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晚上，冯达九点钟才回家。他对我说：他曾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叫了两声。那两个人住的亭子间，窗户临弄堂。只听到屋里脚步声很杂，而且灯光摇晃。他感到与平时不一样，怀疑出了问题，便拔步急走。走到大马路上，也不敢回头，赶忙跳上一部电车，半途又换了几次车。他估计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这才往回走。可是到家门口后，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回头望望，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他来不及走避，只好进门回家。因此他怀疑我们这间屋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应该小心。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日，早晨，他又向我说，他还要去看看那两个同志；如果不去，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便会丢了，那很不好；他应该去了解一个究竟。这天上午，我要去参加正风文学院一个文艺小组开会。我们约定十二点钟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八点多钟，我们分手了。我去正风文学院前，特意绕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诉他们昨夜新发生的情况，并说如果我下午不再来，就可能是真的出了问题；让他们有所准备。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钟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不一会儿，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来人当中为首的一个高个子，马上站在我的书桌前，我的书桌是临窗的。一个人守在门边，一个人就翻查书架。后来我知道，为首的那个特务叫马绍武，是一个大叛徒。当时他严厉地看着我和潘，没有说话。约三四分钟后，跟着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叫胡雷。这人一九三〇年到过我家访问胡也频和我。那时他在《真话报》工作，约我们去参加《真话报》的读者座谈会，我们去过。这天他一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一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看见了，立刻把他拖到门外，谈了一小会儿；马绍武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我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我心里想：“知道又能怎样？反正是那么一回事！”我对胡雷这个无耻叛徒感到愤恨，怎能为敌人当鹰犬来捉拿革命的同志！过了五六分钟又进来了三个人，其中有没有胡雷，我就没有注意了；我只注意一个人，那就是冯达。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这时，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我顺手把刚才清理的衣服拿了两件，还拿了一件夹大衣，如果睡在水门汀地上还是用得着的。就这样，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带出了门。街上没有几个人。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只有这一排房子里住了几家俄国人。这里不可能有援助我的人。他们把我们推进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我和潘梓年坐在后边，一边一个特务。前边坐的冯达和另一个特务。大马路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可是有谁知道我们被押在国民党特务的一辆汽车里，朝着什么地方，什么境界驰去呢？我用臂膀碰碰潘梓年的臂膀，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表示的是什么？是恨，恨冯达！是爱，爱潘梓年！现在世界上只有潘梓年同志是我惟一的亲人，惟一同命运的人了。一群匪徒，一群无耻的穷凶极恶的魔鬼，紧紧地围着我，用狰狞的眼光盯着我。
汽车驶向黄浦江边，在十六铺南头的一小块空地上停下了，围上来另一群人，把我拥进一栋小楼；楼前挂着“××旅馆”的招牌，但我看得出这是国民党特务匪徒的一个黑窝。
一上楼，他们把冯达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时我忍不住骂道：“真看不出你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哪里会想到是你把我出卖了！”
冯达忙着声辩：“不是我，你能听我解释吗？”
我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我们家的地址是你说出来的。只有你！你不必解释，我不相信你。”
冯达还是连声解释，说昨晚他就怀疑过，有人盯梢，我们的房子被人注意了，我不愿听他的声辩，只想把对敌人的仇恨发泄在他身上，我真想跳过去打他。但我们当中横着一个方桌。这时马绍武进来了，他劝我道：“不要生气！可以慢慢讲嘛！”原来他在隔壁偷听。我不愿再开口了。我对马绍武说：“把我们分开！”马绍武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后来他们把我们领进另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边坐着七八个人，全是穿着短衣的打手。我气悻悻地坐在那里，不理人，也无人理我。他们拿饭来，我没吃，心里只想：“有什么办法逃出这里呢？”
这样整整坐了一下午，到夜晚，我要小便，打手们也不肯出去。我只得当着许多男人坐在便桶上，尽管便桶是放在床后边，当中隔着帐子。第二天清晨，他们一群人前呼后拥把我同冯达送上火车，在二等软座，他们包围着我，不使我接近乘客。途中我到厕所去了一趟，我用燃烧过的火柴棒写了几句话在一张纸上（因为我身上没有笔，但有香烟、火柴），吁请仁人君子把捡到的另一短简寄到上海开明书店叶绍钧（即叶圣陶）收。给叶绍钧的信里只说我被绑架到南京。署名“冰”。我把纸条和信用一块手绢包着，里边还包了四元钱是给捡信人的。我把手绢包从便盆中投了出去。自然，这只是徒劳，像石头丢到海里，连一个水沫也没有。后来我也没有问叶绍钧先生是否收到过这封信。他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事。
我一心只想把我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去。我捡过一份他们看过的报纸，是当天的，但当中被他们剪掉了一小块。我不知道这被剪掉一块的内容，我猜想可能同我有关。以后，我才知道果然是报道丁九在我家楼上摔下来遇难的消息。当时我怀疑他们为什么要剪掉这一块，是因为怕我看见，或是因为是别的重要新闻才剪掉的呢？
中午时候，火车进了南京站。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屠杀革命人民的总指挥部。像欢迎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那样，涌上来一大群人，像看猴子似的挤近前来看我。押解我的人簇拥着我坐进一辆大巴士，车子先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停了一会儿，才把我们送到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但看样子，这旅馆不是普通做买卖的，这里非常安静。我们住进一间比较大的房间，仍是好几个看守与我们一起。我开始过一种特殊的囚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