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是有一些小聪明的，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也是相当聪明的。而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和贪婪。在那个时候，皇帝懒惰算不上是太严重的毛病，因为他是皇帝。他只需要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可以了。然而神宗不仅懒惰，还要抓主权，几十年来，他不但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替自己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做了皇帝的神宗，要什么有什么，但他所要的，偏偏只是他最不需要的金钱。如果他不是一个皇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像他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加税了。但是神宗所加的税并不充入国库，而是收入到了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这是本来就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不用交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要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又因身体上的残废而导致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便成了皇帝私人征税的代表，出去到四面八方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当地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们无恶不作，他们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极大，自然就不把律法看在眼里，往往擅自拷打和乱杀文武官吏。有一个叫高淮的太监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刮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就批准。搜刮的规模之大实在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400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120万两，已经占了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刮了矿税商税200万两。这还只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要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钱只有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有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有十分之三、流氓恶棍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有十分之四。
和神宗的贪婪并排其名的是他的不理朝政。在他28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他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但皇上完全不予理会。这种情形渐渐地越来越严重，到了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的人民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神宗的这一做法可以称得上是掩耳盗铃了，恐怕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手里，叶向高非被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赚，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是无所谓的。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们真正可以算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他们中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还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在骂，这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就跟没听见一样。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是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拼命搜刮的作风却也丝毫未改。同时为了对女真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刮的所有钱财都存于自己的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造成内库太实，外库太虚。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不堪到了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刮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就在这时候，女真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布民，进兵抚顺。从此，后金与明朝在辽东地区，展开正面的军事冲突。明朝所谓“辽事”，就是从抚顺之役开始的。
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属于建州女真。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辽总兵李成梁杀死后，努尔哈赤就继承了祖父的职位及父亲留下的13名甲士，于万历十一年起兵，立志要为父亲和祖父报仇，随后统一了建州各部。明朝廷开始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掌建州左卫之印，作为努尔哈赤掌管卫事、朝贡、通朝鲜的凭证。同时，努尔哈赤第一次入明京城朝贡，从此，建州女真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日益扩大，力量也日益剧增。
当努尔哈赤兴起之时，明朝宫廷却极其的腐败。著名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就是明朝黑暗腐败的一个缩影。万历帝晚年为立太子事感到非常烦恼。他在犹豫之下，立朱常洛（光宗）为皇太子。而备受宠爱的郑贵妃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想立自己生的儿子为太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张差手执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被捉拿后供出系由郑贵妃手下太监引进。时人怀疑郑贵妃欲谋害太子。万历帝与皇太子朱常洛不愿深究此事，就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张差于市。这就是“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就是光宗或称泰昌帝。但是，泰昌帝继位刚一个月，吞下红丸而死。这就是“红丸案”。紫禁城内，一月之间，梓宫两哭，前后大丧，接连发生。泰昌帝死后，天启帝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时宫中有二位李选侍，此人称为西李）与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天启帝年少的机会，居乾清宫，把持政权。大学士刘一燝（zhǔ）、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李选侍不能与天启帝同住一宫，迫使她迁居哕（huì）鸾宫，不久又移居仁寿殿。尔后，天启帝举行即位仪式。此事后来引发复杂的宫廷斗争。这就是“移宫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闹得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相互厮杀，乌烟瘴气。
而此时，边关将士将正全力应对蒙古各部的入侵，对于刚刚崛起的女真族也无暇顾及。努尔哈赤正好抓住这一机会，一边表面上对明朝称臣，一边却着手内部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