短,哪个又亏欠了哪个!”

郑大书记的话刚完,一个小队长就有些不安地问:“那还重不重新丈量呢?”

郑锋说道:“那土改的时候,都有面积产量,还丈它捞球!”说完又不满地说,“吃多了莫球得事干,才去丈量……”

但话还未说完,另一个小队长说:“可这些年人口增加,有的一家分成了几家,有的人家又成了绝户,怎么办?”

郑锋说:“这有啥子不好办的?不是还有集体时期新增加的地吗?以老祖业为基础,用集体时期新增加的地和绝户的地,来做找补,多的进,少的退!”

众小队长听了这话全都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老队长叫了起来,说:“按老祖业分田的方法,做起来倒是容易,可是怎么公平呢?”

其他小队长也说:“就是呀,这会不公平的!”

郑锋听了他们的话,盯着小队长们反问:“怎么不公平?”

先前那个老队长说:“新中国成立前水利条件很差,不同耕地间因为水源和土质不同,产量的差别很大。地主收租的数量是根据产量的百分比来计算,而不是依面积来计算。现在大家都还记得吧?那时同样是一亩耕地,有的瘦壳壳地,一亩有90多平方丈,有的肥地,特别是水田,却只有50多平方丈。那时候看起来田亩很混乱,其实在当时是有合理性的。土改分田地的时候,也仍然是按这个办法来分配土地的。后来在大集体时期,对那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又是按66平方丈折合成一亩来计算面积。这时按老祖业分田,而且还不丈量,肯定不合理嘛!经过这些年的水利建设,不同田块间的产量,已经没有原来那样大的差别了。这样一来,那些面积大的人户不就是明显捡便宜了?”

郑锋等老队长说完,不但没收回自己的决定,反而对老队长说:“家家都有老祖业田,又能捡多大便宜?你们难道还没听说过,其他地方为分田打架,把人都打摆起了呢!你们未必也想打架?”小队长们见郑锋一味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不好和书记唱对台戏。又一想,分了总比不分好,于是也便同意了,回去分头行事不提。

那么,郑支书为什么要在他这个大队按老祖业分田呢?难道他不晓得用这种方法分田毛病很多?个中原委其实十分简单。这一是因郑支书对分田到户,思想上有点擀面杖吹火——不通,但顶又顶不住,这几天心情正不好,他才没心情像其他大队一样,去做那些笨活路!你想想,要是像其他大队一样分地,又要去把全大队的土地重新丈量一遍,又要给地定三六九等,又要叫大家抓阄,最后还要去把土地按等级给一家一户丈量。这样多道手续,哪个环节出了一点儿纰漏,都会是顶起碓窝耍狮子——费力不讨好!要是大家都把矛盾集中到他这儿,他搁平了倒好,如果遇到不讲理的,还不怪他郑某一个人?按老祖业分多好,管它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反正土改时的政策又不是他制定的,有意见找地下的贺老踮提去!第二,这是最重要的,是郑大支书压根儿不相信,这分田到户的政策会长久!在郑大支书的意识里,一定是上面出了奸臣,蒙骗了党中央,党中央才做出这个分田到户的决定的。等中央明白过来,除掉了奸臣,肯定又会把田收回去!开玩笑,红色江山就这样容易变色了?既然中央很快就要把田收回来,重走集体化的道路,那眼前又何必斤斤计较,把田分得那样细?如此这般,那如贺世龙一般的乡野小民又不是郑锋肚子里的蛔虫,又怎么能明白他们的村支书心里这些弯弯拐拐的想法?

按照郑大支书“大菩萨、小菩萨,各归各的原塌塌”的分田方法,不但这块寄托了贺茂前无限希望和梦想的窝窝地,包括其他土改时贺世龙的爹分得的地,这时都回到了贺世龙他们弟兄三人的手中。然后他们弟兄三人再按每家人口多少来分了爹当年分得的地。当然,除了老祖业外,因为人口增加,三弟兄还各自分到了其他几块山坡地和一头合伙喂养的耕牛。只不过属于他们弟兄的“老祖业”的林地,早在人民公社时代就被毁了,然后到1972年的时候,生产队在那儿建了高温大屋窖和保管室。眼下,队里地不够的可以用新开垦的地补,林地却没法补。因为正是这些年毁林开荒,集体耕地才有所增加。除了少数人以外,很多人的老祖业林地都不足了,又哪来林地给他们补?身为大队长的贺世海便来劝大哥算了,说只要地分了,没有那点林地就算了!又说:一把篾条扯不齐,你莫得的要补,那些老祖业林地少了的也要补,大家都吵着要补,郑书记又当甩手掌柜,你还不是跟我添麻烦!世龙听了世海的话,一是沉浸在分地的喜悦中,二是不忍心刁难老三,于是便按下林地的事不提,而把全副身心都投到分得的几亩地上了。

且说贺世龙挖了一会儿地,太阳就爬上了擂鼓山顶,湾里一下子豁亮起来。左边被太阳光照着的坡如被涂了红黄的油漆,此时红是红,绿是绿。树叶子和草尖尖上都挂着露水,好像刚从水里洗过了一般。鸟儿也起了窝,跳到桐子树或柏树的枝叶间啾啾鸣唱,鸣声既响又乱,很激动的样子,也不晓得它们在说些啥子高兴事。贺世龙感觉身子热了起来。这身子一热,后背上就像有痱子在炸似的,手反过去又抠不着,怪不舒服。于是他就脱了外面的衣服,只剩了贴身的一件汗褂儿。这汗褂儿还是今年春上头李春英用他的一件旧衣服,拆了肩头和袖子上的疤给他缝的。布褂儿没有扣子,只从腋下拴两根带子,穿好穿,脱也好脱。而且带子可松可紧,特别适合庄稼人开山打石、挖地盘土时穿,两条膀子无牵无绊,使起力来特别利落。果然,一脱下外面的衣服,贺世龙感到皮肤一阵清爽,再举起锄头来时,那一把五斤多重的冬瓜锄,似乎轻了许多。

又挖了一阵,贺世龙忽然听见贺兴仁在岩上头扯起喉咙喊:“爸,爸——”

贺世龙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但还是冲喊声传来的方向闷声闷气地吼了一声:“喊啥子喊?”

兴仁说:“妈喊你回来吃饭了!”

世龙嗨的一声把锄头落到地里,他挖地挖得正起劲呢!说:“你们饿了,各人吃嘛,等我啥子?”

兴仁说:“妈说红苕稀饭冷了不好吃,叫你回来吃了又来挖!”

听了这话,贺世龙才说:“你回去到嘛,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这话,像是想起啥了似的,停了手里的活儿,抬头对岩上的儿子问,“早上你是不是在放牛?”

兴仁回答:“是!”

贺世龙接着问:“牛屙没屙屎?”

兴仁说:“屙了!”

贺世龙又问:“屙到哪塌的?”

兴仁说:“青冈林笆!”

贺世龙立即大声对儿子说:“下来把狗屎箢篼拿去捡回来,看被别个捡走了!”

兴仁显然不愿意,嘟哝着说:“我要上学!”

贺世龙听了这话,用了当年爹吼自己的语气对儿子凶爆爆地吼道:“你屁眼里莫得屎屙了,还上的个学!快点去给老子捡回来,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脚杆骨!”

贺兴仁自是晓得胳膊拧不过大腿,过了一会儿,这才翘着嘴,噙着眼泪水儿,气鼓鼓地从岩头下来,提起地边的狗屎箢篼,嘴巴里嘟哝着走了。

兴仁走后,贺世龙又挖了一锄把多宽的地,这才往屋里走。清晨出来时,露水把裤脚打湿了,挖地时又沾上了一层泥土,这时走起路来,不但裤子像有人往下拉一样,沉甸甸的,而且裤边把踝骨绞到绞到的,走起怪不利落。但光天白日,他也不好把长裤子脱了,只好弯下腰,将裤脚往上挽了两圈。但没走多远,挽起来的裤脚又掉了下去,只得忍了。

回到家里,李春英和娃儿果然在等他吃饭。贺世龙没有刷牙的习惯,李春英见男人回来了,急忙用一个已经脱了瓷的洋瓷盆给他打来一盆水,放到阶沿上。贺世龙随手扯了一块晾在竹竿上的帕子,丢进盆里,随后站在地坝里弯下腰,将脸埋进水里,哗哗啦啦洗起来。只听见兴成在不高兴地说:“爹扯的是我的帕子!”

贺世龙脸埋在水里不好答应,却听见李春英在对儿子说:“扯的你的帕子又怎样呢?你爹脸上一莫得病,二又没有在哪里糊上狗屎牛粪!”

兴成听后就没有声了。

原来乡下人洗脸,不像城里人那样讲究,要一人一块帕子。况且乡下人手头紧,过日子得算着过,即使让他们一人一块帕子,他们也未必舍得用。因此,在贺世龙家里一直是一大家子人用一块洗脸的帕子。只是前不久,因贺兴成已渐渐成为半大人,晓得爱好了,才缠着李春英好说歹说要了几毛钱,自己去买了一块毛巾,和父母、弟妹分开了用。刚才贺世龙没看清楚,把儿子的帕子扯来用了。

在贺世龙洗脸的当儿,李春英已经去把饭舀到了桌子上。果然是掺了红苕和苞谷米的稀饭,还抓了一碗泡萝卜,另外炒了一盘南瓜丝儿下饭。原来,当地人都有吃稀饭的习惯。传说在很多年以前,有位皇帝佬来县邑视察,看见满县邑的人,一个个神清气爽、康健矍铄,八十岁的老太还在太阳底飞针走线,用手里的根根丝线绣鸳鸯荷包。一百〇一岁的老公公,还扭着腰肢耍火龙,身姿不亚于蛟龙出洞。皇帝佬甚感奇怪,便问县人平时吃的啥子,县人齐声回答:“稀饭!”皇帝佬大惊,于是龙飞凤舞,信笔写下了“稀饭县”三个大字。自此,县人皆以稀饭为食。此为野史,实不可信。县人喜以稀饭为食,皆为情势所迫。想这县邑,虽面积广大,却是穷山恶水,田瘦土薄,加之人口众多,产出有限,何来那样多塞牙缝的?特别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因有一天活计,讲究的又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不少!”一日三餐都要图个肚儿圆,哪来那样多粮食?于是便在米里多加水,久而久之,这喜吃稀饭的习惯便养成了。农人要一天劳作,如果只一味往米里加水,即使当时肚儿盔圆了,几泡尿一撒,肚皮又瘪了,又哪有力气干活?于是就又跟山吃山,跟水吃水,往那水里加些经饿的杂粮——红苕、洋芋或蔬菜,一锅烩了来吃。有俗语道:荞翻山,麦打坐,红苕洋芋最经饿!又道:小菜半年粮,离了小菜饿断肠!殊不知此等吃法,倒真是养得一方男儿,钢筋铁骨、英勇顽强,养得女儿闭月羞花、鱼沉雁落。近年县人生活由饱而好,但对稀饭仍一往情深,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此为后话,不提。

且说贺世龙上了桌,没看见兴仁来吃饭,便问李春英:“兴仁呢?”

李春英道:“上学去了!”

贺世龙说:“饭都没有吃,就上学去了?”

李春英就不高兴地回答说:“哪个叫你喊他去捡牛粪嘛?你明晓得娃儿上学还要走好几里路,不捡牛粪都要迟到了,还硬是估倒人家去捡!他怕迟到了,回来放下箢篼就跑了!”原来贺兴仁今年才考上公社的初中班,从贺家湾到公社有六七里路,早晨吃了早饭去上学,中午在学校里蒸一顿饭吃,下午放学又回家来。

贺世龙听说了这话本想发作。但马上想到儿子饿着肚子上学,要到中午才能吃上饭,这半天时间里还不把肚子饿巴背了?一想到这里,那做父亲的慈爱心肠就压倒了肚子里的火气,直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但后悔归后悔,却也不在嘴上说出来,反盯了兴成说:“吃了饭跟老子一起翻地!”

兴成说:“阴沟里的肥泥巴还没有起完!”

贺世龙说:“没起完算了,放到一早一晚起,先跟老子去把地翻过来!”

兴成最不愿干的农活就是挖地了。尤其怕跟老子一起干活,要是稍微偷一点懒或出点纰漏,都要遭受老汉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于是就嘟哝着说:“别个都没有这样早翻地,再说我们还有牛……”

可话还没有说完,贺世龙就发起气来了,大声说:“你管别个捞球!那地下面都死板了,牛犁得到好深?要是犁头犁得到笃笃,我吃了饭气力莫得消化的地方,要去挖大翻身?你是不是猫盖屎做惯了,还想铺盖窝窝里眨眼睛——自己哄自己……”

兴成没等贺世龙话完,拈了几块泡萝卜在碗里,端着到外面阶沿上吃去了。这儿李春英见了,用胳膊拐了贺世龙一下,责备地说:“你哪里那样多的话?这样粗的红苕节节,都把你嘴巴塞不到呀?叫他吃了跟你去就是了嘛!硬是,地分了才两天,你就巴不得细娃儿都不困瞌睡!”

贺世龙听了这话,停止了训斥儿子,回头对李春英说:“我是为哪个好?还不是为他们二天好!”又说:“你也不要一味惯他们,都十六七岁了,要是像过去那样兴开童子婚,娃儿都晓得叫爹了!”

李春英说:“你要说就好好地说嘛,一开口就吼,还像不像个当爹的?”

贺世龙岔开话题说:“你今天上午做啥子?”

李春英说:“怎么,又想给我安排活路了是不是?”说完又说,“莫得做的呀?你看这屋里,哪里不是一把抓的活路?原来只说有猪,这阵又有了牛,自留地里的草也该薅了,三升胡豆积一钵,都赶到一起来了,你还怕我耍了呀?”

贺世龙说:“哪个说怕你耍了?我是说,你有了空,看哪些田坎地边,坡坡坪坪有草,都给我连皮铲了,堆到那里。等我和兴成有空了,把它挑回来沤肥!”

李春英说:“你不是在叫兴成起屋前屋后的阴阳沟泥巴吗?”

贺世龙说:“那点肥泥巴够啥?铲草皮子沤肥,又快当又容易,做底肥肥效又久,老汉当年就是这样做的!”

李春英说:“好嘛,我看你一锄挖不挖得到一个金娃娃嘛!”说着,见贺世龙的碗空了,便接过碗,又给他舀了一碗稀饭来。贺世龙接过碗,不再说啥,一家人默默吃饭不提。吃得快结束的时候,贺世龙看见女儿兴琼一双筷子在碗里把几节红苕刨来刨去,寻着里面的米粒吃。贺世龙就把自己碗里的红苕刨到一边,将剩下的饭倒在女儿碗里,又把女儿碗里的红苕拈到自己碗里,这才对女儿说:“快吃,吃了去上学!”

兴琼感激地看了父亲一眼,甜甜地答应了一声:“是!”就呼哧呼哧地喝起稀饭来。原来这兴琼才十一岁,就在村里的小学上学。就像当年爹娘把死去的妹妹白菜当成心肝一样,贺世龙夫妇也是把这个女儿当宝贝似的疼着。李春花一连生下两个儿子后,无论是李春英还是贺世龙,都还想要一个女儿,这样品种才齐全。但这时计划生育已经来了,虽然不似后来那样严格,但李春英是第三胎,那也是不允许的。李春英生下兴琼后,贺世龙被队里罚了一个月的工分。因此,兴琼小时候就被李春英和贺世龙称作“工分娃儿”。“工分娃儿”生下后,贺世龙晓得他们再想生肯定不行了——尽管他们夫妻年纪都还不大,机器也尚完好,但国家要让你计划生育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于是兴琼便成了一个小幺儿。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何况这幺儿又是自己久盼的、被罚了一个月工分的掌上明珠,贺世龙夫妇俩自然疼爱不已了。但农人虽然疼儿疼女,却又不似城里有钱人。兴琼小时也只是李春英在煮红苕、洋芋稀饭时,往那鼎罐里放一只小洋瓷盅,等水开之时,那米会跳进盅里面,煮成一盅白米饭,这就是小兴琼的特殊食物。现在兴琼大了,李春英不再为女儿搞这样的特殊化,但夫妻俩也常常是在吃饭时,把女儿碗里的红苕、洋芋疙瘩,拈到自己碗里,把自己碗里的饭又倒回女儿碗里。如此这般,那疼爱之情也是昭然可见。

贺世龙看着女儿吃完了饭,将嘴巴一抹,跳下桌子,背起书包蹦蹦跳跳地就往外走,心里泛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温暖之情,但又盯着女儿的背影说:“中午放学回来,把牛儿牵出去喝水哟!”

兴琼头也没回,只脆生生地回答了一声:“哎!”十分听话的样子。说完往前跑了。脑后两条羊角小辫,一闪一闪,如两只蜻蜓跟着飞舞一般。

这儿贺世龙也吃完了饭,刚一放下碗,就催兴成和自己一起走。李春英有些心疼儿子,于是一边收碗筷一边对贺世龙说:“你忙啥子嘛?几节红苕筒筒还在喉咙管就嚷着要走,也不等消化一下!”

贺世龙听了这话,只得稍事歇息。他裹了一杆烟,就坐在大门门槛上,看着外面天空,悠悠地吸起来。兴成暂时无事,像是想报复父亲一样,又去屋后的阴沟里起肥泥巴。他把起出的肥泥巴挑到院坝边上,立时就有一股酸臭酸臭的气味传进贺世龙鼻孔里。偏从那肥泥巴里,又拱出一条又肥又大的蚯蚓。李春英养的那两只生蛋母鸡正在院坝外边觅食,一见肥堆里露出的美食,立即叫唤着扑过去,你争我夺起来。一面争抢一面扑扇着翅膀,让那酸臭的味道更浓了。贺兴成以为爹要生气,却见爹眯着两只眼看着肥泥堆,嘴角含笑,一副陶醉了的样子。

正在这时,老二贺世凤趿着一双露出大脚趾头的破布鞋,喉咙里像拉风箱似的喘着气过来了。世凤比世龙要小六岁多,看上去却比大哥还老,也莫得世龙身体好。贺家湾的人都说世凤小时候得过肺病,落下病根,所以现在时不时就犯病。世龙记不起世凤小时候是不是真的害过童子痨,但他很清楚地晓得,世凤这痨病,是在大集体时候得的。那时,世凤是只冒冒鸡,喜欢被人表扬,大队修大寨田,人家挑一箢篼土,他把两只箢篼合起来一起挑。大队郑支书在大喇叭里一表扬他,他干脆三只箢篼垒到一起挑,结果把一根柏树扁担都挑断了。郑支书把他评为学大寨标兵,报到公社,公社又报到县上。县上开大会,县长亲手给他戴了红花。回来后就更加积极了,不论是抬石头、挑毛谷子,哪样活重就抢哪样活干。有次挑起两箩将近三百斤重的毛谷子,往保管室晒坝走,担子刚上肩,脚杆就在打趔趄,一些人高叫:“冬瓜,挑不起就莫挑,撮些出来!”但世凤听后却咬着牙齿说:“哪个说我挑不起?”话音刚落,突然噗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人也栽倒在地上。自此,世凤便落下了哮喘病。虽然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药,可断断续续的,也没见好。郑支书见世凤干重活不行了,让生产队给他安排了一个喂牛的活儿,算是照顾他。可眼下地又分了,牛也分到各户了,世凤自然又只好重操旧业,种田了。

世龙见世凤张开嘴巴喘气,脸色又像是涂了黄蜡,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就从嘴里取下烟杆,在门槛上磕掉了烟灰,关心地问:“又犯病了?”

世凤扶着墙壁喘了一阵,然后才在李春英端来的凳子上坐下来。过了一会儿,这才觉得气顺畅了一些,于是说:“昨天,整……整凉了……”

世龙又问:“去弄了药的嘛?”

世凤说:“昨天晚上……叫万山来打了一针,好……好多了!”

世龙说:“病了就好好歇着,不要忙出来!”

世凤说:“大哥,你看我这样儿,出……出来又能干啥子?”说着又看着世龙问,“大哥你挖……挖地去了?”

世龙说:“我想早些把地挖过来,炕一段时间!”说到这里,突然想起昨晚上梦见爹的事,于是就对世凤说,“昨晚上老汉来给我投梦了,叫我也跟你们说一声,那些地被集体糟蹋了,要深翻!”

贺世凤苦笑了一下,说:“我晓得要深翻,可你看我这个损……损坛子破缸子的样子,我……我正在愁今后的庄……庄稼,怎么种得出来呢?”说完又对世龙说,“哥,你急、急急忙忙挖那些地,做……做啥子嘛?”说着,忽然咳了起来,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了一阵,咳出一口浓浓的痰来,里面还夹一点血丝。世凤正准备用脚上的破鞋底板去把那脏物擦了,却不想刚才在肥泥巴上争夺蚯蚓的两只鸡见了,又飞跑来,抢着把那痰啄进了嘴里。

世龙等世凤咳完,这才问:“你刚才那话是啥子意思?”

世凤一张脸被咳嗽咳得通红,平息了一阵才接着说:“湾里好多人都说,这政策怕不会长……长久呢!要是过……过两个月,就把地收回去了,你还不是白……白挖了!”

世龙又盯着世凤问:“哪个说的政策要变?”

世凤说:“听……听说,前天晚上,郑书记在屋里,大声小声地哭呢……”

世龙觉得稀奇,忙问:“他大咚咚一个男客,又没有死人,有个啥子哭的?”

世凤说:“我也是昨天晚上听万山说的,说他在屋里,就像哭……哭丧似的,还长一声、短一声地喊……所以这政策……怕是真的不长久!你想想,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能长……长久吗?”

世龙问:“这话也是郑支书说的?”

世凤说:“是我……我瞎猜的!大哥你要不信,去问问老三,他是干部,就晓得政策会不会变,免得你跟集体帮……帮干忙……”

贺世龙听到这儿,正要回答,突然听到老二的女人毕玉玲站在他们的房门口冲这边喊:“你说你病了,又到处去串门,药倒起都冷了,还不回来喝药!”

世凤听了女人的话,急忙站了起来,对世龙说:“大哥,都是兄弟,我是好心来跟你打一声招呼,你听……听就听,不听就当风……风吹过!”说完,又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走了。

世凤走后,贺世龙心里有些乱了起来,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听世凤的话。不听,打虎还靠亲兄弟,世凤抱着病,显然不是为害自己而来。可听,他又把不准这政策究竟会不会变?一时想不出答案,就又裹了一杆烟,想在喷云吐雾中好好思忖一下。一袋烟毕,还是没有结果,于是世龙就准备去问问老三。可刚一站起来想走,马上又犹豫了。想那老三,虽是干部,却也只是一个泥腿子官,这政策会不会变的大事,莫说他不晓得,就是他上面的那些官——比如公社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恐怕也不一定说得准。这话又何以见得?你想,要是上面那些官晓得政策会变,又不会这样连声催促地催下面把地分了哦。才分了又收,不是寻些背时活路做?既然上面的官也把不准政策会不会变,那么即使去问世海,那也和世凤一样,只晓得瞎猜了!想到这里,世龙就打消了去问世海的念头。可是,他还是拿不准该不该继续去挖地?最后,还是庄稼人的本分占了上风。他转念再想,庄稼人就是挖泥盘土的命,离了到泥土里取食,我们还能到哪里找填肚子的?管它政策会不会变,农人种地,哪年哪月不是在押宝?春种一粒谷,农人会晓得天干天湿、丰收歉收吗?如果因为害怕旱灾水涝,有种无收,就不去撒谷播种,岂不让天下人骂你先人?这样一想,贺世龙便一下豁然贯通了,决定继续去把那地挖出来!如果哪天政策真变了,那地被集体收了回去,他也没有损失啥子,只是出了一点力。庄稼人别的没有,一身蛮力倒是用不尽的。可要是政策不变,他那地挖出来,炕上两个月,播种前再饱饱施一道底肥,每亩地少说也要比别人多打百把斤粮食!这样,岂不是让我赚着了?如此一想,贺世龙便高兴了,就对兴成高喊了一声:“走——”带着儿子下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