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传承的伟大民族国家，或如西方学者所称的“文明国家”，具有悠久深厚的战略思维传统。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中国诞生了《孙子兵法》，奠定了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孙子兵法》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战略思维经典著作。英国大战略家李德·哈特盛赞孙子兵法，在他的传世名作《战略论》正文之前所引述的大量中西方名家的战略格言中，大多数来自《孙子兵法》。
深厚的战略思维传统，是中国古代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思想根源。但是，15世纪以后，欧美的西方工业文明逐渐崛起，而明清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使中国文明失去活力和生机。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必然挨打。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蒙受屈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20世纪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争取独立解放，并启动了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以其无私的牺牲精神和杰出的战略思维，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当之无愧的核心力量。毛泽东、邓小平以其无与伦比的战略智慧，分别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和第二代领导核心，带领亿万中国人民赢得国家独立，走上和平发展的复兴之路。
邓小平以“不管是黄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大局出发”以及“抓住机遇”等独具特色的生动语言，表达了深邃的战略思维，成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总设计师。
一、“猫论”的战略含义
邓小平非常欣赏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战争年代，为了打败蒋介石，人民军队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他认为在建设时期也应当这么做。1962年，他在思考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提到这句名言，认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哪种形式能够恢复生产，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办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用这种观点解决了困扰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这种“猫论”，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首要标志。
在战争年代，能否打胜仗，始终是首要原则或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也始终是首要原则或目的。为了打胜仗，就需要有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了发展生产力，也需要采用高度灵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揪住“姓资”“姓社”问题不放，失去了灵活性。他对邓小平的“猫论”采取了否定态度。他批评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2]于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打倒了邓小平，使“文化大革命”得到延续。
邓小平的“猫论”，体现了战略思维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一切好的战略都是围绕目的与手段展开的。
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方面，一切手段都是为达到目的服务的。因此，目的及目标是一切战略的出发点，是所有手段的着眼点。从根本上讲，战略就是做事的方法，战略学就是成功学，即探讨如何成功地做事。在这里，战略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事”，也就是要规定什么是正确的战略目的。
正确的战略目的归根结底要基于行为者的利益追求。无论是独立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它们所进行的相互交往，都是由物质与精神利益驱动的。对于国家来说，能够满足国家全体民众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发展的各种需要的利益，是外交或国际交往的出发点和归宿。19世纪的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久不变的。”[3]利益目的，既包括消极目的，又包括积极目的。消极目的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积极目的旨在拓展或增加利益。消极目的引导的是防御型的战略和战术行动，积极目的引导的是进攻型的战略或战术行动。战略目的特别是物质经济利益目的可以而且必须量化成行动目标，包括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努力目标。但是，本国利益又与他国及全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而且由文明多样性产生的多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又影响着每个国家对利益关系的处理方式。
在人类的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经济活动是基础，政治是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政治目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目的，其他各种目的都可以由政治目的来体现和代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利益的主导手段，是对社会需要进行资源分配的权威手段。可见，国家及政府运用政治权力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利益，即对利益资源的分配。权力主体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大小。政治作为一门权威性的资源分配活动，又是一种调节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的艺术。调节利益冲突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双赢或多赢）两类。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一切为了人民，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准确把握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从而规定正确的战略目的，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使命。在根本目的上作出错误选择和规定，将造成最大的战略失误，导致全局性的损失和灾难。
毛泽东在批评邓小平的“猫论”时，首先在战略目的和目标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和动摇。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岁月里，把阶级斗争当作“纲”，而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目”，这就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方面做了错误的规定，忽视了物质利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四人帮”把毛泽东的“左”倾偏向推到极端，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荒谬口号，把贫穷跟社会主义画等号，把富裕跟资本主义画等号。而邓小平的“猫论”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正确理解和规定之上的，注重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由此，他规定中国社会主义要做“正确的事”，他对新时期的总体设计就是围绕这个战略目的展开的。
为了实现以政治目的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运用一切战略手段，以正确地做正确的事，高效地做正确的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4]他这个定义虽然是从战争视角下的，但也揭示了战略的一般性内涵：第一，战略服务于最高目的，即政治目的及本领域的基本目的；第二，要将最高目的具体地设计为量化的战略目标；第三，围绕战略目标，要使用各种手段，运用各种资源和条件，部署各方面的大小行动，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目的方面发生动摇和偏差，担心发展国民经济、人们富裕之后会“变修”，但他并没有彻底否定发展生产力这个目的追求。邓小平一贯强调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我们全面掌握毛泽东的观点体系。与邓小平在发展生产力上的坚定性相比，毛泽东则显得非常动摇，最后摇摆到“左”的一边去了。实际上，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大的优点在于明确战略目的之后，善于寻找和使用灵活的战略手段来实现它。1958年毛泽东为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搞了一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但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使用了错误的战略手段，违背了现代化大生产的经济规律。毛泽东没有深刻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反而对发展国民经济失去兴趣，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决心“兴无灭资”，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坚定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战略目的之后，又以高度的灵活性，寻找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各种有效的战略手段。他把目光转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这个现实而重大的问题上来，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他不仅不绝对地排斥西方资本主义，而且要最大限度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中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成果。他的“猫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他倡导的对外开放，首先和主要是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特别是对美国开放，对日本和西欧开放。为此，他出访美国和日本，还访问了法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实地考察，使他更加相信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中国的正确战略选择，更感到“左”倾思想的不合时宜。
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打倒邓小平，但他一直非常欣赏邓小平具有的这种战略思维特点。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有一次指着随他访苏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那个小个子很有智慧，将来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并在一次宴席上说，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刘少奇原则性强，但灵活性不足。毛泽东称赞说，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中肯评价，实际上也揭示了“猫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含义。
二、大局观
1973年12月，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他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第二年年末，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和王洪文，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周恩来曾经对刘伯承说，他特别欣赏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而且说他本人做不到这一点，他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周恩来认为，这也许是同他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
邓小平的战略思维，集中表现在他的全局原则和大局观念。他把“举”全局之“重”，当作头等大事。1989年5月底，邓小平在组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时做了意义深远的“政治交代”。他说：“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他又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5]可见，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最注重领导人战略思维的全局原则和大局观。
无论作为地方领导人还是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始终坚持全局原则，把大局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1947年夏，他和刘伯承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率大军千里跃进，直出大别山。当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任务是用战略反攻方式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刘邓大军迅速渡过黄河，拉开反攻的序幕，一下消灭敌人4个师部、9个半旅，气势恢宏。于是刘邓发电报给军委，建议趁势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因为形势很好。这时毛泽东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刘邓接电报后二话没说，立即复电表示，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这种无后方作战的困难非常大，担子极重。邓小平40多年后回顾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9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过黄泛区，真困难啊”[6]。
极大的困难使部队中有些同志产生了一些疑问，提出在敌强我弱基本形势没有改变之时举行战略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迟一点好不好呢？另外，刘邓大军在1947年7月间用23天消灭了敌人9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4个旅，因此有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
邓小平针对这些心理情绪，从战略高度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增强大家的全局观念。他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不要小看了，因为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千里跃进表明战略形势起了根本变化：蒋介石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打破了蒋介石要把战争放在解放区打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他算的“战略账”还包括：在国民党控制的3亿人口里面占领了近六分之一即4500万人口的区域，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也搞不到粮食；刘邓大军本身歼灭敌人的数量虽然少了，但全国战场自1947年7月至1948年3月共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外线作战的三支野战军不仅占领了新的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而且在总体上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吸引了蒋介石南线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所以，刘邓大军“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他还进一步从哲学上分析问题，批评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7]。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他强调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他说，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地方财政工作应该怎样做？首先要树立全局观念。他引了毛泽东多次讲过的话，说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以前财政部工作出问题的原因。邓小平接着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尽管中央和地方要互相照顾对方，但“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就是什么呢？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保证它的实现所需要的资金。总之，“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8]。
邓小平的全局原则和大局观，始终具有世界眼光，是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观念。他在指导各个领域工作时，都从统筹这两个大局的观点出发。1985年，他作出裁军一百万战略决策时，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来看这个问题的。虽然四个现代化中包括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9]在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必然是更根本的。
坚守全局原则，树立大局观念，必须找到正确的政治方向，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并且一切围绕战略目标，千方百计地实现战略目标。
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就是总的政治方向或总纲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唯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主要任务。中共八大规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战略目标，即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但当毛泽东偏离这一正确路线和战略目标，大搞阶级斗争，直到进行“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坚持原则，牢记八大路线及其制定的战略纲领，在实际工作中予以纠正。1975年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后，他领导全面整顿，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纲，以发展经济为大局。
1975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号召：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0]为了保证这个大局的实现，他迅速展开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然，这样就触怒了“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推动全党全国拨乱反正，终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他继续强调现代化建设这个国内大局，指出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1]。他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大局和全局，是由主要矛盾规定的。按照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只要全力解决好主要矛盾，其他一切矛盾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邓小平是唯物辩证法大师，深刻地领悟了毛泽东这一学说。他认为，决不能搞空头政治，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后所面临的落实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等社会、政治问题，他强调，主要还是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三、“摸着石头过河”
在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而几十年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知之甚少，对改革开放缺乏思想理论和具体方针政策的充分准备。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要求我们抓紧时机把对外开放工作搞起来。办法只能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后来邓小平同志则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12]
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善于学习。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展武装斗争，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军事学校，但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要求指挥员“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就要求指挥员不断总结自己通过流血得到的经验，并结合书本上讲的一般军事理论。他强调，没有这样一种长时间的战争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13]。就拿毛泽东本人来说，他没有进过一天军事学堂，土地革命战争在1927年秋天开始时他也没有任何经验。他领导湖南秋收起义遭遇重大挫折后，就率领余部上了井冈山。由于毛泽东善于从战争实践中学习，从1928年5月开始，就总结出适应当时情况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等到1931年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时，就形成了包括“诱敌深入”在内的全部红军作战原则。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领导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战略思维方法。运用这一战略思维方法时必须做到，一要尊重实践，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教训；二要不断解放思想，排除旧观念、老框框的束缚，化解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或是囿于部门、地方利益的偏见形成的异议或阻力。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时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而应当开动脑筋。他在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他号召党员干部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他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14]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倡“闯”的精神和冒险精神，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5]他高兴地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各省都有自己的特色，很有创造性。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难免要发生曲折，付出一些代价或“学费”，但一定要真正学到东西，掌握规律。关键是要在实践中精心研究和认真解决不断冒出来的各种矛盾，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
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阻力，听到各种各样的异议。对它们不能作经院式的讨论和争论，不能等到意见统一之后才去行动。邓小平认为，只能通过实践来排除阻力，取得和增强共识。他特别强调对不同的看法不争论，而要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改革开放，不论是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还是设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他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6]只有实干才能出真知、出成果，才能说服别人，争取来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同情和支持。
无论是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还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法，都不是主观随意的盲动行为，而是以战略谋划或顶层设计为前提的。它以大局观为基础，辩证地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从局部入手，选准突破口，进行战略开局和全面布局，继而向纵深推进，直到实现全局目标，完成战略任务。
在革命时期，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17]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发现敌人在长沙的力量太集中、太强大，如继续执行中央的计划将导致全军覆没，于是果断地把起义军余部引向井冈山，在偏僻的山区保存了实力。随后，他以井冈山为起点，逐渐展开和推进，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道路，并在革命的不同时期沿着这条战略道路开局和推进。邓小平在广西完成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任务后，来到中央苏区，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但受到王明“左”倾中央领导的严重打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在万里长征过程中，毛泽东确定将陕北农村作为中国革命新的战略落脚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形成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个师，毛泽东将这三个主力师布局在山西，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邓小平最初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替张浩，出任一二九师政委。他作为敌后抗战一个独立战略区的领导人，与刘伯承合作，创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随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刘邓命令一二九师一部分兵力向平原推进，并在山西进一步拓展，相继建立了冀南、冀鲁豫和太岳三个新的抗日根据地，最后合成晋冀鲁豫解放区。解放战争第一年，毛泽东作出南北两线的战略布局，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进行内线作战，大量歼灭蒋军主力。从1947年7月开始，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战略进攻，命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进行中间突破，并部署粟裕和陈赓两兵团在东西两线予以战略配合，构建了品字形战略进攻阵势。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毛泽东发起战略决战。三大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的战略任务。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战略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成长为伟大的战略家。他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特别是在1977年复出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指导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开放的开局和胜利推进。
1975年初，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他首先认定一个大局，这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么，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他经过认真分析，发现当时的薄弱环节是铁路。他下决心先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路问题突破后，邓小平乘势解决钢铁生产等问题，并全面推进，除了在经济领域各部门整顿外，各方面都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他在1975年秋进一步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必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从而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977年夏，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从两个方面入手，努力打破当时中央领导层造成的徘徊态势。首先，他努力打破当时的思想僵化状况，批评“两个凡是”论，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次，他自告奋勇地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他意识到，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久，邓小平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他认为，从高中直接招生，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8年3月，他推动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并发表意义重大的讲话。同年4月，他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通过思想路线和科教工作的开局突破，邓小平努力推动全党政治路线的根本调整和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多次发表讲话，提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加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邓小平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于11月至12月召开，接着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设计的战略道路是，由农村到城市，由沿海到中部和西部，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人们先发展起来、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走向最终的民富国强，共同富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对内经济搞活政策，首先从农村开局，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从而调动了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使90％的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农村改革成功后，邓小平指导我们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展开更加复杂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还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他认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8]邓小平在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方面，也是从最有条件的广东、福建开局，特别是先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取得了成功经验，然后在具备条件的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推广。邓小平精心谋划的这些战略开局和推进路径，显然借鉴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成功做法，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一方面1978年的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没有一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傅高义还看到，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相比，邓小平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他看到，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今天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19]这些评价十分中肯！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方法体现了战略思维的系统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思维的精华，成为当代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典范。古代农耕文明时代的思维方法以朴素的系统整体观、有机论、综合方式为主，中国传统的系统思想成为典型代表。近代几百年来，西方推出的科学思维方法是还原论的，以分析为主导。现在，取代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是一个全人类能够共享的文明，即信息—生态文明，与新文明形态相适应的是系统思维。系统科学思维的首要特征，就是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它的一大使命就是帮助科学家、理论家“把握复杂性，帮助实践家驾驭复杂性，帮助社会大众在复杂性世界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20]。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以其高超的战略思维艺术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总设计师。
四、战略预见和机遇意识
邓小平非常注意提高科学预见能力，也极其重视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大局观和系统方法，反映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横向思维和实践活动，涉及空间上各个单位间的关联性和实践活动各个方面间的协同性；而预见性则说明了战略思维的纵向特征，表现了对复杂系统发展趋势的高度前瞻性。最重要的是，要找出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或两个主要数量指标，按照时间把战略目标分解、分段，也就是要划分出几个战略阶段。还要按照分段战略目标规定完成量化指标的具体计划。完成这些分段量化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以由量变达到质变，最后取得全局的胜利。
首先，要规定量化任务。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对战争指导规律的高端问题与基础问题如敌我双方基本因素总体特点、趋势与方向、进程与阶段等有深刻认识，而且从量的方面对战争指导规律进行精确把握，并为各地部队规定了每月的歼敌任务。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年7月）中，毛泽东首先总结第一年作战的成果与经验，然后提出了我军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举行全面战略进攻（部分任务是内线作战），他还在数量上规定了再歼敌96至100个旅的指标，并规定了系统的作战方针（此后规定每年歼敌100个旅、五年歼敌500个旅的硬任务）。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预计再过一年即到1949年3月，敌我力量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从1946年7月算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
从1948年7月起，毛泽东提高了解放军每年歼敌数量（1948年9月规定第三年达到115个旅左右），并将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1948年11月14日，他根据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国军事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宣布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质和量两方面皆占有优势，因此原来计划五年打倒国民党统治的目标可以提前两年实现。实际上，解放战争进程正是按照毛泽东的认识和指挥演变的。邓小平说，他在这个时期最高兴，因为总是打胜仗。
其次，要提高科学预见能力。毛泽东认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坐在指挥台，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他说，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看到大东西、普遍的东西，不犯大错误，还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21]总之，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只有真正认识了客观规律，才能依据它预见事物的演变趋势，划分好战略阶段。毛泽东透彻地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基本特点，掌握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他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了以美元量化的GDP增长的具体任务。同时，他还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所需要时间和必将经过的阶段进行了科学的规划。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虽然曾多次谈到需要50年到100年，但仍然倾向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宏伟目标，即在20世纪末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仍然坚持这个既定方针，因此搞了个“洋跃进”。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依据中国国情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对世纪末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目标进行重新预测和设计。1979年3月底，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首先讲，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接着，他分析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必须看到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个是人口多，耕地少。80％的人口是农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他根据对国情特点的分析，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实际上已经开始重新预测用多少时间完成这个战略目标的基本问题了。同年10月4日，他明确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上，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22]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三百美元左右，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而在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为8700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所以，到20世纪末即使实现一千美元的目标，距离几十年前美国的水平也相距甚远！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郑重地宣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日本那样的现代化，“而是‘小康之家’”。[23]达到这个目标，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既然到20世纪末只达到小康水平，那么什么时候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西方式的高标准的现代化？需要多长时间？邓小平不久就作出了新的预测和设计。1982年8月21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24]至此，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而且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世界实际的目标。这是实事求是的战略预测与设计，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思想基础。总之，邓小平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划分的战略步骤是：解决温饱（1980—1990），实现小康（1990—2000），基本实现现代化（2000—2049）。以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又加上一个全面小康（2000—2020）阶段，也就是经过四个阶段或步骤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
科学预见能力，说的是领导人的战略头脑和战略眼光问题。关于如何具有战略头脑和养成战略眼光，大战略家毛泽东做了精湛的阐述。他从战役与战略两个层次进行论证。谈到制定战役计划问题时，毛泽东强调，“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他认为，不仅要做好全战役计划，“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25]只有这样，才尽到了领导者的责任，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
邓小平就是具有杰出战略头脑和战略眼光的伟人。他谈经济体制改革时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他还强调，制定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更快发展做好准备。这种准备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和智力四个方面，还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吸引外资。[26]
预见性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要发现和抓住历史机遇。机遇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彼知己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发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一旦发现机会来临，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抓住和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机会不仅要靠发现，还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创造。有句格言说：懒人失掉机会，勤奋的人抓住机会，而聪明人创造机会。战略机遇是最宝贵的。邓小平对机遇问题极为强调。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邓小平就不断强调机遇观念。他在1989年5月底组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强调了机遇意识。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27]
怎样抓住机遇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善于认识形势，发现客观形势及其变动时出现的可以利用的矛盾。1990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认为，国际形势并没有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其次，从全局的各个维度中寻找机遇。比如，可以从空间维度发现某些地方条件更好，机会更多。邓小平曾嘱咐新一代中央领导人“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28]作为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强调的机遇主要是战略机遇。再如，可以从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中发现战略机遇期，并充分利用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抓住第三次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把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联系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战略道路。
历史不仅提供机遇，而且充满挑战和风险。这是一枚钱币的正反面，只不过是谁处于主要方面的区别而已：机遇处于主导方面而且可以持续，则属于战略机遇期；挑战和风险处于主导地位时，则属于历史危机或风险时期。抓住机遇同准备对付风险相统一，也是邓小平创造性战略思维的一个重大特点。
战略指导者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时，必然要全面分析形势中客观存在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两个方面，既要估计到事物发展的好的趋势与可能，又要充分预计到困难和最坏的演变可能性，还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发事件或危机。总之，要做好两手准备，拿出各种应对方案，特别是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充分准备。对突发事件的应对问题，不能仅仅当作战术问题看待，而应当将其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虑。
五、邓小平的外交成就
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战略的同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运用辩证的战略思维方法洞察内外形势变化发展，准确把握国际大局和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定和实施了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外交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一项原则。他把“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与“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认为“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29]。因此，外交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了达到这个外交目的，邓小平规定了中国外交的两个战略目标：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增进全方位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邓小平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从过去一直强调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为认定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已经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在比较长的时期里可以避免世界战争的发生，世界和平可以得到维护。这就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二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1983年2月，邓小平就正确处理对美、对苏关系作出指示，强调对于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我们都要坚决反对，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是配合这一霸反对另一霸，也不是在两霸中搞平衡。
邓小平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冷静地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极大地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南北差距仍在扩大，各国普遍要求发展本国经济，加强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由于世界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经济力量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他对国际大势和时代主题作出新的判断：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个时代主题和世界大势新判断，构成了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的基石，把国家大战略引上了和平发展新道路。
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宝贵外交遗产的同时，邓小平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外交思想作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画线的做法。他主张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恩怨，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中国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邓小平深刻总结中国明清几百年闭关锁国而导致落后、落后导致挨打、蒙受百年屈辱的历史教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半封闭导致与世界许多国家差距加大的最新教训，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看到，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难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和资源，也很难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中国必须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回顾了自己在新时期内政外交方面做的主要工作：“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0]他感到，恐怕看不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先看看邓小平在新时期战略开局阶段，即1970年代末二三年间取得的惊人外交成就吧。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在他的新书《邓小平时代》中，对此有着精彩的评述。这位美国学者了解到，在1977年7月恢复党内工作时，邓小平并不想主持外交事务，因为这个工作太耗神了。但是，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中国需要邓小平主管外交”。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具有战略眼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而“与毛和周相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这是傅高义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维风格的中肯评价。他还用一段话，概述了邓小平在复出后一年多时间里的外交活动：
1977年夏天邓小平重新掌管国防和外交工作后，面对着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二是为争取外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打下基础。为了减轻苏联的军事威胁，他努力加强与邻国的关系，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他转向日本和美国。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在1978年1月后的13个月里出访多国，访问的国家数量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到访国家的总和。在这些出访中，他改善了中国与亚洲大陆邻国的关系，使中国的开放程度超过了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全面交流思想的道路。这5次出访中，他去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新加坡和美国。在此期间，邓小平还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进行了关系正常化谈判等。[31]
邓小平本人曾两次回顾战略开局阶段取得的骄人外交成果。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形势和任务”时指出，“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16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就外交方面来说，这三年期间，我们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华国锋同志访问了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访问了欧洲四国；李先念同志和我访问了亚洲、非洲一些国家；还有大量各种级别的外事访问，去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我们的副总理差不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这三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这些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继续增强。对越自卫反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32]
可见，邓小平以七十四五岁的高龄，在新时期的外交开局过程中以惊人的精力出访美、日等国，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的外交工作是无可替代的，特别是他对日本和美国的出访，形成了“邓小平热”，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显然，邓小平主导的新时期战略开局，是以对美、日特别是对美国的外交工作为突破口，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根据国际形势、大国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又果断地调整外交战略，全面地展开外交布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邓小平如同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启中美和解与建交进程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则启动了中苏和解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这是新时期外交战略调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收到摆脱两极格局束缚、扩大外部回旋空间的效果，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权。缓和中苏紧张对抗关系，又是从适当调整对美关系入手。从1981年起，中国逐步停止了与美国实际存在的战略联盟，使中美维持在正常的国家关系上。通过艰巨谈判于1982年8月签订中美《八一七公报》后，邓小平派外交部官员赴莫斯科，向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政府关心两国关系的改善。从这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进行了6年的艰苦磋商，终于促成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最高级会晤，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33]
调整中苏关系，也是解放思想，抛弃过去“以苏画线”，在政党关系方面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结果。邓小平深刻总结几十年党际交往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34]，制定了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新时期中国政党外交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在邓小平关于处理和发展党际关系要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与东欧国家的政党关系，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党建立了正常的友好交往和联系。
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邓小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抓住中美建交、中英关系改善和中葡达成谅解的国际机遇，作出在20世纪80年代解决香港和澳门前途问题的决策，与英国、葡萄牙先后展开谈判，分别签订联合声明。香港、澳门回归问题的顺利解决，促使邓小平进一步拓展思维，提出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创新见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并引发西方联合制裁，同时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给中国带来巨大外部压力。
在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动过程中，邓小平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提出了富于预见性、力争主动的外交理念和战略策略思想。他指导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保持冷静头脑，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首先，要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搞好经济建设，不断增强国力。其次，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但谁也不怕，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最后，在国际上不扛大旗不当头，不说过头话，同时量力而行，有所作为。在邓小平外交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顶住压力，化解了不确定因素，因势利导地开创了大好的外交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