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出周朝专司礼制（宗法等级制度仪礼）的“司徒”之儒家，独得周朝“尊礼”、“近人”道统的正脉嫡传。生当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乱世的儒家“先师至圣”孔老夫子，一生以“克已复礼”——教化已不守旧制的世人克制自己、回归周朝礼制，为自己的使命。孔老夫子对周礼向往至极，衷心赞叹：郁郁乎文哉！吾宗周。《论语·八佾》以梦见周朝开国元勋、礼制奠基者周公为最大的幸福。他老人家一生唯以天下大事、万世功业为念，孜孜奔走列国，授徒编书，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至极，树立了儒家阳刚进取人生态度的身教典范。
对于人事以外的玄学问题、生死灵魂之秘奥，孔子没有多少论述，当然，这种不论述，是一种经过理性审视的理性实用主义，与释迦之不回答“十四无记”问题有某种可相比较之点。孔夫子对生死问题、鬼神的理性实用主义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意谓人应把心思用于实实在在的人生问题上，不应过多考虑那些人智不可能解决的死后去向、鬼神问题。孔夫子拒绝谈论怪、力、乱、神等神秘现象，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但对周朝传统的事鬼敬神之制，还是俨然维护的，教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当作鬼神就在面前，恭恭敬敬依古制民俗亲自参与祭祀鬼神，不可马虎，尤其敬畏天神，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过他遵依周朝的原则，对鬼神“敬而远之”，耻于堕入那种鬼里鬼气的巫觋之流。孔夫子读不释手的，是《周易》，这是依神明而行卜筮以占验吉凶之书。看来，孔子绝非无鬼论、无神论、人死断灭论者，不过他不想当、也称不上鬼神问题的专家。
富阳刚之气的儒家，面对人不可能回避的死亡威胁，当然也会有所抗拒，其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汉人荀爽说：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徐干《中论》基本表达了儒家创造不朽以抵抗死亡的方式。叔孙豹所说三不朽中，第一等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这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在生命之上，当道德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弃低等的肉体生命，获取至高的道德“仁义”之成就。孔子《论语》有名言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以道义和真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优秀儿女、民族精英，为道义、真理、民众利益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表现出“与天地并存、日月并明”的崇高精神，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写照。
叔孙豹所言次一等的不朽立功，指创造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像孟子所赞颂的大舜一样，“创业垂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孟子·离娄》这种精神也是够积极的。再次一等立言，谓著书立说，留下思想与后人作精神财富，此亦有功于世，堪称不朽了。
不管这三种创造不朽的方式是否真能使人不朽，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是儒家思想、中华民族传统生死观的精华所在。当然，若执着于德、功、言不朽的物质性，则势必要降而为“立名”，孔夫子即有言曰，“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这就庸俗多了。以“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人生价值者，恐怕无多高的德可立，也不会做出多大真正有益于世的功业，因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有人甚至为自己姓名的不朽，“纵不能名扬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今天在中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的树木竹石上触处可见的“×××到此一游”，大概便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的古训不无瓜葛。
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是通过子孙、家族的嗣续以达到不朽。这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延续自己生命的本能，不少昆虫的唯一使命似乎便是交配以繁衍后代，复制自己的种类，雄虫往往在交配完成后精殚力尽，奄奄待毙。对于不可能立德立功立言、留名千古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这显然是最为现实的战胜死亡的方式了。只要不是性无能，即使白痴也有这种本事。西哲柏拉图、大文豪莎士比亚等都揭露过人们的这种战胜死亡的方式。极重宗族绵延兴旺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而儒家，则是把这种华夏民族传统的战胜死亡之道理性化、制度化、礼仪化的代表。儒家所极力宣扬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便是出于家族传续的需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能力或未尽职分生子延嗣，被视为最大的不孝，妇人不生育，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群体的卑视，不得入祖坟。“断子绝孙”，被中国人看作最恶毒的诅咒。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关联的正面价值观念是“福”，福、禄、寿三星并列，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福，主要指多子，子孙成群、数世同堂，被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和荣耀。这种价值观念代代相传的成果，当然是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称雄，然繁衍至今，人满为患的烦恼，也成了政府和国民难以卸除的沉重包袱。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颇带哲学气味的实用自然主义的“重生安死”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通过哲学考察，将生死看作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不可违拒的“天命”。《易传·系辞上传》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谓生则有死，如有始则必有终。汉代思想家扬雄《法言·君子》据之解释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人必有死为不可改易的自然规律，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是认识到天命、自然之道的不可违逆，对死亡一事听天由命，“生则乐生，死则安死”，快快乐乐地生活，安安然然地死去。但儒者们尚非庸人式的安生乐死，《礼记·檀弓》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子之死，是尽到职分、圆成道德，完成做人的使命后，安然而死，这叫做“终”（使命的完成），与凡庸小人轻于鸿毛的死是不同的。如孔子弟子子贡，自觉尽到了各种责任，将死看作休息，《荀子·大略篇》云：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与小人们“完蛋”意义上的死大不一样。另一孔门弟子曾子在临死前尚不姑息苟且，“得正而毙”《礼记·檀弓》，将严正的品性保持到最后一息。孔门后学，率多以这种理性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如宋代理学大家之一张载《正蒙·乾称》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一天便好好做人，死到临头则平静安然，不畏不拒。朱熹也是同样信念：人受天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朱子语类》卷三九生时保全人天赋的善性，具足仁义礼智信，到死时俯仰无愧，安然而死。王船山认为禽兽与人死亡的区别，在于禽兽患死（怕死），不知哀死，人则知哀死而不必患死。死虽不足惧，但实在是一件可悲可哀的事，所以儒家重视丧礼，以表哀戚。既然哀死，则死毕竟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吧。
儒家的这种自然主义达观生死观，在佛经中也可以发现相似的说法，如《杂阿含》卷三十第855经佛言：夫生者有死，何足为奇。但佛是就证得果位、亲见不生不死涅槃的弟子之死而言，儒家则仅就尽到了做人的职分而言。
对于佛教超出生死、期求涅槃之旨，儒家人士尤理学家们，从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生死观出发，多持否定态度，指摘佛家以人为违背自然天理，徒然“患死”而未识透生死为自然规律，更反对佛家之出世、出家。宋明理学家虽多受惠于佛学，带有浓厚的释道气味，但对佛家生死观的主旨却多所非议，还往往拾取佛家词句来指斥佛家。如胡五峰说：释氏之学，必欲出死生者，盖以身为已私也。指摘佛家汲汲于了生死，乃出于自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重要，不知“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终，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不知应将自身看做天下公物。他用佛家的词句，摄取佛家“即事而真”、“当相即真”之说，其《知言》批评佛家说：四大和合，无非至理；六尘缘影，无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穷，无断无灭，此道之自然，又岂人之所能为哉！论证生死乃自然之道，指斥佛家出生死为私、为邪。殊不知佛家出生死的精义，在于如实观假我之无我、空，“以身为己私”，正是佛家着力破斥的我见。佛家说一切皆真，是对认四大六尘为真的“妄想”作绝对否定后的绝对肯定，胡五峰则直接认四大六尘为真、为我，生生不穷，无断无灭。既然生生不穷，即是生灭无常，岂能称得上真我？王阳明《传习录》谈论生死问题，口气更近禅师：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看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以心之全体融释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畏惧，达到对生死无芥蒂于胸中，虽然有取于佛家的心性论和禁欲主义，其立足点仍不离儒家传统的自然主义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