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卷
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入选理由
洒脱的文笔，彰显大气
不愧为名家之作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有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有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有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是如何如何有趣味，只是要说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政治家，启蒙宣传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年间举人。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曾参加组织“公车上书”。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参与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讨袁。后又组织宪法研究会，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晚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在北京病逝。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第一，无所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法，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是掉弄玄虚，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话？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搁久了不用，它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口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了。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的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不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征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进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门张一张，再不曾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者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伙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地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作品赏析
梁启超的《学问之趣味》是一篇教给自己的弟子如何培养学习的兴趣的散文。作者本是以长者的身份来教导下一辈，但此文却丝毫没有说教之气，而似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友人，边怡然自得地饮酒，边绘声畅谈。让人在轻松的气氛中，得到会心一笑的心得。
《学问之趣味》中，关于读书中如何“尝得着学问的趣味”，梁启超先生教给我们四条路：“无所为”、“不息”、“深入的研究”、“找朋友”。这些都是作者根据自己以往的读书经验总结出的。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梁启超这些经验之谈，正好暗合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所追求的几种境界：“无所为”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心无旁骛做学问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恰好迎合了王国维“读书三境界”中第一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正因为有“无所为”的心性，才肯去“独”上人迹罕至的“高”楼；而只有具备了“不息”和“深入的研究”的精神，潜心读书，才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痴如醉的境界。当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层次，便是从书中有所得，这样我们就可以按梁启超先生的做法，“找朋友”来“摩擦我的趣味”，这时“学问之趣味”便不请自来了。
灯下漫笔
鲁迅
入选理由
鲁迅思想彻底转向革命的标志性篇章
自“五四”以来思想革命领域的重要文献
其意义在于不但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而且试图通过努力探索，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任教。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1919年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作品赏析
写于1925年的《灯下漫笔》是鲁迅写给革命青年的经典战斗檄文，相比早期的“呐喊”言论，《灯下漫笔》这样的杂文更多了全面、理性、纵深和冷峻犀利的揭露和分析，不但能够直指病根，而且更为明确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使革命的杂文呈现出新的气象。
《灯下漫笔》写作的缘起，则是当时一些文人学者自欺欺人的“修史”方法和内容。从写法上来讲，依然是从身边的日常小事说起，一直纵横开去，生动鲜活而严谨萧杀。文章的第一节讲国民的奴隶性，通过对历史的深刻洞察，鲁迅指出国民奴隶性的发生根源和赖以长期存在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根源，从而揭露漫长的封建政治历史的真相，即：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显然这两个“做奴隶”的时代，都不是中国历史继续前进的方向。鲁迅指出，第三条路就是：开创一个做主人的新时代，正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第二节 同样是通过对封建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审查，指出封建文化的“人肉筵席”的本质。它是一种吃人的文化，而“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是这样的“人肉筵席”“办酒的材料”。鉴于封建社会文化的吃人的本质，鲁迅呼吁革命的青年人“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
入选理由
鲁迅的散文代表作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童年趣事的典范之作
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眼；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作品赏析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后收入《朝花夕拾》。这是一篇追忆作者童年时代妙趣生活的文章。全文描述了色调不同、情韵各异的两大景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作者写百草园，以“乐”为中心，采用白描手法，以简约生动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奇趣无穷的儿童乐园，其间穿插“美女蛇”的传说和冬天雪地捕鸟的故事，动静结合，详略得当，趣味无穷。三味书屋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作者逼真地写出了三味书屋的陈腐味，说它是“全城最严厉的书塾”，儿童在那里受到规矩的束缚。但作者并未将三味书屋写得死气沉沉，而是通过课间学生溜到后园嬉耍、老私塾先生在课堂上出神读书学生乘机偷乐两个小故事的叙述，使三味书屋充满了谐趣，表现了儿童不可压抑的快乐天性。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入选理由
中国早期白话散文的名篇
周作人的散文代表作之一
一幅生动地描绘浙东的风俗画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莱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菜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们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闲适派散文代表作家。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17年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五四”时期投身新文化运动，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从事翻译工作。主要作品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知堂回想录》等。
作品赏析
《故乡的野菜》于1924年4月5日发表于《晨报副刊》上，后收入散文集《雨天的书》（1925年北新书局出版）。
在这篇散文里，作者以浓郁的怀旧情绪，介绍其故乡常见的野菜：荠菜、马兰头、鼠曲草、紫云英等，它们的形状、颜色与用途，以及与其相关的浙东民俗。作者引经据典，并以东洋习俗同中国习俗相比印照，将浙东民俗置于一个横的文化比较剖面上和深厚的文化背景里。周作人的散文，语言质朴平淡，风格从容平和，但富于哲理、情趣，《故乡的野菜》即是一个印证。
我的母亲
胡适
入选理由
胡适的散文代表作
中国散文史上追思母亲的名篇
文笔流畅，脉络清晰，感人至深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至一九〇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1910年起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著名。1928年后历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赴美，后迁居台湾。1957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主要作品有诗集《尝试集》，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作品赏析
胡适幼年丧父，其母23岁时就守寡，承担起操持家庭和抚育子女的重担。这篇文章写的就是胡适与其母亲相依为命的童年经历。作者在开篇并未直接写母亲，而是写自己童年9年中的几件小事，看似无意，实则是为下文写母亲作铺垫。接着作者顺势转入正题，选取几个与母亲有关的重点事例作陈述，以委婉平实的语言叙述了母亲的爱子情深、教子有方、气量大、性子好、待人仁慈、温和又不失刚气的情怀与个性，将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典型的寡妇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篇末点明母亲是影响自己的性格及人生道路的第一人。全文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文笔流畅，文字明白如话，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中国的人命
陶行知
入选理由
所谈的问题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现实意义
作者对所看到的问题能一针见血地直指根源
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性
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拚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作者简介
陶行知（1891～1946），安徽黄山市歙县人。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14年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1919年初，参加《新教育》杂志编辑工作，1921年任该杂志主编，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与晏阳初等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进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创办了闻名中外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1929年被美国圣约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学位。1931年，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从事科学普及工作。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提倡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投身抗日民主教育。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同年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1937年7月，创办了著名的育才学校。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同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
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作品赏析
本文发表于1932年，而今天读来，却依然使人震惊如昨。陶行知是位虔诚的人道主义者，始终把人的价值放在一切价值的核心位置。他认为生命的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从生命本位出发，陶行知特别推崇博爱，“爱满天下”是他的人生信条，终身恪守不渝。本文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然而中国社会的实际却恰好相反：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这样一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造成人的异化，而且直接导致国家的积弱积贫。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陶行知喟然长叹道：“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而奇怪的是，残忍的冷酷与伟大的慈爱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人性竟可以并存于中国人身上，冷酷施于所谓“外人”，慈爱施于所谓“自己人”，可见中国人对生命权的保护是功利的，它仅仅承认被选择的人的生命权利。不在选择范围内的，就根本漠视其生命权利，根本视若草芥。选择的标准，主要着眼于生命的外在价值，即社会属性。生命的社会属性压倒一切，生命本身无足轻重。这种情况下，生灵受荼受毒，人命如草如菅，是极正常的现象。对生命在中国的这种悲惨遭际，陶行知痛心疾首，发出振聋发聩的警言——“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银杏
郭沫若
入选理由
郭沫若的散文代表作之一
形象刻画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从不屈服的精神风貌
银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
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这和杏相仿的果实，核皮是纯白如银，核仁是富于营养——这不用说已经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
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的奇珍。
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
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
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
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是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
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
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
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914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了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同年与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是创造社的骨干成员。后又发表诗集《星空》、《恢复》等。抗战期间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1949年后，郭沫若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等职。先后出版诗集《新华颂》、《潮汐集》、《东风集》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学术专著《石鼓文研究》等。在文学的各种体裁、翻译、史学、文字学等各方面郭沫若都有建树，是少有的全能型文人。
熏风会媚妩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的江湖气息。
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槎桠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
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恐怕自有佛法以来再也不曾产生过像你这样的高僧。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
你的果实不是可以滋养人，你的木质不是坚实的器材，就是你的落叶不也是绝好的引火的燃料吗？
可是我真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
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亘古的证人，你不也是以为奇怪吗？
银杏，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欢吃你的白果，但的确是忘记了你呀。
世间上也尽有不辨菽麦的人，但把你忘记得这样普遍，这样久远的例子，从来也不曾有过。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但我就很少看见你的影子；为什么遍街都是洋槐，满园都是幽加里树呢？
我是怎样的思念你呀，银杏！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国忘记吧。
这事情是有点危险的，我怕你一不高兴，会从中国的地面上隐遁下去。
在中国的领空中会永远听不着你赞美生命的欢歌。
银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国人单为能更多吃你的白果，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一天。
作品赏析
《银杏》写于1942年5月。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而国民党苟且偷安，媚外降敌，不时掀起反共和专制逆浪。作者在文中抨击了国民党政府中那些消极抗日、反共投敌的民族败类。
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文章综合运用赋、比、兴和拟人、象征手法，赋予银杏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即象征着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从不屈服的精神风貌。文章以饱含诗意的笔调讴歌了银杏的“真”、“善”、“美”，赞颂它是“东方的圣者”，“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坚信抗战必胜的信念，鞭挞了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抗战举措，激励人们要像银杏一样不畏强暴、刚直不阿，争取抗战的胜利。文章大量运用短小段落，笔调亲切，热情洋溢，语言明朗洗练，富于激情和诗意。
落花生
许地山
入选理由
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短小精悍的散文代表作之一
平淡中蕴蓄一番深刻的哲理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我们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
那晚上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姊姊说：“花生的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的话现在还印在我的心版上。
作者简介
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华生，中国现代作家。原籍福建龙溪，生于台湾，1917年入燕京大学学习。1921年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3年起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学。1927年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执教。抗日战争开始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后终因劳累过度而病逝。
许地山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接着又发表了前期代表作小说《缀网劳蛛》和散文名篇《落花生》。他的早期小说取材独特，情节奇特，想象丰富，充满浪漫气息，呈现出浓郁的南国风味和异域情调。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他所写的小说，转向对群众切实的描写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他的创作并不丰硕，但在文坛上却独树一帜。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剧本集《解放者》、《杂感集》，论著《印度文学》、《道教史》（上），以及《许地山选集》、《许地山文集》等。
作品赏析
《落花生》是一篇托物言志的写实散文。文章乍看平淡无奇，但平淡中却蕴蓄一番深刻的哲理。作者从种花生写起，接着写收花生、吃花生、议花生，层层推进，最后由物及人，说明做人应像花生那样，不事张扬，默默奉献，“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作者没有写花生园的景物、种花生的艰辛、收花生的喜悦，而是重点详写议花生的场面，详略得当，结构严谨，语言浅白凝练，文笔清新流畅，于平淡之中抒发了作者不求闻达、踏实做人、切实益世的人生态度。读来令人备感亲切，回味绵长。这一切使得这篇不足千字的小品文得以成为一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并将一直流传下去的绝妙美文。
“老爷”说的准没错
叶圣陶
入选理由
叶圣陶的经典杂文之一
对掌握着“话语权”的“老爷”阶层的质疑
令人佩服的智慧、深刻和含蓄
《十五贯》里的娄阿鼠说：“老爷说是通奸谋杀，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这当然表现娄阿鼠作恶心虚，谋脱干系，可是这句话的格式可以研究一下，因为这个格式代表一种思想方法。
老爷说的话准没有错儿。为什么准没有错儿？就因为说话的是老爷。不妨听一听，老爷说是怎么样，自然是怎么样了，他的语气是多么斩钉截铁。娄阿鼠的思想方法的全部精华就是这样。
岂但娄阿鼠呢！从前有许多人用“先圣有言”发端，或者用“孔子曰”、“孟子曰”开场，把大前提摆出来，然后立下判断。近几十年来，“先圣有言”和“孔子曰”“孟子曰”几乎绝迹了，可是大前提的前边往往是“某某说”或者“某某指示我们”，可见余风未衰。这些大前提为什么能做大前提，照例用不着证明，这里头隐隐含着这么个意思——是某某说的话就有资格做大前提。这就差不多跟娄阿鼠一鼻孔出气了。娄阿鼠不是相信老爷说的话准没有错儿吗？所以娄阿鼠的思想方法可以做代表。
早些年有个名儿叫“偶像崇拜”，今年有个新鲜名儿叫“个人崇拜”，两个名儿二而一，都指的这一种思想方法。
被用作大前提的先圣，孔子、孟子以及这个某某，那个某某的话也全没有错儿，从这些大前提推出来的结论也许全有道理，也许对实际工作有好处，可是这样的思想方法总难叫人信服，因为它只认某某而不辨道理，因为它无条件地肯定某某的话必有道理，这是无论如何不会约定俗成的。
摆脱这样的思想方法，该是改进文风的办法之一。
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生于江苏苏州。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开始在《礼拜六》等杂志上发表文言小说。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1921年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并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1923～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1930年中转到开明书店当编辑。抗日战争期间举家内迁，曾在乐山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到成都主持开明书店编务。1946年返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出版总署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作品赏析
叶圣陶先生的智慧、深刻和含蓄的确让人佩服。他通过《“老爷”说的准没错》一文巧妙地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及其危害，但见诸文字的却是有关改进文风的话题。
本文以娄阿鼠的言语为切入点，引出了“娄阿鼠式的思想方法”，即“老爷说的话准没错儿。为什么准没错儿？就因为说话的是老爷”。细细分析“娄阿鼠式的思想方法”形成原因无非是专制暴政的压迫和个体利益的驱动。因为“老爷”有权有势，能操纵“下人”身家性命，所以“老爷”的话对于下人而言就一定是对的了，即便不对，“下人”也只能无声地忍受；而“下人”在面对强权的时候只有唯命是听，唯命是从，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不受伤害。
为什么作者要用非常隐讳的方法提醒人们要“摆脱这种思想方法”？因为它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首先是对“下人”的危害。“这样的思想方法总难叫人信服，因为它只认某某而不辨道理，因为它无条件地肯定某某的话必有道理，这是无论如何不会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像娄阿鼠这样处理事情，无疑是受人以柄；其次是对“老爷”的危害。“老爷”说的话如果是错的，那势必造成一定后果，而要为后果“埋单”的，只能是“老爷”，而非“下人”。最后是对普天下老百姓的危害，这也是最大的危害。也就是说，如果后果严重到“老爷”也无法承担的时候，那“埋单”的义务则毫无疑问会地落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要想避免可怕的后果出现，就要摆脱“娄阿鼠式的思想方法”。而摆脱这种思想方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彻底消除“老爷”阶层，让全天下的人都有话语权。
雨中清唱
梅兰芳
入选理由
京剧名家梅兰芳的真情流露
水乳交融的感人演出场面
艺术家谦逊、朴实的优良品质
我这次能够亲身到捍卫远东和平的前哨——英雄的朝鲜进行慰问，把我们的民族艺术贡献给最可爱的人，我感到光荣，感到幸福。
在不少次的慰问演出当中，我接触到广大的朝鲜人民、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在我的艺术生活上增加了新的力量。我现在闭上眼就会想起在赴朝慰问期间许多令人感动的热烈场面，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那一晚广场的演出。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广场招待志愿军。我到了后台化装室，那是一间文娱活动的屋子，里面有书报、棋类、球类等等。当中一张长桌上，是腾出来给我们化装用的。我从化装室走出，来到广场的后台，这个舞台是志愿军用木板木柱花了一夜时间搭架起来的。舞台上面没有顶，只挂着几道幕布，一阵紧一阵的西北风向幕布扑上来，发出呼啸的声音。高高矮矮的电灯架矗立在舞台前面，两万多支烛光的灯光，集中地照着舞台的中心，志愿军的首长正站在扩音器前面向战士们讲话，说明这次慰问演出的意义。我从侧幕的空隙往外面看，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直挤到戏台的前沿，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几乎没有了距离。有些人坐在小板凳上，有的席地而坐，旁边一座平台上也挤满了人。再往远处望，房顶上也有人蹲在那里看。主持晚会的同志告诉我，参加今天晚会的可以统计的人数是一万两千人左右。后来各地部队得到消息，陆续赶来参加，加上附近的居民，看上去总有两万人以上，真是一个盛大的晚会！
这天的节目有《收关胜》、《女起解》、《金钱豹》，最后是我和马连良先生的《打渔杀家》。当第一个节目——华东京剧团主演的《收关胜》演出的时候，风刮得更大了。红脸扎靠的关胜出场以后，我看见风吹卷了他的靠旗，吹乱了他的髯口，动作也受了限制。但是风越大，他越抖擞精神，挥舞着大刀，和同场的对手紧凑地开打起来。有些专演文戏的演员们，兴奋地担任了跑龙套的工作。——一位演小生的同志，因为对武戏中的快步圆场不习惯，几乎摔倒在台上，但是他们都以最高的情绪坚持下来了。他们感觉到为最可爱的人演出是无上的光荣，最大的安慰。
《收关胜》演到一半，天下起雨来，先是淅淅沥沥，后来是越下越大，幕布和台毯都打湿了，但是武行同志们仍然是一丝不苟地轮流翻着打着。这时，我的衣服也溅湿了，就退回化装室里。十分钟后，外面锣鼓声突然停止，演出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收关胜》演完了，现在休息。技工组同志们正在舞台的左面支架一座帐篷，好让音乐组的同志们在里面工作（因为乐器受了潮是无法工作下去的）。”我回过头去，看见我的儿子葆玖已经扮好了《女起解》的苏三，红色的罪衣罪裙，穿得齐齐整整的站在镜子面前发愣。我就对他说：“你赶快出去，站在幕后，等候出场。虽然雨下得这么大，但是不能让两万多位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你一个人。”葆玖听我这样讲，就往门外走，正巧两位志愿军的负责干部走进来，把葆玖拦住，叫他不要出去，然后对我说：“现在已经九点半，雨下得还是这么大，我们考虑到你们还有许多慰问演出工作，如果把行头淋坏了，影响以后的演出，我们主张今天的戏就不演下去了。刚才向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这个原因，请他们归队，但是全场同志们都不肯走，他们一致要求和梅先生见一见面，对他们讲几句话。”我说：“只是讲几句话，太对不住志愿军同志们。况且他们有从二三百里路赶来的。这样吧，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以表示我们的诚意。”马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就从化装室出来，走到台口。我站在扩音器面前对志愿军同志们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慰问团的京剧团全体同志抱着十分诚意向诸位作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得很，碰上天下雨，因此不能化装演出，非常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先生唱他最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最后，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在别处慰问完成后，还要回到此地来再向诸位表演，以补足这一次的遗憾。”讲到这里，台下掀起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这片巨大的声音盖过了雨声，响彻了整个山谷。二三分钟后，掌声和欢呼声才平息下去，清唱就开始了。马连良先生唱完了《借东风》之后，接着我唱《凤还巢》。我看到地上积满了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急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从他们兴奋无比的面部表情上，从他们每当我唱完一句、在过门当中热烈鼓掌的动作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我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雨水从我的帽檐上往下流，和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果说，在通常的演出场合，观众与演员之间还存在着界线的话，那，这里是没有界线的，也没有观众和演员之分，台上台下都忘掉了寒冷，忘掉了风雨，彼此的心情真正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作者简介
梅兰芳（1894～1961），字畹华，江苏泰州人，189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戏曲世家。8岁开始学京剧青衣，10岁登台，13岁搭“喜连成”科班演出。1912年之后，他一面学习传统，一面努力革新，曾编演了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进行了舞台艺术上的改革尝试，经过多方面的实践，创造了京剧旦行的表演艺术流派——“梅派”。他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梅兰芳居首位。在1919年至1935年期间，曾多次赴日本、美国和前苏联演出，使我国戏曲艺术在国外有了很大的影响。通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使京剧艺术跻身于世界戏剧之林，高居巅峰。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在上海蓄须辍演，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梅兰芳经常在全国各地为工农兵群众演出，为我国社会主义戏曲事业，国内外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并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的职务。1961年8月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我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是没有前例的；也是我在赴朝慰问演出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作品赏析
梅兰芳出生于北京的京剧世家，在京剧艺术家中，出访最多和在国内接待外国艺术家最多的是梅兰芳。他把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和艺术家的谦逊、朴实的优良品质介绍给了各国人民。这次“雨中清唱”也不例外。作者用在“英雄的朝鲜”访问的一次雨中清唱来表达对广大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爱。在文章中，作者用淳朴的语言讲述了自己雨中清唱的前后，说明自己坚持此举是为了表示演员的诚意和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另一方面，志愿军同志们为了表达对国内艺术家，尤其是梅先生的感激和真情，他们全端坐在暴雨中一丝不苟地听完演唱。作者用质朴的语言将台上台下的呼应和水乳交融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进一步地传达了军民鱼水关系极其融洽的思想含义。文章虽然简约朴实，但其饱含真挚情感的意境却是足以让“雨中清唱”不仅成为作者，而且也是广大志愿军战士“最难忘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