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谈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有一个人无法绕过，她就是上海的一代名师——于漪。甚至有人撰文说，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她曾是中国教师群体的偶像。
公开课《海燕》被电视直播
在中国语文教育界，于漪无疑是一个传奇人物。
一家教育媒体写道，20世纪80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被电视直播。那时上海的中小学教师几乎个个闭户不出，就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其风采，事后，就连高教界也在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复旦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忆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来，问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海燕》还有点看头。
此种盛况也许只有在那个充满伤痕回忆的年代才能看到，而中学语文教师的备受关注，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此后，魏书生、钱梦龙等一大批中学语文名师开始为教育界及舆论界所瞩目。
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到上海第二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师，八年后转任语文教师。后来她自豪地说：“当老师真是三生有幸，做语文老师更是无比幸福。”
而几十年前，对于于漪转任语文教师上的第一节课，老教研组长这样评价：“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于漪听了这句话，顿觉五雷轰顶。教这门课，竟然连大门都不知道，那岂不误人子弟！从此她开始了一辈子的不懈努力，发誓不仅要找到大门，而且要登堂入室。
于漪后来回忆说，最初她在教《过秦论》时，这篇课文的最后一句是说秦为什么灭亡，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易也”，即因为不施仁政，攻守之势发生变化了。“我教完了，一个孩子马上就提出来说他不同意这个论断，《人民日报》某月某日，郭沫若是怎么讲的，天啊，我没看到。所以我每天上课真是战战兢兢。”
就是因为“战战兢兢”，她才从图书馆搬来一摞厚厚的参考书仔细琢磨，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语法、修辞、逻辑到中外文学史，甚至哲学、天文、地理、航海等所有与教学相关的知识，天天明灯伴读到三更。学习新知识，研究课程，琢磨学生，几乎成了她工作的全部内容。每讲一课，于漪就进行一次崭新的尝试，她一面到学生中去听取反馈，一面在笔记上写下教后感。每有体会，就写成文字。自1979年以来，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近200万字。2003年生病期间，她出了两套文集，加起来有近400万字。
难怪一位教育记者说：“于漪，是中国教师的形象代言人，是教育改革的创造实践家，是与时俱进的完美体现者。”
语文教育改革的实践家
于漪有一些观点和做法被广为传播，广为称颂，广为借鉴。
对于怎样才能上好一堂课，于漪的主要经验是：第一，“挖掘文章内在的思想性，揭示其寓含的深意”；第二，“重锤敲打关键词句，使它们溅出耀眼的火花”；第三，“变换提问的角度，选择最佳入口，激发学生的感情”；第四，“创设情境，带领学生置身于情境之中，使他们耳濡目染，受到熏陶”；第五，“联系、扩展，增添感情浓度，形成余音缭绕”。
比如她坚持语文教学要“文以载道”“文道统一”，重视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有人说她的全部教学改革活动，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教文育人”。在听说读写训练中，结合思想教育，恰似春风化雨，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一书，第一次对于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与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进一步确认了语言/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同时强调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于漪又进一步强调，语言/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认知、思维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于漪提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于漪开始思考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于漪的《弘扬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引发并推进了一系列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语言的工具意义、文化载体意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语文学科的多重属性与多重功能以及它们的多层次多角度性……有人评价说，这些讨论本身对厘清语文教学是什么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庄荣珅：《教师节报道——于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2005年9月9日。
她注重情感教学，被人称为“语文教学界一代情感派大师”。
她对一篇课文要备三次课：拿到一篇课文，先不看任何参考资料，凭着自己的理解，备第一次课。第二次，找来和这篇课文有关的所有资料，仔细对照，看哪些东西自己想到了，人家也想到了；哪些东西自己没有想到，但人家想到了，学习理解后补进教案；哪些东西自己想到了，但人家没想到，要到课堂上去用一用，以此验证想的是否有道理。上课和设想的东西不是一回事，所以她会根据上课的具体情况，不断区别哪些地方顺利、哪些地方困难，对设想进行调整，再备第三次课。一篇课文，三次备课，她坚持了三年，从而成了全国有名的语文教师。
她总结出了“点、线、面、体”立体化的教学方法。她认为：每个教师心中都要有全局，就是根据中学教育阶段语文课的目的任务、教学内容、训练项目作科学的安排，这就是“面”。语文课本中每一篇课文就是一个“点”。教师对每堂课都要精心设计，贯串的线索、问题的构思、词句的落实、能力的培养等都要丝丝入扣。因为落实了每一个点，才能形成面。而各种文体、各类知识的教学，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就是“线”。每条线既有自己的序列，也有相互的关联，须统筹兼顾；各种文体的教学在各个年级的分量怎样适当，教学程度深浅怎样适度，读写怎样结合，语法、修辞、逻辑、文学怎样渗透，都应有妥善的安排。至于整个语文教学，它应该是立体的，应该把思想的启迪、志向的砥砺、情感的熏陶、知识的传授融为一体，把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文理知识熔于一炉，教学要有详略、疏密、缓急、轻重、起伏、主次。这些要和谐地形成一个整体，就像一首动听的协奏曲。
景诵、白尘：《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教师之友》2004年第1期。
正是这些成就，使于漪成了中国语文教育的一座高峰。著名语文教育学者张定远先生评价于漪的语文教育时说：“纵观于漪的治学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步履维艰的岁月曾给她多少不解、多少窘境，又给她带来多少思考、多少顿悟。从语音、语法入手，扎扎实实打业务底子，潜心钻研教材，一篇文章要用10小时甚至20小时、30小时去探讨，‘把边边角角的时间都用上’，于老师进入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孜孜以求的境界。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她得到了语文教学的真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艺术，那就是：寓教于情，声情并茂，教出趣味，活而有致。心中有了学生，便有了与之同欢乐、共患难的激情。”
对于漪的语文教学思想，也有人进行过梳理和反思。其中，于漪被“诟病”的方面是语文教学道统至上，为宏大的话语方式压制甚至牺牲了老师和学生的个性；语文教学思想的变化太快，“与时俱进”的速度太快，是一位挺立在语文教育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
应该说，这样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苛刻。那一代教师在时势下的局限，确实是难以避免的。或者说，在中国语文教师中，这绝不仅是于漪一个人的问题。
心中有“两把尺子”
于漪钻研教学很投入，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有一个故事曾在教师中广为流传。一次，爱人拉她去看京剧《三岔口》。舞台上，演员没开口唱，仅凭动作和眼神的变化，就使观众知道，这是一场摸黑的打斗。看着看着，于漪仿佛又回到了课堂上：语文教学也要这样有气氛、有效果，要调动一切教学手段，去打开学生思维的闸门。
今天怎样当教师？许多人都问过于漪这个问题。于漪的回答是，首先必须追求人格的完美。追求人格的完美，于漪的心中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是量别人的长处，另一把尺子是量自己的不足。
于漪之所以是于漪，还在于她善于反思，反思自己的教学，经常用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在课堂上，于漪努力做到“要言不烦、一语中的”。她明白当讲课最含糊的时候，就是废话最多的时候。教师废话一多，学生就如坠五里雾中，于是她每次都给自己留下“废话记录”，时不时给自己提醒。也有时候，学生能够超水平发挥，提出一些超出备课时想象的问题，于漪也都把它们一一记下，记下解答后的感悟和遗憾。
景诵、白尘：《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教师之友》2004年第1期。
于漪还是一位正直的教师。1985年，于漪担任上海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当时，那是一所“伤痕累累”的学校。踏进校门，于漪看到的是衰败的校舍、涣散的教师队伍。于是，她做出一系列令当时社会震惊的决定：教师实行坐班制，学生一剪头发，二穿校服。并严格规定，社会上允许的，学校不能都允许；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不一定都提倡。她着手开展两代师德的教育，请离休干部作革命传统教育，请盲人乐队用精彩的演奏讲述怎样做生活的强者，让师生讨论当代教师和师范生的形象。她规划兴建了图书实验楼、体育馆、艺术楼，开辟了大草坪，植树种花，让学校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硬是将学校变成一块育人的净土。
退休后的于漪，心依然牵系着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于漪尖锐地指出，语文教学不能急功近利、立竿见影，要教在今天，想到明天；当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受到重视的时候，于漪又在各类座谈会上呼吁，要切实重视师德，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于漪非常关注年轻教师的成长，她知道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充满挑战、布满“关卡”，而最大的“关卡”就是物质诱惑。她真心希望教师们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留一方净土。
于漪身上仍然保持着老一辈教师的谦逊气度。
2001年教师节期间，上海举行了庆祝于漪从教50周年大会。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方仁工、张定远、欧阳黛娜、钱梦龙、黄玉峰、程红兵、高万祥……这些在语文教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道贺。一时间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足见于漪在语文教学领域里的声望与影响。”
然而，于漪说：“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还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与其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还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教师！”
当今中国语文教育界究竟有多少语文名师和普通语文教师受过或正在受到她的影响，已无法估量。
沈祖芸：《一辈子学做教师——三问于漪》，《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28日。
于漪小故事：写作文
于漪回忆自己上学时，有一次上作文课，有个男同学搞恶作剧，课前竟偷偷地把她的凳子搬走，她只好站着写。那次是自由命题，于是于漪针对这件事大发议论。文思泉涌，笔端汩汩滔滔，写下一篇类似“檄文”的文章。写完一看，觉得不妙，担心老师要责怪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对此大为欣赏，还在文后批上一大段：“……于生失座，成此佳什，遂使孟嘉落帽韵事不专于前矣！”
于漪文选：每一节课都会影响学生的生命质量
“师者，人之模范也。”什么叫教师，教师就是榜样、模范。教师是非常特殊的职业，要做教师，你的智慧就要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你的思想言行要能够做别人的榜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
我想，做教师，首先是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不管教什么学科，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华优秀文化有很多方面，但基本精神是“人文精神”。中华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尊重人”，而“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思潮的影响，对技能技巧非常重视，对“人”这个本体缺乏深刻的领会。
人为本体、核心，是我们中华文化十分重要的特点，这也就是“人文精神”。
我当一辈子教师，最忧心的是只看到技能技巧、育分不育人、求学不读书。这是对孩子的坑害。
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对人的修养的重视。人成为“君子”是需要“修炼”的。中国的优秀文化就是要重视人的修养。传授知识是教师的应有之责，但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一定要融入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教育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
作为教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要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样成为一个不辜负国家期望、不辜负人民嘱托的人民教师。《易经》中有两句话很重要：第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刚劲雄健，君子应自觉奋发向上，永不松懈；第二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要有宽广的胸怀，厚德才能载物。
21世纪的教育变了没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教育任务还是没有变。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培养人。有时我们就是把“人”忘掉了，只看到分数、看到技术技能。知识、技能技巧只是攀登精神世界的阶梯，不是终结的目的，教育终结的目的是人。当前教育首先是培养有一颗中国心的人，现代文明人。我们对中华文化有所认识，对事业的价值和意义就会有很深刻的领会，就会激发对事业热爱的感情。
我是语文老师，语文与志士仁人联系在一起，我要感动学生，首先应感动自己，只有发自肺腑的感情才能感染学生。教学课文《文天祥》，深深感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民族气节是民族魂”。人没有脊梁骨就不能站立行走，如同动物，没有精神支柱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口气，就是志气、浩然正气。
三尺讲台联系着学生的生命，你讲什么、教什么、传授什么知识、培养怎样的能力、给予怎样的思想熏陶、给予什么价值观，将来都会反馈给你。现在的学习，会影响学生一辈子的生活。所以，我一刻不敢懈怠，因为我的每一节课都会影响学生的生命质量。在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中，融合了情感和价值观，培养他学会学习，懂得怎样求知，这是一种立体思维。
什么是成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成长。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教师的真正成长和发展，在于教师内心的深度觉醒。只有当自己平凡的日常工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站得高、看得远，才会看到你的工作是多么有意义、有价值。休戚与共、血肉相连，今日的教育质量就是明日的国民素质。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上海市双名工程徐崇文“教心”基地“提升人文素养促进专业成长”研讨会上的发言）
于漪语录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我无怨无悔，因为选择了教师，我就选择了高尚；选择了教师，我就一辈子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一辈子的生命，是和肩负着的历史使命结伴同行。如果下一辈子还叫我选择职业，我仍然选择教育这片多情的土地，选择我们可爱的学生，选择这永远光辉灿烂、青枝绿叶的教育事业！
*我想我作为一个教师，应该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那就是真善美的境界，不断地学习，以达到人格完美的境界。
*教文科的老师应该学一点自然科学，教自然学科的老师应该学一点人文，因为这样可以打比较宽的底蕴。
*我有两把“尺”，一把是量别人的长处，另一把是量自己的不足，只有看到自己的不足或缺点，自身才有驱动力。因为，“累累创伤，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
*教学参考书毕竟是别人的劳动，只有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是带着生活露水的鲜花，是你自己的心得，学生才容易和你交融。教出自己个性的时候，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因为，教育事业是创造性的事业。
于漪简介
于漪，1929年生，江苏镇江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历任上海市杨浦中学语文教师，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名誉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978年被评为上海市首批语文特级教师。著有“于漪教育文丛”以及《于漪文集》《于漪语文教育论集》等书。现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