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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何曾料到”与“未曾做到”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三年前,我出过一套五卷本的作品系列,书肆上对这套书反响热烈,其中有些书很快便一印再印,连《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这种学术专著也居于图书畅销榜前列。今年果麦文化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慨然为我推出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它比我所有已出的著作,选文更严,校对更精,装帧更美。

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即将出版的这套“戴建业作品集”,多家文化出版机构竞相争取版权,更让我喜出望外。

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中学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在1973年那个特殊岁月,我高中母校夫子河中学竟然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在这场两千多名高中同学参与的竞赛中进入了前三名。一个荒唐机缘让我尝到了“当诗人”的“甜头”,于是立下宏志要当一名诗人。1977年考上大学并如愿读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当诗人”的念头纯属头脑发昏,自己的志趣既不在当诗人,自己的才能也当不了诗人。转到数学系的希望落空后,只好硬着头皮读完了中文系,毕业前又因一时心血来潮,误打误撞考上了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何曾料到,一个中学时代的“理科男”,如今却成了教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辈子与古代诗歌有割不断的缘分。

从小我就调皮顽劣,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因“说话没个正经”,没少挨父母打骂。先父尤其觉得男孩应当沉稳庄重,“正言厉色”是他长期给我和弟弟做的“示范”表情,一见我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就骂我“轻佻”。何曾料到这种说话方式,后来被我的学生和网友热捧为“幽默机智”。

我长期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苦恼,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方音一直是室友们的笑料,走上大学讲坛后因不会讲普通话,差点被校方转岗去“搞行政”。何曾料到,如今“戴建业口音”上了热搜榜,网上还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

1985年元月,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为了弄懂罗素的数理逻辑,我还去自学高等数学《集合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清醒,不是所有专业都能“从头再来”,三十而后再去读数学已无可能。年龄越大就越是明白自己的本分,从此便不再想入非非,又重新回到读研究生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每天早晨不是背古诗文便是背英文,早餐后不是上课就是读书作文,有时也翻译一点英文小品,这二十多年时光我过得充实而又平静。近十几年来外面的风声雨声使我常怀愤愤,从2011年至2013年底,在三年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因此获得网易“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先生、《文艺研究》总编方宁先生,先后热心为我联系境外和境内出版社。当年写这些杂文随笔,只想发一点牢骚,说几句真话,何曾料到,这些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博得“十大博客”的美名,并在学术论文论著之外,出版了系列杂文随笔集。

或许是命运的善意捉弄,或许是命运对我一向偏心,我的短处常常能“转劣为优”,兴之所至又往往能“歪打正着”,陷入困境更屡屡能“遇难成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没日没夜地写下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标题就叫《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的确,我的一生处处都像在“碰巧”。也许是由于缺少人生的定力,我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因而从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觉得“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说完了我这个人,再来说说我这套作品。

这套“戴建业作品集”由三部分组成:六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两本文学史论,一本文化社会随笔。除海外出版的随笔集未能收录,有些随笔杂文暂不便选录,已出版的少数随笔集版权尚未到期,另有一本随笔集刚签给了他家出版社,部分文献学笔记和半成品来不及整理,有些论文和随笔不太满意,有些学术论文尚未发表,业已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只要不涉及版权纠纷,自己又不觉得过于丢脸,大都收进了这套作品集中。

每本书的缘起、特点与缺憾,在各书前的自序或书后的后记都有所交代,这里只谈谈自己对学术著述与随笔写作的期许。

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六朝文学和唐宋诗词,教学上主要讲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学术上用力最多的是六朝文学,至于老子的专著与庄子的论文,都是当年为了弄懂魏晋玄学的副产品,写文献学论文则是我带博士生以后的事情。文学研究不仅应面对作品,最后还应该落实到作品,离开了作品便“口说无凭”,哪怕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瞎说一气或言不及义。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初版后记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虽心有所向,但力有未逮,研究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既需要相应的才气,也需要相应的功力,可惜这两样我都不具备。

差可自慰的是,我能力不强但态度好,不管是一本论著还是一篇论文,我都希望能写出点新意,并尽力使新意言之成理,即使行文也切记柳子厚的告诫,决不出之以“怠心”和“昏气”,力求述学语言准确而又优美。

对于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我没有许多专家教授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论文论著必须“一本正经”,而随笔杂文可以“不衫不履”;论文论著可以在官方那里“领到工分”,而随笔杂文却不算“科研成果”。因此,许多人从随笔杂文的“无用”,推断出随笔杂文“好写”。殊不知,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仅仅从文章技巧来看,学术论文的章法几乎是“千篇一律”,随笔杂文的章法则要求篇篇出奇,只要有几篇章法上连续重复,读者马上就会掉头而去。

我试图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之所不曾见,言人之所未尝言。如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念错字引起网络风波,我连夜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鸿鹄之志”与网络狂欢——一个审视社会心理的窗口》,在见识的深度之外,还想追求点笔墨趣味。近几年我从没有中断过随笔杂文的写作,只是藏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倒不是因为胡说八道而害怕见人,恰是因文章水平偏低而羞于露脸,像上面这篇杂文仅给个别好友看过,没有收进任何一本随笔集里。

我一生都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何曾料到”最后结局是如此之好,而我对自己的文章倒是悬的较高,可我的水平又往往“未曾做到”。因此,我的人生使我惊喜连连,而我的文章却留下无穷遗憾。

自从我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以来,无论在路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总有粉丝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过去许多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现在是许多粉丝喜欢听我讲课。其实,相比于在课堂上授课,我更喜欢在书斋中写作,我写的也许比我讲的更为有趣。

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让我的文章和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我遇上了许多好师友好同事,遇上了许多好同学好学生,遇上了许多好粉丝好网友,还遇上了许多文化出版界的好朋友,让我有良好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我报答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地努力,加倍地认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录下更多更好的课程,以不负师友,不负此生!

戴建业

2019年4月15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