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韩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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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游学京师

十九岁这一年,是德宗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韩愈初到京师(小时也去过,但记忆已经模糊,无何意义可言),这开始了他生活史上的第二时代,就是我们所谓游学时代。

这时他的精神上,一方面有了新的营养,这就是他在京师得与提倡古文的先驱独孤及、梁肃一些人来往,受了他们的感发,更增加了自信。独孤及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上说: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

梁肃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上也说:

唐兴,接前代浇醨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顿易,不及百年,文体反正。洎公(独孤及)为之,则又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义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训,《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词,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观两汉之遗风。

都可见他们的志事,正是韩愈的先驱。

在另一方面,韩愈对人生的体验,却更深入了一层。在以前,他只晓得单纯地“读圣人之书”就是了,不懂得还有所谓娱乐生活。在以前,他尤其不了解做官——其实只是做“公务员”而已——的用处,他认为不过是为别人而已。现在才由于生活的贫困,知道这也是一种为了自己谋生的一条出路。

怎样入手呢?就是考试。韩愈一共考了四次,最后才在二十五岁时登了进士,这时是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

考试的是那时有名的政论家陆贽,推荐韩愈的人就是上面所说提倡古文的先驱之一——梁肃。当时梁肃荐举了八个人,后人推测是:欧阳詹、李观、李纬、崔群、王涯、冯宿、庚承宣,加上韩愈。这八人都是稀有的人才,所以那一次的考试有“龙虎榜”之称。那次考试的题目是《明水赋》《御沟新柳诗》,韩愈作的诗已经遗失了,赋还存着,很看出有一些才气。

这样韩愈应该飞黄腾达了么,然而并没有如此顺利。在我们叙说他求仕失败之前,却应该先补说一说他这时的作品。

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曾作有《上贾滑州书》,贾滑州是贾耽,这时是检校右仆射(检校是加衔,仆射是宰相之任,掌佐天子议大政),兼滑州刺史、义戍军节度使。滑州就是现在河南北部和河北交界的地带的滑县。《上贾滑州书》,是集中除了一些不能确定著作时日的少数作品之外的最早的文字,录出以见他少年作风的一斑: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术于进。又惟古执贽之礼,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以为贽,而喻所以然之意于此。曰:丰山上有钟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愈年二十有三,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计,周流四方,无所适归。伏惟阁下,昭融古之典义,含和发英,作唐德元;简弃诡说,保任皇极,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鸣哉!徒以献策阙下,方勤行役,且有负薪之疾,不得稽首轩阶,遂拜书家仆,待命于郑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见于十五章之内;小子之志,可见于此书。与之进,敢不勉;与之退,敢不从;进退之际,实惟阁下裁之!

在一般人看,也许觉得韩愈很早就是这样急于卖身投靠了!但我认为这样单刀直入地自我推荐,未始不是一种公平而合理的做法。因为他所凭的,并不是人情,而是成绩。当局者认为合格,就可录用,否则却就作罢(事实上是果然没有反响!)多么干脆!这在西洋,是很普通的。何必一方面自居清高,另方面又暗地找亲戚托朋友,钻营贿赂,才算正人君子?况且看后来韩愈得入仕途,也确乎是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至于他自己的享受,根本一点也说不上。他是要求服务,不是要求权利,直接请求,又有何不可?要说他所向着请求的人不好,就说他不好,这更是说不通了。这是当政者之咎,并非韩愈之咎。再说韩愈也不是贪恋禄位之徒,否则他又何必拼着性命去谏佛骨?我在这里不能不为韩愈辩,为我们所可惜的,倒是这封信中所说的十五篇作品,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假若能保留下来,我们就可更确切地讨论韩愈更早的文章了。

在《上贾滑州书》的第二年,他二十四岁,作有《送齐皞下第序》。他自己的考试虽然还没有得意,他却已经安慰起别人来了。——人类的可笑常是这样的。这篇文字笔势很平衍,但已经颇完整。

在他考中进士的一年,作有《争臣论》,这却是一篇有价值的政论。这篇文字专为当时的谏议大夫阳城而发。阳城做谏议大夫已经五年了,对朝政的得失,一点也没尽到言官的责任,所以韩愈便大攻击了一番,说他:“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子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以下更痛快地说:“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城本是一个隐士,能苦读,当局是因为他的声望而举用的,一般人也都对他有所期待。现在身为谏官而不言,当然是有些使人失望的。不过普通人因为震于其名,还为他辩护,韩愈这时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却就不顾一切,而加以激劝,后来裴延龄排挤陆贽,阳城出来力争;德宗想以裴延龄为相,阳城也在朝廷恸哭谏阻;这时已是《争臣论》写后三年了,说不定就是韩愈那篇文章的力量呢。全文用问答体,像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