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纽约大学念“杂志学”的时候，我读过著名报人、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不少文章。索尔兹伯里当记者的时候，足迹几乎遍及世界。他曾得罪了不少权贵（包括斯大林和詹森），却赢得新闻界和广大读者的口碑，后来，还获得美国普利策新闻奖。
他的近著是A Time Of Change，中译《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采访回忆录》。该书的《卷头语：小议新闻自由》里有几段话，对新闻从业员来说，无疑是精辟的警句：
倘若一个新闻记者不是“好事之徒”，那就不如转行去搞成本会计。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遇到棘手难堪的问题（即使时机又万分窘迫）也必须公开出来；这是绝对必要的，也正是我们社会的一大长处。
索尔兹伯里在文末还援引了默里·格法因法官当年审判《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案的结案陈词，同样发人深思：
一国的安危不仅系于城池的得失，它跟涉及自己的种种制度也有关联。当政的人如果真心想维护高度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民要求透明度的权利，那么，对于新闻界的吵吵嚷嚷，不听招呼，爱管闲事，就只能忍着点儿。
对于“爱管闲事”的报人，诟病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著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报业不曾存在的话，最好是不发明它。”理由是“它攻击所有人却无人攻击它”。其实报业也不全是“无法无天”的。它也受到社会、市场机制（包括读者）、法律（如诽谤罪）等的制约。
相对来说，报人的自由度是比其他人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对社会（包括政权）起监督作用。由报人揭发的政治丑闻（如较早的“水门事件”），更对政客、政权起了极大的制约作用。此外，不少历史事件的真相，也是由记者揭露的，从而让人们不再受蒙骗。它的正面作用比负面的影响要大得多。有鉴于此，默里·格法因法官才要当政的人“忍着点儿”。
本期披载的查良镛先生的《大众传媒与开放社会》，以宏观的角度，从大众传媒发展与开放社会的关系，谈到中国大陆以至香港的新闻出版自由，可与本期专题一起参读。
本期本刊特访问了诺贝尔奖得主、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访问，受本刊委托的访问者是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高宣扬博士，访问内容深入而广泛，对台湾、大陆、香港及东南亚的科学、政治、社会均有涉及，不乏精辟的见解。
由本期始，本刊增辟《医药保健新知》专栏，请读者留意。
（原载1994年5月号《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