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亲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编了一个谎言：说胡也频将去苏联，不能一路同来看她。我一个人在上海无法带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抚养。母亲慷慨地答应承受这个重担。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来比较熟，可以常常来往的沈从文兄妹随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惟一亲近的熟人了。李达曾是平民女校的负责人。我一向是把他当作老师的。他的夫人王会悟是一个热情的女性，一向对我好，而且是最爱护我的纯真的读者。三〇年也频被捕后，他们主动邀我搬到他们家去暂住。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因此，这时我有一些话不便在他们面前说，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维，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
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字啊！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我曾经向共产党中央要求去江西苏维埃区。等着等着，后来不被准许，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过去办《红黑》的那一点点经验所能应付的。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刊物只出得两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一百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起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三个月后，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被捕以前，我一直认为冯达是一个好党员。他工作负责，耐劳，有病也不休息。听说他有母亲、弟弟，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很少通信；他没有别的社会关系。有一个时期，他在党领导的“时闻通讯社”工作，每天上班。他生活上无嗜好，也没有多余的钱。他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后来我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二十五元房租），他从不乱花，也不叫苦。
我们认识时，他在史沫特莱那里当秘书，不久就转到中央通讯社去了。领导他的是朱镜我同志。一九三二年他兼时闻通讯社的工作时（实际仍是共产党中央通讯社），领导人还是朱镜我。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调到中共江苏省委，负责《真话报》工作。潘梓年同志是报纸的总编，常来我家；领导人是汪盛荻。一九三三年春，一二月间吧，汪被捕，丁九[1]同志接替。我们搬住到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