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夫人对佛光山有许多的贡献，
尤其她尊敬僧宝，
对佛光山年轻的出家人都礼敬有加，
只要看到有成就的年轻出家人就欢喜赞叹。
假如孙夫人如今还在的话，
知道佛光山有几百位的博、硕士，
有数所大学、电台、报纸等，
我想，
她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欢喜了。
在台湾的冤案很多，最不该发生的冤案，就是孙立人将军被指“密谋犯上”一案了。
说起孙立人将军，他是安徽庐江县人，生于一九〇〇年，和家师志开上人是挚友，并且担任栖霞山创立的“宗仰中学”的董事。回想一九四九年春，我率领“僧侣救护队”要来台湾参与工作，在我临行的时候，家师跟我说：“我替你打了电话给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台湾担任‘陆军训练司令’，你必要的时候可以去找他，他会帮助你。”
孙立人将军在抗战初期，和廖耀湘将军分任新六军与新一军的军长。那时候他们都拥有美式的配备，在军中是很有名的军团。这两位将军都和栖霞山有缘分。
新六军廖耀湘军长，是湖南邵阳人，一九〇六年出生。在抗战初期，国军在京沪一带接济失败，后来混迹在栖霞山的难民营中。当时，家师志开上人是难民收容所主要的工作人员，所以就这样和他们结了深厚的因缘。也由于栖霞山的出家人非常爱国，就帮助他到大后方重庆，继续为军旅生涯服务。抗战胜利时，他已经升任新一军的军长，并且送了一块匾额给栖霞山，匾额上题了四个字“栖霞古寺”。
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湖南人，一九一三年出生，南京汇文女中（金陵女中）毕业。美丽大方，喜爱读书及念佛诵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文字和佛学都有相当的功力。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妇女学佛应有的态度》等书，就是孙张清扬女士的作品。
在孙立人将军军旅生涯当中，孙张清扬女士因为信佛虔诚，经常在各个寺院烧香拜佛，并且皈依我的师祖卓尘长老，因此经常住在栖霞山。抗战胜利后，我从焦山或祖庭大觉寺回到栖霞山探望师长时，都可以见到孙张清扬女士在栖霞山参加水陆法会。
到了台湾后，我虽然遭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但我也没有去找过孙立人将军和孙夫人。
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听说孙立人将军训练的新兵在金门古宁头打了胜仗。他知道我在中坜圆光寺挂单，托人带信跟我说，你们虽然出家，正当这种年轻的时候，应该报国从军；十年之内，我可以保证你能升任到少将。那时候，台北市政府人事室的主任秦江潮教授也要我去主编《自由青年》杂志。我觉得我出家做了和尚，如果和尚都做不好，其他的事情也都不可能做好。眼前一时的艰难，我应该坚守出家人的岗位，把和尚做下去，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和孙将军会面。
一九五五年八月，孙立人将军事件发生，他的部下郭廷亮上校和第九军第二处的刘凯英上尉，据说与孙立人“兵谏事件”有关，他们都曾经和我有过数面之缘。
所谓的“兵谏事件”，是指孙立人将军担任训练司令时，被指纵容部属向政府表示不平，后来以“密谋犯上”的罪名，被革除参军长的职务。他的亲信部属，也一一被查办，调离军职，甚至前后有三百多人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
最初他们被关在监狱中的时候，我也曾经想去探望，并且送一点佛教的书籍给他们在狱中阅读。但连他们关在什么地方，我都搞不清楚，终究没有成行。
对于孙立人将军，我非常肯定他是一个爱国的将军，若在中国历史上的军人系统里，将他列为名将，应无不当。可惜，政治、军事的派系倾轧，终于发生了“兵谏事件”。
当时，孙立人将军很为陆军讲话，曾多次和老蒋先生建议部队的待遇应该要同等。他觉得同样是从军卫国，为什么空军待遇是甲等，海军是乙等，陆军就是丙等？他深深不解。那时候政府没有这种财政，我认为他也太过天真，因此我曾劝他：这不能一概而论，到底陆军编制数目众多，一人增加一块钱，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了。
他也对时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蒋经国先生，以政工制度参与军事体制有所不满，积极争取政工系统退出军团。我想，这可能是与蒋经国埋下冲突之因。再加之他是美国西点军校出身，不是黄埔军校系统，因此所遭遇的麻烦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他出事后，由国民党元老陈诚、黄少谷等九人组成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后来判处“长期拘禁”，不准和外界接触，地点就在台中市向阳路十九号（现改为台中市向上路十八号）。那时候全世界的华人，尤其国际间，像英美国家人士都很为他说话。虽然老蒋先生留他一命，但孙将军一生的命运，和张学良将军一样，终生拘禁就不能免了。
台中市向阳路十九号，后来我经常在那里进出。当时我也不懂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在他的府上多次聚谈。每一次都有一些卫兵在外守候。还好他们对我都很友善，我去探视孙将军时，没有遭遇任何一点麻烦。但是后来我开创了佛光山，几次想请孙将军上山小住，却都遭到国民党指示，叫我不要多管闲事。
其实，据我了解，孙将军对蒋介石是非常尽忠的，因为尽忠报国本来就是军人的本职。我曾听说过，美国驻日的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密会他，要他取代蒋先生，但孙将军不想背叛蒋先生而加以拒绝。这应该是可以断言的。
他做过很多的军职，但是到了后来做“总统府”的“参军长”，他深为不满。他告诉我，哪怕要他做一个小兵他都愿意，但是要有事可做。他竟然不知道参军长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在他做“陆军总司令”后，要他作参军长，他是很难接受了。
他也告诉我，他治军很严，但是他很重视恕道。他性格也很仁慈，他说战争是很残忍的，但战争的目的最后就是和平。他也说，军人要爱民，因为军人就是要保家卫国，假如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不能顾及，就不够资格领导军旅。
他也跟我谈论在中南半岛和德国巴顿将军一些交游的经过。我尤其记得他曾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滇缅与日军作战时，救了英军数千人的事。
一九四二年时，由于缅甸属英国殖民地，北部、东北部与西藏、云南接壤，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军攻占马来西亚后，随即攻击缅甸重镇曼德勒，想要切断滇缅公路。英国求助中国，蒋介石便派遣孙立人将军率领陆军新三十八师前往作战。
那一次战役，解除七千英军的危难，并且救出被日军俘虏的美国传教士、各国新闻记者以及妇女五百余人，称为“仁安羌大捷”。这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在境外取得胜利。战后，英王乔治六世还授予孙将军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四十多万名远征军中，就有近二十万人埋骨异域。一直到二〇一一年九月，中国迎请阵亡缅甸的国军遗骸，归葬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并且在骨灰罐上覆盖青天白日军旗，设立“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纪念碑”以兹纪念。我想，飘零异国六十多年的远征军将士，至今终于魂归故土。此时，孙将军若于天上有知，也应该和这些军人一同得到慰藉了。
孙立人将军的元配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和我有法系上的关系，这个时候她在台北一个佛堂里修持。她支持的《人生》杂志、《觉世》旬刊，我还曾经去担任总编辑；她鼎力相助的影印《大正新修大藏经》，我也为她出力做环岛宣传。偶尔，我也会到她的佛堂里探望她，她都备办美味可口的素斋宴请，并且叫我把宜兰的青年尽量地带去给她认识。那时候，像慈惠、慈容等女青年都是她的座上客。
孙立人将军的如夫人，原本是孙张清扬女士的随从，后来为了就近照顾孙将军，便成就他们同居一起，生下的四个儿女都很优秀。长女孙中平，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孙安平、孙天平、孙太平则分别是大学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在他们童年的时候，这许多小朋友都和我游玩过，长大后各奔西东，我也因为法务奔忙，就少有接触了。
一九七九年左右，经过我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请到孙立人将军和孙夫人联袂在佛光山朝山会馆光明一号小住了半个月。虽然，我也想促成孙立人将军和政府的高级领导相互谅解，但是那时候的我，人微言轻，也只是一些幻想而已。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先生过世，同年五月，李登辉先生才解除孙立人将军长达三十三年的“监护”。
后来，孙立人将军在一九九〇年逝世时，孙张清扬女士曾有意要让他安葬在佛光山万寿园公墓，终因为那时候万寿园还不具规模而作罢；并且孙立人将军在逝世前也已获得平反，他军中的部下多人为他处理后事，舆论也多所赞叹。我想，孙将军一生为国，功劳浩大，虽然个人受了委屈，但中国人所谓“盖棺论定”，到了这时候，也应获得些许的安慰了。
孙张清扬女士于两年后，一九九二年七月，以八十岁之龄逝世在台北永和的佛堂里，我特别前往主持告别式，并且为她题写挽联：“八十年岁月心中有佛，千万人入道尔乃因缘。”
永和的佛堂占地一百余坪，以当时的市价算，应该值得上亿元。孙夫人留有遗言，要交给我建立佛堂。后来我也没有辜负她的委托，现在的永和学舍，就是当初孙夫人修行的地方，经常举办佛学讲座、社教课程。
孙张清扬女士一生护持佛教这么多，我曾经有心为她成立一个小型的纪念堂；但是，我除了拥有他们贤伉俪合影的照片以外，她的遗物我一样都没有。因为在她逝世后的几天，他们的眷属都已经把她的许多东西搬离佛堂，到现在，也不知道流落何处了。
孙夫人对佛光山也有许多的贡献，尤其她尊敬僧宝，对佛光山年轻的出家人都礼敬有加，只要看到有成就的年轻出家人就欢喜赞叹。假如孙夫人如今还在的话，知道佛光山有几百位的博、硕士，有数所大学、电台、报纸等，我想，她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欢喜了。
孙夫人比我年长近二十岁，应该只比我的师父年轻数岁。她以一个在家信徒的身份护持佛教，对佛教的事业全力以赴。由于我也有心奖助对佛法有贡献的人，如赵茂林、张剑芬等，在他们百年之后，我都无条件地安奉在佛光山万寿园公墓。现在他们（包括孙夫人）的后人，都不来闻问，我也只有担任起他们的孝子贤孙，永远为他们奉祀了。
此外，孙夫人还有几件事情很值得我一说。在国民党整治台湾的时候，蒋宋美龄女士三番两次地要孙张清扬女士改信基督教，孙张清扬也多次告诉我，她多次跟蒋夫人直言，叫她做什么其他好事都可以，但是叫她不信佛教而改信基督教，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甚至于蒋夫人也以种种好处利益来诱惑，她都不为所动。
在一几五〇到一九六〇年代的时候，佛教受蒋夫人多所压迫，好在有孙张清扬女士能勇敢做护法的长城。至今想来，实在非常难得。
孙夫人的口才很好，在我还没有到宜兰去之前数月，应该是一九五二年左右，她就曾经到宜兰的岳飞庙公开对外演讲佛法。因为她播下了美好的种子，所以后来我到宜兰弘法，在主持念佛会初期，她也多次说服台北的妇女朋友来参加法会共修。可以说，托她之福，有一些好的信仰上的果实也让我来收成。
另外，早在我初到台湾还没有和她来往之前，她曾与佛教界张少齐居士合作，在台北成都路开设一家“益华文具店”，后来改名叫“健康书局”，流通许多大陆的佛书。那时候，她知道我落难在中坜圆光寺，曾托人带过四百元新台币给我，这对当时一无所有的我来说，那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赐与。
台北善导寺在台湾光复后，大部分的房舍为台北市政府所征用。一九四七年，孙张清扬女士捐资旧台币一千万元买回，让它重归佛教产业，恢复道场弘法度众的功能，并且成为早期台湾佛教的弘传中心，“中国佛教会”也设址在此。
孙夫人曾试图想将善导寺交由我来住持，但终因我年纪太轻，以及师承不同，而力荐未果。她特来向我说明致歉，我并不以此为意，但是对于她这份知遇盛情，却是永志难忘的。
我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她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号的“觉世旬刊社”，特地邀约几位朋友，设宴为我祝寿。记得在一张十二人座的大圆桌上，全部都是黄金的器皿，她说她第一次用它们来请客。我一介贫僧，生活简单，对那金光闪闪的黄金餐具，看在眼中，觉得与普通的瓷碗、木筷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孙夫人的善美好意，我还是非常感谢的。
孙夫人膝下无出，但义子张若虚、义女孙义贞都对她孝顺有加，尤其孙义贞是日本女孩，抗战胜利后没有返回日本，给孙将军收留下来侍候孙张清扬女士。孙义贞也真是不负所望，不但贴心、懂事，而且烧得一手好吃的素菜，当时台北有名的法师，经常都是呼朋唤友到她住的小佛堂赶斋。孙夫人是一个很有量的人，只要是出家人，她都来者不拒，一律供养。因此我们有人就取笑说：“你的这个佛堂真是一个‘地下丛林’了。”
一九五五年，孙张清扬夫人变卖首饰，打电报到日本请购一套《大正新修大藏经》，并且托叶公超先生以航空的方式运回台湾影印，台湾才有了大藏经。当时，佛教界发起影印大藏经，我也应“大藏经印行委员会”之请，随喜担任“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领队，领导信众环岛宣传。
后来，她又发起开设新文丰佛教印刷厂，虽然她邀约我参加股东，我也出了五千元做常务董事，但是没有数月，大概很难找到专业的经理人才，她便很有舍心地交给一位高本钊居士去经营，而我们也落得喜舍布施了。
高本钊居士，一九三三年出生，江苏丰县人，他热心护持佛教，经常捐赠经典给相关单位。后来，他也把新文丰经营得相当好，曾影印《大正藏》、《高丽藏》、《续藏》等，在佛教、印刷界也多有贡献。这许多，应该都是孙夫人所赐。
文末顺此一提，当年孙夫人介绍黄美之（黄正）小姐担任孙将军的秘书，却因此受后来的“孙立人事件”牵连，与她的姐姐黄珏小姐坐了十年的冤狱，那是正当她们青春貌美的时候，实在叫人不胜感叹。
后来，她们曾经两度来佛光山拜访我，时已六十多岁之龄；我在美国西来寺时，也和她们几次来往。她们的文艺协会偶尔会邀约我做个讲座，或者她们到西来寺聚会，我也乐于出席见面。想到她们过去所受到的遭遇，我总想多一分慈悲给予支持，因此也就乐意随喜出席结缘。但后来的人，大概已无法想及她们过去所遭受的这些苦难了。
现在，黄美之领导洛杉矶的华人文坛，也写了好几本书，每次出版都会签名寄送给我，终因时空遥隔，我只有接受和默默为她祝福。
2011年，怀念孙立人将军、孙夫人这样百年以上的故人，不禁心生感慨，人生真是如佛所说“空花水月”，世间所有的一切，也不过就如一场梦幻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