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诟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看法。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其他人都可以走，因此长官部的参谋长就自己做主，把从江阴要塞撤回的一条船要了过来，而正是这条船，成了长官部上下三四百人的诺亚方舟。
最初大家都上了船，却不见唐生智，听到岸上传来枪声，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等，赶快开。
参谋长很有良心，他极力劝阻众人，说一定要等唐长官来了船才能开。
一个小时后，唐生智才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江边。上船后，他还希望尽量多载些人走，因此在岸边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纷纷催促，才不得不下令开船。
过江后，没想到北岸真的出现了日军，只得继续亡命，前往扬州去投奔顾祝同。
此时唐生智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都需有人搀扶。随从副官在路边找到一辆板车，可是车上到处都是牛粪。
唐生智身为上将，虽落魄如斯，但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的，哪里肯坐，只得继续由卫士们搀扶着走。
走了几里，实在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可坐？
副官回答：有。
一喜：哪里？
副官说，喏，这辆板车我一直拉着呢，知道您迟早还是要坐。
唐生智悲从中来，不由得长叹一声：想我唐某带兵20年，大小百余战，何曾有过今日之败？
我真是既对不起国人，又对不起自己。
板车很臭，但还是坐吧。
唐生智坐在板车上，一路问左右，长官部的人员有没有全部过江，谁谁谁有没有跟上来，表情异常沉痛。
我到扬州，曾去过梅花岭。
梅花岭者，以史可法衣冠冢而得名。那里现在已经围成了一座小院，本来想进去，但天色已晚，只得作罢。
按照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中的记述，扬州城破之际，史可法本想自杀，但刀被诸将夺下，并为之“所拥而行”。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能够突围，史可法也是不会死的。
无奈扬州已经被四面围困，退到城门口的时候，“大兵如林而至”，清军杀进来了，其他人大多战死，唯史可法被捕。
《梅花岭记》到这一段是最气壮山河的：
围攻扬州的多铎对史可法很客气，称他是先生，劝他投降，但他大骂而死，死之前留下遗言，“当葬梅花岭上”。
事后看来，这多铎充其量也就是个披发左衽的鸟人，他并没有厚葬史先生，梅花岭上只是其部将收集的史可法旧时衣冠而已。
要想你的敌人尊重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打疼他，多铎没到疼的地步，所以他不会打心眼里真正尊重你。
史可法千秋盛名，梅花岭上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扬州的浩劫。
据史籍记载，史可法就义前，曾对多铎说，自己即使碎尸万段，亦甘之如饴，唯一的请求是“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然而明末笔记《扬州十日记》表明，清军对扬州的屠城曾是何等残酷，以至于两个多世纪后，它仍然能够吹响汉民族发动反清起义并缔造民国的号角。
在前往扬州的路上，不知唐生智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只欠一死。
假如没有那条船，假如他没能逃出生天，即使不像史可法那样当着日本人的面“大骂而死”，就像万千军民那样死在混战或混乱之中，亦能名垂青史矣。
人生无常，幸与不幸间，真不能以道理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我看到过的一部清代笔记对史可法殉难有完全不同的记述。
有一个读书人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在即将释放回到中原前，宁古塔将军曾告诉他一段轶闻：
以前破扬州时，我也在军中，曾亲眼目睹史可法一个人骑着小驴来到大营。我们多铎亲王劝他投降，并拿洪承畴作比方。但史可法只是一个劲儿摇头，他说他本来是要自杀的，但就怕死得不明不白，来这里不为其他，只求一死。
多铎百方劝谕都没用，只好把他杀了。
对这段记述，我总觉疑惑，在那样的非常情境之下，史可法如何还能骑着小毛驴，优哉游哉地去见多铎？要知道，路上随便哪个清军小兵，都能一刀把他给解决了。
满人统治中原，很多过去的血迹都想抹去，以便把自己打扮成秋毫无犯的王者之师，这个宁古塔将军大概也是如此的出发点，不过他回忆史可法只求一死的表态，倒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唐生智在南京城该怎么做呢？
也许，他应该像川将饶国华那样，盘腿坐在地上自尽而死。城陷，将必同亡，这才是最佳的选择。
从远战到近战，从近战到守城，从守城到巷战，直至短接，这些他都做了，只缺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短接再不力，则自杀”。他没有自杀，也没有被杀，因此唐生智的道德品质及操守才饱受指责，也因此最终没能成为一个英雄。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扬州被屠，不是史可法的错，同样，南京被屠，也不能归咎于唐生智的抵抗。这一点，不能本末倒置。
唐生智辗转到达武汉后，“低调俱乐部”的老大汪精卫把他请去吃饭，席间一再哀叹，说不能再打仗了，得另想法子。
唐生智这时虽因南京之败而备受指责，却仍不改初衷。席间他悲愤地对汪精卫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而死的，如果这时还要“另想法子”，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
汪精卫低头不语，家宴遂不欢而散。
见到蒋介石时，他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请求处分。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处分他，但他仍然以照料重病的老父为名，避居乡里。
这之后，唐生智终日沉浸于佛学和哲学之中，而对于失守南京的沉痛和内疚，也几乎伴随了他半辈子。
现实常常会让人变得更加脆弱，很多年前的那个绰号，似乎也早早就为结局作了准备，青灯，古佛，意义，以及一生的反反复复，沉沉浮浮。
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夸口，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天皇极感满意。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他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中国军队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一个人痛苦不堪。
这个人就是下达撤退令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