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和我都是六六年出生的。他的生日是2月24，我是3月24，比我整整大一个月。那一年“社教运动”，他父亲给他起名“社教”，我父亲给我起名“正社”。我们两家的房子相距不到五十米。从穿破裆裤到现在我们都是不离不弃的好朋友。
生产队的苹果园在我们上学的路边。看苹果园的是我们叫“爷”的老人。当时也就五十多岁吧，因为我们的小，就总看着他老。爷的名字叫红彦。每当我们偷咬着涩牙的苹果或者偷核桃大青色的西红柿不成功时，就站在苹果园边，对着坡对面红彦爷的两间土房高声唱“太阳出来红艳艳、红艳艳……”红彦爷的老婆毕竟出来站在院坝朝我们吼，龟儿子，没大没小的，回去喊你老祖宗的名字去吧。老婆婆的娘家是四川的，年轻时候跟了当兵的红彦爷来到了我们这儿。
上初中的那年暑假，苹果园的黄元帅苹果熟了。队上开始往外批发苹果。社教说，正社，咱俩也去批发些苹果去街上卖。我说我没钱。他说，我叔是大队支书，他答话就能赊下。我说我不行。他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啊？我都跟我叔说了，他说能行的。说完，他又爬在我耳边说，最主要的是在树上下苹果时能吃美的。我的口里就有了香甜的欲望。
社教下了两筐苹果，我只下了一筐。到了街上，社教说，你在电影院门口卖，我在医院门口卖，集散了在我那儿会合。我说行。还没有开张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过来了。我拿出三个又圆又大又水灵的苹果硬塞给他，老师的脸都红了，不得不接下我的苹果，左右两边一个口袋装一个，鼓鼓的难看。手上拿一个，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老师看着傻笑的我，苦笑一下，摇摇头走了。一个长得漂亮的女人买了我二斤苹果，称平了一点，她随手从筐中拿出一个黄亮亮的苹果仍到称盘里，说不用称了，少了也不叫你补。半天没有买主，我学着人家喊，先尝后买，不甜不要钱啊。就有三、五个穿牛仔裤、花格杉子的男生蹲在筐子周围，你一个他一个的尝起来。吃完了，站起来一拍屁股，啥苹果嘛，难吃死了。扬长而去。正在这时，大舅过来了，他喝住那几个男生，这几个人一边嘟囔是他让我们尝的呀，一边几个人凑钱称了一斤。我感激地看着大舅，眼里有热热的东西在滚动。我挑了两个最大最黄亮最水灵的苹果硬给大舅。他不要，我说大舅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外甥了。
等社教来找我时，我的筐里还有半筐苹果。社教说你咋搞的？他站在我的苹果筐前，大声喊——才下树的黄员帅苹果啊，又大又亮又甜啊。不吃不知道，吃了离不了。便宜卖了，先尝后买啊，不甜不要钱啊。
有人称了三斤，他称杆一翘，说，三斤，都戳破天了！有人称了二斤，提上都要走了，他从兜里又取出一个苹果，说，小本生意，你原谅。那个手里还拿着苹果尝的人瞪着眼说不出话……
走在路上把钱一数，我卖的钱差一点就不够开本钱了。社教说你咋搞的，我能挣二十元的。我说，社教，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啊。
社教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我还在写我的小说。社教说，走，今晚陪我喝酒。在华阳大酒店，明显发福的社教挺着啤酒肚对着服务小姐吆三喝四，两箱雪花啤酒四个人还没有够。社教喊来服务小姐，拿一瓶金色年华小王子。社教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况下还不忘给他的朋友介绍——这是我穿破裆裤的朋友，铁哥们，作家啊……
当我的小说写得有了名气，一部书稿的稿酬在城里买了房子后，我才想起有好长时间没有和社教打照面了。我拨打他的手机，想请他好好喝一顿。他的手机关机。妻子说，这个礼拜天，你去找他吧，多年的朋友了。不容易。
我站在城东社教高楼大院的门前时，我惊呆了。蹲着两个石狮子的铁门上交叉贴着两张封条。边上一个老者告诉我，吴老板在承包九曲桥时偷工减料，桥在交付使用不到半年就倒塌了，死了两个人的。
我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房子，我的眼前浮现出社教帮我卖苹果的情景，我的耳边又响起社教的声音：三斤，都戳破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