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缅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每每不能忘记他为中国外交写下的浓墨重彩的篇章。
摆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以“邓小平与中国外交”为题，由中共中央党校的几位学者撰写。在导言部分，作者分析了邓小平战略思维的几个方面及其特质，并以此引领全书的写作。该书分六章记述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的外交活动。包括：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实践、新的时代判断与外交战略调整、对美日外交的加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外交斗争、对苏外交突破与党际关系转折、时局动荡与外交战略交待。关于邓小平的论著包括外交方面虽已有不少，但是对邓小平外交战略作出比较全面和系统梳理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此书也因此值得一读。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是较早接触到外交事务的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和占领南京期间，他是总前委负责人之一。那时，发生了英舰“紫石英号”事件和解放军战士进入美国驻华使馆问题。5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在中苏关系逆转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复出，在周恩来病重期间挑起外交重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邓小平参与的外交工作并不很多，但都十分重要。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的培养与重用，使他积累起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对国际问题具有了卓越的洞察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并很快主持外交工作，那正是酝酿和启动改革开放的当口。
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外交自然是这本书的重点，对有关问题的记述和探讨基本按专题方式展开。一本书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不同的写法和安排往往各有利弊。专题写法的好处是逻辑结构清晰，易于读者把握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而其不足是难以很好地反映历史进程的顺序和节奏，不利于解析各方面事务之间的复杂关联。其实，许多事情是平行发生、彼此交插和互相作用的。为更好地说明邓小平外交战略发展和实施的过程，我想在此强调一下某些问题发生的时序，并作些提示，以便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参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不过，这并非凭空而来，前提是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众所周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此之前已经开始。
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启动，邓小平预作筹谋，先行一步。1978年，他先后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中国周边国家；更重要的两个决断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促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完成中美建交谈判，在两国建交后旋即成功访美。这一系列外交活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使改革开放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同和赞助。
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和政策方面确定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二是调整对外关系格局，明确中国外交从“一条线”向“全方位”发展；三是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三点的作用是全局性的，不仅深刻影响着外交方面的发展，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内政、经济、国防、文化和祖国统一等各方面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点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经历了一个思考、提出、确定和实施的过程；从时序上看，虽有先有后，但大体平行。作出决断的是邓小平，而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的还有其他领导人。
重新判断国际形势，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得出“和平与发展”结论，经过十多年。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之前，陈毅等四位元帅就对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提出质疑。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启动之时，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80年代初，一些中央领导人开始在不同场合提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1985年，邓小平明确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两年后，中共十三大更明确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似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逻辑前提；但事实是清楚的，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形成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在后。然而，这个判断一旦形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首先，这使中国可以不受干扰地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大胆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继而又使得中国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其次，在两极格局解体、苏东发生剧变之时，坚持这一判断使中国能够稳住阵脚、从容应对，并在世纪之交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再次，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也据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最后，“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实行、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也得益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总判断。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各方面的进展都离不开和平与发展这个国际大环境。
相比之下，调整对外关系格局的问题提出较晚，形成决策很快，但完成乃是一个长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未改变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坚持这个战略，考虑的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由于“一条线”战略实际效果有限，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不得不考虑改变这一战略。1979年后，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并尝试调整与苏联的关系。到1982年，中国事实上已经放弃“一条线”战略，对外关系格局开始朝向全方位发展，即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以及各个方面内部的均衡。
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对美和对苏关系。邓小平重视中苏关系正常化，但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他始终认为中美关系是大局，是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这不仅因为苏联当时仍对中国的安全有所威胁，更主要的是苏联无法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东西。在调整对美对苏关系时，邓小平巧妙地把握节奏，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改善对苏关系则不急不躁，使外界几乎觉察不到中国外交战略已开始变化。运用娴熟的外交技巧，邓小平成功地把国家的中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需要结合起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调整才变得引人瞩目。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终于完结。需要指出的是，此前中国与欧、日、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是指双方建交，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含义是指双方不再对抗，也不恢复以往的同盟，而是转变为一种正常的、一般的国家间关系。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使得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能够顺利过渡到中俄关系。至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新诠释。事实上，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就开始了。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到1982年，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已十分明确。当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把中国外交政策总结为三句话：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对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做了进一步说明。在此前后，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经常地使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早已有之的提法来概括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1986年3月，中国政府全面阐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包括的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既表明对以往外交基本政策的继承，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做了归纳和总结。至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虽然国际形势的变化一度使中国受到巨大压力，但中国经住了考验。外交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中国外交趋于成熟的表现。根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在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进一步强调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当头；切实维护本国利益，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不屈从外部压力，按照国情自主决定改革的步骤和速度，等等。而最为重要的就是韬光养晦，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遗产的分量，中国已经崛起并与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着。然而，我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尚未达成。面对正在加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必须准备应对更艰巨的挑战。当朝着既定目标发起冲锋时，本书所展示的邓小平的远见、魄力和智慧仍将给我们以启示。
章百家
201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