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捋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1]。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十六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儿。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上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二十二岁，比薛纪跃小三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囍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囍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囍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融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2.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二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着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两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沉着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2]，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遇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伙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捡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着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做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嵇老师床上，抽着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着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像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料立体梳，慢慢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清宫回忆》、溥杰的《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腚摇铃’的人；‘腚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着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着，前头打着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三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清宫回忆》，写的是1919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着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让儿子顶替，他提前两年退休了，退休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着请他去当教席，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却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地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后便颇有点口碑，不过，那口碑的前半句是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伙子。路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至今还不能如愿……
路喜纯常往何师傅家跑，翻着菜谱请教细节时，何师傅一般只是咬着烟嘴，皱眉摇头，难得迸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一旦路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时，何师傅就把烟嘴搁到一边，眉飞色舞地一连串地支上嘴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熘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瓷盘中时，何师傅总让路喜纯给他同院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答礼，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路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二锅头”，坐下约路喜纯就着水果、蜜饯喝上一盅，边喝，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哪些失误。路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谱都要有价值……
“甭跟那起人置气[3]，”何师傅常在喝一口酒后，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纯说，“有你掌勺的时候……”
何师傅真是喜欢他这个徒弟。不过，路喜纯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二十个大瓷壶，除了留下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唯独路喜纯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式样老，用它凉凉白开，比那玻璃凉水瓶还实用，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掉到地上碎成几瓣；大伙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路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着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将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它。
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3.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人家却请她去迎亲。
愁人月色凄又冷，
风吹铁马乱人心。
痴心的人儿你休怨嗔，
比翼双飞入梦频。
愿效鸿飞心意定，
你只要带定了那绿绮琴……
澹台智珠哼唱着《卓文君》中的二黄原板转散板，朝院门走来。喊完嗓又练了一套剑，现在她觉得声带松弛润适，浑身关节也都舒张和谐；但随着聚精会神喊嗓练功的阶段结束，她那心底里的一股忧郁，却又随着渐次混杂的朝市之声，丝丝缕缕地旋了上来。
这《卓文君》，排得出来吗？吴祖光先生编的《凤求凰》，已经由别的团排出来公演了，基本上是张派的唱法。按说这参考荀先生演出本改编的《卓文君》，将融合程派和欧阳予倩演出风格的特点，与他们的演出绝不会重复，可负责剧目的副团长的态度还是那么暧昧，同剧组的人也是七上八下，乐队的人也不那么积极。他们都怎么说来着？啊，对了，有说“这玩意排出来能叫座吗？”有说“编新不如述旧，只要有人买票，咱们就老演那几出，不是也一样过日子吗？”……是呀，如今武戏、热闹戏最上座，《卓文君》这类文戏一般相形见绌，何况按澹台智珠的意思，还要把韩世昌、白云生的昆腔艺术适当地糅合进去，创造出一种她所谓的“诗意气氛”，这样排出来究竟票房那儿会是个什么行情，也真难说！不过，她可不甘心总是《豆汁记》，总是《玉堂春》，总是《武家坡》；就是前一阵新排出来反应相当不错的《木兰从军》，她也觉得可以先搁一搁；她渴望着在舞台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渴望着不但对老观众有新启发，而且还能吸引来一批年轻的新观众……难呀，难！其实她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忠于艺术、忠于观众的演员尽自己义务的事，可在一些人的眼里，倒好像她是想把天上的月亮当月饼吃！这“一些人”不仅团里有，家里也有，爱人李铠竟也来阻拦。当然，他是出于另一番心思，可他那心思，让澹台智珠怎么克化得开啊！他现在起床了吗？因为昨晚的争吵，他还在折磨自己吗？……
快走拢院门，澹台智珠眼前猛地一亮，她瞥见了张贴在院门两旁的字，这才想起今天是薛师傅家二小子娶媳妇的好日子。她回想起昨晚所看见的字，和现在看见的不同；今天的黄底红框，框中还剪出精巧的喜鹊闹梅的图案；可见人家对今天这桩喜事的重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连这样一个细节，也不断地在加以调整。倘若他们团里那些搞舞台美术的同志，也能有这种刻意求精的精神，那该多好哇！
澹台智珠进了院，到了家门。她家住在进大门往左首走的外院，屋门斜对着进里院的垂花门。她轻轻拉开屋门，走了进去，先把木剑挂在门边，然后对着墙上的大镜子，卸下裹住整个头部的鹅黄色拉毛加长围巾，把围巾顺手搭在椅背上，伸出双手整理着她那浓密油黑的头发。
她家住着三间南房。这当中的一间，是吃饭、会客兼她练功用的。东边一间她跟爱人李铠住，西边一间是公公婆婆带着儿子小竹和女儿小梅住。
她听见西边有咳嗽声，忙停止摆弄头发，掀开花布门帘，走了进去。婆婆早些日子带着还没上学的小梅到大姑家去了，还没回来。西屋里现在只有公公和小竹。公公原是玉器行业上的钻眼工，如今七十挂零了，自然早已退休。他同一般的老人不一样，睡得迟，起得也不早。他有一定的文化，嗜好是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章回小说，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写的，只要是章回体的，他都爱读。最近他在读金寄水写的一本《司棋》，那薄薄的一本书，他已读了十来天，却还只读了不到一半。虽说读得慢，他记得却很真。
澹台智珠进去时，公公已经穿妥衣服，小竹却还在床上拥被傻睡。
澹台智珠大声问公公：“您着凉了吗？”
公公又咳嗽了两声，摆摆手说：“不碍事。家里存的有枇杷露，一会儿我倒出点喝，压一压准好。”
澹台智珠过去拍了拍小竹肩膀，催他起床，又扭过头对公公说：“我这就给你们热粥去。”她心里头想，再煎点鸡蛋裹馒头片，这顿早点总该能对付过去了。
公公显然是想说点什么，可又下不了决心。澹台智珠看出他的心思，便不好抬脚离去。
公公虚咳了两声，从枕边拿起那本《司棋》来，对澹台智珠说：“你要排新戏，何不就拿这司棋的故事，排上一出呢？”
澹台智珠大声回答：“爸，您当有个题日，就能开排吗？头一条，得有人写本子，本子弄妥了，还得创腔……哪一样是容易的？”她本来还打算列举更多的困难，可叹了一口气后，也就作罢。她意识到——公公想对她说的，绝对不是这关于新戏码的事。
公公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他尽可能以最和蔼的语气问：“昨儿个晚上……李铠他……又跟你闹别扭啦？”
澹台智珠觉得血涌到了脸上。虽说公公耳朵背，到底这三间屋通着，她昨晚上跟李铠闹气的事，怎么也难隐瞒过去。她偏过头望望坐在床上揉眼睛的小竹，强作笑颜，对公公轻描淡写地说：“唉，我们年轻夫妻，吵几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没有隔夜仇，您别操心！”
公公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得叫过李铠来训训！你们也都不算年轻了，总这么窝里头闹，算是怎么回事？我们老人听着难受事小，对孩子能有什么好影响？就是邻居们听见，也怪没脸的……唉，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李铠你犯的什么浑啊！”
虽说公公把责备最后都坐实到李铠身上，澹台智珠听了心里却有如针刺。是啊，为什么她和李铠掰到了这步田地？
“爸，您别为我们操心。”澹台智珠垂下眼帘，忍住就要涌出的泪花，转身往外走，一边说，“我这就热粥去。”
往常做饭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要接过这摊事去，被李铠阻止住了。李铠坚持要澹台智珠做，这也是他们夫妻间矛盾的一个方面。
澹台智珠本想往堂屋门外的厨房，可她走到堂屋门前，却忍不住转回身，移步到了她和李铠住的东屋门前，她在门前愣了几秒钟，才推门走了进去。
李铠睡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他那颗头仿佛特别重，把枕头压得沉下一个大坑，枕头的四个角翘得老高，仿佛在为重压而叹息。他一只粗壮的胳膊撂在被子外面，黑黝黝的皮肤紧绷绷的，皮下的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在上臂中部，有两个很大的牛痘疤，仿佛是嵌在皮上的两片水萝卜。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烟草味道。
澹台智珠走过去，用自己那尚未叠起的被子，盖住了李铠的手臂。
望着沉睡的李铠，以及床头柜上那烟缸中满得冒尖的烟头，澹台智珠心里迷乱不堪。她忘记了去热粥，一屁股坐在了床边的软椅上。
他们为什么又闹了这么一场呢？为什么这一切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呢？
……昨晚演出结束，她只不过比往常稍晚了十分钟走出剧场后门，结果，便不见来接她回家的李铠的身影。
那剧场是在一个胡同里面。昨天的戏散得本来就比较晚，加以又是冬天，观众们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同剧组的同志们也转眼便各奔归程，可是当她走拢“老地方”，却头一回不见了李铠的身影，她呼叫、跺脚，急得干哭，竟仍然没有李铠出现，只好自己一个人朝胡同外小跑，一边跑一边使劲撸开大衣袖子看表——末班公共汽车已经过去，怎么办？难道一步步走回家去？
啊，有谁知道，几十分钟以前还在台上嬉笑欢舞的喜剧角色，现在竟是这般的凄苦孤单！
冷风钻进澹台智珠的围巾、领口、袖口，她浑身哆嗦，刹那间，她觉得平日她所看重的一切——事业、名气、荣誉、永恒的艺术价值……等等，等等，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她是这么的不幸，生活对于她来说，究竟还有什么乐趣、什么吸引力？
……猛然间，从岔胡同里蹿出一个人影，是想拦路抢劫，还是想硬施无礼？澹台智珠几乎就要呼救了，可她在惶急恐怖中定眼一看，那却分明是李铠。
“你……你为什么不等我？”澹台智珠真想凑上去打他两记耳光。
李铠却更其仇视地瞪着她，质问：“你为什么卸完装还不出来？”
澹台智珠解释说：“我只不过跟他们说了说关于排《卓文君》的事儿……”
李铠粗暴地打断她，恶狠狠地、一泻无余地说：“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个小白脸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神我瞅着就不对头，到底你们两个还是勾上了……你怎么不跟到他家去？”
澹台智珠觉得这比挨了耳光还疼，她流着眼泪，嗓子眼里噎着一团火辣辣的恶气，愤激地辩驳说：“你别撒疯！你那全是没凭没据的瞎猜！你知道他比咱们大出一辈去，他都快当爷爷了……要不是他能演司马相如，我连理都不愿意理他……他有狐臭，你知道吗？……你怎么糊涂成了这样？！”
……她决定不理他，自己走回家去。他还是推过来自行车，终于让她坐到了后座上。当他驮着她骑回家时，她不得不一如既往地搂住他宽厚的后背。可是这后背头一回让她觉得陌生、冰冷。她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回到屋子里，他们两人都觉得头上的屋顶是沉重的，屋里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床头上那张他俩头挨头的12英寸彩色结婚照，全都显得格外令人不能忍受。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咱们得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了。”澹台智珠大衣也没脱，坐到沙发上，对李铠说。
李铠直到她说够三个“坐下来”，才坐到了床边。他一坐下便立即开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当澹台智珠当年从戏校毕业的时候，她怎想得到今天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她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剧团。她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员学戏。她在台上拼命地演，以至于一位评论家不得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她的素质很好，感受力也强，但还缺乏修养。她不懂得，艺术贵在含蓄，她却总是演得太满，须知过火与发瘟同样令人不快……”正当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向蕴藉含蓄的境界努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作为“封资修的黑苗子”被冲击，因为讲错了一句话，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希望，于是，有一天她趁着看守打盹，把看守拿来搁在躺椅下的小半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她没能死成，她经历了昏迷、呆滞、麻木、消沉、痛苦、绝望……又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开通、企望……1977年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人们惊异地看到，她那一度嘶哑得惊人的嗓音，竟恢复得比当年更显阔亮，她那似乎已然僵硬的腰身腿脚，竟复原得又可以像当年一样地满台扑跌；到了这一二年，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号召力竟大大超过了当年，即使在最不适时的日期最不方便的场子演出，也总能卖出七成以上的戏票，这在京剧观众锐减的形势下，应当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不时出现在报刊上，电台请她录音并讲话，电视台请她录像，唱片社为她灌制了唱片，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拉她合影……还是那位评论家，发表新的评论说：“按说她的素质不算太好，感受力也未必最强，但她靠着厚积的修养，在一笑一颦之间，在一歌一吟之际，却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地展现出了角色的内心，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形神兼备而无斧凿痕迹的美感……”
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的滋味便太寡淡了。她在1973年，也就是她自杀未死的五年之后，结婚成了家。当她从戏校毕业时，她曾暗暗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嫁给了舞台，你不能重婚！那绝非一句戏言，那意味着她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但当她1972年以半残废的身心被“落实政策”到一家纽扣厂当包装工时，她在心里又暗暗对自己说：舞台把你甩了，你是永远回不去了，找个丈夫，结婚吧！人家给她介绍了李铠，一位憨厚强壮的车工。头一回见面，她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跟他讲了，李铠的双眼明显地变得湿润起来。正是望着那双湿润的眼睛，她萌发了对李铠的爱情，她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她也需要爱一个具体的叫作丈夫的人。
……1976年年底，又一次“落实政策”，她回到了剧团。1979年春节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迎着观众踏上红氍毹时，真是百感交集！记得那时候李铠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包括公公婆婆，也都扬眉吐气，引以为荣。她总是演大轴戏，戏散得晚，李铠就总到剧场后门等着她，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开始，李铠不进后台，还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澹台智珠恨自己竟没有及早察觉，李铠的不进后台，渐渐转化为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也许，是从那回电台编辑来家里访问，开始转化的吧？
那位女编辑大声地问：“您爱人是哪个行当上的？唱小生的吗？唱须生的？”
澹台智珠告诉她：“他不是演员……”
那位女编辑仍旧大声地问：“他是场面上的？司鼓？拉琴？”
澹台智珠便又告诉她：“他不是我这行的。”
该女编辑竟还要大声地问：“他在哪个文化部门工作？”
澹台智珠坦然地说：“他不在文艺部门工作。他在工厂。”
死心眼的女编辑不知好奇心盛还是有一种猜测的癖好，竟又大声地连问：“啊，在工厂工作？哪个工厂？工程师？技术员……”
结果是李铠从里屋走出来，板着脸对那位女编辑说：“我是车工。二级工。干力气活的。”
……如果仅仅是一种自卑感，那倒也好办。问题是李铠渐渐受不了澹台智珠在台上同风流小生眉目传情、插科打诨，乃至于当场拜堂……特别是最近澹台智珠又接连换了两个配戏的小生，并且酝酿着要排《卓文君》，李铠非常清楚，卓文君所钟情于司马相如的，究竟是些什么……
昨晚他俩回到屋里的一场争吵，已经绝非头一回了，却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回。其实这种争吵照例由三部曲构成。首先是双方气顶气地说一些仇恨的话，而且都归结到“干脆离婚”这样一个命题上；然后，便都极其不冷静地互相追究对方的错误，明明对方已经解释清楚了，也偏要硬找出“破绽”来加以推翻；当双方都被这种既无味又无望的争吵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总有一个人，而且往往总是开头最蛮横最强硬的李铠，突然崩溃下来，要求和解……昨晚也是这样。当澹台智珠头脑已经发木，只是固执地质问李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李铠却突然一下子扑到她面前，把她拉起来紧紧搂住，狂乱地用火烫的嘴唇亲着她的脸、眼睛、额头、鼻子和嘴，喘得像头熊似的呓语般地说：“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如果你不爱我了，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澹台智珠挣扎着，拼命想推开他，不顾一切地回答说：“我不爱你，不爱不爱不爱……你杀了我吧！”李铠却突然又一下子“扑通”地跪在她身前，紧紧地抱住她的双腿，把脸埋到她大衣的下摆上，闷声闷气地哭泣着说：“智珠……你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你要我怎么着都行，可就是别离开我，别……”
这下澹台智珠完全清醒了。她赶忙把李铠扶起来，紧紧地搂住他那粗壮的身躯，安慰他说：“你该有多傻！多傻！我爱你，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我怎么会离开你？你为什么想到这种事？那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
于是他们上床睡觉。李铠像一个戴着镣铐的罪人，他每一个动作都充溢着忏悔和痛苦……澹台智珠尽力让自己理智，她吞服了安眠药片，并且想到：明早要照常喊嗓子练功，也要满足李铠的自尊心：由她来为全家做饭，以证明她在这个家庭中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媳妇……
当澹台智珠清早从外面回来，见过公公，坐到仍在沉睡的李铠面前时，她痛苦地意识到：尽管他们又一次和好了，但那感情的创痕却永难完全平复……而造成李铠那种心态的外在因素，却依然存在，并且不可逃避……
澹台智珠忽然听到有一种呼唤她的声音，她站起来，定了定神，这才听出是里院的薛大娘在门外叫她。
她赶忙走了出去，在几秒钟里，把自己的神情体态调整成欢快活泼的模样。
“哟，薛大娘，快进屋坐！我这正想着给您道喜去哩！”她一出门便主动对薛大娘这么说。
“不啦。”薛大娘拉过她一只手，端详着她，无限爱慕、无限信赖地说，“智珠呀，我有个事要劳你的大驾啦！”
“什么事呀？薛大娘，您尽管说吧，凡是我能做得到的……”澹台智珠爽快地应答着。
薛大娘先唠叨了一番：“你看我们家今天的事儿！一大早就不顺心。我们那昭英都这时候了还没影儿！好容易托人请了个同和居的大师傅，谁知又说有病来不了，临时支派了个愣小伙子来应付我们……纪跃他这才刚起，那西服裤子才上身，就给溅上了洗脸水，眨眼就要成家的人了，还那么毛手毛脚没个稳重劲儿……我急得这心都快蹿到嗓子眼儿了，可我们那老头子还不紧不慢地迈着方步，磨磨叽叽地说什么‘甭急，车到山前必有路’，你瞧瞧！……”
澹台智珠不得要领，只好微笑着问：“我能帮点什么忙呀？”
薛大娘一手握着澹台智珠的右手，一手拍着她那只手的手背，诚心诚意地说：“智珠呀，你是个‘全可人’[4]，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你又大难不死，越唱越红……今天我们昭英迎亲去，想请你也陪着辛苦一趟……”
没等薛大娘说完，澹台智珠便干脆利落地答应说：“那有什么说的！什么时候去，您让昭英来招呼我，我是一定拾掇得干干净净，打扮得喜气洋洋，给您把新媳妇妥妥当当地接进新房！”
薛大娘满意地转身去了。澹台智珠这才猛然想起，昨天散戏以后，她约了乐队的几个同事来家吃午饭，昨晚上那么一闹，竟使她把这档子事忘记了。她可该怎么办啊？怎么跟睡醒觉的李铠宣布这件事，恳求他不要当着那些人暴露出他们的矛盾？家里肉也没有，菜也不够，可怎么着手准备？原本这工夫若赶紧去地安门菜市场采购还来得及，可又刚答应了薛大娘要去迎亲，说不定没多会儿人家就来叫自己出发，这可怎么是好？即使打发小竹去采购吧，那公公和李铠难道能备出一餐像样的客饭来？……唉，生活啊，你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烦忧？自己的生活，又为什么常常被别人的生活插进来搞乱？
澹台智珠呆立在大镜子前，一筹莫展。
4.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着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的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着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着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沉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着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像荀磊这种年龄的小伙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着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着，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着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着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着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1966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着，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起着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着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着，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着。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着。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待着……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着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五十五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48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六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1977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1979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着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所。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着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
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着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着：“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着电视屏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六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像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着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着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着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像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七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着爸爸，惊怕担忧得以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着，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二十六块。”爸爸弯下腰，摸着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着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着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5.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伙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着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伙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着一本英文书，正翻着。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着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1960年生人。1960年是什么岁月？“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着，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着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像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着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着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1973年至1976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控制使用”，所以他重新站到讲台上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二十六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着眼睛教了一下头像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着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着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像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着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像希望能“坦白从宽”似的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捡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着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着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1969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着，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着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着？你听着：任何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着头，嘴唇紧抿着，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着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像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像个人样！”荀磊抬眼望着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像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着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
1976年荀磊升入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这话后来竟至于当着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着，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唯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1948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着“尚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74%”收场。总算不是100%。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87分，老师还给少算了3分。第二名是64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23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产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九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糊糊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琮琤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了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着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着……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锛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着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着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对象引到家里来啊……
“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着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
“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