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
摘自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卷第192页
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学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摘自陈独秀《学术独立》《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此间编译局若成立，当然要注重科学书，但这还不是提倡科学的好法子，不但科学风尚未成，出书无人购阅，而书籍上的科学，还是文、哲学式的科学，去真科学还差一点。我以为造成科学底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底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
摘自陈独秀《答皆平》《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
科学所研究的，既是自然界的现象，他们就有两个大前提。第一，他们以为自然界的现象是无穷的，天地间的真理也是无穷的，所以只管拼命地向前去钻研，发明那未发明的事实与秘藏。第二，他们所注意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自然不仅仅读古人书，知道古人的发明便以为满足。所以他们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移到研究事实上去了。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
摘自任鸿隽《何为科学家？》《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
摘自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4—335页
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三点。
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语。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
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科学的应用近来愈推愈广。许多人讴歌他的功德，同时许多人痛恨他的流弊。……我们中国那些不懂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着这些话，正中下怀，以为科学时代已成过去。人家方且要救末流之弊，我们何必再走那条路呢？……
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三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摘自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8月
我们读学者的著作，可以得到两种利益；一是得他的知识，一是得他的方法。从前小说家曾虚构一个故事，说是吕洞宾有点石成金的能事，遇一人要点一石为金送他，那人不要，说是要他点石成金的指头。我们得知识是得金，得方法是得指头，自然是方法更重要了。
我们地大物博，历史又特长，可以供给科学的材料特多。因自昔只有悬想的哲学而缺少实验的科学，所以科学不发达，而以科学为根据的哲学，也无从产生。我们固然欢迎科学的知识，他们费几世纪无数学者精力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于短时间裨贩而得之。但我们尤应当欢迎科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同等方法来整理固有的材料，在科学上也可以有点发明，而且可以建设科学的哲学。
摘自蔡元培《人的研究·序》《人的研究》中华书局1924年版序言
我族哲学思想，良不后人，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自认为落伍者。虽然自夸为罗盘、火药、印刷术之创造者，然而今日西洋人所用之罗盘，其复杂为何如？彼等所用之弹药，其猛烈为何如？彼等所流行之印刷术，其敏捷为何如？其他可由此类推。且不但物质科学而已，即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犹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科学幼稚，无可讳言。近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藉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
摘自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大学院公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昔者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提倡科学，谓非从科学史着手不可；于是拟定一自然科学分类史书目，凡一百三十种——举凡天地现象、理、化、矿、植、医药、心理、教育、社会，莫不赅备。培根以后，欧洲科学勃然以兴，名家林立，究其源，则培根之功不可掩也。何也？为学之道，博学而后能精，温故而后知新，在科学尤然；而博学温故，莫善于史——此培根偏史之议，所以为西洋科学进步之一大动力也。
摘自蔡元培《西洋科学史·序》《西洋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序言
世人之通病，在生活于科学之中，梦然不自觉。实则科学涵养，绝无玄妙。苟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隅三反，不忽毫厘，则伟大之发见，固非难事耳。
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话，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惟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晨星，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
……
余以我国科学智识之落后，绝非国人智慧之后人；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故极期望时彦俊士，能急当务之所急，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庶国家前途有望焉。
摘自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科学界的伟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序言
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摘自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页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4—265页
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0—271页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摘自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6—297页
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1939年)《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摘自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6页
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显得重要。
摘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3页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摘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