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说，我们不可能分离。我们既不能把各自所在的部分相互挪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筑起不可逾越的高墙。夫妻可以离婚，彼此从此分离，永不相见，但是，我们国家不同地区之间不能这么做。它们不得不面面相对，彼此往来，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这情形一定会在它们之间继续下去。
——亚伯拉罕·林肯，1861年[1]
美国民众当前分裂成了不同的阵营。
我们打开电视或上网浏览时，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当中水火不容的立场。我们在种族和宗教、科学和社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不只是观点各异，双方被对立的观点困扰，却对怎样沟通一无所知。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争吵不休导致政府进退维谷，即使得到广泛支持的事情也难以做成。动机不一的团体相互掣肘，阻碍着重大科研项目正常展开。文化战争正在撕裂我们的家庭，拆散我们的社区。
“我们就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我的朋友瑞安前几天对我说。
他说的是他和家人之间的裂痕。他告诉我，以前全家人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之争导致家人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美国国内政治、信仰和道德问题，以及在各种议题上飘忽不定的文化观点，都在无情地把家人推向对立。
瑞安特别想和家人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谈谈他们的分歧——帮助他们了解他的过往，并希望改变他们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议题上的态度。但他试过很多次，谈话结果无一例外都令他很沮丧。瑞安认为家人的观点根本说不通，家人则觉得他的说法毫无意义，似乎每次谈话最终都不欢而散。双方的交流在某处被阻断，他们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展，变成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久而久之，瑞安养成了深藏自己情绪的习惯，并试图在家人欢聚时“强作笑脸”，但这种做法让他的精神备受折磨。他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所爱的人如此冥顽不化，以如此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而瑞安并非个例。过去20年来，我一直专注于研究导致我们社会分裂的话题，在此期间，我见过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争议和冲突撕裂着他们所在的家庭、教会、社区和工作场所，双方均被对方的立场所困扰，每一方都指向不同的“事实”，提出不同的假设。正如瑞安所说，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
百家争鸣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争奇斗艳基础上的，而我们来之不易的宪法正是创始人们相互妥协的产物，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一致。但是，假如没有努力求同存异的沟通，这些妥协就不会发生，而当我们从截然不同的来源听到迥然不同的真相，我们在政治理念上的百花齐放就会枯萎凋零。“美国实验”继续起作用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能够相互交流。
但我们沟通的意愿却日渐衰微，这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1994年以来，皮尤研究中心一直在研究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在此期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价值观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2017年，皮尤发现了他们研究历史上最大的党派分歧——价值观差距几乎是原来的2.5倍。[2]与此同时，两党之间的敌意也在飙升。[3]我们中间持温和立场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而当我们偏向左翼或右翼时，我们中大多数自认为属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人在接受调查时报告称，我们在对方的政党中只有“少数”或没有亲密的朋友。[4]
然而，我们在政治上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是潜在疾病的一个症状而已。一种“我们针对他们”的心态正在主导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找与我们有分歧的人，当面阐明各自的观点，而是更愿意选择我们的回音室——在这个由志同道合者构成的空间里，我们谈论有关议题，相互印证我们的信念，听到的全是一片喝彩声。我们的对手同样沉浸在他们自己的回音室里，大家既无异议，便一再重述和强化相近的想法，而不是鼓励人们考虑一下对方会如何回应。这种表现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克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
跨越歧见的鸿沟
我的一些私事激发了我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
我是在文化战火中长大成人的，从我记事开始，文化战争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出生并成长在一个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家庭中，我的这种信仰终身未变。我的教会对各种有争议的话题持有一定的观点，我从小耳濡目染，毫不犹豫地把教会的立场变成了我自己的，其中包括坚决反对同性恋。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常会就这些议题给我的朋友们讲大道理，并因此得了个“上帝男孩”的绰号，这让我倍感荣耀。
但青春期让我尝到了诡异人生的滋味。与我那些同性朋友不同，我对女孩子没有任何兴趣，令我魂不守舍的却是男性。在我18岁的时候，我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彻底颠覆了我的福音派人生，并迫使我以全新的角度，全面审视我对同性恋者的固有看法。我绞尽脑汁，要从纷纭复杂的新信息中理清头绪，其间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困在了两个世界之间。在大学里，当我初次结交了一些同性恋的朋友时，我更清晰地看出这两个世界相距有多远。我的同性恋朋友们无法理解我的福音派朋友和家人，而我的福音派朋友和家人也不理解我的同性恋朋友。的确，好像我们真的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
我开始围绕信仰与性的歧见公开发表言论，很快我就收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大量反馈，他们各自诉说着自己因此经受的精神折磨。我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弥合分歧，帮助因歧见而反目的家庭成员重归于好，它成功运作了16年。我的第一本书引起了广泛反响，包括我父母在内的无数人写信告诉我，这本书完全改变了他们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我由此意识到，身陷两个世界之间也有好处：它让我变成了双重文化的人。
与此同时，当我努力弥合这一分歧时，我发现自己置身其间的不止这一个双重世界。我应邀给保守的宗教领袖和进步的社会正义活动人士提供咨询意见。我在“红州”和“蓝州”，在偏远的城镇和繁荣的都市，面对不同背景的受众发表演说。我看到了其他人的回音室里面的样子，并听到他们在“另一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和盘托出的想法。而在几个小时后，我可能就进到了另一方的回音室里，听取他们完全相反的一面之词。这些团体提出的问题不仅仅事关信仰与性，还涉及种族与性别、枪支与堕胎、个体困境与公共政策，以及形形色色导致社会分裂的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犯错，但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群体相互之间一直在回避正面交锋。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身最关切的事。你可能不像我一样对信仰与性上的分歧充满热情——你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有自己的立场，也有你自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有这样一个政治或社会议题，你真的想要改变一些人对它的想法。也许是宗教上的分歧，甚至是影响着你亲友的个人之间的争吵。尽管我们的关注点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沟通和说服的原则并无二致。我们需要的是跨越歧见的隔阂并展开积极的对话，我们正在做的却是无休无止、毫无建树的争斗。
从理论上讲，我们都在为各自认定的真理而战，这无可指责。我们应该为真理、正义和善良尽最大的努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以真理的名义打得不亦乐乎时，真理反而不知去向。在回音室的世界里，客观真理无足轻重，由“我的社会圈子认定的真理”更有分量。
谁是导致这种两极对立的元凶？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之间的联系似乎该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但在某些方面，正是如今将世界各地的人们互联的技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的对立。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的社交圈要小得多。试想一下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乡下的人的境况。那时的人，社交对象主要局限于家人、邻居、熟识的同学或同事。一旦这些社会圈子里出现任何争端，当事人必须想方设法加以妥善解决，因为这些圈子几乎是任意一个人社会生活的全部所在。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这一点。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件好事。在互联网上找到支持之前，我作为一个福音教派家庭的同性恋青少年，感到十分孤独，与世隔绝。许多有独特需求或兴趣的人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的同道社区，甚至利用互联网寻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本地人，而在通常的社交圈里他们几乎不可能碰面。我喜欢互联网连接人们的力量。
但它也是有代价的。社交媒体让我们具备了构建庞大的朋友网络的可能，这使得我们不再珍惜现实生活中的友情，稍有不和就很轻易地把人抛开。如果坐在我对面的人说的话刺激了我，我可以当即拿出手机，发一条消息，并得到世界各地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言之凿凿地保证，我当然是对的，我不需要那个人继续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是的，有坏事发生时，得到别人的支持令人感觉很好。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别人来鼓励我们脱离不良或虐待的关系，但这也让我们轻易就放弃解决一些争端的努力，而那些争端的起因，无非是我们和他人对某些事看法不同而已。
如果你不认同我的政治理念、我的身份，或者我的世界观，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屏蔽你或者把你推开，花更多时间流连于那些肯定我的想法的社会圈子。源源不断的点赞和附和令人迷醉，引人上瘾。我们不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得到这种感受。我们刻意挑选肯定我们现有的观点，妖魔化其他人的新闻来源、敬拜场所，甚至娱乐形式。久而久之，我们沉迷在自我营造的回音室里，反复听着同样的观点，相互强化各自的认知，认为我们是天选之人，我们是“好人”，而反对我们的任何人都是敌人。
这并不是说我们再也不和那些人互动，我们当然还有互动，只是我们发现他们越来越不可理喻。我们只是无法再与他们沟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似乎脱离了被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圈子认定的现实。
有一天，我们猛然发现我们已经相距太远，已经无法再用“人话”交谈。
于是，我们困惑不已，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我们都戴着有色眼镜
导致我们相互隔绝的不仅仅是我们刻意的选择，还另有原因，只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2011年出版的《过滤气泡》一书中，伊莱·帕里泽提出，科技正在为我们每个人定制个性化的“过滤气泡”——它过滤着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切，基于计算机算法认定的我们想要的内容，展示给我们一个扭曲的现实。
你和我可能都用谷歌搜索一模一样的词语，但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谷歌不只是给你列出最受欢迎的链接，它会根据对你的了解，包括你所在的位置和你的搜索历史，列出它认为你想要的一串信息。
帕里泽为此书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两个朋友在谷歌上搜索“BP”（英国石油公司）一词，该公司因2010年的石油泄漏事件而家喻户晓。尽管帕里泽的朋友们输入的是同一个词，但他们得到了大相径庭的结果。例如，其中一位在她搜索结果的首页中看到了关于石油泄漏的消息，而另一位看到的则是投资资讯。谷歌的隐形算法向这两位女士分别展示出谷歌认为她想要看到的内容。有了个性化的搜索引擎，不同的人输入同样的关键词，显示出来的结果会大为不同。[5]
这很重要，因为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通过搜索引擎解决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想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时，我们就上网搜索。因此，如果搜索引擎提供的答案因人而异，这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寻到公认的真相，反而会加深我们的歧见。
正如帕里泽所说：
有了谷歌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化定制，支持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和反对干细胞研究的活动人士在搜索“干细胞”时，可能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搜索“气候变化的证据”时，环保积极分子和石油公司高管看到的则是迥然不同的结果。在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搜索引擎是没有偏见的。但这很可能是因为搜索引擎表现出的鹦鹉学舌倾向。你的电脑显示器越来越像是一面镜子，总是反射出你自己的兴趣所在，殊不知主导这一切的却是跟踪记录着你的点击习惯的算法观察者。[6]
这还不仅仅局限于搜索引擎。你和我可能在脸书上关注了相同的好友，但我们在登录时看到的不会是同样的帖子。和谷歌一样，脸书会根据我们过去点击的内容等累积数据，展示出它认为我们想要看到的内容。
这意味着，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网站会加倍扭曲我们对世界的观感。我们一开始就被引向了偏见，因为我们在脸书上看到的内容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好友，而我们大多数人在脸书上的好友都和我们很相似，并且在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上赞同我们的观点。当然，你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与你所有的脸书好友看法一致，但大多数人的脸书好友在种族、宗教、居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观点等方面趋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即使你的好友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观点和立场，你仍然无法从脸书上得到不偏不倚的看法，因为你能看到的并不是好友发布的全部内容，而是脸书认为你想要看到的东西。如果你点击阅览的大多是立场偏右的政论文章，脸书就会呈现给你更多的这类文章。如果你从不点击阅览立场偏右的政论文章，脸书就会向你展示其他内容，而偏右的观点便从你在脸书上的视野中逐渐消失。
就算你不从脸书或其他社交媒体上获得讯息，这么做的却大有人在。2017年，脸书上有20多亿活跃用户，而它还只是众多不断增长的社交媒体之一。人们在这些社交网络上分享新闻和见解，但都存在类似的问题。[7]这不只是社交媒体的问题。我们的新闻和信息传播领域日益碎片化，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接收到迎合我们个人喜好的所谓真相。
直到几年前，一个社区的成员通常从相同的信息来源获得新闻。我们全国上下都看晚间新闻，读本地的报纸。今天，许多电视新闻节目都针对持有特定观点的受众，播报精心挑选的新闻内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和各党派的新闻网站了解时事动态，他们有时还禁不住“标题党”的诱惑，点击钓鱼网站上标题极尽煽情和耸人听闻的资讯。
2016年，《华尔街日报》建立了一个名为“蓝资讯，红资讯”的互联网项目，旨在展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因我们偏爱的新闻来源呈现事实的方式（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选择呈现不同的事实）[8]而进一步趋向对立。由计算机算法运行的“蓝资讯，红资讯”页面，并排显示着两个假想的实时新闻栏——其中一个显示的是自由派偏爱的新闻源的最新文章，另一个显示的是保守派偏爱的新闻源相同主题的文章。两相对比，泾渭分明。例如，在我写本章时，我打开了这个网站，想看看不同的消息源涉及枪支的观点。“蓝资讯”的头条新闻冠以“纽约警察枪杀了又一个精神疾患的黑人，这次是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标题，而红资讯的头条则是：“纽约警察敲退伍军人家的门，告知他有精神疾病并没收他的枪支——他们错了”。
我们认为彼此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现实中，这有什么奇怪的吗？我们从社交媒体这个信息源获得经过精心调制的链接汇总，我们紧接着转向有偏见的信息源以了解更多信息，然后我们退缩到带着偏见的社会气泡中，在那里人们相互佐证各自刚刚了解到的东西。
我们不再围绕塑造我们生活的任何议题，展开单一主题的全民大讨论，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毁灭性的后果。
然而，即使这个问题已经日益彰显，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杳无踪影。媒体人、技术专家和政治评论家纷纷口诛笔伐，谴责假新闻和个性化定制新闻导致了美国人的极端对立，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同样处于自身的气泡中——他们能看到“另一个美国”的存在，但又不确定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回音室，同时让自己的观点穿透别人的回音壁。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这种隔阂，双方都要走出各自所在的回音室，畅所欲言，并且具备理解各自所持观念的能力。但很多时候，这种畅所欲言的情形并不存在。尽管我们熟知一些个体，但我们并不熟悉他们的回音室，因而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最为关切的事情的看法，所以当我们以为显而易见的论点不能说服对方时，就感到不可思议。对立双方都存心对抗，根本无意于理解对方。结果，双方都要说服对方，但他们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这种努力，反而强化了彼此的歧见。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破除隔阂，互相沟通。
这本书会教给你如何做到这一点：从一次一段对话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