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招，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阎锡山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个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阎锡山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就先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前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18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顿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诸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地撤军，还连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阎锡山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家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的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阎锡山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古。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蒋介石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阎锡山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300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善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善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山西本来还有一个晋北可为屏障，如今则只能退入内长城，以此为依托组织防守了。
除了东条之外，阎锡山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上头不同意，板垣就得想别的招。
早在“九一八”前后，他跟石原莞尔就成了一对好哥们儿，现在后者正在朝中做着大官，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
板垣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石原，作战部部长便替他在参谋本部进行了一番鼓吹。
最后结果是：OK！
事实上，板垣对进攻太原可谓成竹在胸，而他的法宝还是跟南口战役时一样，即对当地地理非常熟悉。
天下人只知山西之险，却不知如何破险，某却知道。
多年前，板垣便假借到五台山进香的机会，勘察好了进攻路线，如今只不过是照着那个路线重走一次罢了。
这个路线，因一座长城关口而闻名，它叫平型关。
9月21日，板垣师团突然攻向平型关，对晋绥军侧背造成很大威胁。
阎锡山督阵雁门关，防的是正面的东条兵团，没想到旁边又闪出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不由手忙脚乱。
还得算啊。
虽然“大同会战”失败了，但老阎并不认可那种自己只会算军事账的说法。
蒋、冯、阎、李四巨头里面，若单比本本的话，自己这个绝对最亮——陆士第6期！
早在中原大战之前，我就领着晋绥军打过无数次仗，不然，如何能有今日之江湖地位，说山西人不会打仗，那真是扯淡。
当然，老阎也知道，人家说的不是以前，说的是现在，眼瞅着这几年晋军还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要是有，也都是由实际已分离出去的傅作义带着绥军干的。
剩下的确只有回忆。
老阎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盯着面前桌案上的地图，搜肠刮肚地回忆从前曾经打过的那些“漂亮仗”。
看到平型关，忽然就想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北伐。
那时正是北伐军风头正劲的时候，北洋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垮了，孙传芳也跟着倒了大霉，老阎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在太原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北平的张作霖一看他投了国民党，马上派奉军入晋“讨伐”，前锋直逼平型关。好个老阎，不闪不躲，索性敞开平型关，放奉军进来，然后在关内予以重击。奉军进得来，却出不去，那个狼狈。
只可惜当时北伐军在徐州那里就退了下去，未能北上援助晋绥军，否则的话，也许二次北伐都不需要，第一次就可以把张作霖给赶到关外去了。
想到这里，老阎高兴了。
都是同一地点嘛，历史为什么不可以重演呢。
本来在大同就要布口袋阵，却让李服膺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给坏了事，可这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口袋打法有问题，不妨换个地点，在平型关这里再扎一口袋。
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起初就是要把板垣师团“诱”入平型关，放进口袋后，再将平型关口截断，然后按在里面狠打。
按照阎锡山的亲自部署，来参加会战的各路人马都忙乎开了，做饵的做饵，攒底的攒底，一切准备停当，口袋大致成型，就等板垣小朋友来上钩了。
应该说，老阎的这个思路不坏，很见陆士功底。
倘若板垣真的一头钻进这个口袋，自然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老阎却又改变主意了。
阎锡山决心动摇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叫孙楚的谋士来献计了。
孙楚，外号人称“孙神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虽说是保定首期的高材生，可孙楚并不比李服膺好多少，也属于老阎身边的乖孩子类型，“让干甚就干甚”，平时自己不会动脑，打仗更是乏善可陈。他能充帐下谋士，只是一张嘴巴特别能说会道而已。
为什么会被称作“孙神经”呢，就是他指挥作战时喜欢卖弄，强以不知为知，出招时花样翻新，华而不实，因此常给人举止恍惚、神经错乱之感。
阎锡山说要把板垣放进来关门打狗，孙军师却作跌足大呼状，曰大事坏矣。
为何？
雁门关，主战场也，平型关不过是次战场，现在把板垣放进关来，岂不正中对方分进合击之计。
如果是北伐那会儿，老阎打仗正打得热乎，没准还会坚持己见，可多年不握枪把子，手早就生了，相应地也越来越缺乏自信，听孙楚一说，不由得犹豫起来。
那依你之见呢？
孙楚胸脯一挺：照我看，晋军在平型关已集结了不下十六七个团，足以抵挡板垣，同时又有八路军抄于敌后，到时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
想到在大同的口袋阵不仅没布成，还把整个晋北都丢掉了，本想狠一点的老阎最终还是采纳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方案。
老实说，坚守平型关的计策也不是不好，关键还是得看你能不能守住。
平型关一线，首先与板垣交上火的，是高桂滋第17军。
高桂滋不是晋绥军，属于来援助山西的客军，与板垣师团先头部队苦战三天之后，终将其阻于平型关外。
由于所部牺牲很大，高桂滋连发求援电报。
此时阎锡山另外又得到报告：八路军林彪115师越过五台山，已从平型关东侧潜出，并将秘密部署于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联系两方面的消息，老阎忽然又有了新的计算。
关门打狗过于冒险，坚守平型关看来又失于保守，那何不在平型关外决战呢——由平型关正面出击，再让八路军包抄其后路，岂不妙哉。
老阎激动起来，决定调动担任预备队的六个团出击，既可增援高桂滋，又可顺势出击。
出击时间：9月23日下午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