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三十年代年轻的吴晗一进入明史研究的领域，就把目光注视在冤案上。还在关于东厂的文章之前，他便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
他更感兴趣的，想来并不是胡惟庸个人，而是因胡而蒙受惨祸的数以万计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智识分子”。就是在开始对胡惟庸案产生疑惑的时候，吴晗一九三三年春节在旧书摊上购到一本《碧血录》。这本书记载着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我相信，是这样一些与胡案有关的东林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
吴晗便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明史研究，不，应该说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与历史的拥抱。历史加深他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历史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尽管后来投身于革命的吴晗，与胡适分道扬镳，尽管吴晗后来的历史观与胡适大大不同，但他不会忘怀最初从胡适那里得到的教益。在五十年代初写的《吴晗自传》中，吴晗就没有隐讳自己与胡适的这种师承关系，他承认自己过去“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从来没有涉猎过。可是，他却破天荒地在撰写大量文章之外，创作了招致人生悲剧的新编历史剧。这个剧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而当时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
但是，对于吴晗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他在履行一个革命历史学家的职责，他在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方式体现自己的现实作用。他乐意这么做。那个时候，艺术并没有作为所有文学艺术形式的决定性的因素，创作者也好，欣赏者和称赞者也好，看重的常常是政治的需要，甚至政策演绎的需要。
姚文元式的批判和文革中吴晗的遭遇，使吴晗本人和人们都难以承认吴晗有丝毫影射现实的企图，文革刚刚结束后那些为吴晗辩诬的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便是一再强调《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罢官没有丝毫联系，纯粹是一出为历史而历史的剧本。
在悠悠历史行进中，海瑞已经成为一块碑石，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同样也将成为一块碑石，走在甬道上，我回头望去，看到小伙子把香点燃，插上香炉，然后开始虔诚地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