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秋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华人作家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做了一次公开演讲（当时笔者也在座），主持会议的是李欧梵教授。来自内地的作家王安忆在发言中，曾强调科学家对人类、民族的贡献，远比文学家大得多，并且对科学家表示了钦敬之情。
当时是一个文学的聚会，王安忆此语一出，颇有点语惊四座的效应。王安忆本身是作家，深知文学家的作用，她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决不是语出惊人，恰恰相反，说明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
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写了《文化偏至论》，曾批评了崇尚科学技术、看低文学艺术的“偏至”（即偏向一端）现象。之后，他在《诗歌之敌》中又说：“从事科学的人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世间，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鲁迅提醒我们，科学不能代替文学，它不可能像文学那样去感知“全人世间”并表达人间大苦乐的无限情感。换言之，文学也不能代替科学，但两者却可以相辅相成。
鲁迅是针对彼时人们对文学的漠视而言，王安忆则是针对时人对科学的轻忽而发。歌德曾说过：“如果我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会学会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又说：“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的天梯。”诚然，科学家与文学家都对人类做出重大的贡献，只是贡献的形式不同。在今天，我们还看到，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两者各自不同的领域，而且还表现在两者的结合与汇流。本期几篇谈论香港电影的文章使我想到这一点：只有文学，不会有电影，只有科学，也不会有电影艺术。最近席卷全球的《铁达尼号》，是一个诗化的文学故事，但又是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电脑科学的奇观。这部电影证明：科学也可成为艺术之友。它因文学与科学的成功结合不仅创造了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人文视野；人类社会各种思维成果与情感成果的汇流正在展示更辉煌的文化前景。
无论是香港还是《明报月刊》，拓展视野对于未来都是最为要紧的事。香港是国际大都会，眼界本身就是生命。目下致力高科技研究的田长霖教授应邀来港担任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我们借此机会对他进行跨洋访问，为的也是希望田教授能够与港人（包括香港文学艺术工作者与人文科学的专业人士）一道并肩而战，并帮助这一蕞尔之岛，把眼光放得更远、更大些。
（原载1998年4月号《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