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遥不可及！
这一段路，即使看不到远处，
但不管路途多艰难、多遥远，
只要我一息尚存，仍然会勇往直前。
将来的佛光山，在辟建上必定是艰苦的！
我要以愚公移山的毅力，披荆斩棘，
持精进的犁锄，戴勇猛的盔甲，
撒菩提的种子，来建立空花水月的道场。
接着，我要把娑婆转化成清净的佛光净土，
为佛陀的文教慧命事业，传灯万方。
各位护法、朋友们：大家好！
冬去春来，韶光荏苒。每当我驻足寿山寺，经西子湾遥望台湾海峡的另一端时，都不禁想着，中国历史的战火一代一代延烧，烧毁了多少家庭、多少亲情？如今这无法投递的乡愁，从那头的港口到这边的码头，像牵引的业力，扣住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两岸。
这些年，在台湾云水的岁月里，到处只见基督教的礼拜堂，香火兴盛的妈祖宫或土地庙，小巷角落还有阴森的扶乩坛。心中感慨系之，佛教的地位在哪里？于是我发愿尽形寿，要尽自己的力量，把正信佛教深植在这片土地上。
“大海有平息之日，业海无止静之时”，唯有佛法可以让这无奈的世界，从痛苦的这边到快乐的那边，从危险的此岸到安稳的彼岸，只有佛教可以解决当前的困境，为每一个人的人生，为社会、为国家带来幸福与和平。
一九四九年国共相争，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百姓流离失所，在风雨飘摇之际，智勇法师发起“僧侣救护队”，经与孙立人将军联系后，决定召募六百人，以便集体训练。突然，一个变化推翻了原有的计划，为了顾全大局，我临危受命，承担起代理领队之责。当时情况危急，我们晚上连夜赶路，到常州天宁寺，摸黑叫醒睡梦中的同学弘慈、印海、净海、浩霖、以德等诸位法师，一起坐车乘船来到台湾。
后来“僧侣救护队”的因缘未能成熟，参加人员各自解散。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张，还谣传大陆密遣五百名僧侣来台，从事渗透颠覆的工作。我和慈航法师及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外省僧众，身陷囹圄，被关了二十三日。后来，经由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吴经明居士等人多方奔走，才将我们解救出来。那时二十三岁的我，突然发觉自己孑然一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真是到了日日三餐不继的窘况。
庆幸自己还能执笔写文章、编杂志和教书，从笔耕教学中，才得暂时免于困顿失所。感念妙果老和尚的收留，让我落脚于中坜圆光寺，为了报答寺院之恩，除了上课教书之外，我发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扫落叶、水沟、茅厕，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购买八十余人食用的油盐柴米。
还被派至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三个月，在深山草寮中，我以草地为桌，伏地撰写《无声息的歌唱》；应东初法师之请，主编《人生》杂志；一九五二年应宜兰马腾、李决和、林松年之邀，至宜兰雷音寺讲经弘法，并成立“宜兰念佛会”。为了要鼓励青年入佛，首创佛教第一个歌咏队，那时遭来许多反对的声浪，被佛教卫道人士视为恶魔而讨伐之。
总之，为了使社会大众能有更多机会长养慧命，我用心良苦地设下种种方便权巧，希望能为佛门留下优秀人才。
我一直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一九六四年，寿山寺落成，即开设寿山佛学院、普门幼稚园，培植了百余位佛教青年，更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借由流通佛教书籍来续佛慧命。记得最初计划筹办佛学院时，遭遇重重困难，也有人好心劝我不要办教育，因为教育事业费心费力，纵然有些成果，也无法立竿见影等等。莫说没有人给予真心肯定或赞美，更有人警告我“你和学生会没饭吃”，“你一无所有之后，信徒不敢和你接近”。虽然如此，我仍义无反顾。为了学院的日常开销，一向不作经忏佛事的我，经常到殡仪馆替人念经，到太平间替刚往生的人通宵念佛，为的是能多些教育的费用。
当佛学院开学时，教室只有一间，报名入学的学生虽然很多，却因教室小，寝室不够，第一届只录取二十名学生，第二届学生更多，不得已就把常住纳骨堂拨出一半来作教室。
去年，日本孝道教团所组成的祝寿团，在统理冈野正道大僧正的率领下，前来台湾参加蒋先生八秩华诞的盛典，并参访台中、台南、高雄等中南部名刹。团长大僧正于寿山寺讲演时说：“我来台湾，从台北一直到台南，所见到的佛教徒都是年老的人，我心想，难道台湾没有青年人信仰佛教吗？直到现在，来高雄寿山佛学院，看见许多年轻且富有朝气与热忱的青年，我才知道台湾的佛教，还有这么多的生力军！”
听到大僧正这番话，好似对我打了一支强心剂般，让我知道对佛教教育一路的坚持，虽然辛苦，却都是值得的。更欣慰的是替台湾佛教留住一点小小的面子。
教育代表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钱穆博士主张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他常研读《六祖坛经》，也认为佛教经典在中国文化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宣扬佛教教义，正是当今社会所急需，而栽培弘法人才更属迫切了。
佛教本来注重福慧双修，行解并重，若有福无慧、有行无解，则如瞎子走在悬崖之路，危险至极。而今有许多佛门弟子或行为诡异，或兼修杂学，或转入外道，或崇拜鬼神，或始勤终懈，甚至有不知教主是谁？如此怪象，皆因平时不读三藏经论，也不听经说法。长此以往，佛教之大患，不在外力压迫，而在内学空虚，欲救此弊，唯有兴办僧伽教育。譬如点灯，一盏灯能照明暗室，灯灯相照，明明无尽，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希望的是开花结果。寿山寺耸立在布满五颜六色霓虹灯的高雄市区，虽是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然而车水马龙的喧闹、行人的噪杂，毕竟不是理想的读书环境。寿山佛学院开创之初，限于环境的狭窄，只招收女青年，没有达到两序大众平等的教育。
为了替徒众与信众建立未来慧命安身之处，我开始积极物色建寺之地。虽然林务局沈家铭先生热心引介许多公家土地，我总觉得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是身为民众最基本能为社会奉献的机会，不宜借公地之便而建寺。
为寻找一处兼具教育文化的现代道场，在众多信徒热心协助之下，看中了大贝湖附近一处，面积约二公顷的土地。为了买这块地，慈庄法师、吴慈容、萧碧霞居士等，还把他们共有的“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子变卖，得款一百五十万元来支援购地。就在钱凑齐准备签约时，依严法师无心说了一句话：“大贝湖是观光胜地，我们在那里建寺，应该沾光不少，游客一定会顺道来参观、礼佛，蒋中正先生来时，说不定还会来呢！”
就因为这番话，情势来了个大转变，我毅然放弃在此购地建寺的计划。中国四大菩萨的道场，为何能吸引中外人士前往朝圣礼拜？我希望这新建的丛林道场，不是沾名胜风光而顺道一游，而是能让全世界佛教徒专程来访！
当这大贝湖建寺叫停之际，一对越南华侨夫妇急于还债，将原本为办学的高雄县大树乡麻竹园十几甲山坡地变卖求售。有时会觉得因缘的安排如此的恰巧，冥冥之中，这穷乡僻壤似乎隐藏着未来佛光理想村的蓝图。俗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只是单纯地想帮助这对夫妇解决眼前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想到偏壤之地，较能杜绝名闻利养，而专注于教育的弘法工作上。
如果能顺利在这座麻竹园建设佛教学院，就可以四众兼收，并由高级佛教学院再分设寿山、兰阳初级佛学院、沙弥学园。近几十年来，台湾佛教兴学之风炽盛，把往昔的老年人的佛教改观了，唯佛教学院大都附属于寺院，往往受寺院的牵制，阻碍教育的发展，致使教育工作难上轨道。将佛学院独立出来，是佛教教育的一种改革、一种创举。我的构想是，本部在山上，另外在其他县市设分校，由点而线而面，让佛教教育普及化，成为青年学子受教学习的另一种选择。
希望未来在佛光山点燃教育的圣火，照耀宇宙的各个角落。这一大片竹林，前伴溪流，后临丘陵，没有都市的繁华，有着宁静、朴实的风味，可以让大众生活在大自然的沐浴里，亦是读书修行的佳境。我决定尽速于明年五月举行安基典礼。
自古以来，中国佛教事业是没有企业理念的，向来的生活是靠田产、经忏、香火等为主要收入。若有人发心要开办佛教的工厂或其他佛教的事业，一定会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佛教不是在深山里，怎可以这么世俗化！中国佛教徒的思想除了保守之外，也没有随喜的性格，是一种不问是非的同归于尽的心态，自己不做，更不容许他人为佛教打开另一条有意义的生存之路。
未来的佛光山走向人间是必然的趋势，佛教一定要走向人间化、生活化、现代化，甚至国际化、科技化。唯有让佛教深入家庭、社会、人心，才能与生活结合，成为人生需要的佛教，如此，佛教才会有前途；佛教一定要与时代结合，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它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一定会遭到社会的淘汰。
在自己青少年时代，总有一股为佛教未来筑起梦想，为中国佛教奋起飞扬的热情，希望能为走向山林遁世的佛教，为保守闭塞、垂垂老矣的佛教，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方向。我认为佛教需要兴办一份报纸、创建一所佛教大学，设立一座电台、电视台，扩展佛教弘法的空间，接引知识青年进入佛门，将佛法与文学、哲学、电影、艺术等结合，让现代人可以轻松愉悦地接触佛教深奥的义理，将佛法运用实践于人生的各种际遇，这样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
未来，遥不可及！这一段路，即使看不到远处，但不管路途多艰难、多遥远，只要我一息尚存，仍然会勇往直前。将来的佛光山，在辟建上必定是艰苦的！我要以愚公移山的毅力，披荆斩棘，持精进的犁锄，戴勇猛的盔甲，撒菩提的种子，来建立空花水月道场。接着，我要把娑婆转化成清净的佛光净土，为佛陀的文教慧命事业，传灯万方。让我们坚持信心，永不放弃，只要往前一步，再一步，就能苦尽甘来，成就道业；在菩萨道上，更要效法富楼那的无畏精神，以弘法为本分，肩负如来摆渡群伦的家业。不论路途多颠簸难行，但这一切终将名垂青史。弘法利生的事业，愿大家共同勉励，一起努力！专此 敬颂
新春如意
禅悦法喜
星雲合十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