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奂午先生走了。永远。
“鞋匠，/以麻缕系其生命，/摸索于人类之足底，/向炎夏走去。"那个三十年代感叹人生和描写“人市”的诗人走了。
第一次去看望毕先生是在1980年年初，介绍我去的是贾植芳先生。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每个假期回湖北家中都要途经武汉。那次，我带着贾先生新出版的《契可夫手记》，走进珞伽山位于山坡上的那幢二三十年代的老楼。后来听说，过去在武大任教的苏雪林或者凌叔华，就在这里住过。
毕奂午这个名字对于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人来说，虽非赫赫有名，但他的作品集《雨夕》《掘金记》中的某些诗文，当年颇获好评，一些现代文学选本中也都少不了他的作品。我那时正和陈思和一起开始研究巴金，并在贾先生指导下参与收集巴金资料的工作。这样，巴金也就成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主要话题。
从大学期间到我参加工作，毕先生一直以他的热诚和厚爱温暖着。从学业到工作，甚至到婚姻大事，都是他们夫妇在谈话中和信中少不了的内容。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师母是北京人，毕先生又在这里长大念书和工作，于是，他们家里订的一份晚报，就成了联系我们之间的最好纽带。在好几年里，读晚报，谈上面的作者，谈老北京，成了他每封信里必不可少的内容。
除了谈北京，毕先生经常就如何写文艺报道和如何办副刊，向我提建议，启发我多思考一些问题，多想一些点子。一次我写了一篇聂绀弩的专访，他看后就来信说：“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应有一两首找人作一点评介和注释，我觉得近来写旧体诗的人，比起来，都赶不上他。”这是我最早听到的对聂绀弩旧体诗的赞誉。
毕先生一生走得十分艰难。我到北京后，听说过一个关于他的命运突然改变的故事，有如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