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呦，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着：“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作“他詹姨”的，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煳的气味，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着头，甩着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呼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儿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儿辣椒末、洒一点儿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愣。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边，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径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5]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呼呼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着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着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像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着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词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词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态度虽然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了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像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像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唯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
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像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唯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调入北京，因此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去找当年大学同学嵇志满，也正是为了验证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满，本是为了解决她自己的问题，可是谈话之间，知道嵇志满这么多年竟然还没结婚，她又突然勃发出一种热情，不管人家嵇志满是怎么个想法，积极地为嵇志满介绍起对象来。
詹丽颖就是这么个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地帮助别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兴冲冲地跑回自己家，找出来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兴冲冲地跑到薛家权作厨房的苫棚中，一把夺过薛大娘手里的擀面杖——其时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将自己带去的炒米粉口袋撕开，把那炒粉倒在案板上，大声地笑着说：“甭费那份力气啦！瞧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来惹人讨厌，但当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拢鼻际嗅了嗅以后，却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如此，又何必现炒生米呢？
薛大娘脸上有了笑容，对詹丽颖说：“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着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连说：“哪的话，哪的话，我让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给我捎来吗？今天是纪跃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
薛大娘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路喜纯看，问：“就使她这个吧？”路喜纯看了，点点头说：“使上吧。您炒的那些个也使上，不用擀碎了，合弄到一块儿使，多蒸会儿就是。”
正在这时，薛大娘听见一声唤：“妈！”她朝苫棚外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牵着孙女小莲蓬来了。
7.婆媳之间的矛盾，难道真是永恒的吗？帮厨的倒勾起了一桩心事。
薛大娘一见孟昭英，气便不打一处来。
“你怎么这时候才到？你要心里头搁不下我们，你有能耐别来！”
孟昭英估计到婆婆会埋怨自己，但一张嘴话便这么难听，却颇出乎她的意料。她尽可能忍住涌动在胸中的委屈，解释说：“一早起来小莲蓬就嚷嚷不舒服，给她试了试表，三十七度二，低烧。能让孩子烧着不管吗？我心里火急火燎的，早点没吃，就牵着她去厂桥门诊部，挂了个头一号，人家一开诊就给她瞧了，还算好，心肺正常，说是感冒初起……”
孟昭英说这些话的时候，薛大娘伸手摸了摸小莲蓬的额头，只觉得汗津津的，也未见得发热。小莲蓬叫着：“奶奶！我要吃鱼！”她看见了苫棚里钢种盆[6]中的黄花鱼，不禁有点馋，毕竟那季节鱼很不好买，她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薛大娘听她嚷“吃鱼”，便知她算不上有什么病，因为真要感冒起来，头一条就厌烦荤腥。薛大娘心里头忖度着孙女儿身体状况的时候，发现孟昭英身后并没有跟进来大儿子薛纪徽，不禁大声地问：“徽子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
孟昭英便告诉她：“一早就加班去了，说跑完一趟就收车，收了车赶紧来咱们这儿。”
一早就加班去了！薛大娘听见这话，心里只是心疼儿子，不由得对孟昭英更加反感。她尽情地数落起来：“你也太贤惠了！大礼拜天的，你还让他加班去！你们就缺那么点子加班费吗？你不知道小跃子今儿个办事呀？你成心让咱们家团不成圆是不？我一大早就到门口等你，左等右等不见影儿，敢情你打了这么多埋伏！……”
孟昭英哪容得婆婆这么数落！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于是她把脸一绷，扬起声音，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他自个儿要去，能怪着我吗？我跟他说了嘛，你要不一早赶到家去，妈准得埋怨。他说，埋怨就让她埋怨吧——这话要是我编出来的，我舌头今儿个就烂在嘴里。他说现在不比过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住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着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没梳，早点没吃，带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易吗？……”
孟昭英是个伶俐人，她要讲起理来，一句跟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娘在媳妇的这种攻势面前，只觉得对方忤逆，话可是顶不上去了。在屋里待着的薛师傅，听见了婆媳二人的声息，知道又是一见面就闹矛盾，赶忙走出屋来，心里琢磨着该怎么打个圆场，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谁知他没来得及开口，一旁的詹丽颖却插了进去，以抱打不平的口吻对薛大娘说：“大娘呀，您就消消气吧！这算不了什么！如今的年轻人，有几个能体谅老人心的！”
薛大娘正感到气淤语塞，詹丽颖这话一出来，倒让她解气，她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一时间换气不匀，她不禁又连续咳嗽起来。
孟昭英对詹丽颖一贯没有好感，见她这么多管闲事，便毫不客气地说：“詹姨，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怎么不体谅老人了？您换到我的位置上试试，要依着您那脾气，您能像我这么心平气和地解释吗？您早就翻儿[7]了！”
薛师傅在一旁直着急，真怕那詹丽颖再撂下几句着三不着两的话来。谁知詹丽颖听了孟昭英的话，反倒呵呵地仰脖笑了起来，笑完大表赞同地说：“可不，要我是你，我准跟大娘顶撞得七窍冒烟！嘿，我这个脾气哟！”说完，竟径自把小莲蓬一牵，宣布说：“小莲蓬，跟你詹奶奶吃糖去！”拉着小莲蓬回她家去了。
薛师傅借这个空当，赶紧走过来，若无其事地说：“昭英来啦，屋里先喝茶去吧！”
孟昭英笑吟吟地叫了声“爸”，自动下台阶地说：“我来晚了，茶不忙喝，先洗洗手，帮助弄菜吧！”
孟昭英洗完了手，走进苫棚，薛大娘也便恢复了常态，向她交代完应当给路喜纯打哪些下手，自己便离去了。薛大娘还是那么个习惯，只要媳妇一到，她就不再弄菜烧饭。孟昭英早就对她这种心理和做派有所腹诽。不过既然回到家中，孟昭英也总是主动进厨房操办。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她一边在苫棚里忙着，一边扬声对屋里的婆婆说：“妈呀，您得便去詹姨那儿招呼一声——小莲蓬衣兜里装着药呢，让詹姨按药袋子写的哄小莲蓬吃药，可别吃错了！”当她看见婆婆的身影向对过詹姨家移动时，不由得在心里说：对呀，我年轻，多干点活应该。可不能因为我是媳妇，你是婆婆，就什么都得我干，你在那儿享受着；谁跟谁都是平等的，家里的事，得大伙儿分担着干！
孟昭英一边干着活，一边跟喜纯聊了起来，开头不过是些应酬话，聊上一阵以后，她觉得这小伙子的一些想法，倒跟她挺合拍。
她说：“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的时候，哪有这么个排场。瞧今儿个，请你们饭馆里的大师傅来帮忙不说，还非得倒腾出什么四四十六盘，不许重了样儿……等一会儿汽车还得到呢！原来说让我们那口子借辆小轿子[8]开，后来又说大伯子开车不合适，让他给走个后门，请个开小轿子的朋友给捧捧场。我们那口子不干。你不知道，他思想进步着呢，他不是请不来，再严的制度，开公车的司机也能插空儿跑几趟私活，可他愣不干。为这事我婆婆急得抹了好几回眼泪——她疼她大儿子，觉得他不孝顺，也不像对我似的呲儿[9]上一顿。她就光是抹眼泪，小叨唠，我们那口子让她给哭软了心，收起了那些个‘勤俭办婚事’的套话，一抽大腿说：‘您别这么哭天抹泪的了。依您的意思，咱们小跃子结婚也用小轿子接新娘——咱们租出租汽车去，我出钱！’这不，一会儿出租汽车就该到了，先奔咱们这儿，我们坐进去，到女家迎亲，再打那儿坐回来，这么三跑两跑的，得多少钱！……”
路喜纯说：“是啊！得不老少。听说为了不让坐小轿车办婚事的风盛起来，叫这号车收的费，比一般用车要高出好些！”
孟昭英说：“可不！反正我们两口子两个月的奖金，全得搭进去了！就这么着敲竹杠，想租你还不定租得上呢！头几个月就得去预约，我们那口子说是不走后门，其实也还是走了——不走后门去预约，起码得过春节时候见。多亏找人说了话，这才定在了今天！”
路喜纯说：“不过，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里头的大事儿，弄得像个样儿，也应该。人家天天坐，咱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回，还是自个儿花钱，坐坐小轿车，在家里摆几桌像样的菜，喝点吃点，热闹热闹，也不为过。只要量力而行，不为这个捅下窟窿就成。”
孟昭英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意思。你当我就不羡慕他们吗？我要能跟我们那口子再结一次婚，这回我也得坐回小轿车，上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来张16英寸的彩色礼服照，那大纱巾一披，大纱裙子一穿，手上套着白手套，再攥把鲜亮的花儿，够多来劲儿！”
路喜纯赞同地说：“可不，我路过照相馆，就爱看橱窗里头摆的结婚照。就是丑人，把礼服那么一穿，姿势那么一摆，也有了个派头。新郎的手套不往手上戴，只把它叠着攥在手心，谁设计的这号做派？真够帅的！”
孟昭英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照过啦？”
路喜纯脸红了，忙张罗着说：“嫂子您歇着去吧，剩下的活儿我全包了，只不过肉片、菜码先过过油，只等头批客人到，咱们就下锅开炒。”
这时恰好薛大娘在屋里招呼孟昭英，显然是小轿车预定来到的时间逼近了，孟昭英便对路喜纯笑笑，出苫棚进屋去了。
路喜纯把米粉肉蒸到火上，暂且无事，他坐在了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歇息一阵。他发现一旁的凳子上有为他沏好的茶和准备着的一包烟。他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茶，搁下茶缸，想了想，便从那包牡丹牌香烟里，抽出一支来，点燃，徐徐地吸了一口。他平时并不抽烟，然而，不知为什么，刚才同这位素昧平生的嫂子聊了那么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神情多少有点恍惚，似乎只有抽一支烟，才能恢复平静。
他照过那种相了吗？他将会去照那种相吗？为什么对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他公布了自己爱在照相馆橱窗前停步的隐私？如果他有一天去照那种相，谁是他的伴侣呢？难道会是她吗——那个圆脸庞的、貌不出众的妇女？她就住在他们饭馆附近，几乎天天早上来买油饼，用一个缺了瓷的搪瓷钵子，每次都买四个，一次没有多过，一次也没少过。她来买油饼时似乎总没来得及梳头，头发蓬松甚至很乱，脸上总笼罩着一种梦幻般的神情。
路喜纯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她。到这里来买油饼的常客很多。只是有一天，轮到她那里凑巧只有三个了，而新的一锅因为某种技术上的原因，需要等待比平日更长的时间才能炸出来，她便立在售货的窗口外，捧着那只搪瓷钵子，发呆。忽然间来了一个头发和胡子似乎都好久没理的壮汉，走拢她身前便粗声粗气地埋怨，她似乎辩解了几句，对方骂了一声，拽住她胳膊把她往外拉，搪瓷钵子不慎掉在了地下，发出一声锐响，又听得“啪”的一声，似乎是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虽然哭着，抱怨着，却还是随着那男的去了。路喜纯冲出操作间，想追出去跟那个壮汉评理，被一位顾客拦住了。那顾客告诉他：“人家是两口子。那男的是个浑球，女的是个受气包。他们家的事，谁也插不进去，由他们去吧！”
后来路喜纯听人说，他们俩原是在同一处农村插队的。有一回，插队的知青们到邻村看电影，那男的同几个男伙伴一起走。那女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们都不怕路远，翻过一座虽不算高但也颇费脚力的小山，去看那部电影。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就是需要翻两座再高的山，他们也会去看那部电影。天渐渐黑了。几个男的嘴里不干不净地聊着。忽然间他们打起赌来，赌谁敢“拍婆子”[10]，他们实在不是天生的流氓，因为烦闷无聊，因为好胜心无处发泄，他们在那么个特定的环境中竟然赌上了这个！其中一个就说：我敢！你们看那边就有个“婆子”我就去“拍”她！于是他们商定了赌注：一瓶当地产的白酒。那男的离开同伴，去追那女的去了。开始表示出骑士的风度，说要保护她，陪她去看那部电影；后来献殷勤，将自己家里寄来的，珍藏许久而仅剩不多的糖果，递到了她的手中；最后……当他们看完电影归来时，他在野地里便占有了她。不久她怀孕了，那位男子站出来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立即同她结婚。她便同他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一起搬回了城里，各自都分到了一个工作。那女的在新的生活中，复苏了她的自尊和理智，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甚至告到了法院，但法院说她丈夫即使当年确有诱奸的罪行，现在也早已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限；而男方单位的领导和街道办事处，为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计，又都采取了劝和的态度。这位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她的生活全貌究竟如何？不得其详，路喜纯只是看见她每天早晨捧着那只搪瓷钵子，若有所失地来买油饼。每当路喜纯帮助售货时，他总要用竹夹子翻来翻去，尽可能挑出四个炸得最鼓胀、最匀净、最金黄锃亮的油饼，搁到她那个搪瓷钵子里。他发现每当这时，她的一双眼睛便仿佛从梦中醒来，充满感激地盯着他。他真想对她说：“你会离开厄运，得到幸福的，准的！”然而他始终没有机会对她说这样的话。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推算出来，她比自己要大三至四岁。
有一天，他会同她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去，照那样一张相吗？她穿着白纱裙，把下摆上的套环套到手腕上提着，而他穿着西服，手里攥着一双手套，站在她的身旁……这想法荒唐吗？构成犯罪意识了吧？就连最知心的嵇老师和何师傅，他也从未向他们吐露过。他向谁也不会吐露。而且每当这种隐秘的念头浮在心头，他便自己将它压制下去——“这是十足的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像抽烟一样有害。”
然而，在别人结婚他来帮厨的这一天，他却抽着烟，心头又一次浮上来这个幻想。
他被烟呛住了，不禁咳嗽起来。
8.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着。按说他可以带马扎[11]去坐在那里，或者干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着脖颈朝胡同口伫望着。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着；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着：“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着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
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糊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12]指派下每天敲着牛胯骨，沿街唱着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地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主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像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老喇嘛奥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压你们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厉害吗？”
“奥金巴从不打我们。他就是教我们念经，带着我们外出念经去。”
“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着，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着念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着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
“主家给的钱，你们小喇嘛能得着吗？都让那奥金巴独吞了吧？”
“我们能得着。奥金巴领着念，他叫‘正座’，他多拿半份钱。比如我们得三块，他得四块五。”
“你不觉得那是剥削吗？他为什么拿那么多呢？”
“倒没觉得他剥削了咱。咱的经是他教的呀。《归一经》《白度母》《绿度母》《心经》他都给教会了。还有《供师经》，特长，他也给教会了。他还教会了我吹‘刚咚’[13]。那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叭，两米多长，只能发两个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没点力气还吹不响哩！”
“听你这么一说，你们当年过得倒挺不错哩！”
“倒是不挨打受骂。可后来那票子不值钱，棒子面都一天涨好几回价，甭说我们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奥金巴也不宽绰，所以他那大儿子跑出城去，参加了解放军。”
“这是真的吗？奥金巴倒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可他那大儿子怎么不回来找他？也没封信来？”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见过奥老大，穿着咱解放军的军装，听说还当了个排长哩！”
“你掏心里话，究竟是解放前好呢还是现在好？”
“还用说吗？当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码的，提着粮食口袋往粮店去，这心里踏实了不是？”
薛永全的这种认识，听起来是肤浅的，然而却是稳定而坚实的。在以后充任国家售货员的工作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心满意足，无所奢求。为了让薛纪跃“顶替”，他在两年前办了退休手续，后来便到一所仓库充任看守挣“补差”。在那看守岗位上，他依然保持着那样一种心境和工作态度，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应当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于沉入冥想的时间里，他意识的潜流中，也很少浮现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驳陆离的画面，而更多的是为将来真正退休后的生活，做出多种色彩丰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带斑马纹的热带“神仙鱼”在悠悠游动，一只开了嘴的画眉在装妥铜钩的固笼中嘤嘤鸣啭，一对油褐饱满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转，等等。
此刻，薛师傅在门口等着那迎亲的小轿车来，心中毕竟不免小有感慨。坚持要小轿车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这几年还总有人问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样，许娶媳妇，对不？”他只是和蔼地点头肯定着，心里却觉得问话的人少见多怪，岂止当了喇嘛许娶媳妇，娶了媳妇的人也可以当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还没到隆福寺，正在那绢花行里当徒弟时，才十七岁，他就娶媳妇了。媳妇是父亲给说定的——岳父原是跟父亲一样拉排子车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事由，在中南海里头给当官的推火车——这事说起来怕如今的人们都不信了：民国初年中南海里还保留着晚清修建的一箍节铁路，上头有火车车厢，但并无火车头，怎么让它开动呢？就靠力来推。薛师傅的岳父当年就推过一段那火车，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贫民眼中简直是“得儿蜜”[14]了。娶进这样一位“火车司机”的女儿，自然不能草率从事。在家里头搭“喜棚”宴请“五服”固然做不到，烦“跑海的”到“冷庄子”[15]去订席也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决定就在屋里摆三桌自馔菜肴意思意思。婚宴可以从简，迎娶仪式却万不能马虎。于是薛家尽其所有，从轿行租了一套轿子。如今电影上演旧时北京娶媳妇，往往只有一顶轿子出现，其实一顶哪儿够！新娘子得有一顶八抬或四抬的红轿自不待说，娶亲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和送亲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还得有一顶四抬或二抬的绿轿，随轿而行的，还有各色执事：打伞的、打扇的各两人，打旗的四人，打锣的、打鼓的、吹唢呐的、吹号的若干人，哪一样不得花钱？一场婚事完毕，薛家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薛永全母亲本来就有病，天天得煎一砂锅中药吃。为及早补上这个窟窿，她自从媳妇进门就断了药，结果薛永全进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当媳妇的呢，每当看见别人娶亲的花轿和执事队伍喧嚣而过，却总要比出几项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如那打出的凤尾扇，别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镶的小镜子闪闪发光，而自己当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镶的小镜子则像长出“萝卜花”的眼睛珠，够多窝心！你也不能说她的叨唠都毫无道理，同样是活在世上的人，凭什么她所享受到的就该比别人少？本以为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状态，薛大娘不该再有了；在“文革”期间，当老大薛纪徽和孟昭英结婚时，小两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什么小轿车，连想都没想，散了一点喜糖完事。那时候薛大娘也确乎心平气和，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可如今轮到薛纪跃办事，她内心里的那种意识，却又浓浓地浮到了上面来。可见把一个人的意识压抑下去并不困难，而要把它改造过来，却是相当困难，而且是很难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轿车的到来，当作这天婚事中的头一桩大事。她在屋里催促着孟昭英梳头整装，并亲自用一把崭新的棕丝炕笤帚，给孟昭英的棉袄掸土，其实孟昭英那织锦面的丝棉袄和外头的紫红提花纺绸罩衫都并无尘土可掸。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的汽车喇叭声，那声音始终没有出现，但她却忽然判断出：“来了！”真不知她是怎么听出小轿车开拢院门的声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边催着孟昭英出门，一边扭头嘱咐薛纪跃：“你再拾掇拾掇吧，一会儿人家可就真来啦！”薛纪跃也不知是出于无聊还是出于惶惑，坐在一把闪闪发光的镀铬折椅上，手里拿着一盘新买的录音带，低头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经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装，打好艳红底子带金龙图案的领带，脚上是一双锃光发亮的三接头黑皮鞋。对于母亲的叮嘱，他不屑于作出反应，他还有什么好拾掇的？他盼着该经受的一切早一点结束，就像录音带在录音机里快速卷动一样——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并出了屋。她让孟昭英快几步先到院门外去，她自己则要去澹台智珠家请澹台智珠出马。
这时薛师傅在大门口迎住了那辆停靠过来的出租汽车。他弯下腰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车里坐满了人呢？
9.京剧女演员只好从迎亲行列中退出。
从出租汽车里出来了三个神色仓皇的男人。他们一下车便直奔院内，对薛师傅和迎出门来的孟昭英连斜眼一瞥的兴趣也没有。薛师傅和孟昭英都不禁愕然。薛师傅正想凑拢车窗问问司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司机却开动车子，显然是要掉头离去。薛师傅一时间懵了，呆呆地站在了大门口，活像一尊石雕。孟昭英总算及时恍然，忙过去对公公说：“爸，这不是咱们要的那辆车。”
那三人原来是澹台智珠的同事。为首的一个长着一张马脸，但皮肤白皙，头发墨黑（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用染发水染过的），鬓角留得很长，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穿着一件织有古钱图案的赭色绸面对襟皮袄，领口没有系拢，露出里面的一条绸子围巾，那绸子围巾是蓝底子的，上面似乎印满白色的书法作品。他便是将同澹台智珠合演《卓文君》的小生演员濮阳荪。另外两个，矮胖的一位是拉二胡的，干瘦的一位是弹阮的。他们急匆匆奔向澹台智珠的家门，恰巧澹台智珠穿好了衣服，正同薛大娘准备同到院门之外，双方劈面遇上。
澹台智珠一望见这三个人，便觉是不祥之兆。她请乐队的五位主力来吃饭，为何只来了两位？而且最主要的两位——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竟然都没有来，弹琵琶的小秦也不见影儿。而她并没有邀请的濮阳荪，偏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这不是乱了板眼吗？
濮阳荪一见澹台智珠，先耸眉惊叫起来：“哟，智珠，你这是意欲何往呀？”
澹台智珠恨不能一下子把对方问个明白，但薛大娘就在自己身边，已允诺承担的迎亲任务怎好就此推托，便对三位来客笑笑说：“真不巧，我得出去一趟，你们先进屋坐吧，我去去就回来！”
濮阳荪并不放过她，依然表情丰富地盯问：“你究竟哪儿去呀？有什么事比咱们的事更火烧眉毛呀？”
澹台智珠只好望望身边的薛大娘，解释说：“我帮邻居点忙，给迎迎新娘子去。”
濮阳荪连瞥薛大娘一眼的兴致也没有，只是双手一拍，又伸出右手食指一转一指，指定澹台智珠说：“你呀，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澹台智珠一惊，心情更加慌乱，不由得连问：“究竟出什么事了？你们光瞎咋呼，能不能说个明白，到底是怎么啦？”
拉二胡的那位便在濮阳荪身后说：“老赵、老佟另攀高枝啦！”
弹阮的那位也在濮阳荪一旁说：“快想辙吧，要不咱们可就散摊啦！”
澹台智珠心里“咯噔”一下，仿佛有什么东西沉落并断裂在那里。啊，她曾有过的最坏估计，果然在今天成了现实！
薛大娘从三个陌生人一出现便感到不安，及至听见看见他们跟澹台智珠这么一说，澹台智珠那么一皱眉、一发愣，心里不由得比澹台智珠更其慌乱。迎亲的小汽车已经停在门口了，这可怎么是好？她巴不得澹台智珠撂下那头暂且不管，及时同昭英出发往女家去迎亲。可眼下的形势显然容不得澹台智珠跺脚走人。她只得赔出个笑脸对澹台智珠说：“智珠呀，那你就先把这几位师傅让进家坐吧。我们在大门口等你一会儿。你安顿好赶紧来吧！”又对那三位陌生人说：“让您三位师傅受屈啦，我们求智珠帮个忙，不一会儿就能回来。”
澹台智珠同那三位来客进了她家以后，薛大娘赶紧走到院外，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院门口并没有停着小轿车，只有薛师傅和孟昭英翁媳二人呆立在那里，引颈朝胡同口外眺望。她眼前不由得一暗，心想今儿个是冲撞了谁呢？怎么就没有一档子事儿顺心？……
澹台智珠让三位客人落座以后，顾不得沏茶招待，忙让他们“细细道来”。原来那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今儿个一早就让一位资历、待遇、名气都比澹台智珠略胜一筹的演员接到家里去了。虽说详情不清，但那位澹台智珠得叫作“师姐”的角儿“鱼竿钓鱼”[16]，是再清楚不过了，而老赵和老佟的“不地道”也由此暴露无遗。拉二胡的和弹阮的二位在“汇报”中一方面表白着自己对澹台智珠的“忠心”，鄙薄着那老赵、老佟两位“不义”，一方面也不隐讳他们的观点：“虽说一块儿合作是为了事业，到底谁也不爱喝见不着油星子的清汤。”是呀，澹台智珠理解他们的心情，给谁伴奏不是一样干活？跟着那位“师姐”，时不时能到全聚德、丰泽园“聚餐”，到家里对戏，也总有啤酒、汽水、冷切[17]、糕点、水果招待；“师姐”记性还特别好，知道你有个上幼儿园的儿子，就时不时往你手里塞块巧克力；知道你有个老母亲牙口不好，逢年过节兴许就提个西式寿糕去拜访；而且“师姐”香港、海外都有许多的关系，能说动那边请她去搞访问演出，出访时乐队自然都能跟着去开眼……跟着我澹台智珠呢？我倒有那个善待他们的心，可就凭我跟李铠这点工资，能给他们那么多好处吗？我老不能出国演出，乐队不等于总跟着我忌洋荤吗？澹台智珠想到这里，心里说不出是自卑还是愤慨，只觉得鼻子发酸。她想到老赵、老佟二位前一阵子在她面前起誓的情景，就更不能自持。当时他们都对她说：“咱们一块儿合作，为的是艺术。咱们一块儿创出新腔来，不比吃烤鸭子痛快？”可当他们的玩意经她点拨趋向成熟之际，他们就变心了！他们甘心被那“师姐”当作花木挖走！他们的良心给撂到哪个旮旯里去了？
濮阳荪看出澹台智珠的惶急愤怨，便把座椅朝她身前挪了挪，诚心诚意地出主意说：“智珠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要拿定了主意，今儿个晚上我去老赵、老佟家里，约他们明儿个晚上到八面槽‘萃华楼’会齐，你我加上二胡、琵琶、大阮三个，对他们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毕竟你们合作了多年，我就不信他们能那么下作——见利忘义！”
澹台智珠心里也有跟那位“师姐”争个短长的想法，那边固然有比自己多的利，自己终究有比那边硬的理；再说前些时灌唱片拿到的一百块钱酬金还没有动，只要自己改进一下原先“抠门儿”[18]的做法，舍不得在关键时候“出血”，老赵、老佟也不至于无所眷顾——他们跟自己的合作已达到驾轻驭熟的程度，跟那位“师姐”去，且得“夹生”一段……不过，澹台智珠在心里也本能地掐算了一下，“萃华楼”可是甲级饭庄，要包桌的话，七个人一桌就得七十元，酒水还在外；要是去了临时点菜，一是座位没有保证，二是被请的人会觉得自己小气，三是未必就能省钱……加上饭后叫出租汽车把他们分头送回去，那一百块灌片的酬金怕都不够使，少不得还要拿活期存折去银行里取个三十五十的……啊呀，李铠会怎么说呢？他那买一架日本柯尼卡牌“傻瓜”照相机的计划，难道又得推迟吗？
澹台智珠想到这些，只觉得力不从心，不免心灰意懒起来。她蜷缩在沙发中，双手搓揉着那鹅黄拉毛围脖的穗子，恹恹地说：“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就由他们去吧！反正团里还得另给我找人，总不能让我上不了台吧！”
二胡和大阮一听这话，便连连摇头，争着说：“不能让老赵、老佟走啊！”“咱们得想法子拢住他们啊！”
濮阳荪扬起眉毛，拔高嗓门说：“气可鼓不可泄！智珠呀，实跟你说吧，只要明儿个晚上他们到了‘萃华楼’，你就看我的吧，我袖子里揣着个‘杀手锏’哩——我把你那‘师姐’的老底儿一抖落，老赵、老佟一准叽里咕噜地回到你身边，瞧着吧！”说着从丝棉袄的袖口里抽出一方雪白的手绢来，仿佛那便是足以制胜的“杀手锏”；他用那手绢往脸上轻轻地按了一通以后，强调地说：“让老赵、老佟明儿个晚上跟咱们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是关键的关键！”
正说着，李铠打外头回来了。李铠起床以后，后悔头天晚上对澹台智珠的粗暴，因此表现得格外温驯。澹台智珠把中午请客吃饭的事和上午为薛家迎亲的事告诉他以后，他主动表示可以立即去地安门菜市场等处跑一圈。此刻他便是从外面采购归来。他不但从地安门菜市场买到了上好的瘦肉和难得见到的蒜苗，还从后门桥自由市场买回了一只母鸡和两条鲤鱼；碰巧又在那里遇上了卖红肖梨的，他想起澹台智珠爱吃红肖梨甚过鸭梨和雪花梨，忙为她买了二斤，加上别的一些东西。他右手中的草编筐和左手中的网兜全部胀得滚圆欲破。
李铠进院门之前，自然看到了薛师傅、薛大娘和孟昭英，同他们打了招呼。薛大娘还嘱咐他：“我们的车这就快来了，你让智珠早点出来吧。”他满嘴应承：“没错儿！”
谁知他一进得屋门，呈现他眼里的，却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景。
他首先没有料到乐队的人会提前到达。再说，怎么那个最见不得的濮阳荪竟昂然在座！不是并没有请他吗？他一听说濮阳荪即将同澹台智珠合排《卓文君》，便给智珠递过话：“那个阴阳人你可别给招到家里头来！”智珠当时便发誓般地说：“我让他来算我发疯！”只是还解释了几句：“他那个人台上犯酸台下也犯酸，是让人起腻，可如今小生难找，他跟俞振飞俞老板请教过，到底唱、做上还有点功底，人其实还不是歪人。你别乱说人家，什么阴阳人不阴阳人的，传出去影响不好！”后来那濮阳荪也确实没来过他们家。怎么今天——偏偏是今天——却来了？来了还不算，看他坐的那位置、那做派！
当时澹台智珠坐在沙发中，隔着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中是二胡，大阮坐在饭桌边的一把椅子中，独有濮阳荪不伦不类地坐在饭桌和茶几之间，而且把他坐的那把折椅拉得贴近澹台智珠所坐的沙发。李铠进屋时，其余二个人都不由得把眼光偏向屋门望着李铠，唯有他依然盯着澹台智珠，眉飞色舞，比着手势，在那里高谈阔论。李铠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怎能不火？
李铠朝饭桌迈了几步，“咚”地把手里的菜筐和网兜往桌上一撂。这时濮阳荪才注意到他。濮阳荪扭头望了他一眼，竟没意识到他是澹台智珠的爱人，以为他大概是澹台智珠兄弟一类的家属，连微笑一下、点个头的注目礼也未行，便又朝着澹台智珠，自顾自地议论起来：“你那‘师姐’她呀——本是个银样鑞枪头，你可用不着犯怵……”
澹台智珠打李铠一进屋，便意识到头上的阴云更加浓重，她该怎样向他解释？他能听进她的解释吗？
二胡、大阮本是熟人，他们在李铠走到饭桌前时都笑着同他打了招呼。李铠眼里并没有他们，他只恶狠狠地盯住了濮阳荪和澹台智珠。澹台智珠从李铠眼里看出了雷鸣前的电光，忙从沙发上站起来，打断濮阳荪的话头，尴尬万分地介绍说：“濮阳荪，这位是我的爱人——李铠。”
濮阳荪听了这话，圆睁双眼，立刻站了起来，朝李铠拱手致意说：“哟！敢情您就是智珠的那口子呀——小生这厢有礼了！”
李铠真恨不能啐他一口，强忍了几秒钟，才改为瓮声瓮气地说：“你是谁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濮阳荪一听这话，方知得罪了人，刚才的伶牙俐齿，顿时变成了张口结舌。他窘得满脸红紫，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场面。
李铠当然早就认得濮阳荪，濮阳荪在此以前确实并不认识李铠。濮阳荪其实是个善良而胆小的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受家里熏陶，从小酷爱京剧。解放前夕他正在辅仁大学上学，学的专业是化学，醉心的却是票戏。他一生不问政治，只要能过戏瘾，他便感到满足。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花钱请了几位名艺人，为他在一个堂会上配戏。那是他精神生活所达到的一个高峰，至今回忆起来，还不禁心荡神驰。他最早学的是花旦，师法的是筱翠花的路子；后来又改攻青衣，《三堂会审》是他的拿手好戏；到解放后他干脆下了海，因为剧团里缺小生，他便又转了小生，虽说一直是给二流旦角配戏，他倒也怡然自得。“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京剧革命”革掉了小生小嗓这个行当，他便在“样板戏”中充当零碎杂角，演个村民甲或匪军丙什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演上了小生，因为小生演员奇缺，他在团里的地位居然扶摇直上，近来竟有两三个挑大轴的旦角约他配戏。他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和经受过的烦恼，兴致勃勃地投入了频繁的排演和演出活动，产生出一种“恢复了艺术青春”的感觉。半年前，他还不惜自费去了趟上海，以“程门立雪”的虔诚，感动了高龄的俞振飞，得到接见晤谈三十多分钟的殊荣。回京后他一提及这位老前辈便称“俞师”。这回同澹台智珠排演《卓文君》，他便声称要在台上“重现俞师当年风貌”。对于澹台智珠，他评价颇高，认为是团里如今最有前途的旦角演员，“融四大名旦之长，文武昆乱不挡，大红大紫指日可待”。他关心的确实只是如何把那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同为主角的新戏码早日推出，而对澹台智珠绝无邪念。因此他在与澹台智珠接触时从未问过她的爱人是谁，直到刚才他急匆匆赶到澹台智珠家中时，他脑海里也没有与她的爱人相会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旦李铠以这种毫无掩饰的厌恶面目对待他时，他便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了。
澹台智珠见李铠一点面子也不给，张口便伤人，又是当着二胡和大阮，传出去岂不又成了团里的一桩“新闻”，不觉胸中也生出一团火，压了几秒，怎么也压不下去，便爽性也把一腔火发泄出来，绷着脸对李铠说：“你吃了枪药还是怎么的？懂不懂得好歹？人家濮阳荪是赶着来给我报信的！我的事业受损失，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一家子有什么好处？”
濮阳荪听了这话，才找着跟李铠求和的话语，忙说：“李铠同志，您误会了，我们来完全是好心好意。有人要挖澹台智珠的墙脚，您说我们能知情不报吗？”
二胡和大阮也忙着站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向李铠解释。李铠听明白了以后，先生出一些后悔的情绪——毕竟人家并无恶意；但及至听到濮阳荪那个明儿个晚上在“萃华楼”请客的建议，却又恢复了厌恶与嫌怨——他们拿着我们家的钱不当回事儿，而且，那话里话外分明意味着并不需要我也去趟“萃华楼”，当这么个演员的丈夫，岂不是太窝囊了吗？于是，在一种复杂的感情中，他依旧铁青着脸，暴躁地说：“甭跟我说这些了！我这儿不是你们团的排演场，有事没事甭往我这儿乱窜！”
这话一出来，就把二胡和大阮也得罪了。澹台智珠急得直打哆嗦。在西边屋待着的公公听到外边闹得不像话了，只好踱了出来，训斥李铠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四十多岁的人了，一点涵养也没有！甭说人家是好心好意，就是找错门的生人，也不能像你这么说话！”说完忙对客人们赔笑，招呼说：“坐，都坐下吧！有话慢慢说。”又嘱咐智珠：“给客人沏水吧！我跟李铠到厨房拾掇东西去。”三位客人看在老人的面子上，又坐下了。澹台智珠转身去酒柜上找杯子、茶叶筒，借沏水的工夫平静一下情绪。李铠却仍旧站在饭桌前生气，他眼睛盯着饭桌上从网兜中滚出的两个红肖梨，思绪混乱而痛苦。
正在这时，薛大娘推门而进，她兴冲冲地招呼澹台智珠说：“智珠呀，我们那车总算来啦！你跟昭英这就去吧！”
澹台智珠被这声音一惊，手里的一只玻璃杯不慎掉到了地上，“咣噹”一声，大家都不禁一颤。薛大娘愣了一下，忙打着哈哈排解说：“不碍的，‘碎碎（岁岁）平安’嘛！一会儿让新娘子赔您个新的！”可让她不解的是，澹台智珠转过身以后，满脸烦恼不说，眼里还潮乎乎的。难道她家出了什么事吗？
“薛大娘，真对不起，”澹台智珠果然面对她发话了，“我不能跟昭英迎亲去了，我遇上了一档子紧急的事……”
薛大娘听到这话，心里只觉“咯噔”一声，又是一个不顺利！今儿一定是冲磕着什么了，要不怎么竟没有一档子事顺当？惶急中她也不及细问，讪讪地说了句：“那……我们就不麻烦您啦！”转身出了澹台智珠家，直奔大门外而去。
彼时大门外的小轿车旁，已然站满了人。除薛师傅和孟昭英而外，还有詹丽颖牵着小莲蓬，荀磊，澹台智珠家的小竹（他早就跑到胡同里抖空竹去了），以及邻居的一些大人孩子。小轿车前面横档上潦草地挂着一条红绸，当中扎着一个球，球上立着一个塑料制成的囍字，那颜色不知为什么是洋红的，看上去与大红的绸子很不协调。司机从前窗探出头来，催促着上车。
见薛大娘身后并未随来澹台智珠，薛师傅和孟昭英不禁忙问：“怎么？她去不了吗？”
薛大娘心慌意乱地说：“人家家里又有了急事，不去了……唉，谁让我爹妈当年就生了我一个闺女呢，小跃子连个亲姨都没有！让我临时抱哪只佛脚去！”
孟昭英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拉开车门说：“妈，那就我一个人去吧。一个人去也行呀！”
詹丽颖的心肠顿时又热了起来，她把小莲蓬送到薛大娘身边，自告奋勇地说：“嗨，这您有什么犯难的？我还不就等于您的亲妹子吗？小徽子、小跃子我都是瞧着长大的嘛，他们打小就叫我詹姨，这詹姨难道就白叫了吗？智珠去不成，我去！”说完，她就要随着孟昭英往汽车里钻。
薛大娘没想到半道上杀出她这么个“程咬金”来。且不说詹丽颖脾性不佳，她父亲头年才在老家得肝癌去世，又至今都没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原来没请她帮着迎亲并不是忽略了她，而是有意排斥的结果。她竟毫无自知之明，硬要往那迎亲的小轿车里头钻！薛大娘只觉得胸口发闷，她不顾体统地一把抓住詹丽颖胳膊，阻挠她进入汽车，连连地说：“他詹姨，不麻烦您啦！不麻烦您啦！”
詹丽颖呢，却全然误解了薛大娘的心思。她以为薛大娘原来请了澹台智珠没有请她，只不过是图澹台智珠的名气和相貌，并不知道她同澹台智珠之间还有“全可人”和“缺陷人”的重大差别。她以为薛大娘之所以拉扯她真是出于过意不去，于是，她大声嬉笑着，挣脱了薛大娘，同孟昭英一起坐进了小汽车。司机见人已坐进，便毫不迟疑地开动了车子。不一会儿那车子便远去了，把心里忐忑不安的薛大娘抛在了院门口。在薛大娘身后，是心情各异的一群大人和孩子。
生活，在钟鼓楼附近的这所小院周围活泼地流动着。胡同里谁家养的一群鸽子飞上了冬日的晴空，传来一片鸽翅扇动的声音。
10.一位修鞋师傅。他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
北京城中轴线所穿过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地安门（门已拆除不存）、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门外大街、珠市口、天桥、永定门（门亦拆除不存）。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后门桥了。该桥在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街道中段，古时叫万宁桥，又名澄清闸。从什刹海前海流出的水，穿过此桥，拐向东南，经东步粮桥进入皇城东南，再汇入到通惠河——永定河的支流中去。现在此桥还存有汉白玉的桥栏，只是桥下已经无水，成为一座旱桥了。什刹海前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后门桥下流，而是经暗沟流入北海公园的北海，再经中海、南海，汇入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又经过一段暗沟，汇入到东便门的泡子河中，再泄入到通惠河里去。
后门桥当年的景色，据志书记载，颇富野趣。元朝有个张翥吟诗曰：“立马金桥上，荷香出苑池。石桥秋雨后，瑶海夕阳时。深树栖鸦早，微波浴象迟。烦襟一笑爽，正喜好风吹。”如今的后门桥，却完全是闹市景象了。桥西有一家“合义斋”饭馆，除卖正餐炒菜外，附设小卖部，专营北京风味食品炒肝和灌肠。桥东则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面馆，新近还出现了一家青年人合资经营的“燕京书店”。这样，后门桥两侧可以说物质、精神两种食粮都不匮乏了。
荀磊的父亲荀兴旺师傅，就在后门桥西南的人行道上摆他的修鞋摊。整个摊子由两只油漆桶和几扇可以折叠的木板组成，收拢可以放到自行车后架上驮走，打开则有一两米长，上面陈列着备用的大小鞋钉、铁掌、皮料、人造革料、模压塑料块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摊子摆开后，荀师傅便将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样并附有个体营业执照号码的白布，系在摊前。没有活时，他便端坐在摊后，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是栽绒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檐草帽），膝上搭着一块厚重的劳动布；修鞋时必不可少的“独角蛟”（铁制，下头有供脚踩着以便固定的横向底座，上头是竖向的一个厚铁脚掌，以便将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倚在两腿之间，手里握着一只用麻栗疙瘩自制的大烟斗，悠闲地抽着叶子烟；来了活路时，他便将那大烟斗搁下，麻利地操作起来。
这天荀师傅八点多出摊，摆开摊就来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后掌带换跟的，有缝前帮带粘内垫的，送活的人还都挺急，巴不得立时就能修好上脚。荀师傅拿过活就做，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过一个钟头来拿吧，我尽可能给整旧如新。”人家走了，他戴个老花镜，两眼只瞧着“独角蛟”上的鞋，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忙个不停。
荀师傅做活的时候，不但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也听不见周围的声响。所以，当那辆里头坐着孟昭英和詹丽颖的迎亲汽车驶过后门桥时，他一点也没有发觉。
街上的另一个人却注意到了那辆汽车，而车里的人也看到了她，她们之间甚至还匆匆地打了个招呼。那便是骑着自行车由南而北的冯婉姝。
冯婉姝和荀磊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她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他俩语种不一，工作内容有时却相通。他们俩真是一见钟情，热恋之中，他们只顾互相欣赏，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全然没有问及过对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开关系之前，他们活动的地点，一不是电影院和剧场，二不是公园。他们专找那种不用买票、出入方便、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风景”去缠绵。常去的地方有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林荫道、什刹海的银锭桥畔、中国美术馆东侧的绿地等等。他们在荫蔽的角落里紧紧地拥抱，互相微闭着眼睛寻找对方火烫的嘴唇，心里弥漫着浓郁的诗意。等最热烈的感情迸发完以后，他们渐趋冷静，于是，不知是从哪天开始，荀磊向冯婉姝学起西班牙语来，而冯婉姝也便向荀磊请教起英语来。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充满了戏谑的，比如荀磊问：“西班牙人怎么称呼月亮和星星？”冯婉姝告诉他了，他熟记几遍后，冯婉姝便反问他：“英国人怎么称呼枫树和红叶呢？”他答了，冯婉姝也熟记了几遍，于是双方开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语说：“我爱月亮、星星，不爱你。”冯婉姝便紧接着用英语说：“我爱枫树上的红叶，讨厌你。”双方语法上自然都有错误，于是互相激烈地指责，其间荀磊会用英语咕哝一句，冯婉姝便会追问他究竟何意；而冯婉姝也会用西班牙语娇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逼问她究竟埋怨的是什么。这样，闹到最后，他们双方又都学会了不少单词和句式，于是一个伸展着腰肢，一个摇晃着披肩发，都说“累死了”，然后少不得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一起说：“我爱你，爱得要死！”
他们当然谁也没有死。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终于有一天，他们理智起来了，认识到爱情的归宿必然是一个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又必然要同他们各自已有的家庭相联系，于是他们这才开始介绍自己和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他们是不是太浪漫了一点呢？是不是太超凡脱俗了一点呢？也许，使他们这样处理个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都读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吧？
荀磊告诉冯婉姝说：“我父亲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笑嘻嘻地说：“别臭吹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子。冯婉姝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识，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与她，与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她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她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
荀磊重复地说：“我父亲真的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她收敛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舒适，闭上眼睛说：“你爱他吗？把他的情况细说说吧！”
荀磊便抚着她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对她说：“我父亲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后来就加入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十四岁，枪比他人还高半头。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你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时候拍过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庄》吗？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这样的电影。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片子艺术上贫血贫得太厉害了，对吧？可电视上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制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烟斗，脑袋前伸着，聚精会神地从头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着：‘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当时哪是那样！’电视上好像不止播过一次，他次次都是这么个看法。说来也怪，跟他一块儿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多少，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哩。你不信吗？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难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事，就那么三两句话，听得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是真拼过的人讲不出那话来。他说到那时候眼里只有敌人的肚子，那肚子东躲西闪，可他非把刺刀插进那肚子里不行，扎进去拽出一嘟噜肠子来，他就高兴了。他就那么出生人死地在第一线战斗。我奶奶和我两个姑姑，那一阵整天站在村口守着，一有担架队过来，她们就挨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子认，始终没有见着我爸爸。她们就哭了。人家问她们为什么哭，两个姑姑说：‘高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奶奶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那儿，抬不回来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里，奶奶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子，见他果然一点没残，高兴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窝、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处弹片划出的伤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爸爸要是留在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干部了。那就不知道会娶个什么样的老婆，养出些什么样的孩子来，反正没有我了。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种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先后出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进城当了工人，后来把奶奶也接进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做什么能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七级。八级工到头，他只差一级。他们厂也没有八级的，他算技术最高的了。”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他不是。据说他出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挺动感情地对他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车间支部书记为难。我爸是个出名的孝子，奶奶爱吃豆面糕，近处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车跑遍全城，不买到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后来奶奶去世了，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党团员都要带头，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怎么劝，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事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入党。再有我爸原来是个文盲，进厂后进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爱看书，只爱鼓捣东西，比如打个家具、安装个管道、编个渔网、修理个自行车、修个鞋、旋个烟斗什么的，弄出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头疼。他一生只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苦儿流浪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个马洛写的那本，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种诉苦材料；另一本是《鲁班学艺》，据他说他得到的那本书页已被撕破，他是一页页拼拢一起，一字一字读下来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就是彭德怀。因为我爸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也在那儿待着，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其实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欢看的一出戏就是《白毛女》。他说还在部队里的那阵，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场子里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起来劝阻，我爸当场就会把他毙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感动，他跟人家说：‘《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释：这个《白毛女》同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等等。他却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里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更顺眼。’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演歌剧《白毛女》，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种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对我说：‘干吗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
“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五十四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七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姐姐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引着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三岁），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发，抹银耳珍珠霜。她有两身西装，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天服装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手上还戴个粉红的假宝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细。尽管她这样，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我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喘过气来了，讲究一点，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她有这种似乎俗气的一面，干起家务事来，她还是那么能吃苦，那么麻利。你一看见她干活，便能感觉到她天性便是热爱劳动，并且渴望通过劳动来达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总整理得特别利索，一尘不染。床单、被褥、窗帘、沙发上铺的浴巾等等并不见脏，她便把它们取下来，泡进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两条比我还粗壮的胳膊，愉快地洗涤起来，望着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她仿佛格外感到幸福。据大姐回忆，当年我们家是乱作一团的，妈妈也顾不得收拾，如今有两间屋子可以供她细心拾掇了，难怪她那么心满意足。她的审美观当然是受她成长的环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约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样东西都是她精心挑选来的。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她为了买一块窗帘布，却宁愿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地比较、挑拣，然后汗淋淋地回来。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帘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用爱丽纱细心地镶上了花边。而沙发上铺的浴巾呢？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和饭桌上的塑料布……你一看就会感到‘怯’[19]，但我以为你应当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全体验到一种质朴的以浓烈的色块和明快的配搭取胜的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像我看不惯她选择的窗帘布一样，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只绘有抽象派图画的挂盘挂在床头上，每回妈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要发笑：‘天哪，这能叫画儿吗？’但她并没取下它，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我妈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养一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小院一定能变成了美丽的花园。”
“我两个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大姐插队回来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了一阵业，后来当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十四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去年她也结了婚，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
“怎么样，你都听进去了吗？听腻了吗？”
冯婉姝把脑袋从荀磊肩上挪开，两手梳理着披肩长发，感叹地说：“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我即将踏进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确迈步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天，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骑车前往荀磊家。路过后门桥时，她看到了鞋摊，看到了荀师傅本人。那头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对这位未来的公公无比敬爱。
一般的人，看到冯婉姝的打扮做派，总会把她划入所谓“现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赏的，只能是洋味儿的人物，比如电影演员，一定只欣赏法国的阿兰·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实不尽然。冯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爱戴两个银幕形象，一个是《平原游击队》里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一个是《上甘岭》里高宝成扮演的张连长，除去别的因素之外，她觉得那两个人物从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当她长大并且当了翻译以后，她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看法，并且对自己经久不息的鉴赏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两个银幕形象凝聚着一种和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以及苍茫大地相联系的，经过世世代代的劳动者审美意识筛选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褐发女郎交谈，惊讶地发现，那位偶然看过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认：“李向阳真可爱！我爱这样的男人！你要见到那位扮演李向阳的演员，请你转告他，我是多么崇拜他！我要热烈地吻他！”她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热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们总是欣赏的。
当她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时，呈现在她眼里的荀师傅，便兼有着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那荀师傅脸上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轮廓线极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其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儿。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一隅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都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姝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见倾心的素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颚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来自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啊！
冯婉姝不觉在鞋摊前停下了车子。当时荀师傅正给一位中年妇女补好了一只鞋，冯婉姝听见那妇女问：“多少钱？”
荀师傅用一把小刷子，挤了一丁点黑鞋油在上头，用小刷子把补好的一只鞋跟刷黑——这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他做得的每一样活都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边递过那只鞋边说：“你给两毛钱吧！”
“哟，这么贵呀！”那中年妇女拿过鞋子，用挑剔的目光检验着，唠叨起来：“这么块小料就值两毛钱吗？现在什么都涨价！钉这么块鞋跟也得掏两毛钱！”
荀师傅一边往他那大烟斗里装烟，一边说：“那你就拿走吧，拿走吧。”
这倒出乎那中年妇女的意料。她迟疑了一下，掏出一毛钱递过去，说：“哪能不给钱呢？给你一毛吧！”
荀师傅没有接。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说：“你拿走吧。这块料一毛钱也不值呢。”
那中年妇女想了想，便又掏出个五分的钢镚儿，扔到鞋摊上，说：“那就给五分吧！”
荀师傅立刻把那五分钢镚儿拾起来，投入中年妇女臂中挽的菜篮里，心平气和地对她说：“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中年妇女虽然讪讪的，却终于并不付钱，转身走了。
冯婉姝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她更喜欢这位未来的公公了。她理解他的心情：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工钱。
荀师傅一抬眼，发现了她：“姑娘，你鞋怎么了？”
冯婉姝对他微笑着。她脚上是一双坡跟凉鞋。她真希望那鞋有什么毛病，然而那双鞋偏新得令人遗憾。可是她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装扮成修鞋人，来接近这位长辈呢？难道她不可以开诚布公地同他对话吗？
她索性把车子支在摊旁，坐到摊边的一个马扎上，开门见山地对荀师傅说：“您是荀师傅吧？我叫冯婉姝，我是荀磊的对象。”
荀师傅一下子被她弄懵了。李向阳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一定不会像他那样慌乱。他颧骨泛红了，把烟斗放下，又拿起来，戴上老花镜，又把它取下，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小磊子的对象是你啊，你叫什么名儿？”
冯婉姝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字的写法和发音都告诉了他，但显然他只记得住她姓冯，而弄不清她名字那两个字究竟是什么。
“小磊子昨儿个晚上才给我们打招呼，说他对象今儿个来家。原来是你啊。”荀师傅克服了最初的慌乱，恢复了尊严感，盯住冯婉姝端详着，慈祥地说：“你还没去家里吧？你先家去吧，多玩会儿。小磊子他妈给大伙包饺子吃。我今天也早点收摊回去，吃饺子。你南方人吧？爱吃饺子吗？茴香馅的吃得惯吗？”
冯婉姝点着头。其实她最怕茴香了。芹菜、香菜和茴香她家从来不吃。她发现荀师傅那鞋摊上有许多铁罐头盒，里头都搁着一块吸铁石，把一堆钉子吸在一起，活像是蜷缩的刺猬。“多有意思啊！”她拿起一个“刺猬”来瞧，活泼地笑了。
荀师傅见她那身打扮，本以为她会瞧不起修鞋匠，她这么一个动作，使荀师傅心里轻松了许多。他们今后真要成为翁媳吗？他们能和睦相处吗？
从那以后，半年多过去了。冯婉姝常到荀家，路过后门桥时，只要荀师傅在摆摊，她也总要停车坐坐。她对荀师傅愈加敬爱，因为她不断从他身上发现出闪光的东西，这闪光的东西又不断照亮着荀磊的形象。然而荀师傅对她始终仅只是容纳而已——她显然并不符合荀师傅心目中所渴望的儿媳妇形象。她渐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天，和煦的冬阳照耀着后门桥，使人们感觉这个冬天真是出奇的温暖。冯婉姝同那迎亲的小轿车相遇以后，便推车来到了荀师傅的摊前。荀师傅发现了她，点着下巴示意让她坐下，手里继续着修补工作，和蔼地问她：“吃过早点啦？”
冯婉姝坐到马扎上，笑着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能没吃！薛家接亲的小汽车都开过去了。”
荀师傅眼里望着“引路猴”（缝鞋的锥针），仿佛是无意地说：“今儿个家里可有好吃的！”
冯婉姝猜测：“又是螃蟹吗？冰冻的海螃蟹？昨天我们甘家口商场也卖来着。”
“不是那个。”荀师傅不知为什么让“引路猴”扎了一下手，这在他来说是万次不遇的事儿，他哆嗦了一下，恢复勾线，有点犹豫地宣布，“是我们的家乡菜。你去了就知道了。今天……咱们家有郄[20]来。”
“谁呀？”冯婉姝猜测着，“大姑从老家来啦？二姑从唐山来啦？”她虽然还不好意思称荀师傅夫妇为爸爸、妈妈，但荀磊的两个姑妈她早就叫上了大姑、二姑。
“都不是。是你没听说过、更没见过的人。打我们老家那边来的！”
冯婉姝漫不经心地应着：“是吗？那是得好好招待招待啊！”
来了两个修鞋的，冯婉姝把马扎让给修鞋的坐。她对荀师傅说：“我先去啦。您有什么话要我捎回去吗？”
荀师傅想了想，欲说又止，摆摆手，让她骑车去了。
荀师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修鞋不像往日那么麻利。他心里搁着一桩心事。今天要来的是他当年战友的女儿。那战友也是冀中人，名叫郭墩子，他们前后脚参的军，一块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一块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又一块儿进城当了工人。1960年，他们两人的妻子都怀了孕，正是困难时期，工厂缩减，郭墩子决定全家迁回农村，他认为领下一笔退职金，回去以后继承祖屋，开辟一个新的局面，也许会比在城里生活得好些。临走前，荀师傅给他饯行，把全家所有的肉票，在那一顿全用上了。干了两杯二锅头，他俩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的情谊来。有一回荀师傅被炮弹震晕了，是郭墩子把他背回到安全地带，用尿把他浇醒的。这类事只有身受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不可计算的价值。他们都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谊，于是在谈到双方妻子都有着身孕一事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要是一个小子，一个闺女，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亲！”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他们再没机会见面，只通过几封简单的信。纷纭的世事冲淡了他们酒桌上的誓言，然而并没减弱他们双方内心里的情分。他们果然是一个生了小子，一个生了闺女。转眼一对男女都二十多岁了。前两天荀师傅忽然接到一封信，正是那郭墩子的闺女写的。看来她的文化水平也就同荀师傅相平。她称荀师傅为大爷，短短的几行文字里，报告了他好几件事：一是她父亲不幸已在十多年前去世了，二是她母亲最近身体还好，三是她母亲让她进京找她荀大爷来。她还说了动身的日期。那么，恰是今天到达。头晚上荀师傅又把这封信从胸兜里掏出来一句句看了半天。这闺女为什么不写清楚呢？她父亲是得什么病过去的？为什么那么多年里都不告诉这边一声？她母亲身体究竟如何？是不是怕这边担心，有了病也不说？她这回来究竟是怎么打算？是来看看大爷，请求一点经济上的帮助，还是另有什么深意？夜晚枕畔，荀师傅把自己揣想到的都跟老伴说了。老伴——其实还不算老——只嫌他怎么躺下了还抽那烟斗，呛人！对于即将来临的这个农村姑娘，却充满了最浓厚的同情和善意。她说：“咱们就把她留下，当闺女待。现在咱们家也不困难了，有咱们的就有她的。大伙都活动活动，给她找个临时工干干，要不帮她找个心善的人家，当保姆，让她攒下一笔钱再回去，说不定还能在我们厂里给她找个对象。让我把厂里光棍们挨个儿想一想……”荀师傅说：“也不知她妈在她后头又有几个孩子，她走了她妈有没有人照顾。她妈兴许跟她说了我们哥儿俩当年的誓言，是让她把咱们这儿当婆家来奔的。”老伴并没有他那种心理压力，轻松地说：“嗨，就算那样也没啥。如今农村的人也懂得婚姻自由的理儿。她一见咱们磊子有了对象，自然断了那个念头。只要咱们善待她，她回去了她妈准高兴。”荀师傅却嗞嗞地抽了半天烟斗，心里头嘀咕着：“她是个乡下姑娘，就算磊子能善待她，小冯能吗？小冯要露出些个轻视她的意思，她心里能好受！那我不是对不起郭墩子了吗？再说……”他没有按逻辑再往下想，在他潜意识的深处，他是觉得应当把这个农村姑娘按誓言娶给荀磊的，并且，他想象中的这位媳妇的模样、做派，处处都比冯婉姝更合他的心意……
后门桥一带热闹起来。阳光斜照到鼓楼庞大的身躯上，巍巍鼓楼俯视着芸芸众生，它在沉思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