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泣血忠魂铸悲歌——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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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不幸的时代

其实,袁崇焕从求学时代起,就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在袁崇焕成长的岁月里,正是女真逐步崛起的时候,也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执政的时代。他虽身在南国,却一心念着辽东的失地。每当放学回家路经土地庙时,他总要在庙前驻足,面对土地神,常常念念有词地说:“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崛起,北部边疆蒙古游牧民族虎视眈眈,东面隔海相望的倭寇也随时想攻击大明王朝的属国朝鲜,西南地区的安南也早已脱离了明王朝的统治。

明朝曾经为了辽东的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而另一个就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万历帝误杀了塔克世,塔克世是努尔哈赤的父亲,所以,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键点;而崇祯帝杀了袁崇焕就是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通俗地说,万历帝误杀了塔克世,是大明皇朝自己制造了焚烧朱家皇朝大厦的纵火者;而崇祯帝错杀了袁崇焕,就是大明皇朝又自己杀死了保护朱家皇朝大厦的救火者。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而皇太极又恰恰是袁崇焕的克星。

袁崇焕一生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在宁远大捷中取得了胜利。他之所以会在宁远大捷中取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凭坚城以用大炮”。这个历史经验概括得很确切,也很精辟。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自然有其政治的、军事的、策略的、思想的、经济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指挥的、武器的原因;然而,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八个字,这就是:“指挥正确”与“武器先进”。

袁崇焕在宁远大捷取胜之后,又先后在宁锦大捷和京师大捷相继取胜。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奠定了袁崇焕在明朝和在历史上的地位。袁崇焕的感人之处既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是他的品格和精神。

袁崇焕的精神,主要包含有爱国、勇敢、求新、清廉。“或问天下何时太平,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用在袁崇焕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袁崇焕的确做到了——当文官不爱钱,做武官既不爱钱又不怕死。他能够爱国亲民,任劳任怨,知难而上,敢于创新。他居官十年,热血沸腾,俭朴清廉,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坦坦荡荡,其“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妾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

袁崇焕是明末清初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军事统帅和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崇高的精神、勇敢的品格、顽强的意志、求新的态度、清廉的作风、骄人的业绩,在中国文化史上和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汗青留名,千古永垂。

袁崇焕的祖父袁世祥、父亲袁子鹏,一直世居在广东东莞水南袁屋坪(今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水南村东临东江,山清水秀,林木葱郁,风光绮丽。袁崇焕的祖父从东莞乘船,顺溯两江——东江与西江,到广西梧州府(今梧州市)藤县、平南,从事木材、药材生意。后来开设店铺,盖房定居。袁崇焕的父亲子鹏,子承父业,落籍藤县。袁崇焕青少年时期,经常随家人乘船往返于西江上,求学探亲,游览风光。

袁崇焕出生于一个农民兼商人的家庭。农民的勤劳与朴实,商人的睿智与机变,两种文化,两种性格,两种教养,两种熏陶,都对袁崇焕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袁崇焕在家庭的影响下,既不想种地务农,也不愿奔走行商,而有志于读书上进,求得功名,光宗耀祖,为士做官,报效社稷。青少年时代的他,聪明伶俐,胆大果敢,身体矫健,读书刻苦。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指火光的意思,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的象征;而字元素中的“素”指的是直率、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的一生就像熊熊大火一般,我行我素的性格和挥洒自如的作风,也可以证明他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出生在那不幸的朝代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

古希腊英雄拼命挣扎、奋斗,最终却也因为敌不过命运的束缚而垮了下来。而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地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袁崇焕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即使是他的缺点,也是像英雄一样的惊世骇俗。他比那些虚构的英雄人物更具有英雄气概。

袁崇焕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候,他悬在壁上,不免会在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他则屠龙杀虎之后,最终寸寸断折。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的。明朝时期重文轻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中出现一个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不错好,明末抗清时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

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属于防守型。这也是之所以袁崇焕能够用几千名士兵防守住清兵十万大军的原因,但是在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的产物。明朝后期从根本上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所以,从战略上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事情,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都变成了不利的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而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要保存起来,不让使用。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根本就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是,府库管理竟然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否则一切免谈。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的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在没打之前就已经胜负分明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它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就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注定了英雄悲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