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戴建业作品集(套装共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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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旷达

“旷”的本意是“明”,“达”的本意是“通”。“旷达”就是洞明世事透悟人生之后,所崭露出来的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一种洒脱的人生境界。旷达的人不以俗务萦心,不以功名累己,任兴而行毫无功利,率性而言绝无机心,他们将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使俗气沉闷的生活充满诗性。

因为明白“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阮遥集才“神色闲畅”;因为强调“人生贵得适意尔”、留恋家乡菰菜羹、鲈鱼脍,张翰“遂命驾便归”;因为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王子猷才会“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无欲、无念、不沾、不滞,他们活得那样潇洒、轻松、超然。

连杜牧也不无羡慕地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旷达风流”的人生,谁不神往?谁不企慕?

1.何必见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任诞》

不管是孔夫子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还是刘峻《广绝交论》中“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等“五交”,都是讲理性的算计而非朋友的交情。刘峻的“五交”本质上不是“交友”而只算“交易”,是用金钱或权势来进行“情感投资”,以便当下或将来获得更高的回报。即便是孔子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也仍然是通过与人交往让自己获益——或提高修养,或改正错误,或扩展见闻。“益三友”与“五交”的差别,只在于后者是得到世俗的利益,前者是得到精神的升华。二者表面上虽然在论“交”谈“友”,实际上交友的目的全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对自己有好处的就算是“益友”,对自己有害处的就划归“损友”。中国人很少那种“莫逆于心”的纯洁友情,大家交友不过是为了好在这个世上“混得开”,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敌人多堵墙”。刘峻“五交”的势利一目了然,所以人们一直暗暗地这么干,但谁也不会明目张胆地这么说;而孔夫子交友之道隐含的世故有点转弯抹角,两千多年来没有被人识破,“益三友损三友”至今还是大家的处世格言。

连交个朋友也要掂量掂量,到底是让自己受“损”还是获“益”,一切都要放在利益的天平上称一称,所有行为都必须获得收益,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谋而后动”,很少人懂得“兴之所致”。

这种“活法”不累才怪!

杜牧在《润州》诗中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诗中的“旷达”“风流”是互文,这两种特点共属南朝与东晋。东晋的“旷达”与“风流”,包括东晋士人倜傥潇洒的仪表风度,卓异出众的智慧才华,任性而为的生活态度,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这篇小品以一个士人雪夜访友的细节,为后世生动地勾勒了东晋士人“旷达风流”的侧影——

文中王子猷即王徽之,书圣王羲之第五子,他的门第既显赫高贵,个人才气又卓越不群。在“世胄蹑高位”的魏晋,王子猷无须钻营也可荣登高位,不必奋斗也能坐致富贵,《晋书》本传说他“不综府事”,从不以世事萦心,为人洒脱不羁,放旷任性。《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对顶头上司关于府事的询问,仍是一副傲然不屑的神态,全然不在乎个人仕途的升降沉浮,这种迈往之气,这种简傲之仪,看上去酷似飘然远举的神仙。

有一年冬天,王子猷辞官待在山阴的家里。山阴就是今天浙江绍兴,用他父亲《兰亭集序》中的话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王家的大庄园就建在这儿。夜里忽然大雪飞扬,他半夜一觉醒来,连忙开门赏雪,并命家童酌酒。只见夜空中雪花飘飘洒洒,四望一片晶莹皎然。皎洁的大地,清亮的美酒,澄明的心境,真个是“表里俱澄澈”。他情不自禁地起身,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吟起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因眼前白雪联想到有“白雪停阴冈”的《隐士诗》,又因《隐士诗》想到了正隐居剡溪的画家戴安道。子猷忽地一时兴起,当即乘上小船前往访戴。剡县位于山阴东北面,剡溪在曹娥江上游,由山阴的曹娥江溯江而上,到戴安道隐居地有百来里行程。小船抵达戴安道门前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叫人大感意外的是,冒着鹅毛大雪,顶着刺骨寒风,乘一夜小舟,好不容易才到戴的门前,他竟然没有叩门造访,马上又调转船头打道回府。有人大为不解地问他是何缘故,他只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原本是乘兴而行,现在则是兴尽而返,为什么非要见戴安道呢?”

是呵,为什么非要见戴安道呢?

“兴”是这篇小品之骨:王子猷见夜雪而起“兴”,因“兴”而开门赏雪,因“兴”而命童酌酒,因“兴”而雪夜吟诗,因“兴”而连夜访戴,又因“兴尽”“不前而返”。“兴”是这一系列行为的动因,没有“兴”就没有王子猷这一连串活动,当然也就没有这篇迷人的小品。

那么,什么是王子猷所说的“兴”呢?

“兴”是因特定情景而产生的一种飘忽的思绪,一种飘逸的兴致,它来无踪去无影,恰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司空图的话来说,“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兴”近似于纯感性的意识流,即王勃所谓“逸兴遄飞”,或李白所谓“俱怀逸兴壮思飞”。它可能忽然而起,也可能戛然而止,它全不着痕迹,因而不可事前逆料,也不可人为控制。

今天我们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周密的成本计算,和某人亲热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是此人对我有用;与某人关系疏远不是因为此人讨厌,而是由于特殊原因必须保持距离。哪怕是恋爱结婚也要斤斤计较,有的婚前还要搞财产公证,以免日后离婚产生财产纠纷——准备结婚的同时,又在准备离婚。今天开公司和开商店更近于欺诈,只要能掏空你口袋中的钞票,可以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如今,“兴之所致”是任性的代名词,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是必须克服的“幼稚病”。幼儿园的儿童也变得非常“老练”,从小就知道把目光盯着权和钱,因为这是衡量成功与失败的唯一标准。几年前,广州某小学一年级一个女生“畅谈理想”,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做贪官,因为她妈妈告诉她贪官都既有权又有钱。人们起初是只用智而不用情,后来变成只有智而没有情,最后对所有人都冷酷无情。我们没有任何兴致,没有任何激情,我们心灵的泉水越来越枯竭,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荒芜,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庸俗……

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事前并无任何安排,来时是“乘兴而行”;到了戴的门前却不造访,回去是“兴尽而返”。无论是来还是返,他都无所利念无何目的。无利念而愉悦,无目的而合目的,这不正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吗?“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王子猷摆脱了所有世俗的羁绊,“乘兴而行”不是求官,“兴尽而返”也不是逐利。他适性任情循兴而动,雪夜开室“四望皎然”,“兴”起便连夜乘舟前往,他使枯燥的日常生活充满美感,他给晦暗的人生带来诗情。在他“兴尽而返”的一刹那,王子猷的人生晶莹剔透,一尘不染。

2.人生贵得适意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世说新语·识鉴》

张翰(字季鹰)是西晋文学家,被齐王司马冏辟为东曹掾,他辞职归乡不久齐王被杀,时人都认为张翰辞职是他有先见之明,在司马冏最得势的时候预料到了将要来临的悲惨结局,因而这则小品在《世说新语》中归入《识鉴》一门。刘孝标还注引《文士传》以为佐证:“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但就本文而论,张翰辞职不是由于他在政治上能“以智虑后”,而是他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能以适意为贵,这一人生态度在魏晋士人中很有代表性。

文章一开始就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开门见山地交代他已经释褐出仕,接下来说:“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菰菜羹、鲈鱼脍是江浙一带的风味小吃,菰菜羹就是把菰菜切碎后蒸成糊状的一道素菜,鲈鱼脍是将鲈鱼肉切得很薄再爆炒的一道荤菜。大概是菰菜要到秋天才入食,鲈鱼也是到秋天最肥美,张翰是今江苏苏州人,一见秋风就想起故乡的这两种小吃。古代没有飞机和高速列车,中原洛阳不可能让他享受这份口福,因此他便大发起感慨来,“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羁宦”就是在外地做官,“要”的意思是求取,“名爵”指名声和官爵。离家千里做官于异地,求的全是一些蜗角虚名和蝇头小利,到头来连自己喜欢的家乡菜也吃不到。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适意,而吃不到自己喜欢的风味菜就不适意,既然如此,还要那些名爵有什么用呢?这促成了张翰做出重大的人生抉择——“遂命驾便归”。

小品后面这几句的文意和笔调都有点滑稽,“命……便……”句式写出了过程的迅速,以此表现张翰辞官态度的决绝。可在外人看来张翰的选择过于轻率,菰菜羹和鲈鱼脍再好吃,不也就是两道地方小菜嘛,与洛阳的京官相比孰轻孰重傻子也分得清。一个大丈夫为了吃到故乡这两种小菜,竟然辞掉京官卷起铺盖回老家,这简直比小孩还要任性可笑。

然而,在张翰看来这一点也不滑稽可笑,他丢了乌纱帽却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张翰生当魏晋“人的自觉”的时代,人自身成了最高目的,为了功名利禄而委屈自己,而扭曲自己,而丧失自己,是地地道道舍本逐末的荒唐行为,这种人生选择才最为可笑。陶渊明后来也曾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适意称情,按照自己的本性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张翰喜欢吃故乡的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便归”,正是为了让自己能“适意”地生活,而“适意”不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吗?《世说新语·任诞》还有一篇写张翰的小品文: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为了虚无缥缈的身后美名,牺牲眼前实实在在的幸福,这种人生愚蠢而又虚伪。张翰的选择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就是能让自己过得称心适意,率性而行,称情而动,便是他渴求的存在方式。

如今,我们早已忘记了人自身就是目的,习惯把自己作为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所以从来没有奢望要过得“称心适意”,从来没有品尝过真正的人生乐趣,难怪大家的心田都是那样枯涩干燥,所以大家都喊“活得很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回头看看我们先人活得这样轻松潇洒,真叫人嫉妒。

3.祖财阮屐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世说新语·雅量》

庄子认为不依赖于外物才有自由,逍遥游的前提就是无待——不依赖于外,有待就不可能实现逍遥游。然而人的生存离不开外物,生活中哪少得了柴米油盐?获取和积累钱财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可是,久而久之生存手段却成了生存目的,人们获取和攒聚钱财原本为了生存,逐渐蜕变为生存就是为了获取和攒聚钱财,人由物的主人沦为物的奴隶,古人把这叫作“累于物”或“役于物”。

东晋的两位名士名臣中,祖士少爱钱财,阮遥集爱木屐,二人对自己的嗜好之物都苦心经营。表面上看,他们的嗜好都成了他们生活的累赘,人们一时辨不出二人的高下优劣。一次有人到祖士少家,恰好遇上他正在清点财物,客人进门他还没有收拾停当,剩下两个竹箱子放在背后,他连忙侧过身子去挡住它们,还牵肠挂肚地放心不下,那模样真尴尬可笑极了。另一位老兄到阮遥集家串门,见他用火给木屐涂蜡,一边涂蜡一边感叹地说:“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呵!”那神态别提有多安闲有多舒畅。于是,两人精神境界的高下立见分晓。顺便说一下,古人把屐履之类的东西称为“量”,我们今天把鞋子称“双”,屐就是底下有齿的木鞋。

祖士少对钱财之爱表现为一种贪婪的占有欲,偷偷摸摸地查点财物的模样活像一个守财奴,看见客人还侧身挡住来不及收拾的财物,自己的东西不愿与人分享,甚至看也不让别人看见,显得那般猥琐、狭隘、自私。除了占有外别无人生乐趣,他生命的存在已经降到了物的层次。

阮遥集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亲自吹火熔蜡涂抹木屐,是因为他觉得一生穿不了几量屐,酷爱木屐是因为热爱生命,深于情却不为情所困,嗜于物但不为物所累,为人处世完全不沾不滞,显出主人心灵的旷达、潇洒和超然。他之爱物不是把自己降到物的水平,而是把自己精神提升到更高的存在,对木屐的把玩其实是对生命的审美。

祖士少和阮遥集虽然都有待于物,但阮只是“物物”,而祖则“物于物”。

4.智且达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自出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世说新语·任诞》

这篇小品写的是一次“美丽”的误读,一次“温暖”的移情。

话说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历阳内史苏峻纠集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京城,次年攻破京城建康,执掌朝政。事件的起因是:苏峻因平定王敦叛乱居功自傲,加速扩张势力拥兵自重,越来越不受朝廷节制。当时执政庾亮几次征诏苏峻,并颁布优抚诏征苏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令其弟苏逸代他领兵。苏峻认为这是以升官的方式剥夺他的兵权,受到幕僚怂恿决心联合祖约起兵反叛。开始,叛军进展极其顺利,苏峻在建康大败庾亮统领朝廷的军队,庾亮率诸兄弟溃散南逃。

庾亮大弟庾冰时为吴郡内史,郡治在今天的苏州市,他不得不只身仓皇奔逃。郡内百姓和身边属下全都逃走了,无奈之下庾冰只得唤郡府中一个听差小卒,让他一人用小船把自己送出钱塘江口。小船顶上没有遮盖,只好用江浙叫“籧篨”的芦苇粗席掩着庾冰。苏峻得知庾冰大致方位后,重金悬赏手下捉拿他,叛军四处盘查得非常严。小卒还没清醒地意识到处境有多危险,居然丢下庾冰一人,自己到小洲上买东西,一直喝得酩酊大醉才摇摇晃晃地回来,还挥舞船桨指着小船说:“到哪里去找庾大人,船里面就是!”芦席下的庾冰听后大为恐慌,但又一动也不敢动。那些检查关卡的叛军士兵,见那么狭窄的小船,哪能装下一个大人,只当是小卒喝多了发酒疯,谁都没怀疑船中真的有人。渡过浙江之后,庾冰寄居在山阴的一个魏姓人家,最终躲过了这番灭顶之灾。等平定苏峻叛乱后不久,庾冰想报答小卒的救命之恩,让小卒尽管提出自己最大的愿望,自己要尽一切可能来满足他。小卒回禀道:“小人出身低贱,没想过要做官扬名,从小就苦于听别人使唤,一直遗憾不能痛痛快快地喝酒。假如让我后半生能把酒喝个够,这一生也算是没有白活,再也没有其他什么需求了。”庾冰便为他盖了一栋大宅院,还为他买几个奴婢,为他家中贮备了上百斛美酒,小卒实现了自己“酒足余年”的夙愿,快快活活地了此一生。时人都认为这个小卒不仅很有智谋,而且也通达人生的真谛。

鲁迅先生将《世说新语》称为志人小说,这篇小品的确像一篇微型小说。首先,它的情节曲折完整。“苏峻乱,诸庾逃散”为故事缘起,庾冰“单身奔亡,民吏皆去”为故事高潮做铺垫,“唯郡卒”三字突出郡卒在救庾冰脱险中的重要作用。“小船载冰”和“籧篨覆之”,写尽了庾冰出逃的仓皇之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可见当时形势的险恶。小卒醉后胡言“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一下子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读者的心也快提到喉咙了,当事人庾冰更是魂飞魄散,正在这命悬一线的当口,大家都以为凶多吉少,却不料峰回路转,检查关卡的叛卒“都不复疑”。故事的情节险象环生,文章的章法跌宕起伏。像中国古代大多数小说一样,故事最后有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小品结尾以“非唯有智,且亦达生”点题,起到了片言居要而又警策醒目的作用。其次,文章善于制造紧张氛围。如写庾冰“单身奔亡”,写他在小船上“籧篨覆之”,又如写郡卒醉后胡言,读这篇小品好像看恐怖电影一样大气也不敢出。最后,这篇小品对主人公“郡卒”形象的刻画也十分生动。如写郡卒嗜酒如命的癖好,即使在那样紧张的情况下,他在中途仍然要“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以动作写醉态十分传神,这也为下文“使其酒足余年毕矣”留下了伏笔。

最后两句“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既是点题,也是误读,更是移情。当时的人认为“此卒有智”,这一判断似乎大可商榷。当“吏民皆去”时此卒不去,可以说他忠于职守,但看不出他多有智谋。“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而且以“籧篨覆之”,后来正是由于“监司见船小装狭”才救了庾冰一命,这并不是此卒因为胆大心细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仓促之中只能找到小船和籧篨,事后的结局是歪打正着,活该庾冰福大命大。途中醉酒后的胡言乱语,更活脱脱一条莽汉醉鬼的形象。至于他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庾冰,看不出是在进行人生的赌博和投资,为了日后庾冰的“涌泉之报”,他好像根本没有想到庾冰报恩,更没有向庾冰索要“高价”。这一系列行为只能说他“有胆”,还看不出是他“有智”。此卒一次冒险而终生享福,是特殊时刻一连串的机缘凑巧,绝非他思而后动的理智设计。

如果说“此卒有智”是魏晋士人对郡卒的误读,那么“且亦达生”则纯属移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各有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憧憬。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从记事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香喷喷白米饭吃到肚儿圆;现在农村那些大龄男性青年,他们最大的幸福恐怕是找到老婆;护送庾冰的郡卒是一个酒徒,“酒足余年”就是他人生的最高理想,也是他人生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官职爵禄不就是为了能痛快饮酒吗?自己要是能痛快饮酒,那还要官职爵禄有什么用呢?这位郡卒“不愿名器”,并不是他要摆脱高官厚禄之累,去实现“无官一身轻”的自在逍遥,是他从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他哪里知道有了“名器”还愁没有美酒?魏晋那些“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贵族,“名器”对他们来说比“衣来伸手”还要简单,所以他们把“不愿名器”视为通达,把“酒足余年”看成潇洒。这样,他们“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郡卒就成了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楷模。另外,魏晋之际儒家名教成了人们唾弃和嘲讽的对象,名士们酗酒、裸体、放纵,不过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行为艺术”。他们的人生理想不再是立德立功立言,适性任情才是他们渴望的生活方式,于是,《世说新语》出现了许多对酒鬼的礼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不仅张季鹰和毕茂世的人生理想与郡卒极其相近,连伟大诗人陶渊明临死前也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郡卒不也说“恒患不得快饮酒”吗?郡卒和陶渊明的人生遗憾何其相似!不过,这种相近或相似都是表面的,郡卒希望“酒足余年”只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名士们则是通过转换一种生活方式,来实现自己更本真更“自然”的精神追求。这恰如山村中的农舍与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形相近而实相远。从前很多乡下农民天天吃红苕和野菜,当下不少大款也开着“奔驰”跑到郊外去吃农家野菜,前者是不得不以野菜填饱肚子,后者是吃点野菜换换口味,要是因此认为中国农民全是美食家,那可真要让人笑掉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