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赞赏博大的胸襟、宽宏的气量、豁达的气度和高雅的韵致，《世说新语》还专设《雅量》一门。大家公认唯有“风流宰相”谢安众美兼备，既有“雅人深致”，又有宽宏气量，书中用了大量笔墨描写谢安的“雅量”。
所谓“雅量”，除了上面四个本质性规定以外，还应包括如下特征：面临突然变故时处变不惊，遭遇重大险境时临危不乱，任何时候都显得包容、宽裕、镇定、平和。
我们通过一篇小品来看看“雅量”的本质特征。《世说新语·雅量》篇载：“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桓温设的“鸿门宴”上，王坦之的“恐状，转见于色”，谢安的“宽容，愈表于貌”，王、谢两人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谢安“作洛生咏”的优雅，“讽‘浩浩洪流’”的气概，“其量足以镇安朝野”。只想着个人的安危，王坦之怎么不心怀恐惧？心系“晋阼存亡”，谢安才如此坦然。死生尚且无变于己，得失更不足以动其心，这样才会有从容的气度和宏大的气量。可见，雅量是一种气质个性，更是一种精神境界。
1.器度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世说新语·德行》
鲁迅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中将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三人做过一次有趣的比较，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武器仓库，陈独秀在武库外竖一面大旗，旗上写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库房却是大门洞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别人根本用不着提防；胡适的库房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还贴了一张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使见者难知虚实；刘半农则让人不觉得他有“武库”，他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一眼就能见出他的深浅来。陈、胡叫人佩服，而半农则让人亲近。
这则小品中袁奉高和黄叔度的为人也是截然不同：一个清浅，一个深广。
郭林宗即东汉末年享誉士林的郭泰，博通经典，妙善言谈，名臣李元礼曾说“吾见士多矣，无如林宗者也”。郭死后为他写碑铭的著名作家蔡邕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郭林宗先后拜访的袁奉高（名阆）和黄叔度（名宪），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同为当世名士。郭林宗拜访袁奉高时，车子还没有在路边停稳，马嚼子上挂的鸾铃还在撞轭作响，他就起身告辞了主人。他到黄叔度家拜访的时候，却在黄家里一连住了两日两夜。是郭与袁话不投机，还是与黄更加投缘？文章先有意制造悬念，用“人问其故”四字卖关子。
我们来听听郭林宗的解释：“黄叔度的为人就像那汪洋浩瀚的万顷湖水，澄也澄不清，搅也搅不浊，他的胸襟器度渊深博大，实在难以测量呵！”原来是黄叔度的器度宽宏，只有与他长期接触才能粗识深浅。那么袁奉高的为人呢？文章又让读者自己去推测。从郭林宗拜访他时间的仓促短暂，大致能猜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郭对袁印象不好，要么是袁氏了无机心。郭林宗在另外场合对袁氏多有好评，这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袁氏为人没有什么城府，可从郭林宗对他的评价得到印证：“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也。”郭林宗到底是喜欢城府深的黄叔度，还是喜欢城府浅的袁奉高呢？从与黄、袁相处的久暂来看，他似乎更喜欢黄叔度，从他在别处推崇袁氏的言论看，他也同样敬重和喜欢袁奉高。
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论，作者是在赞美黄叔度“其器深广”，胸襟“汪汪如万顷之陂”，这种人才是国家的宏材伟器。文中虽说到“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但“清”与“浊”并非关注的重心。“量”隶属才能，“清”归于德性。曹操不是公开“求”那些“盗嫂受金”的才智之士吗？《世说新语》专设《雅量》门，魏晋士人似乎将“量”置于“清”之上——器量狭小虽清何益？器量深广虽浊何妨？
就今天的价值观判断，“量”与“清”未可轩轾。心地透明的人能给人以信任感，与之相处觉得可靠而又亲切，但又往往失之浅露幼稚；城府深沉的人处事稳重老练，而且容易成就大业，但这种人用理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人家对他们莫测高深，因而自然也就对他们敬而远之，只觉其可畏而不觉其可爱。黄叔度和袁奉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性格类型，真可谓尺有所短而寸有所长，他们有差异但无优劣。
东汉末年士族已经出现人性的自觉，士人的个性日益鲜明，情感也日益丰富，本文正好透露了这一时代信息。
2.新亭对泣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世说新语·言语》
西晋末年，西北游牧民族趁晋朝八王之乱，陆续进入中原建立非汉族政权，中原士大夫相率南渡长江避难，琅邪王司马睿这时过江在建业（今天南京）建立东晋王朝。“过江诸人”就是指这些东晋王朝中的南渡士族，也就是史家所谓“南渡衣冠”。“新亭”即今天南京市南边的劳劳亭，东晋初，从北方南渡的名士常于风清日丽的时候在此聚会。
本文就是描写在一次聚会上，王导与周顗诸人面对同一风景各自不同的情感反应。
周顗环顾四周美丽的风物，溶溶的春光，大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慨，凄凉地感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春天风景倒是没有什么异样，只是家国山河完全不同，不久前还是在黄河边的洛阳赏春，现在却跑到了长江边的建业聚会。一句话就流露了周顗心中隐藏的创痛，表现了这位风流自赏士人的感伤多情。座中名士们听了也都相对嘘唏，由此可见朝廷上下弥漫着悲观凄切的气氛。
东晋以前，长江流域的文化经济落后于中原，汉族士人南渡都属于万般无奈，很多士人过江时潸然泪下，《世说新语·言语》载：“卫洗马（玠）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从发达的地区跑到落后地方，谁没有卫玠这种忧愁呢？
王导是当时国家的中流砥柱，也是当时名士心目中的主心骨。《晋书》本传载：“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管夷吾即有“春秋第一相”美誉的管仲，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桓彝将王导视为当世的管仲，可见王导在当时士大夫心中的分量。王导这时要是跟着周顗一块以泪洗面，那整个国家更会人心惶惶。听了周顗的感慨，看到大家的悲伤，王导马上把脸一沉，厉声厉色地对大家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在这国运艰难的时刻，应当齐心合力报效刚刚建立的朝廷，鼓起收复中原失地的勇气，怎么能像囚徒似的相对垂泪一筹莫展呢？“楚囚”本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国人钟仪，后用来泛指被囚禁的人，这里比喻处境窘迫又无计可施的东晋士族。
只用“愀然变色”四字写其神态，只用短短三句对话写其内心，一个老辣政治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遇事不滥用感情，处世则沉稳刚毅。
作者以对比的手法刻画人物，把不同的性格和形象衬托得格外鲜明，的确是文章高手。
3.镇定自若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世说新语·雅量》
谢安是一位让无数人倾倒的政治家，既风流儒雅又稳健老练，既有潇洒迷人的个性又有令人惊叹的功业，是东晋中期政坛上的中流砥柱。他在朝主政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策”。其实，他不仅能在棘手的军国大事上“镇以和靖”，即使平时游赏时同样也能镇定自持。
本文通过一次泛海游玩活动，运用行动和语言，通过烘托和点染，生动地描写了谢安作为一名政治家沉着镇定的气质、处变不惊的胆量和凝聚群雄的大家风度。
与谢安一起泛海的是当时文艺、学术、宗教界名流，“孙兴公诸人”包括书法家王羲之、文学家孙绰、玄学家许询、高僧支道林等。要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纵一叶扁舟于蓝色的大海，或谈玄论道，或品诗论文，或扣舷长啸，的确有说不尽的风雅。可是，天公偏不与这群名流雅士作美，他们刚刚船入海中就“风起云涌”，小舟在咆哮的海面上左颠右簸，孙绰、王羲之等人脸色陡变，一齐高叫赶快掉转船。文中的“色”指神色或脸色，“遽”指惊慌的样子。作者先写足天气的风云突变，以及“孙、王诸人”在突变中的慌乱，再托出谢安此刻的神态反应，“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王”通“旺”字，“方王”句是说谢安正在兴头上，在洪波涌起的海涛中悠然吟啸不语，神态是那样陶醉、专注。平时谈笑风生而此时乱作一团的“诸公”都把眼光投向了谢太傅，只见他“貌闲意说（通‘悦’），犹去不止”。在波浪掀天的大海他胜似闲庭信步，岂止没有回头的意思，还让小舟不停地向海中划去。
前面只是天刚变脸时的一幕，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既而风转急，浪猛。”眼看有葬身海底的危险，“诸人”有点魂不附体，这时他们“皆喧动不坐”——命都快要保不住了，还坐得安稳么？谢安自然也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他不可能拿性命开玩笑，如果这时还要让船“犹去不止”，那就不是沉着而是莽撞了——作者比我们更善于把握这个“度”。不过，即使意识到了处境的险恶，他还是那样从容冷静：“公徐云：‘如此，将无归？’”“将无”是魏晋人的口语，表示委婉商量的语气。他用徐缓的语调对大家说：“现在这种情况，我看还是回去吧？”谢安此时成了“诸人”的核心和依靠，一听到他说“将无归”，“众人”好像死里逃生似的长吁了一口气，立即“承响而回”。
文章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一个在生死关头犹能从容不迫的人，一个在风急浪涌的海面犹能镇定自若的人，在未来政治旋涡之中，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一定能成为国家稳定的磐石，成为朝野仰赖的重心。
4.雅量与矫情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世说新语·雅量》
谢安四十多岁才出山为官，不过，他还栖迟衡门高卧东山时就有“公辅之望”，世家大族都焦急地期待他出仕，社会上早就流传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的美谈。果然，谢安不负众望，出仕后军政上都有不凡的建树。
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总兵百万南下入侵，晋前方“诸将败退相继”。敌军次于淮淝，京城建康一片震恐，朝廷急忙加谢安征讨大都督，国家存亡全系于一人。面对虎视眈眈的压境强敌，谢安夷然无半点恐惧之色，还召集亲朋观看自己与侄谢玄下棋。他的棋艺本来劣于侄子，但此时谢玄由于忧心国事却败在叔父手下。一局刚罢，谢安即以谢玄为前锋迎战苻坚。
这则小品是说前方鏖战方酣之际，总指挥谢安在京城下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古人所说的“信”是指送信人，“书”才是指现在所说的“信”，“徐向局”就是慢慢转向棋局。这几句刻画谢安沉着的个性可谓力透纸背。在军情如火的当儿还有心思与人围棋，已显出他的从容不迫，淮上大军前锋送来了军情报告，看后竟然“默然无言”，照样接着与对手下棋，可见他的沉着冷静。旁边观棋的看客按捺不住问“淮上利害”，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小儿辈大破贼”，似乎这是一次不足挂齿的小战役，胜败都无关大局。你看他“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敌寇方张之时他毫无惧色，强敌溃败之后又全无喜容，时时都不失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难怪时人都那么仰慕其“高量”了。
谢安的沉着不仅仅来于他的气质个性，还来于他对敌我形势的清醒认识，战前不为强敌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战时又进行周密安排和巧妙布阵，战后胜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战前慎重却不惊恐，战后得意却不忘形。
这次战争决定着国家存亡，谢安何曾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呢？胜利结局肯定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快慰和欣喜，这是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成功的顶峰，“淝水之战”至今还是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晋书·谢安传》载，棋局刚终，谢安“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这几句话写出了他对胜利的本能反应。他当着众人的面为什么不让喜悦形诸脸色，不让高兴诉诸语言呢？一个政治家必须用理智克制自己的情感，让自己的言行都在理性的规约之下，不使自己成为情感冲动的奴隶，否则，忧则大哭，喜则大笑，怎么能在关键时刻“镇安朝野”呢？
史家对谢安“矫情镇物”颇有微词，古今政治家有几个不“矫情”的呢？有些政客还无情可“矫”，有些政客还是作秀高手，有些政客更是善于伪装的衣冠禽兽。相比之下，谢安要算是智高情重的杰出政治家。
5.受宠若惊
孝武在西堂会，伏滔预坐。还，下车呼其儿，语之曰：“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世说新语·宠礼》
如果你没有见过受宠若惊的情景，就来细读这篇小品；如果你不能体会受宠若惊的心境，也来细读这篇小品。
文中的伏滔（约317—396）字玄度，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晋元帝建武初年至孝武帝太元末年。他从小就以才学闻名，州里举秀才和辟别驾都不就，后出任大司马桓温参军。桓将军对他十分赏识，每次宴集都让他陪同，后来还因在桓温平寿阳中有功而封侯。桓温死后伏滔又深得孝武帝司马曜的器重，朝廷重大集会还是少不了他。
一次孝武帝在宫殿西厢大会群臣，伏滔也在应诏之列。刚一散会，伏滔便匆匆驾车回家，刚一到家，便急急忙忙跳下车来，急切地把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说：“今天西堂百人的重臣大会上，皇上才坐下什么话都未说，一开口就问身边侍臣说：‘伏滔在哪儿？他来了没有？’能被君主如此宠爱，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做父亲能做到这个份上，怎么样？”
伏滔被皇帝眷顾后的神情意态，只用寥寥五十多字的短文，便勾画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还，下车呼其儿”，两个短句写了伏滔集会后做的三件事——急忙回家，急忙下车，急忙呼儿，表现了伏滔按捺不住的喜悦；“百人高会”是他向儿子渲染集会的盛况，以场面的盛大和隆重，凸显自己受宠的隆恩；“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转述皇帝集会时的问话，为的是表明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此故未易得”五字，则表现他自己对皇帝恩宠是何等看重；“为人作父如此，何如？”更是在儿子面前炫耀自己受宠后的得意。从这段谈话中，不难想象他在儿子面前是如何绘声绘色，如何手舞足蹈，也不难想象听到皇帝问到自己时，他内心是如何激动狂喜；更不难想象他回家路上，想与家人分享受宠喜讯是如何急不可耐！
作者并没有直接写伏滔如何受宠若惊，也没有直接描写他受宠后的心境，而是通过他匆匆回家的细节，通过他对小儿的言谈，来表现人物的个性与心理，来让读者想象人物的口吻和神态。作者更没有站出来直接进行褒贬，只是描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读者自然就会心生好恶。只用短短几行文字，人物就刻画得声情并茂，作者完全不动声色，文章却力透纸背。
文章中伏滔在小儿面前的模样，即使不是小人得志，也多少有点小器易盈，相信谁见了都会觉得他恶心。不就是被皇帝随口问了几句吗？何至如此得意忘形？“才学”是那样高深，为人又是这样卑微，反差之大使人跌破眼镜。《正淮》上下篇对天下大势的审视，对国家治理得失的剖析，表现了国士的胸襟和见识，而这则小品中受宠若惊的样子，又活脱脱地流露出一副妾妇心态——得宠便骄，失宠则怨。
不过，综观伏滔个人的一生，他绝不是屈节求荣的小人；纵观中国古今的书生，像伏滔这样的读书人比比皆是。即使笑傲王侯的伟大诗人李白，有时也以与侯王交往为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流夜郎赠辛判官》）接到皇帝诏书后他比伏滔更加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哪怕是另一位博大深沉的诗人杜甫，照样把皇帝的赏识当作莫大的荣耀：“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今日饥寒弃路旁。”（《莫相疑行》）三大礼赋被唐玄宗欣赏这件事，杜甫在诗中不知自吹了多少遍，他在老来写的《壮游》中还忘不了再自夸一番：“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
虽说儒家高扬“足乎己而无待于外”，道家强调“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主张当然都非常之好，但它们的调子又都唱得非常之高，完全“无待于外”的只有“神人”，希望得到别人肯定赞誉属人之常情，更别说希望得到皇帝赞誉了，也许那些反社会和反皇权的人例外，他们把社会的肯定和皇帝的褒奖视为耻辱。
李白得到皇帝的诏书就仰天大笑，后人一直把这当作笑谈或美谈，伏滔受宠于皇帝而欣喜若狂，为什么人们反而觉得俗不可耐呢？李白的得意忘形中有几分坦荡和率真，伏滔在儿子面前的骄矜之色未免失态。李白俗得如此坦然，所以人们感觉他不俗，伏滔当众藏藏掖掖，在儿子面前又自命不凡，所以他“一说便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