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六，孙良都要到朋友费边家里去玩。费边家的客厅很大，就像一个公共场所，朋友们常在那里聚会。他们在那里闲聊、争吵或者玩牌，有时候，这三者同时进行。赌资不大，打麻将的话，庄家自摸，顶多能赢个五六十块钱。朋友们都是脑力劳动者，赢钱不是他们的目的。费边的邻居小刘，在公安上做事，他也常来费边家串门，而且每回都能赢。孙良他们一开始对小刘存有戒心，后来看到他也是个有趣的人，并且能带来许多有趣的话题，就把他也当成了朋友。他们说话的时候，小刘很少插话，他不关心那些知识界的事，可小刘一说话，他们就不吭声了，小刘是刑侦队的副队长，他讲的许多事，只有低级小说里才有。这帮朋友不屑于看低级小说，可他们愿意听小刘讲那种故事。
这个冬天的星期六，下午五点多钟，孙良穿上大衣，围上他那条鼠灰色的围巾，就出门了。在家属院的门口，他看见几个妇女围着一个卖芹菜的老人在说着什么。他往跟前凑了凑，想看看她们究竟在搞什么。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她手里已经有了一把芹菜，但她似乎还没有回家的打算。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好像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所以她穿得比那些女人都要厚一些。她把芹菜递给孙良，孙良接过芹菜，又上了楼，把它送回了家，然后他就从家属院的后门走掉了。他手里有后门的钥匙，这是个小秘密，连看门的师傅都不知道。
他赶到费边家的时候，已经将近七点钟了。主要是在街上吃烩面耽误了一些时间。还好，这一天，别的朋友来得比较晚，他没有耽误谈话，也没有误掉牌局。费边刚吃过饭，正钻在书房里，在电脑上打着一首诗。费边告诉孙良那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一个叫曼德尔斯塔姆的俄国诗人写的。费边有这个习惯，他喜欢把他读到的好诗打到电脑上，然后整理成册。他对孙良说，他现在并没有荒废诗艺，还在抽空写诗。“你看这诗有多好，好像是我自己写的一样。”费边说着，就朗诵了起来：
真的能颂扬一位死去的女人？
她已疏远，已被束缚，
异样的力量强暴地将她掳走，
带向一座滚烫的坟墓。
“好诗，”孙良说，“给我打印一份出来，我回家再慢慢欣赏。”
费边正在打印的时候，又有一个朋友进来了，费边就又打了一份。他们一人拿着一份诗稿，坐在桌前，等着凑够四个人。费边说他之所以觉得这首诗好，是因为他以前也真心地爱过一个女人，可她后来死去了。孙良和另外那个朋友就默不作声了，以示哀悼。其实孙良知道费边所爱的那个女人并没有死去。费边一直爱着他的前妻，而他的前妻却嫁给了别人，他现在其实是在咒她。
等了很久，还是没有别人来。那个朋友就走了。他刚走，小刘就来了，但还是凑不够一桌。小刘看见桌上扔着一份诗稿，就拿了起来。他看了两行，就把它扔到了桌上。他说，他其实可以把儿子叫过来顶替一阵，他的上小学的儿子打麻将是一个天才。他说，这就跟学棋一样，学得越早，打得越好。费边忙说算了，不能让孩子学坏了。就在这个时候，费边的同事来串门了，他说他不会打牌，小刘说，只要坐下来，没有学不会的。后来，他们才知道此人是个高手，漫不经心地就把他们赢了。
真是一物降一物，小刘这次怎么打都打不顺手。只要他坐庄，那个人肯定自摸。小刘平时赢惯了，没见过这种阵势。他不停地讲着他知道的那些低级故事，想以此转移那个人的注意力。费边的那个同事，大概也猜出了小刘的心思，就不愿再赢了。小刘以为是自己的讲述奏效了，就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后来，他就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个案子：郑州的一个小伙子打电话给济州交通电台情爱热线的主持人，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女孩，他已经让女孩怀孕了，可他突然发现女孩又爱上了别人，他问主持人，下一步该怎么办。主持人说，你先要搞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变心了，在搞清楚之前，不要随便瞎猜疑。主持人还说，你一定要相信对方，去和对方心平气和地交谈一次，再打电话过来，共同商量个办法。小刘说，那个小伙子去和姑娘谈了，姑娘说她确实爱上了别人，小伙子就给主持人打了一个电话，可是电话一直占线，小伙子一急，就把那个姑娘杀了。杀了之后，他把责任推到了那个主持人身上。说到这里，小刘又和了一把。
孙良是济州人，对和老家有关的事，他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小刘说他也喜欢听那个主持人的节目，说着，他就把费边的收音机打开了。调试了一会儿，接着他们就都听到她的声音。她的声音有点疲惫，好像还有点伤感。这时候，小刘又和了，他随手关掉了收音机。他的妻子给他打了传呼，让他回去，再干扰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了。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天，孙良没输也没赢。
这一年的十一月底，孙良应邀到济州讲学。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刚当上济州师院的教务主任，想在校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托孙良在郑州联系几个名人到那里讲讲课。已经有两个人去讲过了，他们回来说，济州发展得很快，都快超过郑州了。还说，那里的师生虽然笨点，但求知欲很强，很崇拜有真才实学的人，让人很感动。“你的老家还是很有希望的。”那两个人对他说。现在轮到孙良自己去了，他想借此机会亲身感受一下故乡的变化，同时也看望一下自己的伯父。他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伯父到杭州出差，曾专门拐到上海看过他，还给他留下五十块钱。当时那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够他花上两个月的。
坐着老同学派来的林肯牌轿车，走高速公路，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济州。进入济州境内，他的眼睛就望着窗外，看公路边的那些麦苗、沟渠和麦地里的农人。农人们在清除地里的杂草，当他们伸起腰来的时候，几只乌鸦就飞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孙良有点激动。他想下车到麦地里走一走，和他们说几句话，听听乌鸦翅膀扇动的声音。可一想到麦地里的那些湿泥会把他的皮鞋和白色的袜子搞脏，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再说了，高速公路上也不准随便停车啊，他想。
他在济州讲了两天课。既然师生们喜欢听那些热门话题，他就向他们介绍了已接近尾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他讲的时候很动感情，讲完之后，有许多学生围上来要求签名，购买他带来的自己的论文集。为了减轻学生们的经济负担，他按半价卖给了他们。不过，他给老同学的那一百本，可是按原价给的，因为那是给学校图书馆的。他问这一百本要不要签名，老同学说你省点力气吧，前面那两个人我也没让签。孙良说不签也好，我的手都签酸了。
讲完课的当天晚上，他的老同学来到他下榻的济州宾馆的三二四房间，说院长明天请他吃饭，并交代他见到院长该说些什么。“我们的高院长其实是个政客，现在还兼着副市长，此人喜欢附庸风雅。”孙良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鸟人。
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下午卖书的钱整理了一下。漂亮，一共有一千五百多块钱的收入呢。他将“请高院长斧正”几个字反复练了几遍，然后把它们写到了书的扉页上。忙完这个，他就到楼下的小院子里散步。这里处于闹市区，周围的嘈杂更衬托出了这里的幽静。据说中央的领导人每次来济州视察，也都是住在这里。那些低矮的仿古建筑，在清冷的月光下，确有某种迷人之处。它们仿佛和历史沟通了起来，并和现实保持着距离。他看到这里的一些女服务员也很漂亮，她们说的不是济州话，而是标准的普通话。他倒很想听听济州话从那些漂亮姑娘口中说出来，是什么样子。有一句话说得好，乡音就是回忆的力量。
一个女服务员也在外面散步，她耳边举着一个小收音机。她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孙良闻到她身上有一种泡泡糖似的香味，他还听到了一种比较耳熟的声音。服务员听得很入迷，没有注意到孙良跟在她的身后。后来，她在一株悬铃木旁边停了下来，抱着那个小收音机，小声地哭了起来。
回到房间，孙良一直想着他在悬铃木树下看到的那一幕。他基本上看清了那个女孩的脸，看不清也不要紧，在一群女孩当中，他保证能把她挑出来，因为哭过的女孩子，眼睛会像小兔子那样发红。他相信自己能够把她带到房间里来，抚慰一番她那伤感的心灵。是啊，来济州仅仅是讲讲课，确实有点太单调了。
在对付女人方面，孙良虽然说不上是个高手，但也屡有斩获。孙良知道自己的性格中有某种轻松的东西，很讨女人喜欢。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他感到自己的外貌、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种轻松的东西依然存在，但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主要是沉稳，以及沉稳中蕴藏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因素。沉稳有沉稳的优势，能给女人一种可依赖感；难以捉摸也有它的好处，它能增加诱惑力。他确实有过不少艳遇，对这一点，孙良不像一般的人那样抵赖。他乐意把其中的一些故事说给朋友们听。他很会剪裁，故事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在讲述的时候，他都顺便略去了。他不愿给生活抹黑，不愿让大家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想，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起码应该让朋友们感到生活是简单而有趣的。
他又走出了房间，这一次他没有到院子里去，他只是挨着楼梯找那个听收音机的女孩。他尽量做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在楼梯上走上走下。他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可他并不点着，因为楼道里铺着地毯。后来，他看到二楼的服务台有一个小收音机在独自响着。他在那里默默站了一会儿，顺便用放在服务台上的一个剪指甲刀，修剪了一下指甲。再后来，他就把那个小收音机带回了房间。当然，在带走之前，他在那里留下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我想听听新闻，把收音机带到了三二四房间。他本来还想说明自己是高副市长的客人，但一想到那样做有点庸俗，就免掉了。
当女服务员来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已经给电台的那个女主持人打通了电话。他捂住话筒，很有礼貌地问服务员，这个收音机能不能借给他用两天。说着，他掏出一张印有领袖头像的钞票放到了一边的茶几上。他不想让那个女孩子有被污辱的感觉，所以他又捂住话筒说：“钱先拿去吧，我明天会给你作出解释的。”接着，他就听到自己对着话筒又说了起来。那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即兴表达，当然其中要有一些必不可少的间歇。在这陌生的故乡，星光在窗外闪烁。他斜躺在床上，边听边讲。他慢慢讲得流利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声音从容而优雅，寂寞而自由。
后来，当他放下话筒的时候，他借助停留在耳边的声音，在脑子里描绘着那个女人的形象。他想起不久前在费边家里的那场牌局，想起小刘的讲述。他现在似乎有点明白了，讲课是次要的，是这个女人在晦暝之中促成了他的故乡之行。
“这大概是一次轻松而迷人的猎艳。”他想。他又觉得那个女人真的是有点不幸，他都有点可怜她了。这么想着，他取出几粒速效利眠宁，用温开水灌了下去。他拉开窗帘，凝望了一会儿星空，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接着，他就感到睡意如期而至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了济水公园，在一个儿童滑梯前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他刚好把椅背上用油漆喷成的卡通画挡住了。他随手翻阅着别人留在长椅上的过期的电影时报。在等待中，他将报缝也看了一下，那上面有医药广告，还有电影预告。预告的日期表明，电影还没有在济州上映。他不时抬头看一下门口。很少有人进来，偶尔进来一个，也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些像我这样的闲人大概都还没有睡醒呢，他想。他看着脚下干枯草皮上的白霜，看久了，他的眼睛就有点发虚，有那么一会儿，他竟然将地上的一个纸团当成了一只鸟。
那个女人迟到了二十三分钟。一看到她走进那个门，他就知道那就是她。他站了起来，向她摇了摇手中的那份报纸，但他并没有上前迎接她，只是在她走近的时候，他才往前走了两步。
公园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那些越老活得越认真的人，扯起电线，拧开录音机，练起了气功。他们只好另找个地方。他们过了一座小桥，绕过了一座假山，终于又找到了一张长椅。在他们走向那张长椅的时候，孙良对昨天晚上说过的话已经作了必要的补充。他说，他是应高市长的邀请来济州讲学的，今天上午还得去应付高市长的饭局，所以他只好这么早就请她来。“我在郑州就听说了那件不幸的事，当时我就想，我要找个机会来济州一趟，见见你。这种话是无法在热线电话里讲的，只好说，我有要事和你商量。我为我假称是你的朋友而向你道歉。”
他这么说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一直不吭声。女人不时抬手捂一下自己的圆顶软帽。河边确实有风，那风凉飕飕的。孙良乘机将衣领竖了起来。
他继续说：“当然，我本人也不时遇到一些麻烦，很想找你谈一谈。是些什么麻烦，一时又说不清楚。我还想告诉你，所有这些都无法促使我直接去拨打那个热线电话。我或许应该非常坦率地对你说一件事。你想听听吗？”
她第一次开口了，说：“反正我已经来了，你就尽管说好了。”这么说着，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昨天晚上，我在济州宾馆看到一个服务员，她一边听你的声音，一边流泪，后来，她却破涕为笑了。我是个人文知识分子，关心的是人的心智的发展和人的情感世界。哦，你的帽子被风吹歪了。我关心的问题可以说与你相近。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用什么魔力，使一个人顿悟的？”
一辆临时改装成小垃圾车的剪草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扬起了一阵尘土。一个卖芝麻糖的小贩走到了他们的身边，很响地敲了一下招徕顾客的小铜锣。就是这一声锣响，使她又笑了起来。她说：“我小时候，听见这锣响，就忍不住要舔嘴唇，现在这毛病好像还没有改掉。”
他反对她吃那种东西，说那不干净，对她美丽的牙齿也没有好处，但他还是给她买了两串。在她的要求下，他也吃了一点。看着对方用舌尖舔着嘴唇上粘的芝麻，两个人都乐了。然后，他们又默默地吃着那东西，都吃得很慢。后来，他们就像熟人那样并肩而行了。他们边走边谈，显得很轻松。吃完那两串芝麻糖，女人从小皮包里取出了饭店用的那种湿巾，递给他擦手。接着，他就又看到那个小包在她好看的身段上飘来荡去了。孙良将湿巾扔进垃圾罐的时候，向着河面做出了一个凌空欲飞的姿势。她也做了这样一个动作。河水有点发污，河面上有许多塑料袋，被水泡黑的树枝，有一截伸出了水面，上面落着一只鸟。孙良现在觉得这一切都很美丽，很神秘。看得出来，她似乎也有这种感觉。
这个公园离济州宾馆不远。他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方向走去了。进到那个幽静的院子，她说她来过这个地方。她第一次提起了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经常在这里开会，有时一开就是半个月。“不过，我只来过两次。第二次，是要对丈夫说，他那瘫痪的父亲又不幸得了脑血栓。”
上到二楼的时候，孙良看到了那个服务员。不过他没有跟她打招呼。他们径直来到了房间里。孙良把窗帘拉开了一半，让阳光照进来。他给她削了一个苹果。她咬了一口，有点顽皮地说，她更想吃只广柑。他就给她切了一只柑子。他自己也切了一只。有那么一个瞬间，吃广柑的两个人都没说话。他扔给了她一本书，说那是自己几年前写的。她想把它装进那个小包，但小包盛不下。他跑到服务台要了个小塑料袋。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孙良的那个老同学打来的。孙良说他不想去赴高市长的饭局了。“和当官的在一起吃饭，每次都得喝酒，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已经戒酒了。”
女人说自己该走了。她说她的真名叫邓林。“这个名字起得好。”孙良说，“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你是神话中的植物呢。”他没有挽留她，但他替她开门的时候，他又穿上了外套。他提醒她应该将上衣的扣子全都系好。“外面的风好像大了一点。”他说。
他是怎么离开饭店的，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夜里九点多钟，他被电话吵醒了。是他的那个老同学打来的。老同学对他说：“孙良，我们的院长今天非常高兴。他也喝醉了，可他一醒过来，就提起了你，说你很够意思。他现在信了，我的朋友都很够意思。”孙良想开口说点什么，但他的胃突然翻腾了一下，有一些东西很快就跑到了他的嗓子眼。他只好把电话放到一边，到卫生间吐上一阵。当他用手纸擦着那根散发着酸臭味的食指回到电话旁边的时候，他的同学还在电话里讲着呢。
这一天的后半夜，他又吐了一次。吐过之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想，他吃的那些利眠宁大概也被吐了出来。他想起他的妻子在出国之前，每次见他喝醉，总是默默地在他身边坐下，看着他吐出来的那堆秽物发呆。他数了一下，妻子这次回来以后，他只喝醉过三次，加上这一次，一共才四次。
需要往胃里填点东西了，因为他听到了肚子的叫声。他用小刀将一个柑子切成了几瓣，悄悄地吃着，同时注意着胃的反应。他听到了自己的嘴巴发出的吸溜汁液的声音，偶尔也能听到胃里发出一种类似于气泡破裂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半张着嘴巴，悉心地捕捉那种气泡的声音，想着那里还会有什么动静。那只柑子吃完之后，他用邓林留下的湿巾擦了擦嘴巴。
他想，要不要再跟邓林联系一下呢？如果就此拉倒的话，他很快就会把这个女人忘掉，甚至会想不起来他曾和她有过一次美妙的散步。一个人没有记忆，就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但又怎么联系呢？她晚上才上班，而打那个热线电话，就会占用别人打电话的时间。他又想起了小刘讲过的那个杀人的事件。那真是个不幸的事件，愿那个女人安息，愿那个小伙子的灵魂早日得救。
天亮的时候，他想再到济水公园走一走。可他刚走出幽静的院子，就遇上了邓林。邓林对他说，昨天她回去的时候，把他的那本书和她的那个小包丢在出租车上了。她请他原谅。
“你知道，济州堵车很厉害的。我急着赶回去，就提前下了车。我没走多远，车流就疏通了。可我发现包没有了。我的脑子一定出了点问题，这段时间我一直有点丢东落西的。”
她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他吸着烟，微笑地听她讲着。这个在电台的播音室里口齿伶俐的女人，现在是多么笨拙啊。可他喜欢她的这种笨拙。这么想着，他自己的嘴巴也突然变笨了。他对她说：“我其实比你还笨，昨天，我本来应该送你回去的。”这一句话，他是磕磕巴巴讲完的。他也照样喜欢自己此时的磕磕巴巴。他再次觉得这一切都是多么新鲜迷人啊。
房间已经被服务员整理过了。一些新鲜的水果又放到盘子里，服务员好像料到他会很快回来似的，把广柑给他切成了几瓣。可他对她们这一项周到的服务并不高兴。他自己动手给她又切了一个。她就让他那样递着，却不去接。过了片刻，她说：“你看我的手有多脏。”她摊开她的手让他看。那手一点都不脏。她又让他看她的手背。他看见她的指甲是透明的，上面并没有像一般女孩子那样上蔻丹一类的东西。这好像就是他们抱到一起之前的全部细节。
当他们重新坐起来的时候，她很快就跑进卫生间去了。他听见了一阵水声。她重新出来以后，却不看他，而是盯着窗户看着。“刚才你关窗户了吗？”她有点胆怯但又很着急地问他。
“这太不应该了，”她又说，泪珠在她的眼圈里打转，“你现在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女人，一定是这样的。我没说错吧？你说，我说错了吗？”孙良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他只能走到她的身边，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他的手还顺着她的胳膊往下移了一点。刚才，他看见那里有一个种牛痘留下的小疤。“幸亏我还没有孩子，”她说，“否则我真不知道怎样去看孩子的眼睛。”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短暂地离开了她，为的是把窗帘拉开，让微弱的阳光照进来。窗外有一株悬铃木，那些荔枝似的果穗悬挂在那里，把阳光搞得非常零碎。“幸好你马上就要走了。”她说。说这话的时候，她仰起脸看了他一下。她的眼里已经没有了泪水。她把她的头抵在他的胸部下面，而且抵得更紧了。她的几根头发好像和他的扣子缠到了一起，他小心地把扣子解开了，以免她突然站起来时，把发丝拉断。
他在济州待了三天。第三天，他本来想去城外看望一下伯父的，可他到车站的时候，却上了开往郑州的汽车。车在济州市兜了一个圈子，使他有机会看了一下济州的变化，但那些变化并没有在他的心底留下什么痕迹。他只是想，车怎么还没有开出去啊。
回到郑州，孙良就又回到了他原来的状态。他的妻子没过多久就又去了澳大利亚。送妻子走的那一天，他有一种永别的感觉。想到上次也是这样，这种感觉就淡了许多。但从机场回来，他还是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的话也是他多次说过的。他讲他之所以不愿和她一起走，是因为他是一个靠文字生活的人，他无法想象离开了母语，会是什么样子。当天晚上，他打完牌回到家里，又接着把那封信写完了。但写的时候，他的感觉有了一点变化。他想，他或许真的应该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那些朋友，到那个四周都是海蓝色的国度去。“那些辽阔的牧场啊。”他这样感慨了一声，随手把这句话写了进去。他看了看，觉得它放在那里有点别扭，就把这一页揉到了纸篓里。
两个星期之后，他就把邓林给忘了。只是看到墙角堆放的那些变少的论文集，他才会想起他的济州之行。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他去济州的路上看到的那些麦田和麦田上的乌鸦。在记忆中，那些情景都很有诗意。他给晚报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正是那些鸟引起了他对日益消失的田园的怀念。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又有点激动，字迹难免有点潦草，定稿时有些字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因为写这篇文章，他的一些记忆被激活了。在那些惊飞而起的鸟的背后，邓林出现了。他随之想起了许多细节，包括邓林胳膊上的那个牛痘疤。
这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会下，他发现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把他看到的每一个女人拿来和邓林比一下。他想起了邓林在做爱之后的那种羞怯的表情和她的忏悔。当时，他觉得那种忏悔有点好笑，现在他却不这样看了。他想，如果你觉得可笑，那你就是在嘲笑真正的生活，嘲笑人的尊严。我当时笑她了吗？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边对付一块牛排，一边问自己。他想自己其实并没有笑她，在她说话的时候，他正盯着悬铃木那灰白的枝条和暗红色的果球发愣呢。
费边这天也在。当费边跑到孙良的这张桌子旁边，说他怎样吃不惯牛排的时候，孙良说：“你吃过悬铃木的果球吗？”话一出口，他就感到自己的话有点莫名其妙。费边说他没有吃过，也不打算吃，据他所知，那东西没有什么用处。孙良很想跟费边谈他在济州遇到的邓林，可费边离开了。下午接着开会的时候，他和费边坐到了一排，他正要开口，突然觉得不知道该从何讲起。这件事隐藏在他的胸口，似乎很重，他感到自己有点承受不住了。他到楼梯口站了一会儿，又觉得有点轻飘飘的，就像微醉之后的眩晕。
当天下午，他没有等到吃那顿晚餐就走了。他坐的是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车坏了一次，好久没有修好。他对售票员说，他不要求退票，但请她帮他再拦一辆车。他的说法遭到了别的旅客的反对，他们说，要是修不好，票都得退掉，不能因为一个人坏掉了规矩。他只好在那里等下去。天已经黑了，他接过一个旅客的手电筒，帮修车的司机照着。他还往天空照了照，灯柱一直延伸得很远。人们都等得很着急，为了让人们不生气，他还用手电照了照自己的脸。这是他小时候常玩的把戏，手电从下巴往上照，那张脸就显得非常好玩。“真他妈滑稽啊。”果然有人这么说。他想起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为南方的一本杂志搞人文精神对话，晚上喝酒的时候，一个人喝醉了。有人在饭店门口用手电照了照星空，那个喝醉的人立即要顺着那个光柱往上爬。拿手电的人把灯光一灭，那个人就像从树上掉下来了似的，一头栽到了地上。他想，等我见到了邓林，我要把这个笑话给她讲一讲。
一直到九点多钟，他才到达济州。他来到了济州宾馆，可门卫不让他进去，说这里正在开会，不接纳别的客人。他看了看他住过的那间房，那里并没有亮灯，有许多房间都没有亮灯。他想大概是他的衣服太脏了，门卫把他看成了胡闹的民工。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往车下面钻。我怎么那么傻啊，售票员都懒得钻，我干吗要进去呢？
他在济水公园斜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了下来。房间里没有电话，他也不想给她打电话，他想给她一个惊喜。但认真地洗漱完了之后，他还是到门口的一个小卖部里去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公用电话。可他怎么也打不进去。小卖部的那个人把电话拿了起来，交给了别人。人的心灵是多么粗糙啊，孙良想。他站在小卖部外面，生了一会儿气，又向另一个小卖部走去。他刚刷过牙，本来不想抽烟的，可他一进去，就买了一包烟，并对卖烟的人说，先不要急着找钱。后来，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交通电台的门口。有一个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戴着他熟悉的那种圆顶帽子。从身高上看，她显然不是邓林，可他还是差点喊出“邓林”两个字。他理过发了，那件她熟悉的外套也留在了旅馆里，他担心她出来的时候，一下子认不出他来，所以他尽量往有灯光的地方站。
第二天下午，他终于和她取得了联系。她告诉他现在没法出来。“要过元旦了，我们正在准备一台节目，很忙。”她在电话里对他说。他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她又改口了，说，要见也只能见一面。她以为他又住到了济州宾馆，说，她派人将一张票送到济州宾馆的门卫那里，他可以拿着票进来。“如果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是司机，送人来审查节目的。”他还听见她抽空和别人开玩笑：“都是你把我害的，谁叫你让我主持这玩意呢，不管是什么人都向我要票。”那个男人说了点什么，引得她笑了起来。孙良想，那是个什么鸟男人呢？他立即难受了起来，对她甚至有点憎恨。
他去了，从打印出来的节目单上看出来，这是一场和部分听众联欢的节目的预演，邓林是主持人之一。到场的人并不多，可是有第三个人在场，孙良都会觉得人有点太多了。邓林穿着白纱裙，他周围的人都说，那身打扮不错。可孙良觉得一点都不好。他不想看到她这种公众形象。到场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电台的职工和家属。他是从身边人的谈话中听出来的。“正式演出的时候，也不能让那些傻帽听众来得太多，否则的话，很可能会闹出点什么乱子来的。”他听见一个人说。现在我就想闹出点乱子，孙良想。
孙良出去了，在演播厅外面吸着烟。吸了两支烟之后，邓林也出来了。她并不叫他，直朝楼道走去。他连忙跟了过去。她果然在三楼的楼梯上等着他。那里有两个工人在扯着电线。邓林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她平时大概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们，所以他们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她又和他打了个招呼，说：“你也是出来取东西的吗？”他感到这实在是好笑，但他还是说，是的，我要取一份贵重东西。
“你怎么能把它称作东西？”她突然说，同时还在往上走着。
他没有答话。他的脑子还来不及产生另外的念头，只有刚才那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嗡嗡响着——我想闹出点乱子来。
这个楼只有五层，否则，他们可能会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头的时候，她说：“你现在就走，一分钟也不要耽搁。”她吻了他。因为彼此的慌乱，有一次，她竟然吻到了他的耳朵上，在那里留下月牙似的一圈口红。“他也坐在下面。”她说。他知道她说的是她丈夫。她拒绝他吻她，因为她脸上的浓妆，一吻就是个牛痘似的疤痕。他是多么想吻一下那个牛痘疤啊，那是让他悸动的私人生活，可它现在却牢牢地隐藏在给众人看的白纱裙下面。她用手擦了擦他的耳朵，让他从另一个楼梯口绕下去。
一个抱着手风琴的男人走在他的前面，边走边拉着。孙良跟着他走到一楼演播厅的门口。那扇门把手风琴的声音挡住了，但他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先是邓林那标准的主持人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打击乐。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但他没能从那喧嚣的鼓点中听出来什么节奏。
以后每隔两三个星期，他们就会见一次面。如果是她来郑州，她就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也只能住一个晚上，因为她的节目一星期要播三次）。她不住他家，她每次都先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安顿好，再打电话让他去。只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那个小旅馆里住满了人，她只好在他这里住了下来。可那天，他们几乎没有怎么睡，他们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然后回到他家里，默默地吃着从街上带回来的快餐。孙良吃得很认真，把菜叶上凝结的浮油抖掉之后，再填到肚子里。她说她正在减肥，不能多吃，但她喜欢看着他吃。她问他最近写了什么文章，她想带回去看看。他说好长时间没写了，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觉得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别人都写过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那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如果你想看什么书，你就从上面拿好了。”她的手在膝盖上拍了两下，坐在那里没动。她好像被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封信，是他写给妻子的信。他对她说，那信虽然很短，但抄它还是费了一些时间，因为他想把它写得尽量工整一些，漂亮一些。他说，他的妻子也喜欢看他的字，那是她和祖国唯一的联系。
有一年冬天，一个星期六的午后，他正在午睡，突然被她的电话吵醒了。她说她现在就在郑州，让他到奥斯卡饭店附近的那个公园里去见她。他在新买的市区交通图上查了一阵，才搞清楚那个奥斯卡饭店就是以前的中原酒家。那里距他的住处并不远，他还有时间把脸、头发收拾一下。刮胡子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把耳垂刮了一下。他小心地在那里涂着药水，突然发现有几根白发支棱在鬓角。
她已经在公园里面等着他了。正对着门口，是一个用冬青树修剪成熊猫形状的盆景，远看上去，就像一幅卡通画。她就站在那里，一些暗红色的落叶在她身边拂动着。他们边走边聊，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她的丈夫。她说，这次她是和丈夫一起来的，她的丈夫正在宾馆里开会。“他常来这里开会，接见别人，或受别人接见。”她谈到自己并不厌恶丈夫，尽管他从未让她感到幸福，但也从来没有给她带来过什么痛苦。
他们继续走着。她谈到她的那些听众非常可爱，也非常可怜，因为他们从来听不到她真正的声音。“只有你是个例外。”她说。他纠正她说，不是可怜，而是可爱。他们这时候真的看到了许多可爱的人。那是些孩子，他们在一个滑梯上爬上爬下。像往常一样，在散漫的交谈中，有什么最紧要的话题好像随时要跳到他们之间。他们踩着悬铃木暗红色的果球，绕过了一个小树林，在金水河边坐了下来。她把脸埋到双膝之间，小声地哭了起来，那声音跟她平时说话的声音一样喑哑。他想象着能用什么办法来安慰她。他对她说，他真是在爱她，但这似乎并不顶用。是的，如果她现在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她也深爱着我，那又顶什么用呢？如果现在是我哭了起来，她又会怎样安慰我呢？于是，他又想象着自己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好在天黑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想象，所以他并没有感到事情过于棘手。周围的灯光慢慢亮了，在他们面前，是金水河黝亮而细碎的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