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这一年，是德宗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韩愈初到京师（小时也去过，但记忆已经模糊，无何意义可言），这开始了他生活史上的第二时代，就是我们所谓游学时代。
这时他的精神上，一方面有了新的营养，这就是他在京师得与提倡古文的先驱独孤及、梁肃一些人来往，受了他们的感发，更增加了自信。独孤及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上说：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
梁肃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上也说：
唐兴，接前代浇醨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顿易，不及百年，文体反正。洎公（独孤及）为之，则又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义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训，《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词，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观两汉之遗风。
都可见他们的志事，正是韩愈的先驱。
在另一方面，韩愈对人生的体验，却更深入了一层。在以前，他只晓得单纯地“读圣人之书”就是了，不懂得还有所谓娱乐生活。在以前，他尤其不了解做官——其实只是做“公务员”而已——的用处，他认为不过是为别人而已。现在才由于生活的贫困，知道这也是一种为了自己谋生的一条出路。
怎样入手呢？就是考试。韩愈一共考了四次，最后才在二十五岁时登了进士，这时是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
考试的是那时有名的政论家陆贽，推荐韩愈的人就是上面所说提倡古文的先驱之一——梁肃。当时梁肃荐举了八个人，后人推测是：欧阳詹、李观、李纬、崔群、王涯、冯宿、庚承宣，加上韩愈。这八人都是稀有的人才，所以那一次的考试有“龙虎榜”之称。那次考试的题目是《明水赋》《御沟新柳诗》，韩愈作的诗已经遗失了，赋还存着，很看出有一些才气。
这样韩愈应该飞黄腾达了么，然而并没有如此顺利。在我们叙说他求仕失败之前，却应该先补说一说他这时的作品。
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曾作有《上贾滑州书》，贾滑州是贾耽，这时是检校右仆射（检校是加衔，仆射是宰相之任，掌佐天子议大政），兼滑州刺史、义戍军节度使。滑州就是现在河南北部和河北交界的地带的滑县。《上贾滑州书》，是集中除了一些不能确定著作时日的少数作品之外的最早的文字，录出以见他少年作风的一斑：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术于进。又惟古执贽之礼，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以为贽，而喻所以然之意于此。曰：丰山上有钟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愈年二十有三，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计，周流四方，无所适归。伏惟阁下，昭融古之典义，含和发英，作唐德元；简弃诡说，保任皇极，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鸣哉！徒以献策阙下，方勤行役，且有负薪之疾，不得稽首轩阶，遂拜书家仆，待命于郑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见于十五章之内；小子之志，可见于此书。与之进，敢不勉；与之退，敢不从；进退之际，实惟阁下裁之！
在一般人看，也许觉得韩愈很早就是这样急于卖身投靠了！但我认为这样单刀直入地自我推荐，未始不是一种公平而合理的做法。因为他所凭的，并不是人情，而是成绩。当局者认为合格，就可录用，否则却就作罢（事实上是果然没有反响！）多么干脆！这在西洋，是很普通的。何必一方面自居清高，另方面又暗地找亲戚托朋友，钻营贿赂，才算正人君子？况且看后来韩愈得入仕途，也确乎是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至于他自己的享受，根本一点也说不上。他是要求服务，不是要求权利，直接请求，又有何不可？要说他所向着请求的人不好，就说他不好，这更是说不通了。这是当政者之咎，并非韩愈之咎。再说韩愈也不是贪恋禄位之徒，否则他又何必拼着性命去谏佛骨？我在这里不能不为韩愈辩，为我们所可惜的，倒是这封信中所说的十五篇作品，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假若能保留下来，我们就可更确切地讨论韩愈更早的文章了。
在《上贾滑州书》的第二年，他二十四岁，作有《送齐皞下第序》。他自己的考试虽然还没有得意，他却已经安慰起别人来了。——人类的可笑常是这样的。这篇文字笔势很平衍，但已经颇完整。
在他考中进士的一年，作有《争臣论》，这却是一篇有价值的政论。这篇文字专为当时的谏议大夫阳城而发。阳城做谏议大夫已经五年了，对朝政的得失，一点也没尽到言官的责任，所以韩愈便大攻击了一番，说他：“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子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以下更痛快地说：“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城本是一个隐士，能苦读，当局是因为他的声望而举用的，一般人也都对他有所期待。现在身为谏官而不言，当然是有些使人失望的。不过普通人因为震于其名，还为他辩护，韩愈这时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却就不顾一切，而加以激劝，后来裴延龄排挤陆贽，阳城出来力争；德宗想以裴延龄为相，阳城也在朝廷恸哭谏阻；这时已是《争臣论》写后三年了，说不定就是韩愈那篇文章的力量呢。全文用问答体，像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