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和大多数南非人一样，最不喜欢久坐不动。他讨厌坐着，必须常常“跋涉”一下。要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就会要了他的命。在梅费尔一下子待上六个星期，这是他能忍受的极限了。之后，他就会忍不住，跑到苏格兰、洪堡、蒙特卡洛、比亚里茨去休息休息，换换环境。“我才不会像帽贝一样永远趴在石头上。”他说。于是，早秋时候，我们就入住到了布莱顿市的大都市酒店。和往常一样，还是我们和睦的一小家人——查尔斯和艾米莉亚，伊莎贝尔和我，还是和平日一样住的套房。
到那里之后的第一个周日早上，我和查尔斯就出去溜达了——很遗憾，是在做礼拜的时间出去的——走到英皇大道，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看海峡中翻滚的波浪。那两位女士（戴着软帽）去做礼拜了。查尔斯劳累了一周，非常疲惫，很晚才起床，而我早起后有些头痛，我觉得是由于台球室的空气不流通；再者，还有可能是我喝的一种不太习惯的苏打水在作怪，我喝它主要是想冲淡一下晚上饮的威士忌。我们打算稍后在教堂巡行的人群中与她们见面——我觉得艾米莉亚还有伊莎贝尔对于这一仪式的重视程度要胜于这之前的布道。
我们一起坐在玻璃座位上。查尔斯的目光来来回回地在英皇大道上搜寻，想找位卖星期日报纸的报童。最后终于有个报童过来。“《观察家新闻报》。”我内兄简短地叫道。
“没有了，”报童答道，在我们面前晃了晃他那一摞报纸，“要不要《裁判员报》？或者《粉安报》[11]？”
查尔斯不看《裁判员报》，至于《粉安报》，他觉得不太适合周日早上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也许可以在房间里看看，但在外面看的话，报纸粉红的颜色把一切都暴露了。于是，他摇摇头，低声说道：“要是你碰到卖《观察家新闻报》的，让他马上到我这儿来。”
这时，我们旁边紧挨着坐的一位文质彬彬的陌生人转过身，面带微笑。“我给你一份怎么样？”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我想，我买的是最后一份。今天大家都争着买它，它今天早上登了来自德兰士瓦[12]的重要新闻。”
查尔斯扬了扬眉毛，接了过来，在我看来，他的态度有点粗暴。为了避免这位好心人对他产生一种粗暴无礼的误解，于是我便同这位热心的陌生人攀谈起来。他是个中年人，中等身材，举手投足间透露着涵养，戴了一副金边夹鼻眼镜，他目光犀利，声音透着优雅。不一会儿，他就谈到了当时布莱顿的知名人士。很显然，他同许多名流都交情不浅。我们谈到了尼斯、罗马、佛罗伦萨还有开罗。我们的许多朋友他好像也都认识；说实话，虽然我们双方的交际圈有这么多交集，不过很奇怪，在这之前却没有碰到过对方。
“查尔斯·凡德里夫特爵士，那位了不起的非洲百万富翁，”他最后问了一句，“你知不知道他？听说他目前就在这儿，住在大都会酒店。”
我朝我们正在谈论着的那人挥了挥手。
“这位就是查尔斯·凡德里夫特爵士，”我答道，心里有一种独有的自豪感，“我是他妹夫，西摩·温特沃斯。”
“哦，这样！”那陌生人答道，很奇怪，给人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我在想，他是不是刚才要装作认识查尔斯，或者是不是刚准备要贬损他几句，庆幸还好没有说出口。
这时，查尔斯放下报纸，同我们一起攀谈起来。我从他缓和的语气中立刻明白，德兰士瓦的新闻，对他克罗地多普·戈尔康达公司的经营有利，因此他的态度变得友善和蔼起来。他整个人立刻都变了，对那位文雅的陌生人也变得礼貌起来。此外，我们还了解到，那名男子在上流社会活动，结识了一些人士，一些艾米莉亚渴望能邀请来参加她在梅费尔举办的“家庭招待会”的人士——年轻的小说家费斯，还有了不起的北极旅行家理查德·蒙特罗斯爵士。说到画家，很明显，这人同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莫逆之交。他同美术院会员一起吃过饭，每周还请协会成员共进早餐。现在，艾米莉亚极其希望，她的沙龙不应当看起来仅仅局限于一些金融界和政界人物——有下院议员还有百万富翁们作为坚实的后盾——她现在转而钟爱文学、艺术以及音乐这股清雅的暗流。我们的这位新相识极其健谈。“西，他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查尔斯后来对我说，“因此说起话来天马行空，不必过虑。不过，很多人拿不准自己的位置，往往会担心这一点。”我们起身告别时交换了名片。这位新朋友的名字是爱德华·伯尔派罗博士。
“你在这儿行医吗？”我问，不过他的装束不太像医生。
“哦，我不是医生，”他答道，“是法学博士，你该知道的。我对艺术感兴趣，就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我是为国家美术馆购买一些作品。”
这正是艾米莉亚“家庭招待会”所要的人！查尔斯立即稳住他。“我把自己的马车也带过来了，”他以自己最友好的态度说，“我们打算明天驾车去刘易斯市。要是您愿意赏光一同前去，我敢保证，凡德里夫特夫人见到你一定会非常高兴。”
“咱们仅有一面之交，”博士说，“你就如此热情。我明天肯定会欣然前去。”
“我们十点半从大都会酒店出发。”查尔斯接着说。
“我一定到。早安！”他边说边起身离开，点点头，会心地笑了。
我们又回到草坪，来到艾米莉亚和伊莎贝尔身边。那位新朋友从我们面前经过一两次，查尔斯拦住他，并做了介绍。当时，他正同两位女士一起散步，她们装束精致、奇特，极其优雅。艾米莉亚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他的举止。“谁都能一眼看出，”她说，“他这人有涵养，真正卓尔不群。我在想，他能不能把英国皇家艺术院院长一起请来，参加我两周后的周三举办的议会‘家庭招待会’？”
第二天十点半，我们驾车启程。我们的车马可以算是苏塞克斯地区最棒的。查尔斯虽说有点急躁——或者，最好说是有点小心翼翼？——但驾车技术不错。他现在实际上正忙着驾驭两匹前马两匹后马，没时间和我们闲谈。来自比肯的贝莱斯尔夫人在他旁边，坐在车夫座位上，容光焕发（她一直都是这样，这得归功于她的女仆）；伯尔派罗博士坐在后排，同我和艾米莉亚一起。他大部分时间在同凡德里夫特夫人交谈：他谈的都是关于画廊的。艾米莉亚很反感，但又觉得作为查尔斯的妻子，偶尔假装有个高雅的兴趣爱好，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贵族就得名副其实。我们在罗斯郡的住所，塞尔登堡，几乎满墙都是钱玛还有奥查德森的作品。事情起因于一件小小的意外。查尔斯爵士想要一匹前马——你也知道，为他马车准备的前马——于是把此事告诉了一位搞艺术的朋友。这位搞艺术的朋友第二周就给他弄来一幅钱玛的作品，把牲畜当成了人名。查尔斯爵士吃了一惊，羞于承认所犯的这个错误。于是后来稀里糊涂地成了绘画的赞助人。
虽然伯尔派罗博士张口闭口谈的都是艺术，不过仔细观察一番，你就会发现他是位极为称心如意的伴侣。谈论艺术时，他巧妙地穿插着一些逸事丑闻。他告诉我们，哪位知名画家和自己的厨子结了婚，哪位画家又娶了自己的模特，如此这般，和他谈话非常有趣。不过，他有一次提到，说自己发现了一幅伦勃朗的真迹——千真万确，在某个不知名的荷兰人家中保存了多年。大家一直都认为那幅画是伦勃朗的杰作，不过，除了几个关系亲近的人之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很少有人亲眼看见该画作。那幅肖像画，画的是哈勒姆[13]的玛丽亚·范雷内，他从她在荷兰豪达[14]的子孙们的手中买了过来。
虽然查尔斯看起来没怎么太在意，但我却注意到他支起了耳朵。这位叫玛丽亚·范雷内的，碰巧是凡德里夫特家族在1780年移民到开普敦之前的一位旁系先人。虽然不知道这幅画到底在哪儿，但整个家族都知道它确实存在。伊莎贝尔也经常提起它。要是价格合适能把它买到手，让孩子们（我应该提一句，查尔斯爵士有两个儿子在伊顿公学读书）拥有一幅先人的肖像画，还是伦勃朗的真迹，该是多么光彩的事情。
之后，关于这个重大发现，伯尔派罗博士又说了很多。他一开始先想方设法把它卖给国家美术馆，不过尽管美术馆的董事们十分欣赏这幅作品，也承认它是真品，但很遗憾，他们今年手头的资金不足，无法以合适的价格购买这么名贵的一幅画。南肯辛顿也一样，太缺钱。不过，他目前正和罗浮宫还有柏林方面谈判。但很可惜，这么精美的一件艺术作品，一度流入国内，竟又得再次流失海外。应由某位爱国的艺术赞助人把它买下来，放在自己家中，或者慷慨地献给国家。
查尔斯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但我可以察觉到他一直在思考。他甚至在快到一个急转弯时，还往后看了一眼（刹车员正忙着嘟嘟地吹喇叭，提醒路人有马车过来），给艾米莉亚递了个眼神，提醒她不要做出任何承诺，这立刻就让她暂时闭了嘴。查尔斯驾车的时候回头看，这很不寻常。从他这一举止中，我猜他非常迫切地想要得到这幅伦勃朗的作品。
我们到刘易斯市后，把马匹寄在了旅店，查尔斯同平日一样点了一顿豪华奢侈的午餐。与此同时，我们两两一起在小镇还有城堡附近闲逛。我选择同贝莱斯尔夫人一起，她至少比较有趣。出发前，查尔斯把我拉到一边，说道：“西，听我说，咱们必须万分小心。咱们只是偶然碰到伯尔派罗这个人。狡猾的无赖打算骗人，再没有什么比大师作品更容易得逞了。如果那幅伦勃朗的作品是真的，那么我就应当拥有它；如果画的真是玛丽亚·范雷内，那么我就有义务替孩子们把它买到手。不过，最近我已经被骗了两次，我可不想再被骗一次。咱们必须要小心行事。”
“说得不错，”我应道，“别再来什么先知或者副牧师了！”
“不论他如何谈论国家美术馆之类的，我们都对他一无所知，”查尔斯继续说道，“如果这人是个骗子，那么他所讲的故事都是这种人临时捏造出来骗我的。他很容易就能知道我是谁——我可是位知名人物。他知道我在布莱顿，很可能星期天就一直坐在那玻璃座位上，专门来引我上钩。”
“他提到了你的名字，”我说，“当他得知我的身份时，就立刻和我攀谈起来。”
“对，”查尔斯继续道，“他也许知道玛丽亚·范雷内这幅肖像。我奶奶经常提到，说这幅画保存在豪达。实际上，我也常常提到它，你肯定也记得。这样的话，一个无赖一开始就跟艾米莉亚谈那幅画，还装作毫不知情，还有比这更自然不过的吗？如果他想要一幅伦勃朗的作品，我相信在伯明翰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我说这番话，是想说咱们应当小心行事。”
“说得对，”我答道，“我会时刻留心他的。”
我们从另一条路驾车回去，路上满是金秋时节山毛榉树的树影。这次出行很愉快。伯尔派罗博士吃了午饭，喝了香醇的独家干红葡萄酒，兴致很高。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我从没见过谁能抖出这么多杂七杂八的趣事。他哪儿都去过，知道所有人的一切事情。艾米莉亚当即“预约”，让他去参加自己下周三的“家庭招待会”，他则答应将她引见给几位文艺界的名人。
那天晚上大约七点半，我和查尔斯饭前一起在英皇大道上散散步，吹吹风。我们八点钟吃饭。空气很怡人。我们途经一家新开的小酒店，酒店很小很独特，有扇非常大的弓形窗。在灯光的明暗交界处，我们的朋友伯尔派罗坐在那里，穿着晚礼服，对面是位年轻、优雅、漂亮的女士。他面前开着一瓶香槟，自己尽情地吃着温室的葡萄，谈笑风生。很显然，他同那位女士都被某个滑稽的笑话完全逗乐了，因为他们彼此奇怪地盯着对方，时不时爆发出阵阵愉快的笑声。
我退后几步，查尔斯也是。我们两人头脑中突然闪过同一个念头。我小声说道：“克雷上校！”他应声道：“还有皮卡迪特夫人！”
他们根本不像理查德副牧师还有布拉巴宗夫人。不过，这也刚好说明了问题。因为我也没看到墨西哥先知那鹰钩鼻子的踪迹。即便这样，当时我已经明白，不要完全相信外表。如果他们俩真是那位知名的骗子以及他妻子（或者称之为共犯），那我们必须得十分小心。这一次，我们提前戒备了起来。假如他胆敢试着第三次骗我们，他绝对逃不出我们的掌心。不过，我们必须得采取一些措施，不让他从我们手中狡猾地溜掉。
“他能像泥鳅一样溜走。”尼斯的警长这么说。我们俩都想起了这句话，便开始精心地制订计划，以免他第三次从我们手中溜掉。
“西，我给你说说计划，”我内兄缓缓说道，“这一次，我们必须故意让自己受骗，必须主动要求购买那幅画，让他以书面形式保证画是真品，并且要想方设法用最苛刻的条件来约束他。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起来没有任何怀疑，要装作像婴儿般天真。不管他对我们撒什么谎，都全盘接受。为肖像画支付的钱，用支票付——只是做做样子。只要交易一完成，就立刻抓捕他，证据俱在。当然，接下来他会用尽浑身解数立刻逃之夭夭，就像在尼斯和巴黎碰到他时那样；但这次，我们会让警方随时待命，把一切准备妥当。不能鲁莽，但也不能耽搁误事。一定要等到他真正地接过钱，装进腰包时才能动手。那时，我们就立刻抓住他，把他送到当地的法庭。这就是我这次的行动计划。在此期间，我们要看起来单纯、朴实，得让他深信不疑。”
于是，我们开始实施这个周详的计划，第二天就去伯尔派罗博士下榻的酒店拜访他，他把我们引见给了他妻子，她是一位秀丽的小妇人。我们假装不去在她身上找傲慢无礼的皮卡迪特夫人，还有心思单纯的“白石南花”的身影。博士（同往常一样）饶有兴致地谈着艺术——他可真是个无所不知的无赖，绝对的！——查尔斯爵士也对那幅假定的伦勃朗的作品表现出了些许兴趣。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很高兴，从他那努力抑制的急促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眼就知道我们是潜在的买家。他说，他会第二天去伦敦，把那幅肖像画带过来。实际上，第二天早上，当我和查尔斯跟平常一样坐上普耳曼卧车[15]，去参加半年一度的克罗地多普·戈尔康达会议时，我们的那位博士也在那车上，躺在靠椅上，好像整个车子都是他的。查尔斯给我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他可真会享受，不是吗？”他低声说，“这车费是从我那被骗走的五千英镑中出的，或者，就当是那幅假的伦勃朗的作品少骗了我一点。”
到了伦敦，我们就立刻投入工作。我们从马维尔那里请了位私家侦探，安排他去监视我们那位朋友。从他口中得知，那位所谓的博士当天去了西区，从一位商贩那里取了幅画（我隐去那人的名字，因为担心会有人告我诽谤），据了解，那人此前牵扯到几件名声不好，或者说声名狼藉的交易。不过，说真的，我一直以为画商就只是——卖画的。在我看来，赛马是最容易造就一些寡廉鲜耻的经纪人的，但有了字画，赛马就只能屈居第二了。言归正传，我们发现那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从这位商贩的铺子里取走了伦勃朗的画，当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带到了布莱顿。
为了不贸然行事，以免破坏我们的计划，我们诱劝伯尔派罗（名字起得可真够巧妙！）把那幅伦勃朗的画带到大都市酒店，让我们检验一番，把画留在我们那儿，好听听伦敦专家的意见。
专家来了，就这幅据称是大师的画作，向我们做了一个全面的汇报。据他判断，这根本不是伦勃朗的作品，只不过是一幅笔法精妙，又刻意弄旧的现代荷兰赝品。此外，他还用档案证据向我们展示，真正的玛丽亚·范雷内的肖像画实际上已经在五年前被带到了英国，卖给了J.H.汤姆林森爵士，就是那位知名的鉴赏家，卖了八千英镑。所以伯尔派罗博士的画，充其量是伦勃朗自己的复制品，或者更有可能是他学生的作品；不过，最有可能的，只是现代的伪造品罢了。
因此，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去指控这位自称博士的人的犯罪阴谋。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隐隐地给他提个醒，说玛丽亚·范雷内的肖像画真的有可能在别处，甚至还当面暗示道，那画极有可能落入了那位无所不收的收藏家J.H.汤姆林森爵士之手。不过，这位卖主根本不去理会对他商品如此这般的诋毁。他居然厚颜无耻地不顾档案证据，宣称J.H.汤姆林森（英国最见多识广、最精明狡黠的绘画买家之一）被一位穷困潦倒、有伪造天赋的荷兰艺术家巧妙地骗了。他宣称，真正的玛丽亚·范雷内的肖像画，就是他给我们的这幅，还发了誓。“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查尔斯向我高兴地说道，“他觉得，不论自己对我们撒多大的慌，我们都会全盘接受。‘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们这次将他一军。”说实话，他打的这个比方前后没什么逻辑，不过查尔斯打的比方，总是能让人挑出毛病来。
于是，我们假装相信他，并相信了他的保证。接下来是价格的问题。讨论得很激烈，不过也仅仅是为了做做样子。J.H.汤姆林森花了八千英镑买了玛丽亚的真画，可对这幅赝品，博士却要价一万。实际上，我们根本没什么必要和他讨价还价、争来争去，因为查尔斯只是打算根据他要的数额开张支票，然后把这家伙抓起来；不过，为了不让他起疑心，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假装还价一番，最后把价格压到了九千基尼[16]。不过，他得给我们一份书面保证，保证他卖给我们的作品是伦勃朗的真迹，保证画的是哈勒姆的玛丽亚·范雷内，并且保证毫无疑问这幅画是他从荷兰豪达那位女士的后人们手中直接购买过来的。
一切都做得很漂亮，我们的安排堪称完美。我们叫来一名警察在大都市酒店房间外待命，决定让伯尔派罗博士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到酒店来签保证书，然后收钱。双方起草了一份正式的协议，完整地盖了印章。“甲方”在约定的时间到了，把肖像画交给了我们。查尔斯取出一张约定金额的支票，签了字，接着递给了博士。伯尔派罗刚拿过支票，我就站到了门旁，这时，警局派来的两名便衣侦探就装作男仆守着，盯着窗户。我们生怕这个骗子一旦拿到支票就会逃掉，就像他在尼斯还有巴黎那样。在他带着胜利的微笑把支票装进口袋的那一刻，我迅速地走向他，手里拿着一副手铐。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早已敏捷地将手铐套到他手腕上并锁住。这时，警察也走上前来。“这次我们可抓到你了！”我喊道，“我们知道你是谁，伯尔派罗博士。你就是——克雷上校，化名安东尼奥·赫雷拉先知，还有理查德·佩普洛·布拉巴宗牧师。”
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谁会如此这般震惊！他完全惊呆了。查尔斯觉得，他肯定料想自己会立刻脱身走人，而我们及时采取的措施让他大吃一惊，一下子慌张失措。他凝视着周围，仿佛没有反应过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俩是疯子吗？乱说些什么？”他最后问道，“他们说的什么安东尼奥·赫雷拉的疯话是什么意思？”
警察把手搭在囚犯的肩上。
“别瞎费口舌了，伙计，”他说，“我们有逮捕令。爱德华·伯尔派罗，化名理查德·佩普洛·布拉巴宗，我逮捕你，因为你被指控通过欺诈手段从一等勋爵士、下院议员查尔斯·凡德里夫特爵士手中骗取钱财。他对此发了誓，并在这儿签了字。”因为查尔斯事先已经将相关材料起草好了。
那囚犯挺直了身子。“听着，长官，”他说，很生气，“咱们在这件事上有些误会。我这辈子从来没用过什么化名。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是查尔斯·凡德里夫特爵士？说不定有人要冒名胁迫我。要我看，他们俩是一对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
“明天再说这些！”警察抓着他，说道，“现在你得乖乖地跟我去一趟警局，这两位先生会在那儿把对你的指控登个记。”
他们把他带走了，他还在抗议。我和查尔斯在案情记录表上签了字，警察把他锁了起来，等着第二天在法官面前进行审讯。
即便现在这么做了，我们仍然担心这家伙会想方设法保释出去，从我们手中溜掉。实际上，他歇斯底里地抗议我们竟如此对待一位“他这种地位的绅士”。不过，查尔斯特地嘱咐警方，不要理睬他，说他是位十分危险、极其狡猾的罪犯，在法官审讯完毕之前，不论何种事由何种借口，都绝不能把他放走。
说来也怪，我们当晚在酒店得知，真有位叫伯尔派罗的博士，那是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不过，我们觉得，抓住的这个骗子肯定一直在盗用他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法庭，一位巡官过来迎接我们，脸拉得很长。“我说，先生们，”他说，“恐怕你们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你们可真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你们惹上麻烦了，更糟的是，把我们也牵扯了进来。你们搞的那些宣誓材料未免有点聪明过头了。我们已经质询过这位绅士了，发现他关于自己的描述完全没有问题。他叫伯尔派罗，是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绘画收藏家，在海外受雇于国家美术馆。他之前是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官员、外科学士、法学博士，极其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你们犯了一个非常可悲的错误，事情就是这样。你们很可能会受到一项非法监禁的指控，这恐怕把我们部门也牵扯了进来。”
查尔斯倒吸了一口气，声音中满是恐惧，大声叫道：“你们不会就凭着这些荒唐的陈词就把他放了吧？不会让他像那个杀人犯那样从你们手中溜掉了吧？”
“让他从我们手中溜掉？”巡官叫道，“我倒是希望他能溜掉。很不幸，没这个机会了。此刻，他就在法庭上，被你们俩气得火冒三丈。我们到这儿是为了保护你们，怕他万一袭击你们。因为你们的虚假证词，他被关了一整夜，当然了，他现在气得要发疯。”
“只要你没放他走就好，”查尔斯答道，“他是只狡猾的狐狸。他在哪儿？让我见见他。”
我们来到法庭。在庭中，我们看到那囚犯正兴高采烈地同法官亲切交谈（貌似法官是他的一位私交）。查尔斯立刻上前同他们说话，伯尔派罗博士转过身，透过夹鼻眼镜瞪着他。
“这个人行为怪异，让人难以置信，”他说，“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一定疯了——他的秘书也是。他在英皇大道的玻璃座椅上主动同我结识，然后邀请我乘他的马车去刘易斯市。再后来，他主动要购买我一幅名贵的画作，最后莫名其妙地给了我这个愚蠢、荒谬、莫须有的指控。我要求以非法监禁罪给他下传票。”
突然，我们渐渐明白，局面已经扭转了。我们渐渐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伯尔派罗博士确实是他自己所声称的那个人，并且一直都是。我们也了解到，他的画上是真的玛丽亚·范雷内，是伦勃朗的真迹，他把它放在那位可疑的商贩那里，只是为了清洗和修复一下。J.H.汤姆林森爵士被一个狡猾的荷兰人骗了，他的画虽然也确实是伦勃朗的作品，但画的不是玛丽亚，只不过是一件保存不善、略次一些的样品。我们所咨询的专家是个无知、自负的江湖骗子。还有，其他专家对那幅玛丽亚画像的估价，最多不超过五六千基尼。查尔斯想撤销这次交易，但伯尔派罗博士当然一个字也不听，那份协议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武器。不过，当时查尔斯头脑中所想的，同那份书面合同没有半点关系。对方要查尔斯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一份道歉信，并付他五百英镑作为对他人格玷污的补偿，否则他就要控告我们非法监禁。我们精心设计的去抓那个骗子的计划，就这么收场了。
不过，这件事到此还未结束；因为，当然啦，此后整个事件逐渐登了报。伯尔派罗博士是文学界、艺术界的熟人，结果他起诉了那位所谓的专家，是那位专家否认了自己伦勃朗画作的真实性，并且指控他愚昧无知，却还信口雌黄。之后报刊的短评就传开了。《环球报》登了一篇讽刺文章，来揭露我们的事；一向对查尔斯爵士还有其他南非人不依不饶的《真理报》登了一首辛辣的诗歌《金伯利的高雅艺术》。不出我们所料，这样一折腾，整个事件就传到了克雷上校的耳朵里；因为一两周以后，我内兄收到了一张幸灾乐祸的短笺，信笺还散发着清香，写信的是那位对我们穷追不舍的骗子。内容如下：
哈，你这天真的孩子！
愿上帝保佑你那天真的小脑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确确实实抓住了厉害的上校？你是不是准备了一个漂亮的圈套来抓住他？你的大名是不是叫“笨蛋爵士”？看到你那巧妙的小诡计，我和“白石南花”笑得不知有多开心！顺便说一句，让“白石南花”到你家中，花上半年时间，教教你如何做业余侦探，这会对你大有裨益。你那迷人的天真，让我俩好不嫉妒。像我这种头脑的人会屈尊用绘画大师这么平淡、老套、愚蠢、俗气的骗术？亏你能想得到！还是在所谓的十九世纪！哦，神圣的单纯！我什么时候能像婴儿一样被人一眼看穿？什么时候？告诉我什么时候？不过，不用担心，亲爱的朋友。虽然你没抓到我，但咱们不久还会再来次愉快的会面。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激。
安东尼奥·赫雷拉，
或理查德·佩普洛·布拉巴宗
查尔斯放下信，长叹一口气。“西，老弟，”他沉思着大声说道，“世上没有谁的财产——哪怕是我的——能经得起这么折腾。财产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失，真的让我开始感到害怕。我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我最后会死在济贫院。想一想当他是克雷上校时从我身上掠走的钱，再想想当他不是克雷上校时我在他身上浪费的钱，这个人开始让我变得紧张兮兮的了。我要从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中全身而退。我要离开这个诡诈、败坏的世界，到清新、纯净的大山中某个清净的角落中去。”
“既然你能说出这种话，看来是时候换个环境，得休息一下了，”我说，“咱们去蒂罗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