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古希腊最博学的人。他从18岁来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到柏拉图去世离开，前后跟随柏拉图学习与工作长达20年之久（公元前367—前347年），可见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师生感情之深。但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注）这充分表现了作为一位哲学家的批判创新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格。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就是一个明显事例。
亚里士多德首先批判了理念论的思想渊源。他指出：柏拉图的理念论、摹仿说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这个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是由于摹仿“数”而存在，即事物摹仿“理念”而存在。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数”不是事物的本质，而只是事物本体的一种属性——数量。它不能成为事物的本原。
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出发，指出作为理念的本体离开可感事物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个体之中，不能存在于个体之外。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的，只是一幢幢个别的房屋，此外不能独立存在所谓一般房屋的理念。柏拉图把理念与个体分离开来，是他哲学的主要错误。
亚里士多德从认识论出发，指出柏拉图理念论无法说明运动、变化、生灭过程中的可感个体事物。因为在他看来既然“理念”是永恒的、不动的、不生不灭的，那么生灭、变化的个体事物何以能够“分有”“摹仿”这种理念？
亚里士多德指出：当柏拉图把具体事物看成观念的“摹仿”、“影子”，认为具体事物“分有”理念等说法，只不过使用了空虚的语言和诗意的比喻而已，完全不能说明问题。他讽刺地说：不管“苏格拉底”这个理念是否存在，一个像苏格拉底的具体的人是会产生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以及逻辑学等庞大哲学体系，成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同时他也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批判创新精神，推动哲学理论不断前进。这对我们很有启示作用。
十多年前，我偶然间看到《读者》杂志刊登的一篇短文，题为《Yes与No》，内容如下：
博士把研究中西文化比较作为毕业论文。他把目光集中到中西方古代文书出版印刷的版式上。研究结果让世人大吃一惊：中国人的祖先比西方人的祖先更智慧，也更狡黠，然而却有剥夺后人聪明之嫌。
中国古书排版是竖版，读者阅读时不知不觉地在点头，似乎总在说“yes”。而西方书籍横排版，读书人读起来总是不断地摇头，似乎总在说“no”！难怪我们中国人总在故纸堆中注释古书，总在古人那里寻找智慧，寻求认同；而西方学者却在不断地否定前人，超越前人。
当然作为一篇幽默、讽刺方面的短文，此文难免有其片面性；但我认为对中西方文化的一种主要倾向来说，文中所阐述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就以西方哲学而论，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批判创新、超越前人的精神，的确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之中。下面略举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数例说明之。
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开始的近代西方哲学，它的批判矛头直接转向中世纪经院哲学，使哲学从神学的婢女这一地位中解放出来。培根哲学一方面批判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创立了近代归纳法；另一方面他高举科学的旗帜，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科学知识和感觉经验批判经院哲学的烦琐论证、脱离实际与盲目信仰。他认为经院哲学虚有其表，除了引起喧嚣不休的争论外，对人生毫无用处。他坚决主张抛弃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经院哲学，代之以能促进哲学与生产发展的新哲学。
笛卡尔与培根一样，认为要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发展科学，必须批判经院哲学。与培根不同的是，作为理性主义者的笛卡尔高举“理性”的旗帜，认为一切知识不是来自“圣经”或神学权威，而是来自人的理性。一切知识、理论学说都必须在理性审判台前接受理性的审判，让理性决定其取舍，只有符合理性的才是真理。
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建立认识论时，首先批判了17世纪以来的经验论和理性论的知识观，指出两者都是片面的：经验论只重视经验而忽视理性，与此相反理性论只重视理性而忽视经验。从而提出科学知识成立的条件，即质料（后天）与形式（先天）的结合，由此他详细论证了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物理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种作为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他认为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两千多年，科学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未能建立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以往的哲学家们把只适用于现象界的范畴（概念）来规定或运用到形而上学问题上去，这必然会犯错误。这里他特别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独断论”。例如笛卡尔等人以有限与无限、必然与自由等范畴去证明和规定“世界”时，就陷入世界“二律皆反”之中；以“实体”范畴去规定灵魂时，得出“灵魂是实体”的错误推论。
黑格尔在建立哲学体系时，首先批判了康德的“第一个批判”。他指出：康德在建立认识论时，提出首先要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以此来确定人是否能认识世界的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只有通过认识的实践过程才能了解，康德这种看法无异于一个人未下水之前要先学会游泳术一样可笑。其次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到现象，自在之物是永远不可知的。黑格尔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通过现象可以认识自在之物（本质）。黑格尔在批判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能动的反映论和唯心的辩证法。
费尔巴哈在创立人本学唯物论过程中，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他指出：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是创造物质世界的第一性东西，从概念、精神，推出物质、自然界，这等于以语言呼风唤雨，以语言移动山岳，以语言使瞎子复明，是十分荒唐的理论。费尔巴哈还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那里存在只是“抽象的思维”，没有超出思维的范畴，所以他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实际是思维与自身的同一。费尔巴哈特别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性质，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化和现实化了的神学，是神学唯心主义，所以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理性支柱，如果不摒弃黑格尔哲学，就不能摒弃神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创新精神，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作为唯意志主义代表人物的叔本华和尼采具有一定典型性。叔本华以非理性反对理性，认为非理性的意志构成世界本质与基础；求生欲望和痛苦是人的本质。尼采对苏格拉底以来崇尚理性的观点进行了彻底否定，认为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就集中表现了宣扬知识万能、理性思维至上的观点。同时他还提出人不仅求生存，而且追求权力，争夺权力的意志构成了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能冲动是人性最真实最深刻的表露。
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创新精神还表现在“语言转向”。许多语言分析的哲学家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因为传统哲学中的许多纷争都与语言及其应用的混乱密切相关。语言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罗素指出：我们应该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澄清传统哲学中的错误，把哲学建立在正确的语言分析的基础上。他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这里他特别强调专名与命题、专名与摹状词的区分问题，由此出发他批判了传统哲学的错误之一就是常常把摹状词当成名词，即当成了专名。维特根斯坦尖锐地指出：语言逻辑分析不只是洗净“形而上学的废料”的方法，而且是洗净一切“形而上学”的方法。他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命题是“不可说的”、无意义的和不可证实的，因此我们根本无法回答此类命题，我们只能确定其谬论性，基于这种原因我们要为哲学思想的表述划出一条界线：“凡是能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
后现代哲学着重批判传统哲学的主体主义，即人类中心论。海德格尔早期批判传统哲学关于存在的问题，后期批判主体主义，指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而是存在的看护者；天、地、神、人四者构成世界的整体。福柯提出“人已消亡”，意思不是说人已经不存在了，而是指大写的人（Man）已经不存在了，即强调人主体对客观自然界起决定作用，人可以任意宰割自然界、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已经过时，退出历史舞台。德里达反对中心主义，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一部追求中心主义的历史，其实就是批判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从而他提出“消解主体”的问题。
美国后现代哲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他的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集中批判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他提出：始于柏拉图，由近代笛卡尔开创，经过康德到罗素、胡塞尔等人论证的以“认识论”为主导的“自然之镜”的哲学，把人的心灵看作一面巨大的镜子，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为精确的知识。今天已到了“自然之镜”哲学的终结，代之以“教化哲学”和“后哲学文化”。
英籍现代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科学发展的模式，一般经历四个程序：1.科学开端于问题；2.对问题提出多种猜测与假设；3.在竞争中最后筛选出新的理论；4.新的理论被科技发展所否定，又出现了新问题。波普尔提出科学发展的模式中贯穿着敢于犯错误的精神、敢于否定的精神和敢于批判的精神。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只有在批判中才能前进，科学发展的方法就是批判方法。“批判从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说乃是任何智力发展的主要动力。没有矛盾，没有批判，就没有变革理论的理性动力，也就没有智力的进步。”[1]
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
注：能够最好地论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师生关系的还是那句常被引用的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原来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六章讨论普遍的善时提出来的，他说：“最好先讨论普遍的善，看看争议到底在哪里。尽管这种讨论有点使人为难，因为型（eidos）的学说是我们尊敬的人提出来的。不过作为一个哲学家，较好的选择应该是维护真理而牺牲个人的友情，二者都是我们最珍爱的，但人的责任却要我们更尊重真理。”[3]
注释
[1]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45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上），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