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韩愈传
59437700000006

第6章 考场失败

韩愈考中了进士,为什么还不能立刻进入仕途呢?原来按唐朝的规矩,在礼部登了进士第后,还要经过吏部的考选,按程度高下,才给官做。但是吏部的甄别试验,韩愈却受了一些挫折。

在吏部里,有一种“博学宏辞”的科目,假若考取了,尤其可以得到较好的位置。韩愈在他考取进士的第二年,就又应考博学宏辞。

在考试时,有《上考功崔虞部书》,他说本不赞成现在的考试,因为大家都是只在“取名致官”,谈不上“事业功德”,而且古人四十而仕,他说离这也还有十四年,不过实际生活太压迫了,“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居贽仆之资,无僦袍粮食之给”,所以也就逃不了这一关。他那时躁进烦闷的话,是有这些:“始者谬为今相国所第,此时惟念,以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今则复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

同时又有《应科目时与韦舍人书》则在锐进之中而仍表现他的倔强。他自己承认是一个“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的怪物,如果得水,可以上下于天,风雨变化,否则就将困于穷涸,为獱獭所笑,可是接着说:“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虽求援,但援不援不在乎,这是他的倔强。

这次考试的题目是《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贰过论》。在后一篇文里,他解释所谓“过”,并不是发于行,彰于言,而后为过,凡是生于其心,即为过。圣人根本没有过,颜子则比圣人差一等,但能止之于未萌,绝之于未形。不贰过者,就是不二之于言行而已。这说法颇新奇,可代表韩愈早期的哲学思想。他后来的《原性》,把人性分为三等,未始不是进一步的发挥和修正。

但是这次考试却失败了,第二年,二十七岁了,再参加博学宏辞考试,那次的题目是《学生代斋郎议》。学生系指国子监的学生,斋郎是奉宗庙社稷的小官,韩愈主张不能代,因为“宗庙社稷之事虽小,不可以不专”,学生也有学生的本业,他们是要赞教化、成德艺的,不能分他们的心,耽误他们的功夫,结论是:“考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文采虽不见丰富,但是颇有条理。

可是仍然失败了。这一年,他曾回沁阳省墓,在郑州曾作有《赠张童子序》,勉以“夫少之与长也异观。少之时,人惟童子之异;及其长也,将责成人之礼焉。成人之礼,非尽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则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

次年,他又作第三次的尝试,这时是二十八岁。谁知道,还是失败。

难道博学宏辞的考试,竟与进士的考试有什么大不同吗?并不然。“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答崔立之书》),哪里有什么不同!

韩愈为生活所迫,而去求仕,因而走上了考试的路。这是职业,而不是事业。他心目中的文章,也岂是考场中所需要的,因而他的苦闷来了,看看自己考场中的文章吧,“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于是“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了。

他愤慨地说,就是让坟墓里的大文学家出来应试,也一定失败:“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

然而就是这五位豪杰之士考试失败了,也何损于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自负,也岂能和一时的得失相较论?韩愈的真正抱负也的确不在此。他说:“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他的意思是:愿意贡献于教育或军事,救国家之急,否则就将从事历史著述,学《春秋》的褒贬。

至于他现在之参加考试,不过是:“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这时,崔立之因为他三次失败,拿献玉者之“虽两刖足不为病”来劝慰他,他大不以为然:“仆之玉固未尝献,而足固未尝刖,足下无为为我戚戚也。”

古文家的最大的毛病是不说真话,只是装腔作势。所以他们的论文,多半是装点门面,祭文多半是宗教仪式的附属,书札也多半是应酬敷衍。然而这篇《答崔立之书》却是非常真挚的。张廉卿批评这封信是:“自行胸臆,信笔写出,自然郁勃雄劲,真气动人,作家所不磨灭着实在于此。”这话是对极了。

由《答崔立之书》看来,二十八岁的韩愈在考试上虽不顺利,但已经写出不朽的散文,又已经确立不朽的抱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