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如果答“低头思故乡”，那肯定不是同道中人，真正的答案是“桥断水倒流！”（出自《赌侠II之上海滩赌圣》）
那时候大家兴趣广泛，根本就没有把这种共鸣放在心上。看武侠小说，打游戏，踢球，打台球，抽烟，泡妞，打架，总之那时的我们爱好广泛，看录像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极其不重要的那部分。
因此，所谓“同道中人”却未必是真正的朋友。当时我有一位同学，叫马晓辉。我们都爱《鹿鼎记》，都爱《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甚至连喜欢烂片的口味也都一样。偏偏我俩却彼此看不顺眼，临近高三毕业时还因一言不合打过一架，具体原因早就不记得了，总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后来相逢于毕业后的同学会，双方才终于把心结打开，算是不计前嫌。
没多久，就传来他因车祸去世的噩耗。这件事非常触动我，因为那时的我浑浑噩噩，从未想到过生死这种大事。当身边熟悉的朋友，一位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家伙突然有一天不在了，你会有一种危机感，这也造成了日后我常常把“活在当下”挂在嘴边的原因。
之所以说到这些，只是因为那时候，我跟香港电影也都算不上是“朋友”。记得有一次在录像厅看过两部片连映，前一部叫《侏罗纪公园》，后一部叫《带色狼回家》。事实上这两部电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不分伯仲。
注：《带色狼回家》这部电影，我后来才得知它的真名叫做《引狼入室》，那年头录像厅乱改片名是常有的事，可能是因为类似片源稀缺，改个片名或许是为了骗取观众错以为是新片而再度买票进场吧。
遇见“香港制造”的朋友。
我刚上网的时候，就学会了交网友。跟大多数男生一样，当时我所交的网友都以异性为主。可后来真正相处下来的，却都是同性网友。
如今，我的网友构成非常简单，他们几乎都有相同的背景：“香港制造”论坛。他们多数是经常在这个论坛灌水的，其余一部分是我在“香港制造”兄弟论坛中交往到的朋友。总之这个圈子非常小，小到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论坛里的人；却也非常大，因为大家身处全国各地，只是因为相似的爱好而聚在网络。
这个相似的爱好就是香港电影。那年头没多少人留意到有影评这回事，往往是看到一部自己喜欢的影片，很想与人分享感受，而身边却苦无可以交流的知己。在网络上，当无意中遇到跟你有同样爱好，并且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很容易就产生了好感；也正是因为网络，不知道对方的样子、岁数以及职业，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傲慢与偏见只要聊得来，便能成为网友。一来二去，我们从电影聊到现实，从现实聊到理想，彼此的认识逐步加深，友谊也慢慢积累起来。
那是我最为落魄的时候：大学毕业，生意亏本，常常失业，借钱度日。
我记得那段日子常常在上班时间也在看帖、回帖，以至于被老板盯上，后来还被炒了鱿鱼，却一点都没有悔改之意。加上正值2003年非典闹得凶，我更加厌烦上班，宁可在出租屋里看碟写稿，乐得自在。
当时并没有几家媒体需要所谓的影评，又恰逢香港电影进入低谷，也根本没多少编辑们看得上的电影需要被点评。一个月下来的稿费非常微薄，扣除房租水电买碟上网的费用，揭不开锅，常有的事。
那年的4月1日，张国荣去世了。我记得当天整个论坛都沉浸在悲伤中，网友哀悼的帖子刷满一屏又一屏。我和其他几位斑竹忙着轮流安慰网友。直到深夜，自己才抽出时间在电脑前痛哭一场。
年底，梅艳芳也去世了，那是香港电影最灰暗的一年，也是我最难熬的一年。
同年年底，经一位常在“香港制造”潜水的媒体朋友介绍，我终于进入一家媒体工作，起点很高：执行主编。尴尬的是，我这个执行主编却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当时那本杂志的刊号刚刚被一家音像商接手（正是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家音像商），老板很是雷厉风行，对内容做得如何毫不讲究，只要求出刊日期必须在一个月内。于是我身兼主编、写手、编辑、校对数职于一身，一个人连写带约稿，忙到昏天黑地。当时惨到什么程度？大年三十，伴随着屋外阵阵爆竹声、隐约传来的欢歌笑语，我却在阴冷的出租房里就着泡面通宵赶稿。一个半路出家、只会写一些三脚猫水平文章的网络写手狂熬近一个月赶制出来的杂志内容，可想而知有多惨不忍睹。这也使我痛定思痛，在完成第二期杂志内容后，毅然向老板提交辞职信，只身奔赴北京，寻找我心目中的“少林”，一个真正能学到“功夫”的地方。
出发的那天，是2004年3月1日，我的生日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第一个当面叫我傻逼的朋友。
认识魏君子，自然是在“香港制造”论坛。当我还是论坛里天真活泼的小可爱时，他已经是堂堂一代版主了。那时他在我们心目中，就好像郭襄心目中的杨过那样伟岸。2004年，我在河北丰润见到了我心目中的这位“杨过”。由于之前就见过他的照片，所以当见到这个身材矮胖的中年男人时（实际他和我同岁，但我以貌取人），我并没有流露出太多失望的表情。可是他第一次开口竟然就称呼我为“傻×”，当时我就认定这个人估计将会是我一生的朋友—因为能这么一针见血看透我本质的人，不多。
为什么去丰润？因为我到了北京。为什么到北京？因为我这份北京的工作正是魏君子介绍的。而这份工作，正是我理想中希望得到修炼的“少林”—掌门人是江湖人称“老六”的张立宪。
如果说之前的“香港制造”使我学会了一点行走江湖的三脚猫功夫，那么老六是真正意义上逼我练武成材的良师。记得刚上班时，他就对我说：“傻×，你来这里，必须编辑记者一肩挑，干不好就滚蛋。”嗯，他是第二个看透我本质的人。
忘了那段可笑的执行主编生涯吧，对于当时几乎没有媒体经验、没有任何采访资源的我，开始的几个礼拜，战战兢兢，几乎一直在打杂，常常希望被同事当作是透明人。有一天，老六问我：“你能采访到如花吗？”（如花，真名李健仁，就是周星驰电影里常扮女人，且挖鼻屎的那位）我说试试看，实际心里完全没底。后来几经周折，通过田启文，居然电话联系上了当时普通话极烂的李健仁。
那期有篇《最爱你挖鼻孔那一抹娇羞》（本书中《羞答答的鼻孔静悄悄地挖》—编者）的报纸，后来听说被老六拿到他的饭局上显摆。我才如释重负，之后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路数。
而魏君子在我来北京落脚没多久，也在他夫人的押解下来到北京，成了我报同城竞争媒体的一名编辑。刚到北京那阵子，他极为不安，压力极大，常常想家。后来却也慢慢习惯了北京的节奏，适应了媒体生涯。这种适应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年过三十，他的头发已逐渐呈地中海状。
再后来，我跟魏君子成了同事，三年。那是我们共同奋斗的三年，很难忘。
一位称得上纯爷们儿的朋友。
在“香港制造”的朋友中，如果说到我最佩服的人，那还轮不到魏君子，而是宋子文（迈克阿郎）。
宋子文当年常常在“香港制造”混，但他后来却很少承认自己是“香港制造”的一分子，原因是他时任另外一个论坛的版主。他当时现实的身份是一本知名电影杂志的编辑，实在令我们这些草根写手高山仰止。
后来我在北京见到他，他往往不经意地谈到：“那年我和杜琪峰倾解……”更是令我们惊掉下巴，他那举重若轻的口吻，带着飘柔般的自信，简直谁用谁闪亮。
但这些都不是我佩服他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自从我到北京来谋生后，我眼中的他几乎就没有正经上过班。曾经当我们都以为他快要饿死的时候，这个人却悄无声息地娶了老婆、买了房、还买了车，生活得相当彪悍。
宋子文的特长除了能说，还特别能写，这也跟他从那本江湖人称“黄埔军校”的知名电影杂志出身有关。我后来认识的该杂志的朋友，基本上都下笔神速，可见经过“军校”锻炼后的确有两把刷子。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我佩服兼尊敬他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来北京那半年，一直赖在他家里混吃混喝，过着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般的生活，他却从未有过怨言。
随着我后来对他的了解，我才深知他之所以不抱怨，只是因为他爱面子。朋友喜欢待在他家里，在他看来那是相当给面子的一件事，他怎么好意思轰人家走呢？
除了这个主要原因之外，我还佩服他的另外一些小优点：比如从不拖稿（哪怕写得驴唇不对马嘴）、仗义执言（哪怕毫无道理可言）、勇往直前（即使常常遭人揶揄、打击）。
他是我所见过的网友中罕见的纯爷们儿，无论是非曲直，他总会坚定地站在朋友这一边。
而人一生，会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呢？
一个人受到挫折，或多或少会找个借口掩饰自己。其实慕容燕、慕容嫣，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的两个身份，在这两个身份后面，躲藏着一个受了伤的人。
—《东邪西毒》欧阳峰。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香港制造”，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模样？应该不会从事媒体业（大学里学的根本与此无关）、也应该不会投身电影圈（对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显得可望而不可即），甚至不会娶到现在的老婆（我们的相识是从她向我借DVD，而我死活都不肯借开始的）。
我很怀念当年的“香港制造”：单纯、热情、无所顾忌，那时的“香港制造”，有一群被黄金时期的港片滋养大的小孩，把自己人生中最宝贵、最有热情的那几年奉献给了这个论坛，收获的是欢乐、丰富、成长，以及友情。
那种友情建立在一种精神上的彼此认同：比如对朋友是应该讲义气的，对爱情应该是忠贞不贰的，对理想是应该奋不顾身的，对生活应该是充满热情的，对困难应该是充满智慧的，对灰暗应该是充满调侃的……而这些都能在香港电影中找得到痕迹，却未必能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被我们一一感知。正因如此，我们这帮人依托以港片的名义建立起的论坛，来寻找彼此的认同。
但是这种认同，随着港产合拍片的到来，而逐渐消失殆尽。当香港电影都蒙上了自己的双眼，那些为之深受影响的观众，也逐渐变得无所适从，或者是，无所谓。
以前，是小马哥说：“我等了三年，是为了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能拿回来！”
那是香港电影拼搏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