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不仅是一位满族的民族英雄，而且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死，无疑是满族的一个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汗位之争，最后，三十五岁的皇太极以其智慧和勇敢，以及长期从事战争的经验，战胜对手，登上了汗位，称清太宗。
皇太极深知自己承继汗位，面临来自后金内部和明朝军事进攻的两大威胁。足智多谋的皇太极首先考虑的是内部的巩固，其次是缓和与明朝的剑拔弩张的关系。而这两者又是互为依存的，没有稳固的后金，难以对付明朝官军的袭击；若不与明朝缓和关系，也难有时间处理和调整自己登上汗位之后所引起的诸种冲突和矛盾。因此，当袁崇焕为实施议和而探听后金虚实，以给努尔哈赤吊丧庆贺新汗皇太极为名，派遣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一行三十四人赴沈阳时，皇太极一眼就看出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背后所掩藏的真实意图，心想若能付诸实践，对后金的稳固也能争取到有利的时机。所以，对来使盛情款待，且令其参观军兵营帐。一月之后，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随傅有爵等回访袁崇焕，借以达到其预期目的。
皇太极在稳固统治过程中，一改努尔哈赤时期“共议国政”的格局，提高汗位，削弱八旗贝勒权力，重新任命总管大臣和辅佐大臣，形成以清太宗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使后金统治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与此相联系，皇太极于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为解除后顾之忧，出兵朝鲜，迫其屈服，历时两月余，结束战斗，皇太极如愿以偿。这是皇太极利用议和争取到的时间所取得胜利。
袁崇焕提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加强兵备的初衷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尽管如此，袁崇焕一面上书朝廷，予以解释；一面加紧防御设施的建设，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等城堡。虽有朝中大臣在魏忠贤的操纵下，上书反对袁崇焕的议和之举，但“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朱由检才放下心来，表示谅解。大臣也不再为此说三道四。
皇太极与袁崇焕表面上对议和的热情，并没有使对方上当受骗，双方都以此为手段，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袁崇焕借机修复城池，加强兵备，目的在于进一步进击后金，收复失地；皇太极有了时间稳固内部，逼服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当皇太极的兵马从朝鲜凯旋，在沈阳设宴庆功时，得到情报，方知袁崇焕修城筑堡、屯种自给、选将练兵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而且迅速，卓有成效，志不在小，直接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于是，便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决定率兵清除这一威胁，于五月六日从沈阳出发，抵达广宁，分三路进军，先后攻占大小凌河和右屯卫等城堡，会师锦州，四面合围。不料，锦州城防坚固，且有大将雄兵驻守，连攻十余日，锦州岿然不动。皇太极无奈，只好撤围进攻宁远。袁崇焕等将帅率兵等待已久，宁远城坚不可摧。皇太极仍不分析形势，一味进攻，代善等劝阻，不为所动，气愤地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其何以扬我国威耶？”看来，皇太极有其难言之隐和苦衷。尤其是在他登上汗位之后首次向明朝开战，胜与负，都关系重大。然而，当其愿望与现实相背离时，只有仔细分析背离的原因，方可达到目的。皇太极在当时并没有如此考虑，挥师进攻锦州，疲于奔命的士兵，哪有战斗力可言！终于由于死伤惨重，无可奈何地撤围返回沈阳。这就是使皇太极南侵受挫的所谓宁锦大捷。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可是，当皇太极得知因魏忠贤专权，排斥异己，迫使袁崇焕去任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决计重整旗鼓，与明王朝展开新的较量。
宁远之捷与宁锦之捷，阻遏了后金军的南下，明朝廷也为之感到振奋，因有较为坚固的防线，得到了片刻的安宁。然而，由于魏忠贤的作祟，迫使大将袁崇焕离去，取而代之者又表现无能，辽东防线及战斗力，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有所削弱。与此相反，后金在皇太极的整顿下，政治稳定，军力大增，而且跃跃欲试，再次向明王朝发动进攻。这就是朱由检继位后所面临的来自后金皇太极的严重威胁。
年轻的皇帝朱由检，对任何事件的认识总是那么肤浅，处理时又显出绝对的自信和简单，从不考虑形势的变化及力量的消长。面对后金的骚扰袭击，其刚愎自用的性格，视皇帝权力为万能的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袁崇焕苦心建立起来的，且实践证明较为坚固的辽东防线，因其被迫致仕回家，又引起了朝廷个别大臣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提出放弃锦州，防线内移的主张。身为蓟辽总督的阎鸣泰，也随之附和，上书侈谈“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具体负责锦州守御的尤世禄也说锦州城池受风雨摧剥，垣墙营舍崩坏，万万不能久居，乞请暂且移居杏山。奉命守御塔山的侯世禄，以其地低洼，又靠近高山，不是容易守御之所，最好移到别处。上至总领蓟辽重务的封疆大臣，下到城池的守御指挥官，都如出一辙的主张放弃锦州，认识不到塔山重要的战略地位，无不反映出武臣军事素质的低下和见解的浅薄。事实上，位于锦州与定远之间的塔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要地，它的存在和作为防御之处，可以把两座城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之声息相通，防线更为坚固。若弃锦州，变塔山，其结果不言自知，无异于向后金敞开大门，引狼入室。理所当然地遭到朝廷正直而有远见的大臣的否决。时署兵部事右侍郎的霍维华就此上书说：“锦州一城，为奴所必争”。闫鸣泰所言“轻兵以防，小修以补。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则智臣所谓‘虚着’、‘活局’之意。臣部以为，锦州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倘临时设谋饵敌出奇，应听新督师熟计而行。今奴虽屡挫，狡谋叵测……至蓟门各路宜守，兴水口兵将宜添，尤为绸缪急着。”明熹宗朱由校最后裁夺，下达圣旨：“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为此，重申杜文焕驻守宁远，侯世禄驻守塔山，尤世禄驻守锦州，“酌量地方，拨与兵马。”都要各守信地，修筑城池，操练军士，实心料理以战守急图。不得妄分彼此，推诿观望，自取罪责。”数日之后，霍维华在一份关于边塞兵务的奏疏中，又进一步强调：“锦州不可不守。夫全辽疆土期于必复咫尺，锦州岂可异议？况向以修筑未完之日，尚能据以挫贼。今乘此战将已胜之余，何难凭以自固！”又说：“塔山不可不城。锦州既在必守，而联络于锦、宁之间者，惟塔山是恃。即无城犹与增置，有城何难修葺！”再次肯定了塔山战略地位的重要。
皇帝的圣旨，兵部的态度，固然起到了阻止辽东将帅放弃锦州、塔山的行动，使宁锦防线之议暂时消弭。然而，在将帅的思想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朝廷“多设藩篱以壮金汤”的意旨亦未完全付诸实践。暂时的平静，只是后金皇太极正在总结宁锦之役失利的教训，整顿内部，操练兵马，无意进击的结果。因此，严格地说，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所在多有，《三朝辽事实录》所称宁锦防线“旗鼓相望，可谓极一时之盛。”实属夸大溢美之词。
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登上皇位后，便以霹雳手段变革朝政，挽救危亡的明朝。九月，他将干预朝政的客氏撵出乾清官，迁入外宅，使阉党头子魏忠贤失去了内廷依恃；十月，他借云南道御史杨维垣对阉党兵部尚书崔呈秀的弹劾，罢了崔呈秀的官，使崔呈秀自缢于家，翦除了魏忠贤的手臂；十一月，他借兵部武选主事钱元懿对魏忠贤的弹劾，诏斥魏忠贤“盗弄国柄，擅作威福”，撵出朝廷，安置安徽凤阳，魏忠贤行至阜城自杀而死；十二月，他借朝廷部、院官吏的群起弹劾，处斩了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他以戮魏忠贤、崔呈秀的尸体，处斩许显纯等阉党人物的强硬举措开始了他的年号，表示了他“立志中兴”的决心；二月，他下发诏令，为被阉党诬陷的官员昭雪冤情，“今应褒赠即与褒赠，应荫恤即与荫恤，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应开释即与开释”。前大学士韩再次入阁，成为首辅，东林官员钱龙锡人阁为次辅，孙承宗复为兵部尚书，东林官员李柯、成基命、刘鸿训等成为朝廷的文武重臣。明朝露出了一丝希望之光。就在崇祯元年四月，罢官贬居广东故里的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朱由检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所司，其权力不仅遍及全辽，而且扩展到蓟州、登莱、天津。
崇祯元年七月一日，袁崇焕由广东快马奔驰抵达北京。当晚即被崇祯皇帝接见。君臣的“平台答对”，展示了两颗雄心的交流与撞击。
夏日深夜，平台宁静，凉风习习，万点繁星的清晖照映着静谧平台上的藤椅、竹几、折扇、清茶，照映着血气方刚、立志中兴的年轻皇帝和几经沧桑、以身许国的中年将领的初次会见。今夜的崇祯皇帝，身着白绸长衫，盘发于顶，朝气勃发，举止潇洒，显得亲切而随和，由于继位半年多来，诛灭客魏阉党的果敢胜利和朝政的初露转机，神情洋溢着刚毅、自信和沉稳。而这简朴清爽、免去一切繁褥朝制的召见臣下，更显示出朝廷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新风，励精图强之风啊！今夜的袁崇焕，因刚抵京都，仍着布衣黑衫，形容黑瘦，风尘未消，显得意倦精疲，但皇恩浩荡，东山再起，报国有路，重任在肩的喜悦、感激和这简朴亲切召见的新奇，拂去了神情上的疲惫，爆发了心志的激昂和气概上负重不累的坚定、力挽狂澜的自信和喜遇明主的忠贞，在大礼参拜中，他确已泪湿双颊了。
君臣相会的互致问候之后，进入了有关辽事的答对。崇祯皇帝以折扇授袁崇焕消暑：
“先生两个多月来鞍马劳顿，未得片刻歇息，就被朕召入宫内，太过意不去了。然朕心焦于辽事，非先生莫解其忧。敢问先生治辽方略如何？”袁崇焕急忙从怀中取出拟定的一份疏奏呈上：
“臣感念陛下特眷，治辽方略已在这疏奏之中，乞陛下审察圣裁。”
崇祯皇帝接过“疏奏”连声叫好，并为袁崇焕斟茶，急切而语：
“先生可先论‘疏奏’之要，以慰朕心。”
袁崇焕拱手禀奏：
“陛下，今日辽事之危，更甚于昔日。宁远之战，努尔哈赤因炮伤而亡，但东虏兵马损失并不惨重，皇太极继位一年多来，其举措皆有深意，比努尔哈赤的横刀跃马更为可忧。他首先着眼于内政，悄悄匡正努尔哈赤的失误，已使辽沈汉民的反抗停息；他突然出兵奇袭朝鲜，又突然退兵而回，使朝鲜背我而附虏；他于去年年尾，利用蒙古喀喇沁部反对林丹汗吞并的战争，突然与蒙古喀喇沁部结盟，把触角伸向漠南蒙古，获得了蒙古敖汉部、奈曼部、札鲁特部、喀尔喀部的好感；并以‘议和’与我周旋。凡此种种，皆为谋略所使，有章有法。臣以为：东虏欲先安定背后、侧翼而后与我决战，故臣治辽之策，仍然是‘先主守而后动’。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守’积蓄力量，以‘款’与敌周旋，以‘战’消灭敌虏兵力，既打刀枪之战，也打口舌之战，三着并用，收复全辽，以解陛下之忧。”
崇祯皇帝听得认真。他明白，朝廷长期党争不断，国势破坏，国库拮据，中空外竭，要一战而灭东虏是不可能的，“三着并用”之策，或可收制虏之效，遂拊掌称赞：
“好！先生知虏，故所谋足以制虏，朕忧释减了。先生复辽之日，朕不吝封侯赏，先生当努力解天下倒悬，先生的子孙亦受其福了。敢问先生，复辽之功，何日可成？”
袁崇焕闻声而心惊：师未出能预知功成之日吗？皇上年轻而不知兵事啊！他抬头向崇祯皇帝望去，遇到的是皇帝焦灼的目光：圣心焦劳啊！于是回答道：
“臣蒙陛下信赖，五年之内，当为陛下收复全辽。”
崇祯皇帝大喜：
“五年？好，五年为期，五年之后的今天，朕将在这平台之上，为先生设宴庆功。”
崇祯皇帝的许诺，反而使袁崇焕的心境怅然了：这五年之期，原是为宽慰皇上焦劳的心绪说出来的，战场变化莫测，五年之内真能消灭东虏吗？他为自己的一时浪言后悔沉默了。
袁崇焕的沉默引起崇祯皇帝的注意，但这“注意”却落错了地方，他以为袁崇焕要提条件了，便抢先询问：
“先生有什么为难之事，可坦直讲出。”
性格倔犟的袁崇焕不肯吞食“五年为期”的浪言，便借机提出防止朝臣中阂掣肘的请求：
“陛下，臣今所求之事有三，乞陛下恩准。”
“先生请讲。”
“其一，辽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以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均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可有济，若互相中阂，事事掣肘，臣则处于绝境了……”
崇祯皇帝慨然允诺：
“先生放心，朕当亲饬户部、工部、吏部、兵部如先生所言行事。”
“谢陛下。其二，臣浪言禀奏，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臣心存惊悸啊！”
崇祯皇帝起立而倾听，郑重地说：
“先生勿疑虑，有关辽事，朕自有主持。”
“谢陛下。其三，臣斗胆禀奏，治辽之法，在渐而不在骤，在实而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人之道皆陛下司其钥，何以任而勿疑，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其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问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臣不敢不告”。
崇祯皇帝踱步而听，至袁崇焕面前停步而拱手致谢：
“先生所言，乃君王当戒之语，朕受教了……”
袁崇焕急忙离座跪倒，叩头触地，咽泪高呼：
“陛下英明天纵，臣以身许国家，以身许陛下啊！”
崇祯皇帝谕令侍立于平台一边的太监取来尚方剑、蟒玉、银币赐于袁崇焕：
“‘任而勿疑，信而勿疑’，朕以这八个大字待先生，以辽事全权付先生，五年为期，先生可便宜行事！”
袁崇焕接过尚方剑叩头触地：
“谢陛下九天之恩，臣将借尚方剑的声威为陛下收复全辽，这蟒玉、银币，留待全辽收复之日，臣再拜领。”
崇祯皇帝双手扶起袁崇焕纵声赞誉：
“先生，真将军也。”
袁崇焕离开平台，走出皇宫，带着与崇祯皇帝“五年为期”的重压，于七月二十日奔赴辽东就任，八月一日抵达山海关。
他首先平息了宁远驻军的哗变。八月一日，驻守宁远城的川、湖兵，因三个月不发军饷而哗变，十三营官兵起而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关外防御濒于瘫痪。袁崇焕至山海关得知，便匹马只身奔赴宁远，以其声威权谋处理其事：他宽宥了带头哗变的张正朝、张思顺，处斩了失职的中军吴国琦，责罚了参将彭簪古，罢黜了都司左良玉，重奖了拒不哗变的将领程大乐，并逮捕了哗变中图财害民者十五人，斩弃于市，平息了这场哗变，赢得了军心民心。
他依据“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所司”之职改组了防务。合宁远、锦州为一镇，命祖大寿驻守锦州，以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驻守宁远，调蓟镇总兵官赵率教驻守山海关，以三层防御部署对付皇太极的西进。
他开始集中辽东四镇的指挥权。报请皇帝撤销山东登莱巡抚一职，以减少层次，直接掌握登莱天津舟师；他鉴于东江镇皮岛地居关枢，北可攻击后金，南可联络朝鲜，西可与登莱结为一体，便把目光投向东江镇左都督毛文龙……
袁崇焕的重返辽东，引起了皇太极的极大关注。袁崇焕重返辽东后的调整部署——三层设防，引起了皇太极的极大不安。他与范文程日夜计议，策划着迎击袁崇焕进逼之策。时蒙古喀喇沁部、喀尔喀部、土默特部反对察哈尔部林丹汗吞并的战争已在土默特部的赵城地区打了七个月了，林丹汗兵死四万三千，喀喇沁部兵死五六万。喀尔喀部兵死二三万，土默特部兵死六七万，两败俱伤，相持不下。是年八月，土默特部贝勒代表联军致书皇太极求援，并告以“林丹汗根本动摇”。皇太极遂依据范文程“款西图北”之议，立即答书土默特贝勒，应诺出兵，并遣书蒙古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敖汉部锁诺木杜棱、塞臣卓礼克图等“一同出兵”，同时，派遣通事方吉纳、参将温塔石赴宁远，以“每年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斤送尔，尔以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报我”为条件重开“议和”，与袁崇焕周旋。是年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进入蒙古，以蒙古诸部盟主的面貌出现。至绰洛郭尔，与蒙古敖汉部、奈曼部、喀尔喀部、札鲁特部、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诸贝勒会盟，共击林丹汗，并亲率会盟联军，攻取席尔哈，激战席伯图英，围攻汤图，诸战皆捷，军威大振，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迫使林丹汗退出西拉木伦河流域，败回归化城。战后，皇太极论功行赏，封官加爵，联姻结亲，笼络蒙古诸部贝勒，奠定了统一漠南蒙古的基础。
在皇太极击败林丹汗、笼络蒙古诸部贝勒的同时，袁崇焕也借与皇太极“议和”周旋，心悬与崇祯皇帝“五年为期”之约，日夜操练兵马，制造火炮器械，修缮锦州、大凌河、右屯、宁远诸城，掘壕挖沟，安置火炮，积存粮秣，征集战马，完备山海关外四百里的防御。他“先主守而后动”的方略中的“守”已近乎完成，而方略中的“动”却为皮岛毛文龙的举止莫测所掣肘。他不能容忍毛文龙以其左都督主宰一镇的桀傲不驯，不能容忍毛文龙以其绵亘八十里海岛的拥兵自重，不能容忍毛文龙广招商贾贩易禁物的意图莫测，不能容忍毛文龙以居海之便对登莱舟师的插手笼络，更不能容忍传闻中毛文龙与皇太极的通款议和，遂于1629年（明朝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五月三日，亲自泛海至双岛。五月五日，以阅兵为名让毛文龙至阅兵帐内，以十二条罪状斩毛文龙于帐前，收回了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剑，以副将陈继盛代掌其职，犒军士，抚诸岛，具状呈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骤闻其事，“意殊骇念”，但念及袁崇焕所许诺的“五年为期”收复全辽，遂隐忍而优旨褒答。袁崇焕的权力遂及于登莱、天津、东江，手中已握有四镇官兵十五万，马匹八万一千匹，他开始筹划向皇太极发动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