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好一封长信，装进信封，封好，贴上四分邮票。
我们胡同口中，就立着一只邮筒。我对它那么熟悉。就好像它是我的亲人。然而，这回我手里捏着待发的信，却毅然地走过了它的身旁。
我并不是要寄挂号信。倘若寄挂号信，我可以去我们这个地区的邮局。那邮局离我家并不远。走路去，只要二十来分钟。
其实，最简便的方法，是将这信径直送到邮局，甚至根本不用贴上邮票……
不。我不利用近处的邮筒，我也不直接去那邮局。我拐到大街上，坐上了公共汽车，我要一直坐到很远的终点站。在那附近，相信可以找到一只陌生的邮筒，我将把手中的信，投进它的“嘴”中。
我必须这样做。
1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小院门旁的槐树，大半的叶片已经发黄，随着阵阵秋风，不时有叶片旋转着飘落下来。我倚着院门，双眼望着胡同的入口处。送信的邮递员为什么还不来？
那时我已经从矿业学院毕业，并且已经到有关的研究所情报室工作了两年。我决定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普读物的撰写工作。我把一部书稿，寄给了有关的出版社。我等待了一个月，两个月，两个月零十四天，终于忍耐不住，给出版社的编辑部打了个电话。难道所有的编辑，都善于说既给人以希望又使人疑虑的话吗——
“啊，您那部稿子……我们还在认真研究……最近就将主动同您联系……您的地址没有什么变化吗？……我们一定尽快……好，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再见！”
尽快！“尽快”的区间究竟有多大？一周过去，我又有些不能控制住自己，那天傍晚，我装成饭后散步的模样，走到院门口，等待邮递员的到来。
邮递员终于在胡同口出现了。其实他多少年来就给我们这一地段的居民送信。我考入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到祁连山去实习时寄回家里的信，等等，等等，许多的信，以及许多的报纸、杂志、汇款单、包裹单……都是他送来的。然而，一直到那一天，我才注意到他是个矮胖的中年人，胡子拉碴的。他郑重其事地穿着同邮筒一样颜色的绿制服，虽然那制服的领口已经磨得露出了白线。他戴的那顶硬壳制帽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变成灰绿。他的手胖而粗，汗毛长而黑。正是用这样的手，他把我等待已久的信递给了我。
我竟不及回屋，便哆哆嗦嗦地拆开了那封信，里头只有很薄的一张信纸，用并不工整的字迹，写着一些这类的话：“大作经领导审阅，决定发排……待清样出来后，将及时奉寄清样一份……再次感谢您对我社工作的支持！……”
我的心强烈地颤动着。我抬起头来，发现邮递员正要骑上他那辆绿色的自行车，我禁不住连连对他说：“谢谢！谢谢您啦！”
他偏过头来，有点惊奇地望了我一眼，似乎是本能地回答说：“甭谢！甭谢！”然后，便平静地骑上车朝前去了。我望着他的身影，他在离我们院几十米外的另一院门那儿停住了，并朝院里呼唤着：“信！”
我不但头一次注意了他的形象，而且脑际间头一次飘过了关于他的联想：他能给人带来喜悦，也能给人带来悲痛。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从真情的倾诉到虚伪的谰言，他都会刻板地、不动声色地给你传递过来。他已经充当了多少年的信息传递工具？在这种生涯中，他体验到的是轻松愉快，还是枯燥寂寞？
2
尽管他像一根针，把我们眼前的生活，同另一部分不在眼前的生活，不时缝缀在一起，可是包括我在内，我们这里的居民，大概没有人去关心过他的生活。
又是一个傍晚，是春日的傍晚，飘着针脚小雨。当时胡同还没有铺上柏油，雨水把黄泥路面浸软了，来往的行人和自行车翻起一片泥浆。我站在院门口，望着青灰色暮霭笼罩的胡同口，计算他出现的时间。
自从我获得书稿录用通知信那天，我就摸出了规律：他总是在五点半至六点之间进入我们胡同，来送当天的第二趟信。按说在大雨倾盆的天气，邮递员可以把当天的信件积攒到第二天，待天稍晴朗时一块送去。然而我特别注意到，即使大雨使整条胡同除了黑糊糊的墙影和白花花的雨脚外，什么都是混浊一片时，他那“信！”的呼唤声，却照例可以准时从院门外传来。有那样一回，我套着凉鞋，撑着雨伞跑到院门口，接过他递来的两封信，都是我并不急于接到的信。我望着他那虽然罩着厚大的雨衣，却不能避免雨珠挂上眉毛的面影，忍不住说：“这么大的雨，您就明天再送算了！”
他晃晃头，甩去浓眉上的雨珠，平淡地说：“咳，说不定哪家，就盼着我手里的哪封信呢。不能搁在我手上误了啊。”说完，推着车到邻院送信去了。
所以那个春日的傍晚，我坚信他会准时出现，然而六点过去了，六点一刻过去了，六点半到了，他还没有来。
母亲唤我回屋吃饭。我回去匆忙扒拉完了饭，又跑到院门。已经是七点来钟，暮色降临到我们胡同，他不会来了。我感到痛苦，甚而对他产生了一种愤懑的情绪。
我在等我所爱恋的姑娘的信。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来说，事业上的起步和恋爱上的成功，是两桩最重大的事。头一桩大事，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我的第一本科普读物已经销光，第二本书稿业已发排。第二桩大事，却正处在成败未卜的关键时刻。前一天，与头一回给编辑部打电话一样，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她挂了个电话，而她的回答，竟同那回编辑的口气类似：“……嗯，我正在考虑……这两天我没有空……我写信告诉你，你等着我的信吧……我会很快把信发出去的……”难道这就是接受我求爱的前奏？不！她们那个工厂的化验室，何尝有那么繁忙的化验工作，使得她“没有空”应允我的约会，而必得写信来回答我！
她的信，今天无论如何该来了。可是邮递员却没有来。多少年来，他都是风雨无阻的啊。他曾为我及时带来事业上成功的信息，他为什么不再为我及时带来爱情上成功的信息？
我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上班，我总想利用工间操时间给她挂个电话。然而我克制住了自己。再没有比丧失自尊心更令恋人鄙弃了。后来，我赶译了一份国外矿山机械资料，用全神倾注于工作的方法，压抑住了失恋的痛苦。
这天我回家较晚。我一迈进院门，便发现大槐树下扔着一封信。我几乎是扑上去捡起了它来。一天的春风吹干了地上的湿泥，所以这封信没有受到污染。不过，我仍然心疼地挥着它，仔细地察看着它的正反两面。
这当然是她写来的信！我正要拆看，忽然疑虑起来。今天邮递员是怎么回事？在我的记忆之中，还不曾有过这种做法——将信扔进院门，扔到树下。纵使因为院内偶然没人，他那“信！”的呼唤不能收效，他也会将信件搁在临树的窗台上，他知道我有一块从祁连山拾回来的青褐色的矿石，是终年搁放在窗台上，以备压住信件避免让风刮跑的。如果当天我的信件比较多，比如有出版部门寄来的清样，他还会事先用纸绳代为捆扎，然后垛齐了放在窗台上，再用矿石压住。他今天为什么竟一反常态，将这信粗率地扔到树下？
我捏着那封信进了屋，久久不敢拆阅。我之所爱啊，你借助这反常的邮递员传递给我的，究竟是怎样的信息？
我终于还是拆开了那封信。我得到了一个终身伴侣。
狂喜之余，我更其惊异：这样的一封信，为何竟被粗暴地扔到了树下？倘若被风吹到墙角，久久不被发现，我爱恋的姑娘会不会因此误会？而我们的命运，会不会竟因此变化呢？
第二天傍晚，我有意等在门口，这回我不是等信，而是等邮递员来了，好提出质询和抗议。
邮递员果然按时出现了，然而，不是他，却是一位少妇。我恍然大悟，同时忍不住问道：“原来的师傅呢？他换到别的地方送信了吗？”
她淡淡地答道：“他老伴死啦，我替他送两天。”
我心里充溢着那么多幸福，因而对别人的不幸格外同情。那女邮递员把几封信递给我，已经要走了，我却接二连三地问：“他很难过吧？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他儿女都大了吧？”
女邮递员不无感慨地说：“他是我们局十几年没缺过勤的老模范，就全区来说，像他这么十几年如一日的，也是独一份儿。头年他们院失了火，他的家烧坏了半堵墙，也没见他告过假。这回老伴死了，局领导原希望他还能每天坚持送一趟信，保持全勤记录，可他提出来歇三天。局领导当然同意，可也有人觉着他中断了全勤记录，怪可惜的……他如今身边就一个闺女，还小，上小学呢。”
说完，她也就推车走了。
不知为什么，我久久地倚在院门那儿，望着胡同路面上那些吹干了的脚印和车辙，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我深切地感受到，有着一种超出我个人悲欢的更广泛的人生。
过了一天的傍晚，我正端起碗要吃饭，忽然院门外传来了熟悉的“信！”的呼唤声。我赶忙撂下饭碗跑出去。原来是老邮递员来了。我心中暗暗计算了一下：他并未歇满三天。我迎到他面前，他的仪态和往日有很大的不同，他敞着制服和里面衬衣的领口，那衬衣的领口，显得相当肮脏；他满腮的胡子长得有一公分长，却并不浓密，这样的胡子当中，是一对厚厚的紧闭的嘴唇。他的浓眉短而不成形状，一双忧伤的眼睛，在隆起的眉骨下躲避着我的视线。那天我的信件颇多，他破例没有用纸绳为我捆成一札，只是合成一叠，默默地递给我。我接过信，慰悼地说：“谢谢您……您爱人去世的事儿，我听说了，我很为您难过……您要注意保重！”他略显惊异地抬起了眼睛，忧伤的双眼中，闪动着一种渴求和感激的光。他迟疑了一下，才爆发似的说：“我倒没啥。可怜的是小晚儿……靠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费劲儿！”他最后一句说得很重，嘴里喷出一股浓烈的“二锅头”气味。我真想说出一种最能熨暖他心意的话来，然而一时又说不出，只好空洞地安慰他说：“好在有组织，会特别照顾您的。大伙儿也能帮忙，比如我，您有什么为难的事，送信的时候说一声……凡是我能办到的……”他恳挚地点着头：“那也是……敢情好……”说完，推着车，往邻院去了，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我总觉得自己欠了他一些什么。
过了大约半个多钟头，我正在书桌旁看书，忽然又听见了他的呼唤声：“信！”我很惊讶，连忙又跑出去。只见他脑门上缀着一溜汗珠，满脸羞愧地站在门外，手里递过一封信来，嗫嚅地说：“真对不起您……落下了您一封信……以往我可没出过这号事……唉！”我接过信，忙对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见他要走，我又忙说：“您等等，我要给您一样东西……”我跑回屋，把新得到的三本科普读物拿出来，送到他手中，他推让着，我解释说：“不为别的，为的是您的闺女……她叫什么？小晚儿？给她留着看，长知识……”他这才收下了，夹在车座上，道谢说：“您是个好人。我让她篇篇好好地看，兴许她能有大出息。”
他骑车走了。我默默地想：小晚儿！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称呼！他和他的小晚儿，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在这浩繁的人世上，也许属于最平淡无奇、最不引人注意的一种，然而他们的向往，他们的感情，他们默默地已经向社会提供和即将提供的光和热，其价值和意义，谁有权利漠视和低估呢！
3
本来，我是可以同老邮递员建立更紧密联系的，然而不多久就是1966年的夏季，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和已经成了我妻子的恋人，关严门窗，坐在小板凳上，围着一只陶盆，烧毁我们积存的所有信件。我得承认我们是弱者，我们明知自己无罪，却战战兢兢地在深夜里干着这种销毁有可能成为“罪证”的事。然而我们又都是富于感情的人。我们忍不住不时把某一封信重读一遍，于是我们立时牵心挂肚地想起了一些平凡而善良的亲友，回忆起了一些凝聚着最生动最真挚的感情的生活片断。我家里还保存着我大学时期从实习地写回来的那些充满着夸张描写和纯真抒情的信件，我真舍不得烧掉这些和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理想血肉相连的信件，然而，爱人却冷静地举出例子：“‘太阳疲倦万分地落到山背后去了，我们面前是一片昏黄的荒漠……’像这样的句子，不都能惹祸吗？”于是，我只好把这些信件都送到点燃的火柴跟前，眼看着它们在焰舌中化为焦糊般的纸灰……在这痛苦的焚烧活动中，我因为总忍不住停下来端详着待烧的信件，渐渐发现，不管是谁的来信，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封，贴着什么样的邮票，也不管盖有什么样的邮戳，有一样东西，却永远不变，那就是在每个信封后面都盖有的一枚细长的印章，印章上清清楚楚地显现着邮递员的名字：马友全。啊，原来他叫马友全！他年复年、月复月地给我们家送了十几年的信。这些信我们都仔细地阅读过，甚而信封上贴的邮票，我们也曾仔细地鉴赏过，有时为了考究信件寄出的时间及路上所费的日子，我们还曾仔细地辨认过邮戳，可是，我们却从未注意过那每信必有的小小印章。啊，马友全！这憨厚的、默默不语的、忠实而辛勤的信使，他恪守局规，每天都在他所负责递送的信件上，盖上他小小的印章，不是为了使人记住他的名字，而是为了使他自己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他大概十几年从未渎懈过他的责任，也因而从未有人按印章找他追究过责任，因而几乎没有一位信主注意并记住过他的名字……直到我把十多年积存的信件拿出来焚烧时，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才终于注意到了他盖的印章！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爱人，我说：“我原以为我们烧掉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现在我才觉悟到，我们也在烧毁着构成别人事业、责任感、劳动和情感的东西……马师傅，马友全，他现在心情怎么样呢？今天傍晚，我看见他还像往常一样在胡同送信……”爱人微微咳嗽着，点着头。我们继续烧下去。可是烧得最坚决的爱人，忽然变得格外迟疑，原来她手里捏着那封曾经被扔到大槐树下的信，那封信对于我和她，是同样宝贵的，或许，我们应当把它留存下来？我从她手里抽出那封信，检验着，我以如同发现地质图必须加以修改的口吻，告诉她说：“这大概是唯一的一封没盖上马友全戳子的信！对了……”于是，我把接收这封信的详细经过，娓娓地讲给她听。在那发烫的陶盆旁，在那纸纤维焦糊的气息中，在那发闷的小小居室里，我和她的头发、眉毛上都飞落上了灰色、黑色的纸灰屑，我们俩就那么对坐在小板凳上，我讲，她听……她听得入神。听完了，她从我手中取回那封信，毅然地点燃。含泪微笑着说：“反正它永远存在你心里了……而且，又不是马师傅送的……”
这以后有好多年，我们尽可能不再写信。当我去干校时，我同爱人约定：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我们不必写信，好在总不时有同单位的人来往于干校之间，当中不乏好心而可靠的人，我们尽可以托他们带话。少写或不写信的做法，自然带来了少收或断绝来信的效果。我再没有倚门待信的心情和必要，因而也就同马友全师傅松懈了联系。只记得依旧是一个黄昏，胡同外的电线杆上的那高音喇叭正放足音量聒噪着，晚风把一些破碎的大字报纸碎片挟带进胡同，在半空中舞逐着，我从单位里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家走，在院门附近遇上了骑车送信的马师傅，我主动招呼了他，他也就下了车，站住同我说话，我发现他没有穿着制服，并且头上没有戴那我非常熟悉的硬壳制帽，露出了微秃的头顶。我问候他说：“您好吗？天冷了，您怎么反倒不戴帽子了？”他朝左右望望，叹口气，语调沉重地说：“那制服制帽，不都成了修正主义的玩意儿了吗？他们斗‘走资派’，也把我揪上去陪了斗，说我是‘走资派’树的黑典型，说我国民党时候，也认认真真送信，修正主义路线底下也认认真真送信……我不明白，什么时候该马马虎虎送信呢？……他们斗了我，可还让我到这里来送信，这片地段，没铺柏油的小胡同多、乱，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我可不是为他们送信，我是为人民送信，我还得认真……”说着指指瘪下去的邮囊：“只是如今信少多了，大家伙都不怎么喜欢写信了，您的信以往哪天不得两封三封？如今……”我望着他那憔悴的面容，那鼓起而下垂的泪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便截断他的话说：“我的信早晚还能多起来的，大家伙的信早晚都能多起来的……”他竟淡淡地微笑了：“多起来好……到那时候，我还认认真真给送。”
后来我去干校，一去两年多，纷乱的世事，使我把他淡忘了。我从干校回来，爱人却又碰上取消化验室，编进“支农小分队”，下乡去了，记得是一个飞雪的冬日，从单位里出来我双手揣在棉袄袖子里，戴着顶罗宋帽，苦闷地在街上行走。我忽然想找个地方，喝上一杯。我顺脚走进了一家清真饭馆，进去才发现，恢复了涮羊肉的供应。馆子里基本上是座无虚席，我找着个撂在一边的空凳子，却一时找不到安放座位的地方，忙用眼光仔细寻觅，忽然，我发现马师傅坐在一隅，我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忙提着凳子过去，更令我欣喜的，是他们那张饭桌旁，只坐了三个人，显然我恰好可以同他们合坐一桌。但是，在我走拢那饭桌的几秒钟里，我发现马师傅显然在闪避我，先是把目光移开，慌乱地朝别处张望，后来，更把身子蜷曲着，仿佛要缩小自己的躯体，以使我忽略他的存在……可是我已经来不及多加考虑了，我放下凳子，坐在他对面，热情地招呼他：“马师傅！”他抬起脸，望着我，一张脸涨得通红通红，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真让我莫名其妙。几秒钟以后，他才镇静下来，于是用下巴指指他右边说：“我闺女，小晚儿。”我朝小晚儿望去，她长得像父亲，只是皮肤要白净得多，她的脸阔而圆，双眼之间的距离稍显过宽，朴朴实实地梳着一头短发，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我正注视着小晚儿，马师傅又用下巴指指他左边说：“王老师，小晚儿的班主任。”我这才看清，原来同桌的还有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同志，相貌平常，略显发胖。不等马师傅再发话，我就向小晚儿和王老师自我介绍说：“我姓孔，马师傅常给我们那里送信，我们都佩服他那股认认真真的劲头。”
服务员端来了火锅，马师傅依旧红涨着脸，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您……您就、就跟我们大伙儿涮吧！”我想也好，便点头说：“成。不过，再加几盘羊肉，还有酒，都归我掏腰包。”他急得站了起来。连连摆手说：“甭、甭、甭……今儿个我请客，全归我，全归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慷慨，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激动。
一旁的王老师忍不住，待马师傅重新坐下以后，轻声对我解释说：“马晚香初中毕业了。因为她是独生女儿，所以没安排下乡。估计过几个月能分配到工作。这本是政策上有规定的事儿，我不过是执行了一下，可马师傅非觉得是我照顾了他们父女俩，非要请我这顿涮羊肉不可……您还看不出来吗？这兴许是他一辈子头回在饭馆请客，咱们就别拂他的意了吧……”
羊肉、白菜、粉条和芝麻烧饼都端上来了，作料也已拌好，马师傅、王老师和我都要了二两“二锅头”，大家一齐吃喝起来。小晚儿不懂得说什么应酬的话，只是津津有味地吃着芝麻烧饼夹涮羊肉。我们三个大人一时间都边喝酒边想着各自的心事。我在内心里思念了一阵爱人，感叹了一番混乱的时事，不由得抬起眼，朝前面望望，我看见马师傅手里捏着酒杯，却顾不得喝，双眼只盯着小晚儿看，小晚儿低头吃着涮羊肉，那股香美的劲儿，反照到马师傅的眼里，使他的双眼，增加了一种动人的光彩。这下雪的冬夜，这并不出名的清真饭馆，这饭馆中散发着炊器气息的一角，这昏暗灯光下的父与女肖像，至今仍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记得，喝到最后，我们三个大人一齐干杯时，马师傅对王老师和我推心置腹地说：“我总算把小晚儿拉扯大了。她没跟着去‘造反’，没学坏，得谢谢王老师，谢谢好些个好人……也有孔同志一份，您给的那几本书，她从头到尾都认认真真地读啦……”
小晚儿吃够了，抬起头，闪着两眼，半懂不懂地望着我们。她忽然发现，父亲并没有吃多少涮羊肉，于是卷卷袖子，站起来为父亲涮，并不断搁到父亲的作料碗中，有一回搁急了，把作料溅到了桌上，父亲闪身一躲，她竟快活地笑了起来。那笑声是爽朗的、无邪的、响亮的，笑得满饭馆的人都扭过头来朝我们这边张望。
4
没遭什么大罪，把那十年度过去了。到1978年，我的信件已经恢复到了十多年前的水平，到1979年，则几乎达到了以往最高水平的一倍。那块饱经沧桑的矿石，重操旧业，几乎每天在窗台上为我压住厚厚的一叠信件。我的处女作已经再版，我又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并很快汇成了两本新的集子，同时还撰写着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马师傅更发胖了，可我觉得他显得比以往年轻，他又穿上了同邮筒一样颜色的制服，戴上了新的制帽，胡子总刮得干干净净，那“信！”的呼唤声，依旧浑厚而响亮。我们这条胡同和附近一些乱如蛛网的小胡同，相继都铺上了柏油，逢到雨天，马师傅骑车送信时，不再会溅上半裤子泥点了。有一天我翻开新到的报纸，读到一篇关于马师傅的报道，题目是《他永远认认真真》，还附有一张他推车送信的相片，相片上的马师傅表情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忸怩乃至羞愧的成分，这使我想起了那年冬天饭馆中的一幕，不禁微笑起来。马师傅啊，您该不再有忧愁和焦虑了吧？
然而，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却意外地碰上了愁眉紧锁的马师傅，他不是在骑车送信，他没穿制服，也没戴制帽，当我同他打招呼时，他嘴里涌出很浓洌的一股“二锅头”气味。我很惊异，问他：“师傅，您这是怎么啦？”他挥了下胳膊，感叹地说：“您瞧。这都什么时候啦？”那时暮色已经开始低垂，有些店铺已经燃亮了电灯。我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愣愣地站着。他摇了摇头，才徐徐地说：“小晚儿她早该下班了，可我见不着她的影儿……”我这才想起，几年过去，小晚儿该长成个大姑娘了，听说她分配在一个小吃店里，炸油饼儿。“难道……小晚儿学坏了？”我问。马师傅的脸涨得通红，仿佛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抬起眼，谴责地盯着我，着急地说：“谁、谁、谁学坏了？小晚儿她能学坏？她……她大了，她要离开我了！”说完最后一句，他突然蹲在人行道的白蜡树底下，两手捧住头，痛苦到极点。我在他对面蹲下去。劝慰他说：“小晚儿怎么会离开您呢？您可别胡思乱想……”他抬眼望了望我，站起来。明显带有醉意地对我说：“我是去找小晚儿，她不回家，我找她……您跟我去吗？兴许，您能劝劝他俩？我那间屋不算小，找房管局打个隔断，把他们那间隔大点，我小点，各走各的门，一块过，让我能天天见着小晚儿，不成吗？……”他说着已经朝前挪步，我忙搀住他，跟他一块往前走。
没走多远，前头是个胡同，把着胡同口，是家小吃店，小吃店晚上不营业，关着门，店堂里没开灯，只有厨房里透出的一道亮光，斜射到店堂里来，照出些倒放在饭桌上的方凳。我以为马师傅要进店堂，可是他望了饭店正面几眼，没往前挪步，却带着我绕到了小吃店的侧面，那侧面正处在胡同入口处。这时候，夜幕已经降到头，路灯已经燃亮。我正纳闷，只听马师傅招呼说：“您瞧！您瞧呀！”我朝他指示的方位望去，才发现小吃店有一扇比较低矮的窗户，正在胡同入口处的侧面。透过窗玻璃，可以清楚地看见厨房一角的景象。小晚儿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结实的脸蛋上，泛着红光；两只距离稍显过宽的眼睛里，闪着活泼的光波；她把烫过的头发，在耳后扎成两个抓髻；身穿粉红色的爱丽纱镶领边的上装和深蓝色的混纺裤子，脚上是一双漂亮的式样新颖的褐色皮鞋。她一边同什么人说笑着，一边双手不停地打着毛线。我顺小晚儿的眼波一寻觅，就看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戴着炊事员的白帽子，耳边露出长长的乌黑的鬓角，正弯着腰，在一只极大的瓦缸里和面，他只穿着汗背心，两只粗壮的胳膊伸进瓦缸，强壮的肌肉，随着和面的动作活泼地颤动着。他的眼光基本上一直盯在小晚儿身上，两个人谈得很高兴。我注意到，在一旁的大案子上，立着一只两个喇叭的录音机，李谷一演唱的歌声，从窗内溢出到了我们站立的地方。
从窗外望进去，是一幅洋溢着健康的青春气息的图画。显然，小伙子值夜班，他趁便和出明天炸油饼要用的面来，而小晚儿不过是陪他一阵，也趁便赶织毛线活——我注意到，毛线是和她衣衫很不相称的酱褐色……我不明白，马师傅为什么要对这一切以及这一切即将带来的后果，那么忧心忡忡、痛心疾首？
我偏过头，看马师傅是何反应，咦，出乎我的意料，他脸上已经不再有懊丧和愠怒的神色，他满面慈祥，默默地注视着窗内的一对恋人，我甚至发现，他的嘴角漾出了一丝微笑。
默默地注视了一阵，马师傅便主动拉着我的胳膊，领着我往回走，走到人行道上，迎着微风，他叹了口气，喃喃地对我说：“那孩子不错。一大早炸油饼，他管往锅里放生面，小晚儿管用铁钎子捞熟的……起先放生面的人不精心，尽溅起小油粒子，烫得我们小晚儿手上尽是绿豆大的紫泡。他管这事以后，再没烫着过了……他对我也不赖，懂礼。可就是……他要把小晚儿拐到他家去，说是在他那里安家，有了孩子，他妈能给看……唉！”
我问：“他家离您家有多远呢？”
马师傅脸上显出一个害臊的表情：“咳……其实，也就两站地。”
我笑了：“瞧您，原来离得这么近……他们常去看您，您也常去看他们，不就行了吗？干吗非得让他们跟您住在一块儿？是您会看孩子？还是您亲家母会看孩子？”
晚风把他的酒气吹散了一大半，他脚步比刚才稳实了，他微笑着，点着头，轻声地说：“倒也是……”
5
那年过新年的头一个星期天，我和爱人带着儿子从王府井采购归家，一进院，就看见大槐树后的窗台上，我那块忠心的矿石，压着一叠信件，儿子跑过去取信，惊喜地发现了一小包塑料袋糖果，塑料袋上印着鲜红的“喜”字。爱人起先还有点惊讶，我把猜到的原因一公布，她点头笑了，跟我商量说：“咱们是不是也该有点表示啊？……”
当天黄昏时分，我守在门口，没等多久，马师傅果然送第二趟信来了，只见他脖子上围着一条又厚又长的酱褐色围巾，满脸红光。我迎上去，说了祝贺的话，并且把准备好的一对玻璃糖罐递给了他，他开头还推辞，后来我强行把那装糖罐的纸盒子塞进了他自行车的邮囊中，他显得慌乱而惶惑，搓着手，脸上现出我几次看到过的羞涩表情，喃喃地说：“我送信三十多年了，还没往这里头搁过私物呢，没搁过啊……”我笑着对他说：“那是托您给小晚儿他们两口子送去的邮件，不算您的私物啊！”这话让他良心上好受了些，他憨厚地微笑了。我问他：“怎么样？小晚儿到底还是让人家拐走了吧？”他不无遗憾地点头说：“可不。那么大间屋子，就我一个孤老头啦。昨晚后半夜我醒过来，惯了，走到小晚儿床铺那儿，要给她盖被子——您不知道，她就是这么个毛病，一到后半夜就两个膀子露着——走拢跟前，才猛地觉悟出她人走了，我一屁股坐在她那空铺上，心里头说不出啥滋味……”我忙替他排解说：“您把她拉扯大，不就是为了她能幸福吗？如今她算是得到幸福了啊。”他听了这话，又微笑了，眼睛周围的皱纹舒展开来。
转过年，当春天再一次来临时，也是一个星期日，上午九点多钟，院外传来“信！”的呼唤，这声音令我很惊异，我忙跑到院门口，头一眼，只见是个非常年轻的、细瘦身材的小姑娘，推着自行车来送信，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往下一沉，顿感若有所失，但随即我就发现了马师傅，他也推着自行车，站在小姑娘后侧，我的心又往上一提，忍不住高兴得叫了起来：“马师傅，您！”他便支住自行车，走到我面前，解释说：“我下月就退休啦。这不，来了接班人。领导上让我带她跑几天。”小姑娘也爽朗地对我说：“我一定把马师傅的认真精神学到手。他告诉我啦，您在研究所情报组工作，下午经常把资料带回家翻译，所以常能亲自收下午那趟的信。上午您不在家，信就给搁到那树后窗台上，用矿石给压住……”我高兴地说：“这就好啦！”马师傅和小姑娘把当天的信给了我，要走了，我恋恋不舍地叫住马师傅，问他：“小晚儿他们两口子，常去照顾您吧！”他满意地点着头，高兴地告诉我：“他们两口子挺孝顺，我能过个美美的晚年啦。我已经买了一只黄鸟，等下月退了休，每天一大早我就提上鸟笼子去公园遛弯、打太极拳……”说着，他望望自己推的自行车，脸上又显出那我已经熟悉的羞愧表情，对我，也对新来的邮递员说：“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辆绿车……说起来，你们怕不信呢，我给人家送了一辈子信，可我自个儿，这辈子，还没得着过一封从邮局邮来的信呢！”
他没得着过一封从邮局邮去的信！这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然而我又坚信这是绝对的真实。
一老一少两辈邮递员远去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在往上翻涌。
我决定立刻给马友全师傅写一封长信。他将很快收到一封从邮局邮给他的信。这信将不仅有着最精美的信封信纸，贴有最华美的纪念邮票……最重要的是，我将努力把最真切的感激和最炽烈的赞美奉献给他，并使他透过我这颗真挚的心，体验到他那平淡无奇的一生的巨大价值……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远处去发信的原因。
1981年9月写于庐山芦林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