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微笑”[1]是禅宗最古老的公案，是人间最美丽的传说，两千多年来，禅的智慧流传在人间，开启了世人的眼目，照亮了万古长夜。
禅学渊源于印度，盛兴在中国。禅学可概分为两类：广义的禅学是指公元前5世纪佛陀创立佛教开始，发展至8世纪的大、小乘印度禅，即所谓的“禅那”[2]之禅；狭义的禅学则指发端于中国隋唐时代，而后开演为“五家七宗”[3]的“禅宗”[4]。
印度“禅那”，意译为“静虑”，或“思惟修习”，即：思惟真理，静息念虑之法，其目的是藉由“四禅八定”[5]的禅定基础，禅观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以达到涅槃清净的圣果。中国“禅宗”的禅又称“宗门禅”，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6]，直指人心[7]，见性成佛”为宗旨。
印度禅法早在东汉时就已传入中国，并于魏晋南北朝盛极一时，只是当时并未开宗立派。当时“禅”与“定”被视为是一体的，参禅就离不开打坐，此所谓“以定摄禅”。到了魏晋时期，般若学盛行，禅学经过离言扫相的般若学的洗礼，禅的修持逐渐由打坐参禅，转向对宇宙实相的证悟。南北朝佛性论的兴起，更使中国禅宗融和“般若实相说”与“涅槃佛性论”为一体，奠定了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般若学与佛性论于是成为中国禅学的两大理论基石，进一步把中国的禅学带向自性自悟的最高禅修境地。
禅，是佛教的主要修行之一，佛教重视行证，透过禅的思惟实践，佛教的思想、信仰得以具体的实证、体验。禅，并非禅宗专属，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在教理或实践法门上，皆与禅有密切关系。例如：无四禅八定的修持，则无俱舍宗；无五重唯识观[8]的实践，则无法相宗；无般若空观的中道实修，则无三论宗；不实修止观[9]，则天台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乃至净土宗的行者念佛求生净土，亦须修十六观[10]及念佛三昧[11]、般舟三昧[12]；甚至四谛、十二因缘、四念处等佛陀一代时教，都是透过禅观而证悟。禅的“止观双修”为修证之要、定学之门，居三学之枢纽，禅学之于佛教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禅门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然而不立文字并非不依文字，教外别传并非不依经教，而是要行者不得拘泥于文字、经教。须知文字、经教是“标月指”，其目的在引导学人见自本心，悟自本性。因此，从初祖达摩以至五祖弘忍，皆以《楞伽经》[13]为禅宗印心的典据。到了六祖惠能，由于闻说《金刚经》[14]，当下茅塞顿开；及至五祖弘忍以《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再为其印心，终于“漆桶脱落”，亲见“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的自家面目，于是五千多字的《金刚经》从此取代了达摩东来以“《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的传统地位，并为中国禅学开启了历久不衰的黄金时代。
六祖大师见性开悟后所宣讲的《六祖法宝坛经》[15]，更被视为禅宗典籍中的无上宝典。此外，《永嘉证道歌》[16]、《景德传灯录》[17]、《五灯会元》[18]、《禅源诸诠集都序》[19]、《古尊宿语录》[20]、《无门关》[21]、《碧岩录》[22]等，无一不是禅门骊珠。
禅，是佛法的核心，是中国佛学的骨髓，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太虚大师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禅，不但是中国唐宋以来学术思想的根本精神之一，尤其宋朝以后的孔、孟、老、庄各家学者，无不学禅、研禅。“禅解儒道”[23]、“禅儒相融”[24]的结果，佛教不但影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也融和了中国文化，并且孕育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佛学精髓——禅学。
近代由于敦煌禅籍的发现，学术界对禅宗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所以有胡适、吕澄等国际知名学者投入禅学研究，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禅学研究的热潮，甚至席卷欧美，形成一股禅学热。
禅，是有情众生的清净本性，禅，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转化二元世界观的谬见，因此一直深受知识分子的青睐、共鸣，并且迅速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发挥影响力，所以，21世纪将是佛教的世纪，更是禅学的世纪。
【注解】
[1]根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所说：一日，佛陀在灵鹫山，时有大梵天王，为令今世、后世众生获得利益，以金婆罗华献佛，舍身为床座，恭请佛陀为众生说法。佛陀登座拈花示众，与会百万人天大众皆面面相觑，无法会意，惟有迦叶尊者当下灵犀相通，破颜而笑，于是佛陀开口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如是，禅在“拈花微笑”——师徒心意刹那交会之间传了下来。因此，禅宗的传承，是以灵鹫山会上佛陀拈花、迦叶微笑为滥觞。
[2]在佛陀之前，印度就有以“生天”为目的的坐禅思想；到佛陀时，才展开远离苦乐两边，以达中道涅槃为目的的禅。因此，禅为大乘、小乘、外道、凡夫所共修，然其目的及思惟对象则各异。禅及其他诸定，泛称为禅定；又或以禅为一种定，故将修禅沉思称为禅思。禅，非知识，不用述说，无法言传，故历代祖师皆以“直指人心”、“以心传心”的方式，世代相传。
[3]禅宗自初祖菩提达摩五传至弘忍，其下分“北宗”神秀与“南宗”惠能二派。北宗主“渐悟”，行于北地，并无分派；南宗主“顿悟”，行于南方，盛于中唐以后。尤以惠能门下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二支，为唐末以降禅宗的主流。南岳门下出沩仰宗、临济宗；青原门下分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是为五家。临济门下又分黄龙派、杨岐派，合称七宗。于是，“五家七宗”各立门户，各有家风。宋朝以后，惟临济、曹洞盛行于世。
[4]又称佛心宗、达摩宗、无门宗。乃探究心性本源，以“见性成佛”为主旨的大乘宗派。中国自古以专意坐禅者为禅宗，兼含天台、三论二系，而不限于达摩宗。唐中叶以降，达摩宗兴盛，禅宗遂专指达摩宗而言，习惯上称“宗下”。
[5]四禅，是指色界天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四种禅定境界。色界天的四禅境界与无色界天的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等四无色定境界，合称为八定。所以，八定其实包括了四禅。四与八的法数之所以并举，是因为色界与无色界是相对的，在色界为“禅”，在无色界为“定”；如果以色界和无色界相对于欲界的“散”心，则色界和无色界都称为“定”。
[6]指超脱传统依据经教、拘泥于形式的坐禅冥思，及凝心入定的固定修习方式，而另行开辟一种“以心传心”的禅法。六祖之后，禅宗大都不据经教，不立文字，只以拈提话头、参公案，以期直指自心、自悟自性、见性成佛的祖师禅化世，即谓教外别传。
[7]是指以般若正观直接开发自心潜能，如实悟见本来自性，体现出生死不二、物我一如的本然禅心。
[8]乃唯识宗的修行，略说有观境与修行两种法门，观境其实也是修行中的一部分。观境就是唯识三性观，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修习唯识三性观，乃是由浅入深、由粗入细的渐修，其渐修层次有五，称为“五重唯识观”，分别是：遣虚存实识、舍滥留纯识、摄末归本识、隐劣显胜识、遣相证性识。
[9]止观的“止”，是停止、止息，即停止一切的心念，而住于无念之中，摒除一切的妄想，令生正定智慧。“观”，是观想、贯穿，即止息散乱的妄想之后，进一步观想诸法，以发真智，彻悟诸法实相的本体。止为静态消极的不造作，也就是“禅定门”；观要观想缘境、光明，为动态积极的再用功，属“智慧门”。天台宗的修行方法，就是三种止观：渐次止观、不定止观、圆顿止观。
[10]即十六种观法，出自《观无量寿经》。念佛行者由忆念弥陀之身与净土，得以往生西方，总其观行有十六种：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宝树观、宝池观、宝楼观、华座观、像想观、真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往生观、杂想观、上品生观、中品生观、下品生观。
[11]是以念佛为观想内容的一种禅定，也就是忆念佛德或称念佛名的三昧，分为因行、果成二类。
[12]为定行的一种。在一特定期间内（七日至九十日），常行无休息，除用食外，均须经行，不得休息，步步声声，念念惟在阿弥陀佛，得见诸佛现前，故又作常行三昧、佛立三昧、诸佛现前三昧。
[13]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共四卷，宋代求那跋陀罗（394—468）译，禅宗所宗第一部经典。全经记录大乘佛教多种重要教义，内容主要是说“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四种法要，不外就是“心”法。并说明“阿赖耶识”与“如来藏”相结合的法义。此经是《起信论》建立“真如缘起”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代表后期大乘佛教思想的经典，也是法相宗所依六经之一。
[14]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后秦鸠摩罗什（344—413，一说350—409）译，本经于五祖弘忍之后，取代《楞伽经》而为禅宗所依的根本经典之一。原因除了六祖惠能早年依止五祖弘忍座下之前，已因听闻《金刚经》而有所悟，更重要的是，《楞伽经》偏讲法相唯识，《金刚经》偏说无相性空，由法相而进入法性，是渐非顿，《金刚经》从缘起性空以明法性，以金刚无相为顿悟之门，阐扬心要，正与禅宗讲明心见性的宗义相契，所谓“理之参究，识取本心，方可证得本性”。
[15]又称《六祖坛经》、《法宝坛经》、《坛经》。一卷，唐代六祖惠能大师（638—713）讲，弟子法海等记录。本经被视为禅宗典籍中的无上宝典，近代的国学大师钱穆博士尤其认为，《坛经》是中国第一部白话经典作品，同时也是探索中国文化必读典籍之一。自唐以来，本经即受人推崇、重视，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确有承先启后的力量，是禅宗行者不可不读的宝典。
[16]唐代永嘉玄觉（665—713）撰，一卷。以古体诗的体裁，或四句、或六句一偈，揭示其悟境及禅宗真髓，文简意赅，是一篇弘扬禅法的杰出作品，也是禅文学的绝唱，故广受文人雅士、禅行者的喜爱。
[17]原题《佛祖同参集》，略称《传灯录》。宋代道原禅师纂，三十卷，收录印度、中国历代祖师名号，并一一列其法系，说明禅门传灯相承次第，载明祖师之籍贯、修行经历、住地、示寂年代、世寿、法腊等。此外，更传述各祖师“师资证契”的机缘语句、接化语句及悟道偈语等，号称“一千七百则公案”，即出自此书。
[18]南宋僧普济撰，凡二十卷。系取自《景德传灯录》以下之五灯录，即于《景德传灯录》、《广灯录》、《续灯录》、《联灯会要》、《普灯录》等，撮要会为一书，故称《五灯会元》。内容收录过去七佛、西天廿七祖，东土六祖以下至南岳下十七世德山子涓嫡传付法禅师之行历、机缘。
[19]唐代宗密（780—841）著，二卷或四卷。宗密收录禅宗诸家的言词偈颂，撰成《禅源诸诠集》一书，别称《禅源理行诸诠集》，凡百卷，后遇会昌法难（845年）及唐末五代之乱而佚失，今仅存《禅源诸诠集都序》。宗密同属禅宗（荷泽禅）与华严宗，力主禅教合一，本书即是提倡此一主张的代表作，是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典籍。文中将一切众生的根源称之为“本觉”、“真性”、“佛性”、“心地”，故称“禅源”。以“本觉真性”为主题而开展理论，即是教义；依之修证开悟，便是禅法。
[20]宋代赜藏主集，四十八卷。系收集晚唐至南宋初，南岳怀让以下，如马祖、百丈、临济、云门、真净、佛眼、东山等四十多家禅宗名德语录，多为《景德传灯录》所未载者，是研究南岳以下各家禅风的主要典籍，特别是研究临济宗一系的思想要典。
[21]全称《禅宗无门关》，宋代无门慧开撰，全一卷，弥衍宗绍编。本书抄录古来闻名之公案四十八则，再加颂与评唱而成。全书旨在阐明“无”之境地，同时，悟入应以“无”为“门”，“无门”即是“门”。古来即与《碧岩录》、《从容录》广行于禅林间，惟临济宗特以其属于正系，故最重用之。
[22]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宋代圆悟克勤编，十卷。初为雪窦重显自《景德传灯录》中选择最重要之百则公案，附以颂文；其后，克勤复加垂示、评唱、著语，于宣和七年（1125年）完成。
[23]禅具有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之风格、内涵。儒家孔子云：“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止”与“虑”，即是佛教的“止观”法门；定、静、安、虑，便是“定慧”的意思。孟子的“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之心性论，颇能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通。道家老子的“见素抱朴，少欲寡私”与“致虚守静”；庄子的“心斋”、“坐忘”、“游心”、“凝神”，亦能与禅宗的“修心”相通。
[24]禅学与儒学的相融，既有禅学家以禅解儒，又有理学家爰禅入儒。北宋著名禅师契嵩曾赞《中庸》为“天下之至道”，又提出“中庸几于吾道”；大慧宗果亦云：“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明代高僧憨山大师强调：“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蕅益大师也大力融会佛儒思想，他以佛理注解四书，著有《四书蕅益解》，也以禅解《易》，著有《周易禅解》。此外，道家谈“有无”，佛教亦说“空有”；儒家谈“中庸”，佛教亦说“中道”，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般人多半认为儒道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殊不知从东晋到唐末的五百年间，佛学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尤其禅学的影响更广。尤以明代的儒学，更是直认“圣人之学，心学也”，此即“禅儒相融”的最佳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