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得水是我们洛城文化馆的馆长。
认识他时我才十九岁。那年县上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我因为在中学生报上发表了几篇作文，在语文老师的推荐下，成了这次与会成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正因为年龄最小，也引起了鱼得水的注意。会议休息时间，他特意来找我，看了我带来的几篇习作，大加赞赏，拍着我的肩膀说，和我当年一样，有才气，好好写。
鱼得水走出房子，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这个人是谁？人家告诉我，你连他都不认识啊？他就是鱼得水，文化馆馆长，我们洛城唯一的作家。作品入了小学课本的。
后来洛城出了一张报纸《落霞》，报头还是著名作家姚雪银写的。我看到报纸的主编就是鱼得水。我就从镇上邮电所给他寄了一篇小说（其实和作文差不了多少），很快就见报了。我拿着这张四开小报，高兴的逢人就让人家看我的文章发表了。看完文章的人不说我的文章，却问我，鱼得水是谁？这名字怪有意思的？我在小小的失落之余，告诉人家，他呀，是我们洛城最有名的作家！听的人就点头，脸上很敬重的表情。
有了这篇小说的发表，我写作的劲头更大了。隔三岔五就有文章写出来，写好了就寄给鱼得水。有一天，我收到鱼得水的一封散发着墨香的书信，薄薄的绵纸上，鱼得水的毛笔字娟秀飘逸。他先是赞赏了我的文章，接着很诚挚的指出我文章的不足，并且就某篇文章的细节和字词做出了很明确的修改意见。在信的末尾，还很客气地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自己再斟酌吧。有时间了来洛城我们再具体谈谈。
我后来在洛城文庙西边一个低矮的房子找到了鱼得水，房子是文庙的偏殿，土木结构，苫青色小瓦，瓦逢里长满了各色说不上名目的植物。脚下青砖铺就的台阶上布满了绿苔。鱼得水的面前是一张深红色的长条桌子，桌上有盏带灯罩的煤油灯，头上吊着一盏15瓦的灯泡。一个木制的笔筒里插了几支大小不一的毛笔和蘸水笔。此外就是散落的书和杂志了。鱼得水的身后就一张单人木板床，方格子布做的床单，一条薄被被他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的正中央。
鱼得水让我坐在他的床沿上，他坐在桌前唯一的靠背椅子上，我们就这样面对面谈起了文学。他的脸上是认真和诚挚，我的脸上是谦卑和敬重——多年以后，我还能感到那种神圣和感动——鱼得水已经把我送出文庙的大门了，我才忽然想起我父亲给我包里装的一盒“哈德门”烟。我掏出来时，鱼得水瘦小的身影已消失在文庙大院郁郁苍苍的树荫里。
因为苦心经营小家庭，我有十多年没有写东西了。当我终于在洛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稳定的职业后，我又重新拿起了笔。也许是有了深厚的生活底蕴吧，我写的小小说在全国各地报刊陆续发表。这时候，我又见到了鱼得水。他已是我们小城日报的文艺部主任了。
在我的小小说创作研讨会上，已经头发花白的鱼得水说，江东的文学天份是他首先发现的，是他发表了江东的第一篇小小说，他曾经不厌其烦的修改过江东的文章……我在发言里对鱼得水的发现和培养表示了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我说，我其实做的还很不够，我的文章还没有进入各类选刊和文摘类报刊。鱼得水说，江东你放心，以后发表了文章复印一份给我，我负责给你推荐。我在又一次感动之余，热泪盈眶，鱼得水鱼老师鱼老的文德真是我们写东西人的风范啊！
此后，我每发表一篇文章，就认真地复印几份交给鱼得水，请他附了意见推荐出去。几年里，有几家选刊和报纸转载了我的几篇文章，可推荐人不是鱼得水，有几个干脆署名“佚名”，我以为就是鱼得水，以他的文德我知道他是不愿意署名的。
过了几年，我到了报社文艺部工作，鱼得水已经退休了。我在整理档案室时，看到了鱼得水的成名作《小牛和小羊》，教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城文革委员会编的，编排和纸质都很粗糙。我还意外地发现了我交给鱼得水的复印稿，我在惊奇之余，翻开看了，竟然一份也没有推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