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地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
儒家余话——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儒学有二千多年历史，至今海外犹有传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主体这问题，本来可以不提。但五四运动以来，今人对儒家已是疏远地厉害，且有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一些偏激谬论充斥于世并混淆视听，在社会上也渐趋形成了一种影响。
事实上，肯定儒家是国学主体，决不是只凭现代新儒家、某些学者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儒家之所以是为国学主体，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
因此，再兴国学，可以说便是重振儒学。而重振儒学却绝不是某些人所误解的“复古”，更不是什么开倒车，而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对待古代学说“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理性地解剖它，应用它。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扬弃、赋予新解。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一般来说，儒学即将复兴是时势所然，但儒学复兴恐也已很难再成为今日中国“唯一的”文化信仰和今日国人“唯一的”精神支柱。
7．墨家
墨家——
先秦学派之一，创始人墨翟，世称墨子，这也就是墨家之名的由来。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清庙之守”，意思是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春秋初的尹伊，便是“清庙之守”。据说他的传人史角居于鲁国，墨子曾前往学习。
墨家理想人格讲究“任侠”，“墨子之门多勇士”（陆贾《新语·思务》）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崇侠尚武，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则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墨子其人——
关于墨子的生平身世，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对他的生平身世一直争论不休，有说是宋人，有说是鲁人。
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得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子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不过墨子许是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世上有鬼，还教人敬事鬼神，进而形成了一种落后的宗教观，也因此，到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但无论如何，墨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墨子本人也是一位极杰出的优秀人才。
《墨子》其书——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墨家思想——
该派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除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思想鉴借——
关于墨家学说的现实价值，如鉴借墨家的“兼爱”思想，它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如鉴借墨家的“尚贤”思想，这“贤”主要是指有道德、有学识的人才，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如鉴借墨家的“节俭”思想，墨家的这一“节俭”思想于今而言，依然具有针对性，更值得我们提倡。
8．名家
名家称呼由来——
名家其中心论题是所谓“名”（概念）和“实”（存在）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称“名家”，也称“辩者”、“察士”。
《汉书·艺文志》载：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
名家的代表人物——
春秋末，郑国大夫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刘向序《邓析书》）为名家先驱。战国时名家人物有尹文、田巴、桓团等人，但不是主要代表。
足以代表名家的有两位，一位是惠施（约公元前370年—前310年），战国时期的宋国人，与庄子同一时代，并且两人既是好友又是论敌。庄周在《庄子》一书中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惠子是学问渊博的学者。
另一位是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赵国人。生平事迹不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太史公认为，公孙龙是孔子的弟子，字子石，楚人或卫人。据说公孙龙游说各国，与人论辩，经常获胜，而庄子评论说：“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不过可能也输过一次了，”五行学家”邹衍来到赵国和公孙龙辩了很长时间，最后公孙龙理屈词穷。
惠子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前者倾向于合万物之异（合异同），后者倾向于离万物之同（离坚”）。
名家的政治主张——
在政治上，惠子提出“去尊”，但是具体内容并没有留传下来，应该是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种“去尊”的平等观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惠子和公孙龙还提出了“偃兵”，反对用暴力统一天下。
名家的著作——
惠子其作已失，《汉书·艺文志》有《惠子》一篇也失。现仅有只字片语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
公孙龙有14篇著作留世，但在唐时已散失了一大半，如今可能只存《公孙龙子》一书。
名家提出的命题——
在《庄子·天下篇》中，惠子提出了十个命题，被称为“历物十事”。可惜的是，这十个命题只流传下十句话，并没有具体内容和详细论证。历代学者，都曾根据惠子的逻辑思维，提出自己的看法来论证。在《庄子·天下篇》中，名家还提出了“鸡三足”、“火不热”、“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白狗黑”等二十一个命题。名家最著名的命题，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
“白马非马”论——
其它的命题，我们不必深究，就“白马非马”论谈谈。据说，公孙龙过关，关吏说：“要过关，人是可以，但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一番论证，说得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那么，公孙龙是怎样来论证的？
首先，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论证。
“马”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形体；“白”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颜色。
而“形体”和“颜色”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指称形体的概念”与“指称颜色的概念”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白马”既指形体又指颜色，而“马”仅仅指“形体”。所以得出结论，“白马”不是“马”。
其次，从概念运用的角度来论证。
我们要找匹“马”骑骑，那么“黄马”、“黑马”都是我们要找的马；如果我们要找匹“白马”骑，那么“黄马”、“黑马”都不是我们要找的马。
如果“白马”是“马”的话，我们无论是要找匹“马”骑骑还是要找匹“白马”骑，那就应该“黄马”、“黑马”都可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就充分证明了“白马”不是“马”。
名家学派余话——
名家在战国时也是显学，很有知名度，但我们今天一般没怎么注意传统文化的人却恐不知名家是什么。名家代表惠子和公孙龙，这两位无疑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他们在论证中，揭露了事物的矛盾统一现像，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对古代的逻辑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白马非马”论，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发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异，但又过分的夸大了这种差异。
古代学者读书也罢，做学问也罢，绝对倾向于“经世致用”，讲究的是“经世致用”。因而名家的名实之辩，古人是不屑讨论的。名家在战国时被人视为“诡辩”，汉后跟成了绝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很对的，但斥名家为无用之学，显然是偏颇的。
西学东渐后，中国学者才发现名家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形式的逻辑内容。名家的理论没能继承，更没有发扬，以致于在古代中国人的“白马非马”论提出两千两百多年之后，我们今天中国人还要回头来学习西方人在两千三百年前提出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这难道不是我们因为不了解传统文化这宝贵财富的讽刺吗？
9．道家
道家创始人老子——
生卒年不详。据《史记》中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后，对弟子说过老子“其犹龙邪”这话，意为老子像龙那样雄伟，境界深不可测。其实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老子其人到底是谁，早在太史公时代已成了疑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也就是说，当时有三位可能是道家的老子，一是李耳（早于孔子），再是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三是太史儋（后于孔子）。太史公大致认为道家的老子便是李耳，但近代学者只有胡适、张煦、马叙伦几位继承了该说法。一般都认为是老子其人其书应当在在孔子之后，如梁启超、冯友兰、顾颉刚等学者。还有人折中前两者意见，如唐兰主张老聃与孔子同时。钱穆则明确指出老子应在战国晚期人。
道家人物——
自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隐没后，其继承弟子有庚桑楚、关尹、列御寇、杨朱等人，而代表人物为庄子。
代表人物庄子——
约前369-前268年，身世如迷。《史记》上说是：“庄子者，蒙人也，名周。”蒙地是楚国还是宋国，连太史公也不知。《史记》又说庄子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庄子与其弟子所写的《庄子》一书，属人生哲学，其主题是“任自然”。
道家名著——
《老子》《庄子》《列子》《皇极经世》《文子》《田子》《黄帝四经》《老莱子》等书。
道家的创始与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