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喑哑的声音(李洱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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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堕胎记

和别的高校一样,到了九十年代末,新闻联播一结束,我们的公寓就要杜绝女性的进入。把门的老张是个退伍军人,他甚至拒绝夫人们到公寓探亲,出示结婚证也没用。“有这玩意(指结婚证),你们可以到旅馆里去住。在那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天搞塌了,也没人管你们。”这是老张的原话。老张指出的是一条光明大道,可是没人愿意理会。因为这幢公寓里住的进修教师和博士生,虽然比一般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有钱,可毕竟还算是穷学生。据校方说,到了下个世纪,门就放开了,不光男生的门放开,女生的门也要放开。下个世纪眼看就到了,可我们还是高兴不起来。原因很简单,我们对校方的许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再说了,到了下个世纪,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学校。它放开也好,不放开也罢,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十二月中旬的那天晚上,一个女孩闯了进来,并且没有女扮男装。那大概是十点钟左右——说清楚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从九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段,老张的精神最为集中。他支着耳朵,竖着眉毛,就像狗和猫头鹰似的,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进来,实在是件困难的事。等她出现在我们宿舍门口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关于老张的:老张出事了,脑溢血?还是心肌梗死?第二个反应才是关于她的:她要找谁啊?那时候,我正在和同宿舍的古汉语博士顾庆文下军棋。他刚吃掉我的一个师长,正在兴头上。我以为她是来找庆文的,就趁机把棋盘推开了。我没想到她是来找我的,她走到我跟前,把手放到了我的肩头。外面正在下雪,从她的发间流下来的一滴水,滴进了棋盘。同时,隔着毛衣和皮夹克,我感受到了她那双轻盈的手留在我肩膀上的重量。

我很快认出了她,她是哲学系的研究生,和廖希有着密切的交往。我跟她也交往过几次,可是这会儿,我却没能立即想起她的名字。多亏了顾庆文,我才想起她叫黄冬冬。能够熟记许多甲骨文的顾庆文在我的暗示下躲出去的时候,隐秘地笑了一下,对她说:冬冬,你们先聊吧,我再找人杀两盘。顾庆文一走,我就频繁地称她冬冬,而不再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以示我真的是一直记着她。

她告诉我,她在外面站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机会溜进来,然后问这里怎么也不通暖气。我说,冬冬,那暖气片不是给我们用的,而是给国家教委“二一一工程”的审查人员看的。审查人员是秋天来的,所以我们就有了只能看而不能用的暖气设施。如果他们是春天来的话,我们可能连暖气片也见不着了。我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不可以找你了吗?

我一直留意着门口的动静,提防看门的老张突然出现。我提醒冬冬,公寓里不能多待,还是出去走走为好,可她却突然一声不吭了。你是不是想在这里住一夜?我大胆地说了一句。她摇着头笑了笑,仍然没有吭声。我试着拉了她一下,她拍了拍膝盖,站了起来,可很快又坐了下来,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双腿吊在床沿上,随着两个膝盖的轻微碰撞,她的腿给人一种夹得越来越紧的印象。

后来,她终于又开口了。她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清楚了。我怀孕了。她说。她的话音刚落,我就条件反射似的站了起来,将房间又巡视了一遍。我因为反应过头而显得滑稽了,连冬冬都笑了起来。

我的记性虽然很糟,但有一件事我没有忘掉,那就是我和黄冬冬并没有睡过觉。我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担心她的话被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将这事记到我的头上。我很快就松弛了下来,并且还可以轻松地和她开两句玩笑了。我点上一支烟,对她说,站起来呀,让我瞧瞧到底有几个月了。她没有站起来,只是下意识地把手放到了肚子上面。正经点好不好?她嗔怪地撇了撇嘴,说。接着,她就谈到了廖希,问我最近是否见到了他。你不是说过,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你吗?所以我就来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说。我笑了起来。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来找我并非因为我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我和廖希是好朋友。我想我已经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怀上了廖希的孩子,想让廖希出钱打胎,但又不好意思向廖希张口。

前天上午,我还和廖希在一起吃过饭,但在和廖希通气之前,我不想把廖希的行踪告诉她。我让她把call机号留了下来,答应一找到廖希就call她。

那天晚上,黄冬冬一走,我就赶紧奔赴廖希的住处。在应聘到《汉州日报》当记者之前,廖希是这所大学的新闻系讲师。他原来住在教工家属院的三号楼,和同系的一个姓李的讲师合住着一室一厅的小套间。他们觉得,二十一世纪马上就要到了,个人隐私也应该受到保护了,住宿问题应该好好商量一下,达成个协议。商量的结果是,一个人出去租房住,另一个每月替廖希分担三百元的房租,反正两个人不能住在一起。廖希一直在外面住,上个星期才和姓李的调了一下,搬回学校。

还好,廖希没有出去,让我逮了个正着。廖希是个音乐发烧友,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听英国室内乐团演奏的巴赫的大键琴协奏曲。他曾多次向我推荐这张唱碟。他现在是个大忙人,作为对生活的一种矫正,他反倒喜欢起了巴赫轻盈典雅的巴洛克风格,大键琴那散淡、超然的演奏,尤其让他着迷。我感到事情比较急,没等他听完就讲开了。我的讲述和英国室内乐团使用的节拍非常相似,在节奏上都是均衡如一的,但出于对廖希的同情和尊重,也为了避免给他留下幸灾乐祸的印象,我的讲述没有像音乐那样达观欣悦。在讲述的时候,我还发现在书架的第二层的两扇玻璃之间,卡着一张黄冬冬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冬冬比她本人要漂亮许多,有点像是街头卖的明星照。我拿着那张照片在廖希面前晃了一下,说,你真的好好想想,这种事处理不好,会闹出乱子的。

她怎么不直接给我说?这是廖希说的第一句话。他的第二句话更让我无法应答:她是什么时候怀上的?还没等我愣过来,他就又说,黄冬冬上午还来过,还在这里吃了午饭,那张照片就是她刚留下的。吃过饭,他们还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她告诉他,她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已经定了,叫《道德与智慧》。她还说,她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刚在他送给她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名人轶事。杜威与两个中国弟子胡适、蒋梦麟一起出游,遇到一个蜣螂(屎壳郎)推粪球,推到坡顶又滚了下来,于是从头再来。两位中国教授同声赞美蜣螂有毅力,可杜威却说,它是毅力可嘉,愚蠢可怜。蒋梦麟后来记下了此事,并评价说,两学生是东方弟子,所以首先想到道德,而美国老师是西方弟子,所以首先想到智慧。你看,屎壳郎都谈了,还有什么不能谈呢?难道怀孕还没有屎壳郎推粪球重要吗?廖希说。

后来廖希掐指算了一下,黄冬冬怀上的孩子应该有三个月大了,依据是他和黄冬冬睡的最后一觉是在三个月以前。三个月的胎儿有多大?大概和这个杯子差不多大吧?他端着咖啡杯说。他还拿着桌子上的一只吃了一半的烤白薯打了个比方,说,那胎儿顶多像它那么大。他这样说,无非是要显得若无其事。他又咬了一口白薯,然后把它丢进了垃圾筒。

说来好笑,廖希其实做梦都想当爹。他今年三十五岁,早到了当爹的年龄。可他的过分讲究体形的妻子曲波却不想生孩子。曲波眼下还在枋口,也不想调过来。有一次,曲波似乎改变了主意,说她怀孕了,想把孩子生下来。廖希高兴了半天,后来才发现是空喜了一场,这次倒好,他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却不得不打掉。

廖希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他愿意出一笔钱,让黄冬冬去自行解决。廖希基本同意我的分析,黄冬冬之所以要我把怀孕的事转告给他,就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开口向他要钱。廖希的意思是,只要黄冬冬开个价,不管多少,他都会如数把钱交给她,另外还可以再付给她一笔营养费。他还进一步表示,在她毕业分配的时候,他愿意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她留在汉州。廖希这样大度,让我都有点感动了。

第二天我就给黄冬冬打了个传呼。我以为她会满意这个条件,可她却说,她不要钱,一分钱也不要,也不需要廖希帮她找工作。她说她只想让廖希陪她去医院,因为她一个人去,有点害怕。她的理由很正当,所以我当场就替廖希答应了下来。可她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我就做不了主了。她不想在汉州的医院做手术,想到枋口去做,因为廖希以前给她说过,他在枋口医院有熟人,没错,廖希在那里确实有熟人,因为廖希本人就来自枋口。能找个熟人做当然是最好了,问题是曲波也在枋口。

可是奇怪得很,当我把黄冬冬的意思转告给廖希的时候,廖希却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他说,去就去吧,只要不出意外就行。我本来想提醒他要留意曲波,可话到嘴边,我又把它咽了回去。既然他能想得开,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廖希很快就和枋口的朋友联系上了,连手术的日期都定了下来:下星期一的上午,医生一上班就动手。星期五晚上,廖希为了感谢我的忙前忙后,提出要请我吃顿饭。他将我带到了离学校不远的紫金城公园门口的一家餐馆。上次,我的未婚妻来汉州时,廖希曾领着我们去那里吃过一次。那里的酱肘子和韩式烧烤确实别有风味,我的未婚妻后来还经常在电话中念叨,并要我寒假回去时,捎几只酱肘子给她的父母尝尝。

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廖希请的不是我一个人。黄冬冬也在!并且早到了一步。她已经点好了酱肘子,面前烤架里的炭火也烧得正旺。那红色的炭火,却有着微蓝的火苗。她不喝酒,廖希单独为她要了一份杏仁露。带着血丝的牛排、羊排、羊凹腰,串了竹签的麻雀、鹌鹑端了上来,黄冬冬把它们放到了烤架上,并且老练地往上面撒着盐巴、辣椒粉和孜然。看来廖希以前常带着她来这个地方。带着煳味的肉香,和花雕酒的气息,在这样的雪夜是多么沁人心脾啊。我和廖希端着温热的黄酒,和端着杏仁露的黄冬冬响亮地碰杯。

廖希把日程安排给她讲了一下,说明天(星期六)上午八点钟见面,早点坐车去,这样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一夜,以逸待劳。她说一切听廖希的,她没有意见。廖希说,这只是个很简单的手术,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廖希这么说的时候,还打了一个掏东西手势。大概是意识到在黄冬冬面前做这样的动作有点轻率,他的那个手势做得并不是很充分。黄冬冬也看出了这一点,她笑了,并问廖希:我像是有负担吗?同样的话,她又向我问了一遍。确实不像,她很平静,看上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她主动叫侍者拿来一个杯子,说她也要喝上两杯。她的语气也是平静的,不像是要借酒消愁。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她是被眼前辛辣质朴的食物吸引住了,觉得应该开怀畅饮。她是个讲究的人,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掏出一包话梅,让侍者在温黄酒的时候泡进去,并且最好再往里面加点姜丝。

黄冬冬不算是美人,但她确实别有一番风韵。她不做作,很率真,这是我对她的基本印象。我记得两个月前,她向我表示她和廖希要尽量少交往,慢慢断绝来往的时候,我对她说,那咱们两个试试吧?这样说着,我就抱住了她。她并没有过分拒绝。吻的时间一长,她也有点动情了,面颊绯红,胸脯起伏不定,我甚至感受到她的乳头都硬了起来,但她却不允许我进一步深入,最后倒把我搞得羞愧难当。她请我原谅,还解释了半天,说她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不能同时和两个男的有这种交往。我就问她,你不是说正要和廖希分手吗?她说,是的,她和廖希已经没有那种关系了,现在只是一般朋友。那么,另外那个男的又是谁呢?我不由得好奇心大发。她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说出来你也不认识,他是搞建筑的,同济大学毕业,是个桥梁工程师。我问她,他是不是比我棒。她说不能这样比,因为各自的专业不一样,就像不能拿熊猫和波斯猫比较一样。我又问,他是不是比我强壮,一上床就龙腾虎跃。她立即伸出食指,戳了一下我的前额,骂我比廖希还坏。她还开玩笑地说,如果她和那个工程师没能谈成,她愿意把名额留给我。她是否说了谎,能不能说到做到,我是无从知道的,但她的坦率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加了话梅、姜丝的花雕,果然有一种非常醇美的口感。我们都没有再谈打胎的事,我和廖希聊了一会儿足球,以及足球带来的新闻自由。黄冬冬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喜欢的网球。她说,在诸多网球名将中,她最喜欢的是美国的阿加西,因为他的笑很羞涩,也很迷人。她衷心祝愿阿加西和波姬·小丝白头偕老。餐馆里的人渐渐少了,我们也走了出来。回到校园里,我们发现有人在玩雪。路灯下,地上的一层新雪闪着微弱的亮光,校院呈现出少有的寂静。人影在雪地里晃动的时候,给人一种抽象的感觉。她拒绝了廖希把她送回寝室的要求,说她想一个人走走,还说她最喜欢听雪在脚下发出的那种咯咯吱吱的声音。

我和廖希抽着烟,目送冬冬拐过了一个自行车篷。廖希拉了我一下,说:帮人帮到底,明天你和我一起去枋口,好有个照应。他还说,既然冬冬不要钱,那她找你传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黄冬冬真的想让我去枋口吗?我不知道。但我是想去的,至少可以像廖希说的那样,好有个照应。那一天早上八点钟,我准时赶到了廖希的住处。廖希正在跟机关头头打电话,说他想到枋口采访,在那里待上两三天,我在旁边听了直乐。廖希放下电话,我就问他,如果报社要他提供采访稿,他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紧,不管走到哪里,新闻都是现成的,随便写一个就可以交差了。他还说,现在的人有两大爱好,就是读报和通奸,报纸办得再差,也是有人看的,就像女人长得再难看,也总会有人上去凑热闹一样。

黄冬冬不在。一直等到上午十点钟,黄冬冬还没有来。我催廖希想想办法,比如,到黄冬冬的寝室看看她是不是睡过头了,或者到哲学系的图书馆去一下,看看她是不是把这事给忘了,写论文去了。廖希说再等等吧,如果到十一点半还不来,他就去找她,然后赶下午的火车。

为了等黄冬冬,中午那顿饭我们都没有吃好。廖希从冰箱里翻了半天,翻出了两包速冻饺子。据廖希说,那还是姓李的讲师搬出去时留下来的。这期间,电话响过几次,但都不是黄冬冬打来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廖希火了,他在房间里踢桌子打板凳,说搞什么搞,再这样搞下去,老子就不去了。书架上黄冬冬的照片,也被他取下来扔进了纸篓。

话虽那么说,廖希还是让我陪他去找了一次。黄冬冬住在十号学生公寓。那个把门的也是一条机警的狗,和老张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她是条母狗。廖希向她出示了记者证,说他从总务处那里得知这个公寓管理得很好,他想上去采访两个学生,多掌握一些资料。以便能写一篇长文章,把这里的先进经验宣传一下,不愧是搞新闻的,谎话说起来一点都不磕巴,把那条母狗撩拨得心花怒放。

后来廖希一个人上去了。黄冬冬住在八〇五寝室,窗户朝南,从东头数第三个就是。我站在十号公寓前面的操场上,望着那个窗户。我当然不能看见里面的情景,看到的只是挂在窗外晾衣架上的乳罩、短裤,它们是那么小,从远处看就像是从树上长出来的蘑菇、木耳。和我一起在操场上张望的,还有另外几个男的。其中一个人向我借火的时候,还递给了我一支烟,过了很长时间,廖希才出来。他显然想到我会在操场上等,所以他一出来就径直来到了操场。廖希来的时候,我正站在双杠旁边和那个借火的人聊天。他是个出租车司机,要等的那个女的住在五楼,为了保护隐私权,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房间。他说他和那个女生是在歌厅里认识的,第一夜,他按市场价付给了她二百元钱,后来又连续住了几夜,感觉还像第一夜那么过瘾,这不,他刚送一个客人从机场回来,就来等她了。廖希站在旁边,惘然地等着那个人说完,然后对我说:今天去不成了,反正又不差这一天两天,以后再说吧。

黄冬冬那天没有去上课,也没有去图书馆,究竟去了哪里,同寝室的人也不知道。廖希的恼火可想而知,他只好再和枋口的朋友联系,说事情往后推了,详情以后再说。对那一天的失约,黄冬冬后来有自己的解释。黄冬冬是在第三天出现的。她先找到我,然后又和我一起去找了廖希。她的解释是,那天一大早,她就去了车站,并且替我们买好了去枋口的车票,她在检票口左等右等,开车时间就要到了,还没有等到我和廖希,她就把车票退掉了。她说那个时候她的肺都要气炸了,觉得上了两个臭男人的当。第二天,她本来还打算找廖希算账的。

她的话由不得我们不信。当她责怪廖希没有把话说清楚的时候,廖希也只好笑着向她赔礼道歉。她大方地原谅了廖希,并开玩笑地要廖希做出下不为例的保证。如果我是你妻子的话,我肯定饶不了你,她说。廖希说是的是的,我请你吃饭。我在旁边打圆场,说再约个时间吧。明天怎么样?黄冬冬问廖希。廖希说这事他不能完全做主,得和枋口联系一下才能把时间定下来。要知道这种事放在咱们身上是大事,可放到医生身上就不算个事了,如果那个朋友明天不值班,或者另有安排抽不开身,那就没有必要去枋口了。廖希这么说着,在黄冬冬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黄冬冬的身体闪了一下,似乎想躲开廖希的手。她没有闪开,她那溪流似的秀发刚好流到了廖希的手上。廖希就又顺便抚摸了一下她的秀发。在那个瞬间,黄冬冬的脸突然显得非常妩媚,而廖希却有点发呆——她抚摸着那些秀发,望着那道突然闪现的乳白色的耳轮,好像走神了。

有那么一星期时间吧,廖希一直没有什么动静,黄冬冬也没有再来找我。他们那么沉得住气,倒显得我有点坐立不安了。我真的想让这件事早点了断。有一天晚上,我在梦中到了枋口,到了那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没有在街上逗留,直接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来回走动着,女人(是黄冬冬吗?)的尖叫穿过一层层的紧闭或虚掩的门,从手术室里传出来,将医院后院的棕榈树的叶子都震动了。梦里的时间变幻不定,一会儿是白天,一会儿是夜间,当棕榈树的叶子停止颤动的时候,月光下的树木和走廊都显得那么虚白。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就像发出第一声鸣叫的知了那样,嗓音细细的,荡若游丝。接着那声音变粗了,哑哑的,还有点跑气,像是生手吹出来的笛音。然后一切都又无声无息了。我站在门庭下抽烟,廖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我们就边抽烟边聊,同时又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又过了一会儿,护士抱着一个婴儿来到了我们面前。我把手放到婴儿的鼻子前,手背所感受到的婴儿的气息,有如蚂蚁在爬动。我完全被那种细微精妙的感觉吸引住了。我向廖希说了我的那种感觉,但廖希很快打断了我。他说你胡说什么呀,婴儿早就死了。接着我就醒了过来。

就在那一周的周末,学校里出了一件事,一个女生在寝室里上吊自杀了。那个女孩也住在十号公寓。晚饭后,我和廖希散步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公寓前面的操场上。借着灯光在操场上踢足球的人,有时会突然停下来议论几句,还有些过路的人拿着手电筒朝公寓楼上照着。因为众多手电筒的灯光频繁地停在六楼的一扇窗户上,我们也就搞清楚了女孩自杀的房间。我提醒廖希,这是条很好的新闻,应该上去采访一下。廖希说:等你提醒,那还不晚了?原来他下午就去过了,他告诉我,那个女孩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他已经到市二院的冷库里拍了照片。廖希还说,校方已经通知了女孩的父母,他们明天早上九点多钟就从江西赶来了。死去的女孩今年十九岁,据廖希说,女孩长得很好看,在冷库拍照的时候,他不由得想到了“冰美人”的说法。

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这样上了天堂,实在是一种浪费。她为什么上堂呢?这是我和廖希共同关心的问题。廖希的想法和我一样,他也想到女孩可能是怀孕了。因为怀孕时间过长,错过了打胎时间,最后只好一死了之。他说,等着看好了,家长明天来了可能会闹事,但尸检结果一出来,家长就哑巴了。

这件事按说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它还是给廖希很大的启示。廖希当场就决定,要尽快把黄冬冬的肚子问题解决掉,免得留下后患。我笑话他有点杞人忧天,黄冬冬是个开朗有理智的人,不至于闹出什么事。但廖希认为还是谨慎点好。他说,在青春期,自杀冲动有时会像霍乱一样胡乱传染的。他的看法是,黄冬冬要是也从中得到什么启示,以此来威胁他,或借此敲他的竹杠,他的神经可是受不了。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黄冬冬表示她得临时抱佛脚,应付英语抽考,事情就又耽搁了下来。考完外语的当天,廖希就去找了黄冬冬。那天我没有去,他们具体是怎么谈的,我并不知道。我从廖希那焦躁的神态上,看出他们谈得并不愉快。我问他,黄冬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黄冬冬说了,她刚考完有点累,想把这事往后放放。他告诉她,什么事都可以往后放,但这事不能再往后放了,他是替她着想,往后放一天,孩子就长一圈,到时候受苦的还是她自己。他催她明天就去,可她说,她真的是有点累,担心顶不住,从手术台上下不来。笑话,他对她说,怎么会下不来呢,又不是让你生孩子,你只管往上面一躺,别的事就不用你操心。黄冬冬还是没有答应他,只是说晚上她要好好地睡上一觉,恢复一下精神,然后再决定第二天去还是不去。

很快就是元旦了。元旦过后,廖希正要再去催她,她自己送上了门。她说,还是廖希说的对,事情确实不能再拖了,她已经感到胎动了。照她的描述,胎动有点像气球在肚子里飘来飘去,既让她心悸,又让她觉得神奇。不行,我得赶快把它处理掉,要是再拖几天,我的心一软,可能就下不了手了,到时候,你这当爹的可该如何是好啊。她对廖希说。听她的口气,她说的事情好像与她没有多大关系似的。廖希被她说得一愣愣的,站在门后一声不吭,就像一个傻瓜。

当天(元月三号)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就坐上了通往枋口的火车。出了市区,从雪地里反射过来的混乱光线,透过车窗玻璃,映在黄冬冬的脸上。我第一次发现她显得忧郁和不安。削果皮的时候,水果刀在果皮上打滑了,差点划破她的手指。但在整个旅行中,黄冬冬并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她还从列车服务员手中买下了两本杂志,丢给了我和廖希,免得我们显得无所事事。她自己买了一包话梅,然后含着话梅和我们聊天。我们聊的和手中杂志的栏目有关:陈希同和王宝森、电影《泰坦尼克号》、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电脑网络、人妖,等等。这期间,廖希用手机和他的朋友联系了一次,要求对方到车站去接我们。听他的口气,他和那人的交情确实很深。黄冬冬把廖希的手机拿过来,也打了一个电话。廖希问她是给谁打的,她只说是给一个朋友,别的什么也没说。大概没有人接电话,所以她很快就关掉了手机,把它还给了廖希。

回想起来,因为杂志上正在讨论新的《婚姻法》草案,所以我们也提到了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话题对我们来讲是那么不合时宜,所以它一冒出来,我们都巴不得赶快了结。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由我们说了算,一个寂寞的旅客插了进来,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他的观点是,新的《婚姻法》其实更注重了物质的因素,而忽略了精神。他对分居三年之后才能离婚的条款难以接受,声称这表面上好像对妇女有利,其实并非如此。他提请我们大家作个设想,一个想离婚但又得等上三年的男人,是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女人头上的。三年呐,有这三年时间,那男的还不把女的捶成肉饼。为了突出那种暴烈的效果,这位旅客一次次地举起他的拳头。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黄冬冬提到了她和廖希的关系。我当时的印象是,那是一种拐弯抹角地切入,有如低空飞旋的落叶无意中飘入光和影。她说,如果人们能忘掉自己的初恋,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这样其实也挺好,因为既然已经忘了,那么每一次恋爱就都成了初恋。给初恋设计一个标准,然后把人们往里面套,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然后她问廖希是否还能记得自己的初恋,能不能把她和他的初恋情人做个对比。他肯定不记得了,黄冬冬咬着饮料吸管,对我说。廖希果然说他想不起来了。他话音刚落,黄冬冬就说:怎么样,我没有猜错吧?出乎我的意料,黄冬冬又说了一句,说她跟廖希不太一样,至少目前还没有忘记初恋。我没有搞清楚她的意思,提出让她讲讲她的初恋。她手中玩着饮料吸管,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让我去给买一瓶饮料。她也没忘记话梅,隐秘地眨眨眼睛,说她现在就喜欢吃酸的。

快到枋口的时候,廖希拉我到车厢的接头处抽烟。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丘陵、树林、废弃的矿山,都浮游在灰白色的雾霭里。一束晚霞在一个斜坡上刺目地亮了一下,又倏然消失了。廖希盯着窗外愣了一会儿,然后扳住了我的肩膀。他说他想和我商量个事。他的口气是那么郑重,让我一时都有点难以适应。你能不能扮演一次冬冬的男朋友?就这一次。他说。见我没有开口,他就又说,反正你在枋口又没有熟人,不会有人说你什么。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为你两肋插刀。然后,他又告诉我,他其实已经给枋口的朋友说了,是陪着朋友和朋友的女朋友来打胎的。他再一次请我原谅,再一次提到了两肋插刀,并紧紧地抓住我肩膀上的肉,使劲地捏了捏。

事已至此,他又把话说到了这种地步,我再推辞就有点不近人情了,更何况最后要挨一刀的并不是我。我接过他递的烟,眯着眼望了一会儿窗外,又望了望他,突然有点神思恍惚。我感到手心里多了一点东西,低头瞧了半天,才意识到那是一笔钱。

你这是干什么?我吃惊地问他。廖希说那是手术和住宿的费用。我说,这就是画蛇添足了,既然你是陪我来的,我就可以把钱托给你照看嘛。他想了想,大概觉得这个理也能说得通,就又把钱拿了回去。随后,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嘬起了自己的食指。

到了枋口,廖希的那个朋友果然在出站口等着我们。廖希告诉我他的朋友叫王金发。我上前和他握手的时候,王金发让我叫他老王。老王还和黄冬冬握了一下手,并夸她长得漂亮。黄冬冬说了一声谢谢。按照廖希的安排,我这会儿应该挽住黄冬冬的胳膊。我上去挽了一下,可黄冬冬却把手背到了身后。好在老王正和廖希寒暄,没有看到这一幕。

有一位小姐在离我们几步远的一根水泥柱跟前站着,灯光照着她,使她显得格外俗艳。她穿着红色的高筒雨靴,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收拢的伞。她身后的两根高大的水泥柱上,贴着一副对联:“安全行驶百天,迎接澳门回归。”门楣上的横批是“一国两制”。我不好意思一直盯着她,就去欣赏那对联上的书法,并想着“安全行驶”和“一国两制”到底有什么关系。来来往往的旅客中,没有人去关心它,车站的人大概也不会多看它一眼。如果那个姑娘不站在那里,我也不会去看它。我发现对联里面行驶的“驶”字写错了,写成了奔驰的“驰”。在车站出现这样的对联和标语,总让人有点心里发怵,担心自己在百天安全期之外乘车,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那个女孩还在往我们这边看着。我没有猜错,她果然是和王金发一起来的。这时候,老王朝她打了个响指,把她叫了过来。她一过来,就热情地和黄冬冬抱到了一起。老王说她姓艾。他还比画了一下,告诉我们是哪个字。我和廖希都叫了她一声艾小姐,算是彼此认识了。

我们都钻进了老王带来的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在凌乱的街灯照耀下,枋口的街景给人一种影影绰绰、杂乱无章的印象。廖希坐在司机旁边,我、艾小姐和黄冬冬坐在后面,老王另外租了一辆夏利车在前面带路。黄冬冬问廖希,这里的街道他是不是都很熟,廖希说,说不上熟,但他不至于迷路。后来,桑塔纳在一家川菜馆前面停了下来,吃得比较简单,最后是老王掏的钱。老王说,等事情办完之后,再请大家好好吃一次。廖希拍了拍我,说:看见了吧,我和老王是非常好的朋友,可以说是狗皮袜子不分反正。

王金发也把旅馆安排好了。旅馆在市区的西北角,名字很怪,叫“忘川旅馆”。经黄冬冬提醒,我才想起“忘川”二字来自《圣经》和希腊神话。廖希补充说,办这个旅馆的人在枋口很有名,曾经信仰过基督。后来虽然又不信了,但旅馆的名字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它已经成了招牌和商标。

艾小姐和黄冬冬去了另一个房间。我们三个男的坐在一起,商量着第二天的安排。老王说,艾小姐就是人民医院的护士,他已给付了她一笔钱(他没有提具体数目),她会好好照料黄冬冬的。廖希开了句玩笑,问她是不是他的情人。老王说,怎么可能呢,兔子不吃窝边草嘛。他又对我说,他现在已经调出了医院,调动时和医院的关系搞得很僵,否则就没有必要拉艾小姐过来帮忙了。这么解释了一通,他突然一梗脖子,又说了一句:不过,是情人又怎么样?允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廖希说,你现在不就是个官吗,也称不上是百姓吗?老王这次没有梗脖子,而是低下了头:我这也能算官?这样的官在枋口有上千个。

转入正题,他说他已经给艾小姐交代了,对外就说黄冬冬是她的朋友,别的不要多说。你们甚至没有必要露面,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做完手术,小艾就把她送回来了。你考虑得真周到,不过,这样行吗?廖希问。怎么不行?办这种事情,小艾早已经是轻车熟路,老王这么一说,我的心情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说心里话,我虽然答应了廖希,可真的让我来扮演黄冬冬的男朋友,我还是难免紧张。廖希也轻松了下来。王金发出去的时候,廖希还给我开了句玩笑,说他本来想安排我和黄冬冬一起住的,现在看来,我只好和他住一个房间了。

艾小姐当天晚上没有回家,她另外开了一个房间。老王走了之后,艾小姐还和黄冬冬一起来到我们房间聊了一会儿。她们两个人都刚洗过澡,热气把脸蒸得红扑扑的。黄冬冬长发披肩,看上去非常随意、素净。艾小姐没有穿袜子,我注意到她的脚指甲刚涂了蔻丹,鲜艳夺目。后来,黄冬冬说她想早点睡觉,就先回了她的房间。我们和艾小姐接着聊。话题慢慢跑到了冬冬的肚子上面,我们从艾小姐那里知道了一些打胎的知识。她告诉我们,手术之前得把体毛剃掉,医生们把这称作“备皮”,然后把一个扩宫器戳到里面,把里面打开。手术的方式具体说起来有多种,比如钳刮术、负压吸引术、剖宫术,等等,但不管是选用哪种方式,医生都是很熟练的,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就是计划生育,中国医生打下的胎儿,每年都可以组成一个小的国家。活儿比较多的情况下,一个妇产科医生一天打下的胎儿,就可以组成个街道托儿所。她打了一个手势说,打胎其实就像渔民掰开一只蚌那么容易。她还告诉我们,刚才她也把这番话给黄冬冬讲了一遍,让黄冬冬不要有心理负担。她还向黄冬冬保证,一星期之后就可以上床了,什么都不耽搁。

第二天,我和廖希还是早早爬了起来。七点半左右,老王在楼下鸣笛,我们看到桑塔纳已经停在那里了。老王再次表示我和廖希没有必要去,否则还得另外租车。廖希征求黄冬冬的意见,黄冬冬说,既然老王说了,那大概真的没有必要。廖希又倒过来问我。我说既然来了,还是去比较好。

艾小姐和黄冬冬坐桑塔纳;老王、廖希和我,另租了一辆车,紧随其后。枋口虽然只是个小城市,但车辆还是很多,加上正赶到上班时间,交通不时出现堵塞。老王说,迟到也不要紧,医生会等着我们的。话虽这么说,老王还是要求出租车司机从车缝穿过去,超过他那辆桑塔纳,好在前面带路,绕到另一条街上面。后来,我们在前面走,黄冬冬她们的车在后面跟着。过了一个街口,发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来,我们就把车停到路边等了一会儿。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桑塔纳出现了。通过后视镜,我看到它在急速追赶,但直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它才撵上来。桑塔纳还没有完全停稳,艾小姐就打开了车门。她一开口,我们都呆住了。她说:冬冬下车了,说想呕吐,可她下了车,转眼就不见了。

要不,顺原路回去找找她?过了一会儿,见谁也不说话,艾小姐怯怯生生地说了一句。

她知不知道,我们来的是这家医院?老王问廖希。廖希没有吭声,老王就又问艾小姐。艾小姐说,自己已经想不起来是否给她说过。

别担心,她又不是傻子,找不着我们,她会自己回到旅馆的。我说。

她会回旅馆吗?廖希说。看上去,廖希的神情还是比较镇定,但他其实已经心神不宁。他一直往路中央挪动着脚步,并朝我们来的方向张望着。有一辆夏利车从他身边开过的时候,司机摇下玻璃,骂了他一声“找死”。可廖希就像没有听见似的,仍然保持着那个张望的姿态。

我们很快就知道,黄冬冬并没有回到旅馆。黄冬冬临阵脱逃了!别说廖希了,连我都生气了。我和廖希一遍遍地问艾小姐,黄冬冬下车之前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艾小姐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冬冬说自己想呕吐,喊着让停车。一停车,黄冬冬就捂着嘴钻出了车门,跑向了路边的一个窨井。这期间,为了给后面的车让道,桑塔纳往前开了一小段,停到了路边。过了几分钟,见黄冬冬还没有过来,她就下车去找,找了一会儿没发现她的人影,她才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了。

只要看一眼那两天的廖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热锅上的蚂蚁,什么叫无头苍蝇。枋口虽然只是个小城市,但要想找到黄冬冬,无疑仍是大海捞针。她会去哪呢?回汉州了吗?我打电话托室友顾庆文去找过一次黄冬冬,得知她并没有回去。她的老家在焦作,但她绝不可能回去,因为她没有必要让家人知道她未婚先孕,除非她是个傻瓜,但她分明又不是傻瓜。老王不在的时候,廖希第一次承认,以前曾夸张地向黄冬冬讲过他和曲波在婚姻上的不幸,还比较具体地谈到他多么想生个小宝宝。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还没能和她搞上呢。莫非她真的去找了曲波?可她找曲波干什么呢,报复还是摊牌?

廖希抱着手机想了一会儿,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没有人接,他就又打了一一四,问了问曲波单位的号码。单位里的人说,曲波随工会到海南旅游去了。廖希又向对方打听曲波是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回来。对方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看见廖希的眉毛一点点竖了起来,在眉毛之间形成了一个“川”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可能性都被我们一一排除了,当然新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被我们罗列了出来。其中,最坏的两种可能性是这样的:一种是,黄冬冬蹲在窨井边呕吐的时候,说不定真的被后面的车撞住了,然后被人送进了附近的医院,现在,正在医院躺着呢;另一种更加恐怖,黄冬冬说不定已经不在人世了。老王回来的时候,又添乱似的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由于黄冬冬是单身一人,又操着外地口音,所以她很可能被人贩子盯上了,说不定现在已经被转移到了乡下,正要卖个好价钱。这种说法因为过于离奇,一提出来就被我和廖希否定了。我们的否定还引起了老王的不满,他说:别不当回事,这种事情报纸上登过的,而且卖的就是女研究生。那你说怎么办呢?我问老王。老王说,卖就卖了,他有什么办法。到最后,我们谁也不敢再提什么假设了,因为每提出一个,都能把我们吓得半死。廖希已经有点傻了,有一次他在厕所里待的时间过长,我只好去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看见他站在座厕前面,翻着自己的包皮发呆。

那一天的后半夜,廖希哭丧着脸,第一次向我提起了他为什么会同意到枋口做手术。他说,其实他并不是没想到来枋口的诸多不便。之所以答应来,一是他确实跟黄冬冬说过,他在这里的医院有熟人,怀孕了也不要紧;二是他一直想给曲波造成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印象,那就是还有别的女孩爱他。他坦承,让我扮演黄冬冬的男朋友,就是为了造成这种模棱两可的效果。他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曲波很快就会知道他带着一个怀孕的女孩子来了枋口,但怀疑归怀疑,有我在那里顶着,她就抓不到确凿的证据。可是现在,一切都他妈的搞砸了。他说着,朝枕头跺了一脚,然后又要上厕所。我说你不是刚上过吗?他这才坐了下来。

天快亮的时候,我醒过来看见廖希还抱着枕头坐在暖气片跟前。我叫了他一声,他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并且连着打了几个寒颤,他说出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得出一个假设:黄冬冬会不会撇下我们,自己去打胎呢?

天还没有亮透,我和廖希就出发了,我们先去了人民医院,然后是枋口中医院、妇幼保健医院。跑完市级医院,又去了几家区级医院。区级医院还没有跑完,廖希的身体就吃不消了。他的腰怎么也直不起来,就像烧过的大虾。他让我别担心,说他老毛病犯了。他的精神状态和胆囊的关系很密切,现在是胆囊里的石头在作怪,那一兜石头快把他的胆囊撑破了。

但是,在那一天,他还是坚持着跑完了最后一家。在枋口的怀庆区医院,我们查到有个女孩昨天下午在这里打了胎,而且是艾小姐介绍过来的。廖希掏出手机,要和老王联系,让他去问艾小姐那个女孩到底是谁。但由于胆囊的疼痛,他一时想不起来老王的手机号了。我们只好祈祷那个女孩就是黄冬冬。

那一天下午,我们就是在那家医院度过的,当然不是为了摸清情况,而是为了廖希的胆囊。在医院后院的病房里,医生为廖希打了两瓶吊针。人们打点滴时容易犯困,加上他昨天一夜没睡,他很快就睡意沉沉了。一开始,他还能强打着精神和我说东道西,问我是否对黄冬冬有兴趣,想和她睡上一觉。黄冬冬还没有影踪,事情的结果还很难预料,所以我当即就否认了他的说法,强调我纯粹是为了他才来到枋口的。打到第二瓶,他终于撑不住了,睡得像条死猪。不过,他很快就又醒了过来。他出人意料地问起我对老王的看法。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好实话实说,表明我对老王一点都不了解,谈不上有什么看法。廖希像说梦话似的,突然来了一句,说他一直怀疑老王就是曲波的情人。他说,老王拉那个姓艾的女人过来,其实是给他看的,表明自己有的是女人,用不着去搞曲波。廖希说着又笑了起来。笑完之后,他又沉沉睡去了。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医院后院的棕榈树上,披挂着一朵朵的雪。这和我来枋口之前做过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梦有点相似。偶尔有一声尖叫从某间病房里传出来,我就失神地望着棕榈树的叶子,看它是否会因此而颤动,上面的雪是否会抖落下来。我不关心廖希提到的曲波和老王,我想的是,这会儿黄冬冬会躲在哪里呢?廖希说的没错,我确实是喜欢黄冬冬的,否则我不会跑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直到她失踪,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她交往。我还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想着她现在正和谁在一起吃饭,吃完饭要去哪里打发时光;想着她是否会打电话到学校找我。我正这样胡思乱想,感到肩膀上突然放了一只手。我打了一个激灵,差点喊叫起来。

来的是个医生,他问我病人是否还要在这里继续观察,是否要在这里动手术。医生说,病人的皮肤、黏膜和眼球的巩膜,都有点发黄,如不及时治疗,很可能会发展成黄疸。

廖希坚持要赶在曲波回来之前离开枋口。他不想住院,更不想在那里动手术,理由是他不想让曲波看见他那种倒霉相。那个时候,黄冬冬已经给我们来过电话了,让我们不要再找她,还说她一切都好。我们回来之后,廖希向单位出示了他在枋口的住院证明,领导不仅没有查问采访一事,反而催促他赶快去动手术,还给他很多安慰和同情。

我和廖希都没有再去找黄冬冬,当然黄冬冬也没有再来找我们。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去设在学校食堂上面的舞厅里跳舞,偶然遇见了她。她和一个小伙子配对,在舞池中央跳得非常热烈。后来,当那个小伙子出去买饮料的时候,我撇开舞伴,挤到了她的身边,邀她共舞一曲。她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应该和她说点什么呢?我本来想避开有关枋口的话题,但是“枋口”这个词最后还是跳上了我的舌面。她没有回避,说她那天确实呕吐了,呕吐过之后,她一时找不到那辆车了,就进了街边的电话亭给廖希打电话。拿起话筒的时候,她又试着往汉州打了一个。她说,这次她没有失望,那个长时间和她断掉了联系的建筑师刚好接住了她的电话。她生怕对方听不出她是谁,竟然连着把自己的名字说了三遍,就像在初恋中一样。说到这里,她顺便告诉我,她对廖希的感情,就是她的初恋。

乐曲再次响起了,那个小伙子又走了过来。她没有介绍我们认识,也没有再和他跳舞。她对我说,等走出了舞厅,我们最好谁也不认识谁。我和黄冬冬跳了一曲又一曲。在最后的舞曲声中,我们先后走出了那扇门,然后相向而去了。

1998年10月12日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