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点亮生活的光芒
让钟情引爆自身未知的能量——李安
成名之前的他靠着妻子微薄的薪水度日，每天在家做家务，买菜，带孩子，偶尔帮他人拍拍小片子，做个剧务。在这种困苦下的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来充实自己，相信在今天关注电影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李安的名字。《卧虎藏龙》让外国人对中国功夫大饱眼福，《断背山》让中国人对外国文化不甚唏嘘。李安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他本人也是一个深受中西两种文化影响而成长的人。李安的身上少了一些商业的冲击感和戏剧感，多了一些寻常人的谨慎之气和长辈的亲切感。通过李安，我们再一次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
如今的李安已经两次获得奥斯卡奖，拥有两个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两个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华语影坛上，这是“硕果累累”的成绩。当然，他所获得的奖项多是外国人颁发的，也说明他的表达方式西方人很容易接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安架起了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桥梁。但是要成为这座桥，首先需要下异乎寻常的决心，对于出身传统中国家庭的李安来说，尤其如此。
1954年10月23日，李安出生于台湾屏东潮州。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教子极为严格。家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逢年过节还要行跪拜礼，治家甚有古风。家庭带给李安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浸染，也是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和能够发出自己的华语声音的源泉。
尽管李安生活在传统的环境里，性格看起来也很内向、保守，但他爱上了电影和表演。19岁那一年，他做了一个让父亲十分愤怒的决定——报考艺专戏剧电影系，离开了家乡，到台北学习。在父亲看来，从事演艺事业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务正业，正经人家的孩子应该去读法律、政治等。但一向很听话的李安坚持要学电影，而且他越学越有兴趣，还曾经获得中国台湾话剧比赛大专组最佳男演员奖。
结束了台北的学习之后，李安到美国的大学戏剧系导演组继续学习。在那里，李安接受了正规的西方戏剧教育，加上他在台北的学习经验，只用两年就拿到了艺术学士学位。之后，李安又到以电影学院著名的纽约大学，继续学习电影制作。
在校学习期间，他拍摄了《荫凉湖畔》，获纽约大学奖学金及台湾地区的独立制片电影竞赛奖——金穗最佳短故事片奖。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获得了纽约大学生电影节金奖作品奖及最佳导演奖。这些奖项将他由一个电影学院学生慢慢推向了导演的位置。
大学毕业后，李安留在美国试图打拼自己的电影事业。最初有一家经纪人公司看中了李安，但李安一直没有写出适合的剧本。他在家里酝酿了6年的时间，一边研究美国电影，一边等待自己的机会。
在家里的6年中，李安只是写剧本，生活费用支出主要靠做药物研究员的妻子。一边做家务，一边写剧本，李安做得一手好菜，也磨炼了一种好性情。
发掘李安的制片人徐立功忆起他们初次相逢的时光说：“李安就穿着一件淡蓝泛白的T恤，一条破旧的牛仔裤，脸上挂着一副腼腆的笑容。”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了旧相识的熟悉感，交谈了半个小时以后，两人就商量好了李安的第一步大作《推手》的设计事宜。
徐立功是《推手》的制片，影片杀青后他从台北到纽约郊区的一间破船坞剪接室探视李安。那一天，李安放映了三个小时的样片给徐立功看，他一直盯着徐立功，生怕他嫌闷嫌烦，好在徐立功从头到尾笑眯眯地夸好看，李安这才放心，带着徐立功回家吃饭。
进门之后，徐立功发觉李安家竟然连餐桌都没有，“全都借去拍片了”，李安很不好意思。他们就坐在客厅椅子上，在茶几上吃盒饭。徐立功追问李安为什么电影中要找自己的小孩来客串，李安的回答很直白：“自家小孩不要钱，他还不肯演，我威胁他，如果你不演，老板就要把我开除掉，他吓坏了，演来格外卖力。”第二天，李安带着朋友上街，还不忘随身带着卤鸡翅面包，因为他没有上馆子的钱。
《推手》大获成功，李安的第二部作品《喜宴》也不负众望，在柏林影展拿到了柏林金熊奖。在朋友们张罗的庆功宴上，李安一见鱼翅上桌，突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朋友把李安拉到厕所去，李安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他看到了鱼翅就想起困居纽约的时光，想起陪他一起过苦日子的太太和儿子。
李安曾为一件普通的T恤，在香港的弥敦道来回走了好几趟，直到朋友开骂了，他才说：“我只是担心将来没电影拍，生活无着落，所以，一切都要节省。”
走近强者
一个人一旦钟情于一项事情，就会爆发出难以预料的能量。但是要真正坚持自己的想法，要不被外界的评价左右，更要执著。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会得到意外的奖赏。青少年朋友要学会钟情于你的兴趣，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凝聚到所要干的事情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在遇到诱惑、遭受挫折的时候，能够不为所动、勇往直前，直到最后成功。
独特个性造就闪耀未来——李咏
中学时的他喜欢画画，常常背着画板满街乱走，觉得挺帅，后来自认“天分”不足，放弃了；他还曾拿过区上的百米冠军，但父母认为“跑步太影响学习”，也放弃了；曾经的他拒绝做一个主持人，在一次录制《幸运52》节目后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让他对主持暗生情愫。在一向四平八稳的中央电视台，李咏虽然不算鹤立鸡群，但绝对堪称独树一帜。一张特别的长脸、一头蓬松的卷发、一身自己设计的花哨西服，李咏让观众耳目一新。永远挂着的标志性笑容，轻松幽默的谈吐和主持风格，李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个性原则。他独特的风格塑造了节目，也打造了自己。
还在广院读播音系时，李咏就认定搞播音没什么大出息，于是，他上课的时候总爱往电视系的教室跑。四年下来，他花在电视系课程上的时间比本专业的时间还要长。
进了电视台以后，李咏还是老样子，“男人嘛，就该往外闯”，所以，他总是躲着干播音，而更愿意去当记者和编导。
但是身不由己，1995年，李咏还是做了中央电视台四套的栏目《天涯共此时》的主持人。而这份差事也是在他推了半年多后，直到领导把他的工资调到了《天涯共此时》栏目，才就范。
1997年，又有了新情况。
香港回归后，中央台要加强对海外的宣传，于是让他做一个新的综艺节目《欢聚一堂》的主持人。“花瓶一个！”李咏尤其忌讳当文艺节目的主持人，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起初，李咏并不太适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找不到感觉。但聪明的李咏很快就适应过来。那时，第一期节目就是由他撰稿，写的词不是那种格式化语言，很适合主持人的语言风格，串联形式也非常新颖，观众反映相当不错。
1998年10月，李咏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电视台准备在二套节目推出大型互动式娱乐节目《幸运52》。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下，他被选中做了该节目的主持人。谈不上热情，也没有什么把握，在李咏看来，莫名其妙地就加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他竟然离不开这个节目了，而他对主持人的看法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幸运52》自开播之日起，就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而李咏在台上的表现，不仅轻松自然，而且透着一种自信。他能够有效地根据观众的信息反馈迅速调节自己，控制节目节奏，以达到最好的现场效果。
有一件事让李咏很难忘。那是他参加《幸运52》不久，有一次在录制一期节目，设备出了故障，怎么也修不好，最后只好让李咏对观众说对不起，每人发一份纪念品，送大家离去。那一刻李咏的心里特别难受，觉得很对不起观众。但同时他又很吃惊，因为没想到一期节目做不成他会这么难过。一位老导播听后说，这证明你已经真正喜欢上这个节目了。
李咏说：“我现在逐渐认识到，过去对主持人的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当时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环境，我们也没有真正体会过，现在进来之后才发现这里面要讲究的东西太多了，主持人这一行绝对是一个领域。”
此时，他已经对主持人这一行“暗生情愫”。
李咏是个“不安分”的人。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不干正事”，不是写诗就是组织各种活动，弄得老师最后问他：“你能不能干点正事？”直到现在，李咏在广院还是个很有知名度的人。有几件事，在广院还是创了纪录的。
比如，他上大一时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到大四毕业时成为正数第一。
再比如，他的文学基础理论课没有参加考试，可成绩却名列全年级第一。因为他总喜欢和教课的老师探讨问题。有一次，他自己琢磨出一个观点：“什么是灵感？灵感就是一种真实。”于是他跑到老师那儿和老师聊起这个观点来。后来，他就忘了。但没想到那个老师自己著的一本书就以李咏的这句话做了书名——《灵感就是一种真实》。
李咏很有个性。
他特别强调“自我”这个概念，不光表现在生活中，在节目中他也坚持他的个性原则。在他看来，只有在节目中充分展现出自己的个性，才能把节目做得让人爱看。于是，不管是语言风格还是外在打扮，李咏都是那么不一样。
而这种个性在他主持《欢聚一堂》栏目时，就已露出端倪。《幸运52》使他的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在这档娱乐性的益智节目中，李咏洒脱张扬、亲切率真，这种主持风格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幸运52》的收视率一路飙升，赞扬李咏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
“一个走向个性化的主持人”，这是李咏对自己的定位。
凭借着机智，李咏化解了不少尴尬。
一次，在录制一期《幸运52》时，还没有开始机器就坏了。观众开始不满。情急之下，李咏被导演派上场去临时客串一下“救场”的角色。李咏只好上去，给大家讲起了“段子”。可谁知5分钟之后，导演让人给他搬来了一把椅子。李咏暗自叫苦，他知道这机器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了。“救场如救火”，没有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一个笑话接着一个笑话。40分钟之后，眼看着他肚子里的那点东西马上就要说完了，这时机器终于修好了。可没想到，这时观众已经不想看节目了。他们纷纷大叫：“不看节目了，讲故事！”
还有一次，李咏主持《非常6+1》节目。第一位挑战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但遗憾的是这位女生很快就被淘汰出局了。接着上场的是位男生。当李咏与这位男生交流时，他总是把他当成那个女生，虽然男生的提醒也引起了李咏的注意，但这样的错误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当时，有很多观众不满。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李咏非常镇定，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将小拇指轻轻放进嘴里，做出咬指的动作，像在告诉观众：李咏真的在认错。接着他忽地一个转身，把头扭向观众，扮个鬼脸笑着对大家说：“谁叫她是女生呢？”潜台词是：她是美眉，记住她理所当然了。
按理说，作为一位著名主持人，这样的失误实属不该，但场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不得不归功于李咏的机智。
走近强者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象驰平原，驼走大漠，这无不是坚守自我美丽的精彩演绎。
自我的美丽在奋斗中，拼搏是其激情；自我的美丽在磨练中，坚忍是其本色；自我的美丽在追求中，自信是其气质……个性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内在涵养。因为坚守自我的个性，世界才美丽，人生才精彩。
青少年要坚守自我的美丽，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敏锐视角、超凡的见识，无论成功与否，都在自我拼搏中，一如既往，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
丢掉羞怯，打造生命的奇迹——卡莉·菲奥莉娜
她曾经是一位害羞的孩子，胆子很小，或许一般的女孩子多少都会这样子。但倔强的她却不甘心一直这样子，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这种羞怯。而现在的她，卡莉·菲奥莉娜已经是美国最家喻户晓的女CEO，知名度不亚于美国总统夫人，一位集美丽、智慧、财富、权力于一身的女人，她缔造了商业界的传奇。
卡莉·菲奥莉娜是美国最家喻户晓的女CEO。她创造了多个奇迹，知名度和美国第一夫人媲美。1999年7月，刚刚在朗讯公司取得成功的卡莉·菲奥莉娜接管了惠普公司，帮助一个40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摆脱困境。
她以破纪录的200亿美元收购价，把最大对手康柏公司纳入麾下。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再没有哪一次收购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远远超越了商业行为的范畴，永远在美国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卡莉·菲奥莉娜果敢、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在业界广为流传。
卡拉·卡尔顿·斯尼德，1954年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卡莉”这个绰号是大学时起的，菲奥莉娜，是她1985年第二次结婚后所得的姓氏）。她的母亲马德隆·于尔根斯·斯尼德是一名肖像画家，她从女儿4岁起就开始为她画像。她的父亲乔瑟夫·尼德是宪法专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来到加纳，成了世界上最权威的加纳宪法专家之一。他的3个孩子跟随他，在3个大洲的5所不同学校学习过。菲奥莉娜说：“这会让你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一直是受排斥的外来者，但我学会了不再害怕当外来者。”
卡莉·菲奥莉娜也曾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子，但是现在，每个人都认为她非常善于在公众面前演讲。当记者问到她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时候，她这样回答：“我曾经是一个害羞的孩子，而且那时候胆子还很小。后来，我明白了原来我可以通过与人们接触、问很多问题并展开很好的对话来克服对新环境的恐惧。于是我开始试着‘做一次演讲’，后来我发现，无论我与10个人或是1000个人说话，别人对我没什么影响。于是我逐渐地抛弃了羞怯，开始大胆起来。而且，逐渐地，我发现其他人都很精彩，也很有意思，在别人那里，我总能学到一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喜欢见到不同的人。”
走近强者
在生活中有许多青少年都具有羞怯心理，害怕与人交往，尤其是与陌生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人要生存，怎么能害怕与别人交往呢？
羞怯会影响一个人的学习、工作与社交。有羞怯感的人感到主动结交新朋友很困难，因此他们的孤独感往往很强烈。有的人由于害羞而闭关自守，与人隔绝。害羞的人常常感到自卑。他们普遍对自我形象持否定态度。羞怯心理是成功表现自己的强敌，只要你克服了这种心理，勇敢地向众人展示你自己，你就踏上了成功之路。
逆流而上，做命运的弄潮人——袁隆平
他是个半路出家的专家，也曾试验了无数次，失败了诸多次。然而这一切都变成他前进的动力，在不懈的努力之后，他培育出了优良的杂交水稻，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农业史上绘出精彩的篇章，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相信很多人对袁隆平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们的教科书
中也多次出现这个名字，袁隆平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对于杂交水稻的意义，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
杂交水稻是新品种，是通过挑选天然的优良品种杂交而成的。袁隆平发现了优质的水稻品种，就像是老师发现了资质很好的学生。当然光靠学生自己还不行，还需要老师的指导和启发，需要良好的环境来成长。袁隆平就是启发和引导水稻发现自己的优势的“老师”，他开启了水稻沉睡的成长之门，让它们长成了优秀的稻米。
杂交水稻的培育，不仅将粮食的产量大大提高，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杂交水稻还是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剂”。
杂交水稻对于整个世界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目前世界上还存在很多饥民。土地是有限的，不可能再开垦出新大陆，就只有提高粮食产量。所以，对于印度、日本等种水稻的国家来说，杂交水稻也是它们的福音。
袁隆平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杂交水稻专家。
1953年夏天，他结束了农业方面的专业学习，被分配到偏僻的湖南省安江农校当老师，负责教外语。
第二年，他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讲授生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虽然以前学过一些，但毕竟知识系统不全面，学得不深。他就在任教的时候，边教边学。
教普通植物学的时候，他从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进行系统的自学研究。为了观察到清晰的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他自己动手做切片实验。
袁隆平不仅想做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有所研究。他自己喜欢到田间地头看水稻的长势，也在教学的过程中多次试验，这为他积累了科研的经验。于是他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刚开始的时候，他相信苏联的科学，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
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知道了欧美的一些理论，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自己也开始探索。杂交水稻就是他一边学习，一边探索的结果。
袁隆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好的学生。”在我们的定义中，好学生就应该是一心扑在学习上，首先要成绩好、态度好。
抗日战争的时候，袁隆平还在重庆读书。那时候日本的飞机天天在轰炸，他和伙伴们就跑到河里游泳躲避轰炸。那时候保命都成问题，读书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干脆逃学。袁隆平的脑袋很好使，他喜欢的课成绩就好，不喜欢的就只求三分好。直到现在，他还遗憾自己数学没学好，不过这也和当时的教育方式有关。
初中学正负数的时候，负乘负要得正，他不懂，就问老师为什么。老师没有解释，可能老师自己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于是就不解释，反而要袁隆平记住，会用就行。从此，他就对数学没了兴趣，数学成绩自然也不好。
其实那时候袁隆平自己也想把数学学好，还和一个长于数学但不会游泳的人做过交易。他教同学游泳，同学帮他解习题。这个同学后来在学校的游泳比赛中得了第二名，但是袁隆平对数学还是一头雾水。
袁隆平先生被誉为当代神农氏，他的杂交水稻被称为继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之后的第五大发明，他的经历也告诉很多青少年，分数不代表一切，知识的大门永远不会对人关闭。
走近强者
选择做一条逆流而上的鱼。不顺水而下，勇敢向前，寻求一片不一样的海洋。
我们被生活所戏弄，却又想玩转命运这东西。憧憬如梦幻般消失，未来很美，需要我们用双手去创造。
来回地走在这条走过千百遍的路，一条连接失败与成功的路。只是经常都走了一半，就回来了。改变自己，势在必行。青少年朋友，让我们选择做逆流而上的鱼，向生命中的激流挑战吧！
心中有大爱，生活亦充满阳光——巴金
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出去，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到了法国后，便在一个平民的拉丁区内，嚼着冷硬的面包，忍耐着苦痛，一直过了两三年这样下贱人的生活；就是回国后到了上海，也仍然在开明书店作过极不相干的外文的校对职务。在这种境地里的他，却没有失却对生活的热情，他的作品里边没有残酷的杀戮，没有血腥，只有浓浓的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始终坚信世间的爱，爱在他的文
字里流淌。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生活中或是文字间，他一生都在为“爱”而奋斗；同时，他和所有文人一样，有着爱书和追求完美的秉性，所以哪怕食不果腹也要买书，哪怕作品一致受到好评也力求完美。他就是巴金。
1904年，巴金出生于四川，原名李尧棠，他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堪称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但就是这样一位文坛泰斗，为人类献上了一笔巨大财富——洋洋700万字的26卷《巴金全集》后，竟还说其中有一半是废品，颇耐人寻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版《巴金全集》，但巴金本人并不同意。编辑专门到上海做说服工作，看到编辑如此热情和坚定，一年后，巴金才同意出版。人们一直纳闷他为什么不同意出版，巴金说：“我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不但对要出版的作品“严格把关”，就连已出版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并且很受欢迎的“爱情三部曲”也颇有“意见”。他认为那不是成功之作，里边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尤其后来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他的心都不能平静。
尤其是《火》，巴金称它为失败之作，不是百分之五十的废品，是百分百的不顺眼。所以，在编选《巴金选集》时，他没有把它收进去。他说：“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而对于写作态度，他更是对自己做了无情的批评：“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有人觉得巴金这样做太苛刻，有些人更会觉得他矫情，等到大红大紫说出这样的话以显得自己很谦虚。但其实，巴金是真诚的，明智的，严谨的，当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进步，最后才有资格站在高处审视和评判过去。
科洛廖夫曾说：“人离开了书，如同离开空气一样不能生活。”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早已出了名。在他偌大的寓所内，到处是书，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
巴金一生都爱书，他的胞弟李济生后来回忆说：“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拮据得只剩57块银元。巴金的妻子萧珊就去菜场买回廉价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来生活。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迎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一向十分尊重丈夫的萧珊最后实在不能忍受，就说道：“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反而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
除了创作以外，买书、藏书成为巴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晚年，他先将所有藏书整理一遍，然后分门别类地捐赠有关单位。巴金不仅著有大量作品，同时，他的藏书也成为宝贵的财富，留传后世。
“我的生活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这是巴金毕生所追求的最崇高的事业，他始终珍藏这一美好愿望，用仁爱、忠诚、正义、自律，诠释了自己的一生。
“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从小巴金就受到老师这样的教育，除老师外，仁爱的母亲对他的一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母亲身上，他懂得了爱和宽容的真谛。巴金把爱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在许多文章中，人们都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
巴金不但把爱写进文字里，同时也很好地融入生活中。他会像一位知心的朋友那样，给他的读者回信，用真挚的情感告诉他们每一个细节，哪怕有病在身，他也从不怠慢，而是坚持回复，因为他不想让可爱的孩子们失望。正如他所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
当年，文学翻译家马宗融刚回国到成都，妻子就死于难产，留下两个小孩，最大的孩子马小弥才三四岁，而马宗融由于工作的关系不得不离开，两个孩子又不能同往。巴金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责任，并把这对孩子送到北京读书，悉心教导。后来，这两个孩子都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授。
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只有心怀着爱，才能美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温暖自己。巴金说：“我们每个人要有更多的爱，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巴金做到了，他用他的爱、他的作品，温暖了所有人。
走近强者
爱是人生旅途中的行路指南，在遇到迷惑的时候，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无滋无味的时候，爱给人以清醒的抉择，给人以坚强无比的信念，给人以激情澎湃的生活。
爱是黑暗之中正步人间大道的星光，爱是风光灿烂之中阅尽千山万水的壮志豪情。爱是一棵古木参天的大树，穿越历史，伸向未来，解读生命，参悟人生。
我们青少年也要心怀大爱，去温暖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温暖。
人生有所求才能活得精彩——傅雷
他曾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而被学校开除。面对威胁与恐吓，他没有妥协，而是毅然地坚持自己的选择，颀长瘦削的身材，棱角分明的面庞，执著而超然的目光。傅雷不仅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还是严谨的艺术家、优秀的教育家。有人说他孤傲如云间鹤，有人说他狂傲不羁，有人说他是不折不扣的严父。而事实上，傅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傅雷是一个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的人。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然而傅雷却总是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或许是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
这个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为何自比为小老鼠？傅雷的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而是道出了他的真实心情。
傅雷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赤诚。但在众多的朋友里，却难免有做事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所以，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某“朋友”昨天还在傅雷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虽然很气愤，但更多的是无奈。也让他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
傅雷全身满是棱角，动不动就触犯人，加上他性格急躁，总是冲撞人。他自知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也并非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也许是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傅雷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那样坚硬。朋友们都说傅雷固执，但他固而不执，有时候还是很随和的。据杨绛描述，傅雷有事会和钱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但他并不固执。傅雷的有些朋友（包括钱钟书夫妇）批评他不让傅聪进学校读书，说这样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能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傅聪送入中学读书。钱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傅雷就临什么字帖；钱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1954年，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傅雷大概也是忘了例句都有主人。显然，他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傅雷拈出例句，这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样做，自然容易触怒许多人，他们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客观地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是一项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就像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倘若傅雷能打头先挑自己的错做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或许会心悦诚服。如果傅雷事先和朋友们商谈一下，肯定也会想得周到些。
于是乎，在众人眼里，他成了一个狂傲的人。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有一次，杨绛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自认为译得并不好，傅雷却称赞有加。
杨绛只当是敷衍，也就照例谦逊一句。谁知道，傅雷忍耐了一分钟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据杨绛的描述：“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极其认真，他总是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传记五种，就能明显地感觉到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文和初译显然不同。
傅雷经常写信和朋友们探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在傅雷看来，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提的翻译标准。傅雷曾经苦恼于译笔呆滞，苦想如何才能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朋友们建议他再多读几家。听后，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
有人说他狂傲，其实，他们实在是没见到傅雷虚心的一面。
谈到傅雷，不得不说《傅雷家书》。
这不仅是一部很好的艺术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傅雷是极其严肃的，尤其是在对儿子的教育上。
在傅聪刚及学龄时，当时的上海正被日本侵略军包围，傅雷就不让儿子去上外面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玩。
他把孩子关在家里，在很早发现孩子身上有音乐天赋时，首先在家中由自己和妻子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儿子要求也同样严格。他很少和孩子嬉戏逗乐。
傅雷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亲自督促，严格执行。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咀嚼声。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傅雷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
而事实上，傅雷也有十分细腻、慈爱的一面。
据傅聪、傅敏回忆，他们眼中的父亲既严厉，又温情。无论怎样，父亲都令兄弟俩永远感恩、永远敬佩。
傅聪9岁时便开始正式拜师学琴。到了12岁，关在家里练了3年琴的傅聪进入了反抗期，说什么也不练了。
这时，傅雷并没有一味地坚持，而是把傅聪送到学校上学。1948年，傅聪考上了云南大学。在大学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傅聪猛然觉醒：原来自己是那么热爱音乐！他对父亲说：“我要继续弹琴。”
凭着热爱和执著，傅聪用琴声敲开了通往国际的大门：1953年参加了世界联欢节，1954年在波兰参加肖邦钢琴比赛并受到波兰总统贝鲁特青睐，从而获得留学波兰的机会。
儿子出国离乡，傅雷的殷殷关切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细腻的叮咛和嘱咐全部融入了与儿子的通信中。
走近强者
追求是人生巨大的动力之源。在困境中，只要这面大旗在，就有希望，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就能转败为胜；在顺境中，只要这面大旗在，就不会沉溺于纸醉金迷、花前月下。高扬追求这面旗帜，心中就会涌起希望的浪花，即使在滴水成凌、百花凋零的数九隆冬，也能感受到春天的脚步。
追求可以激励人实现人生的价值。只要人有追求，就会感到内心充实，不空虚；就会斗志昂扬，不倦怠；就会充满热情，不冷漠；就会不断前进，不裹步不前。
而我们青少年有了追求，就会积聚力量，积累智慧，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破茧成蝶，水到渠成，展示才华，展现生命的辉煌，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与其抱怨命运不公，不如自省不足——莎士比亚
小时候的他由于父亲经商失利不得不离开学校，给父亲当助手，后来又在一个戏班子找到了打杂的工作。任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成为了“英国戏剧之父”，本·琼斯称他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就是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出生的斯特拉福镇如今已是英国著名的景点了，常年上演他的剧目，游人如织。这或许是莎士比亚没有想到的，他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掘墓，于是在墓志铭上写道：“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不要动我的坟墓，妄动者将遭到诅咒，保护者将受到祝福。”
莎士比亚的父亲是个商人，在他4岁时，父亲被选为市政厅首脑，成了镇长。镇上经常有剧团来巡回演出，莎士比亚很喜欢看戏，在观看演出时他惊奇地发现，简单的布景，小小的舞台，有了台词之后，就可以变成森林、皇宫甚至是异国他乡。戏剧对年幼的他来说太神奇了，从此，他深深地喜欢上了戏剧。
和伙伴们做游戏的时候，他常常学着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演起戏来。玩耍的时候，莎士比亚就想着长大后要从事与剧本相关的工作。但他的人生并不顺利，由于父亲经商失利，14岁的莎士比亚只好离开学校，给父亲当助手。
1586年，22岁的莎士比亚随着一个戏班子步行到了伦敦，此时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他心里还装着少年时看到的那个小舞台。他在伦敦找到一份为剧院骑马的观众照看马的差事，很巧的是，我们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是从管马的“弼马温”开始干起的。
看马虽然是个打杂的工作，但毕竟跟戏剧离得近了一些。和孙悟空不一样的是，莎士比亚对这份差事很上心，骑马来的观众都放心将马交给他。由于顾客太多忙不过来，莎士比亚只得找一批孩子们来帮忙，他们被叫作“莎士比亚的孩子们”。
莎士比亚聪明伶俐，又能说会道。工作之余，他便悄悄地看舞台上的演出，辍学的莎士比亚还坚持自学文学、历史、哲学，并且自修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每当剧团需要临时演员时，他不分角色大小一律积极“试镜”，再加上他的才华，终于赢得了演一些配角的机会。精湛的演技和深刻的理解，使他不久就被剧团吸收为正式员工了。
恰好那时候，伦敦的剧团对剧本的需要非常迫切。因为一个戏的“票房”如果不好，就要马上换新的。而莎士比亚平时也很注意积累，于是决定创作剧本。莎士比亚27岁那年，写了历史剧《亨利六世》三部曲，这是当时最成功的历史剧，莎士比亚一炮走红，逐渐在伦敦戏剧界有了立足之地。
当人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只想到他的伟大，哪还有人记得他曾是剧院的“弼马温”呢？
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37部戏剧，另外和弗莱彻合写了1部《两位贵亲》，他还写有2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都接纳的语言，“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成为我们常说的话，可见莎士比亚的魅力和影响力。
了解莎士比亚的众多戏剧，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将他的作品分成三个时期来解读，就会发现人们之所以赞颂他，是有深层次道理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小说、民间传说等已有的材料，由于一方面广泛借鉴古代戏剧中的经典，一方面又深刻观察人生、了解社会，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形象总是栩栩如生，五光十色。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故事都被他用诙谐或者哲理式的语言，描绘得淋漓尽致。
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一般划分的时间段是1590-1600年间，以写作历史剧、喜剧为主。他的历史剧大多上下衔接，概括了英国历史上百余年间的动乱，围绕君主塑造了一系列正反面形象。莎士比亚谴责暴君暴政，这种大胆的想法与当时的社会是分不开的。当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统一，经济繁荣。莎士比亚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的作品洋溢着乐观明朗的色彩。
第二时期是从1601-1607年，这一段时期以悲剧为主。而当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与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替的时期，英国社会矛盾尖锐。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走向成熟，他感到理想难以实现，热情的赞美变成了批判。《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这四大悲剧，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1608年以后，莎士比亚的创作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莎士比亚，看到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便从写悲剧转而为写传奇剧，进入自己的梦幻世界。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通过神话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没有青年人的欢乐，也没有青年人的阴郁，而是充满美丽的生活幻想和浓郁的浪漫情调。这一时期的《暴风雨》，被称为“用诗歌写的遗嘱”。
在莎士比亚眼中，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下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莎士比亚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英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走近强者
自省不是单纯的自我批判，而是一种智慧总结。
青少年朋友应该学着在逆境时自省，顺境时更要自省。当自己得到满堂喝彩的时候应及时反省自己的纰漏，梳理自己的言行，从而找到前进的方向。
在自省中，可以总结经验，记取教训；在自省中，可以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在自省中，可以汲取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不要再抱怨命运的不公了，试着从自己的身上找寻不足的原因吧。
辛劳的付出，最终将收获真正的价值——爱迪生
他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所以老师认为他是个低能儿，不过三个月就被退学了。这之后在母亲的教育下开始了自己的实验之路，成千上万次的实验，失败不计其数，他却没有放弃，他就是“发明之王”爱迪生。他的一生是发明的一生，他持有1099个发明专利权的纪录，他从没有停止过思考，也从来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在西奥伦治的实验室，发明了电影摄录机、电影放映机和镍铁电池。如果爱迪生在世，他一定还能拥有更多有意义的发明，他的脑袋里面总是有着使事情处理起来更加方便的点子。
爱迪生出生于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初为人父的爸爸把他捧到街上去向邻居们报喜，大家都叫他阿尔。
小阿尔很爱发问，他遇到什么就问什么，家人也好，路上的行人也好，都是他提问的对象。大人的答复也常常不能让他满意，他就自己去研究为什么。有一次，阿尔看到母鸡在孵蛋，他就问妈妈：“为什么母鸡总是成天坐在那里呢？”妈妈告诉他母鸡在孵蛋，阿尔便想：如果母鸡可以，那我也一定可以。过了几天，爸爸妈妈发现阿尔一直蹲在木料房里一动也不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当家人发现阿尔在孵蛋的时候，大家都笑弯了腰。
爱迪生有一颗与众不同的脑袋，他爱思考一连串的问题。看到铁匠将铁放在熊熊的烈火中烧红，然后捶打成各式各样的工具时，他就会想：火是什么？火为什么会燃烧？火为什么这么热？铁在火中被烧之后为什么会发红？铁红了为什么就软了……回到家，小爱迪生在自家的木棚里开始了他最初的实验。他抱来干草，并将其点燃，他想弄明白火究竟是什么。结果，小爱迪生的第一次实验就引来了一场火灾，将家中的木棚烧掉了。
和富兰克林一样，8岁的爱迪生去上小学了，可是他比富兰克林退学的时间更早——只上了3个月，而且他也不像富兰克林那样是因为贫困——他的老师受不了他没完没了地问为什么。在爱迪生上课的时候，妈妈常被请到学校去跟老师“喝茶”，对于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老师总结为他是一个低能儿童。对于这样的老师，爱迪生的妈妈也很失望，她决定自己来教导孩子，并决心把他教成一位伟大的天才。
在妈妈的允许下，爱迪生有了自己的地下实验室，为了不让别人乱动他的实验品，他在每一个实验品的瓶子上贴上毒药标签。
一个大雪天的夜晚，爱迪生的妈妈突然患上急性阑尾炎，需要开刀做手术。那时没有电灯，油灯的光线很暗，在这样的环境下做手术危险性很大。爱迪生突然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把家里所有的油灯全都端了出来，再把一面镜子放在油灯的后面，这样整个屋子就更亮了，医生顺利地做完了手术。“孩子，你用你的智慧和聪明救了妈妈。”爱迪生就这样设计出了最早的手术灯。
爱迪生曾在铁路局担任晚班的报务员，铁路局规定，晚上9点以后，报务员需每一小时发一次讯号给车务中心。爱动脑筋的爱迪生可不想傻傻地盯着时钟看时间，于是自制了一台自动定时发报机。这东西在每个整点都会自动发讯号，使爱迪生成为全局里最准时的发报员。但是，在一次查勤中，车务主任发现信号虽然没有错，发报员爱迪生却在睡觉！尽管他的能力得到了肯定，但铁路局需要的是一个老实安分的人，而不是一个发明家，所以，爱迪生被炒鱿鱼了。
21岁以前的爱迪生像个“打工大王”，他周游于电信、电报公司，凭借自己对机械的了解和优良的维修技术。后来，他慢慢地闯出了名声，成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专门制造和改良一些机器，例如黄金行情显示器、股票行情显示器、金价印刷机等商用机器，同时研发、承制各种科学仪器。
爱迪生为了搞实验，往往连续几天都不出实验室，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用书当枕头在实验桌上打个盹儿。他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怪不得爱迪生懂得那么多发明，原来他连睡觉都在吸收书里的营养。”的确，爱迪生的发明天才和他爱好读书是分不开的。到22岁的时候，他在纽约南方的“梦罗园”成立了他的实验发明中心，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爱迪生发明工厂”。在他的实验室里面诞生了众多的伟大发明：电灯泡、放映机、留声机、复印机……当我们享受这些便利的时候，爱迪生却更享受发明带来的乐趣。在他的眼中，一切都可以变得更好。
走近强者
有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想着：我能得到多少？而很少有人会去想：我做了多少，我让别人得到了多少？
请不要再埋怨别人给予你的回报太少，在此之前，你应该仔细地想一想你对他们关心和付出有多少。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不会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以，不要寄希望于这样的奇迹发生在你的头上，还是踏踏实实做事，认真负责地生活。
青少年朋友要相信，有一分付出就有一分收获。只要你付出了劳动，就总能体会到收获的甜蜜。
做个“叛逆者”——达尔文
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把他送去学神学，然而这非但没改观现状，反而加深了他对自然历史的兴趣。他总是坚定执著，而且认真、虚心。他不但尊重事实，还勇于实践。每一次在大自然中的徜徉都让他心中充满力量。然而，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当越来越多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意味着这个神创论者要完全颠覆自己的世界观。最终，他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世界便目睹了达尔文的成就——《物种起源》。
在达尔文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大问号。
达尔文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到花园里为小树培土。妈妈说：“泥土是个宝，小树有了泥土才能生长。别小看这泥土，是它长出了青草，喂肥了牛羊，我们才有奶喝，才有肉吃；是它长出了小麦和棉花，我们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泥土太宝贵了。”
达尔文问：“妈妈，那泥土能不能长出小狗来？”
“不能呀！”妈妈笑着说，“小狗是狗妈妈生的，不是泥土里长出来的。”
达尔文又问：“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姥姥生的，对吗？”
“对呀！所有的人都是他妈妈生的。”
“那最早的妈妈又是谁生的？”
“是上帝！”
“那上帝是谁生的呢？”
妈妈答不上来了，她告诉达尔文说：“孩子，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个谜，你像小树一样快快长大吧，这些谜等待你们去解开呢！”
从小，达尔文就对新奇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喜欢大自然，喜欢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他还喜欢骑马、打猎、钓鱼、采集矿石、捕捉昆虫、钻进树林观察鸟类的习性。上学后，达尔文的兴趣更加广泛，尤其是对博物学和搜集工作。他总是兴致勃勃地搜集着各种各样的玩物：贝壳、邮件上的火漆封印和免资印纸、钱币、矿石。他想要成为一个研究分类的自然科学家、古玩收藏家，这个愿望像一粒小种子一样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底。
1831年12月27日那天，海风轻拂，达尔文终于跳上英国海军勘探舰“贝格尔”号，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环球考察。要知道，这次航行，他已经梦想了几十年了。
上帝似乎在考验他的决心。船离开码头不久，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军舰一会儿升至浪顶，一会儿又跌到谷底，一船的人都东倒西歪、呕吐不止。尤其是文弱的博物学家达尔文，更是手按腹部，呕吐得厉害。海员们都担心他难以完成航行，因为他是一名博物学家，没有海员强健的体魄。不过达尔文下定了决心，他说：“如果我在这次航行中半途而废，我想我在坟墓中也不会安心的。”
风浪略为平息，达尔文就开始工作，不是忙于为标本贴标签，就是去检查渔网中的海洋生物，甚至爬到桅杆的顶部去采集海风吹来的灰沙。每次军舰靠岸，他都要上岸进行当地自然资源的考察。
在5年漫长的航行中，达尔文不满足于仅仅采集一些标本，他还虚心地向当地人请教。比如有人告诉他，当地的鸵鸟很奇怪，就是几只雌鸵鸟把蛋下在同一个巢里，每当蛋积累到30只左右，雌鸵鸟就集体离开，到另一处去下蛋，而让雄鸵鸟去孵蛋。达尔文听后，认真地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得知，原来这是鸵鸟对当地高温条件的反应。因为雌鸵鸟隔三天才能下一个蛋，如果等它把十几个蛋一齐下完再去孵化，第一个蛋早就变坏了，所以，一些雌鸵鸟就采用这个办法，以保证鸵鸟的繁殖。
又比如，有一种海龟，极大，它能够生活在干旱缺水的地方，甚至在一年只落几滴雨的地方它也能生存。原来，海龟有一种寻找水源的本领，一旦找到水源，海龟就会喝得饱饱的，不但在胃里储存了大量的水分，连膀胱和心囊里面都灌满了水，这样可以抵抗长期的干旱。这些，达尔文都一一详细记录，并尽可能地加以观察和验证。
达尔文的工作还远远不止这些，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要数采集各种标本了。而世界各地的地形、气候差别极大，暴雨狂风，烈日暴晒，毒虫猛兽，还有疾病的考验，这显然让他的环球之行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但达尔文无所畏惧，徜徉在宏伟壮丽的大自然中，每一次发现都能让他欣喜若狂。
5年的环球考察很快结束了，达尔文坚持到下船的那一刻。随着采集的上百箱标本被运回英国，达尔文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
查理·达尔文，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于1809年2月12日诞生在英国古城施鲁斯伯里。50年后，他以不朽的巨著《物种起源》震惊了世界。
这是一部巨著，其中有丰富的科学事实、自然选择学说，它论证了生物是由进化演变而来的，并阐明了生物进化的原因和过程。它的诞生，让人类对生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只是，你一定不会想到，达尔文曾经是个有神论者。曾经的达尔文相信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还相信上帝是按照一定目的分别创造出各种生物的。
达尔文让自己彻底地改变了，只因为，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改变始于5年的“贝格尔”号环球旅行，特别是这期间在南美洲长期的科学考察，对达尔文意义重大。
在南美洲黏红土的沉积层里，达尔文发现了一种巨大的古代动物化石，这种化石和今天仍然生活在那里的犰狳很相似，却比现代犰狳大得多。这暗示着现代犰狳是古代犰狳的子孙后裔，但又有了某些变异。如果它们是上帝分别创造的，怎样解释其相似性呢？
随后，在南美洲东海岸采集动植物标本时，达尔文又注意到相邻地区的生物种类较为相似，而分布在距离较远地区的同类生物，彼此的差异却很显著。如果它们都是上帝分别创造的，为什么要如此分布呢？上帝为什么要为这些小事而如此煞费苦心呢？
最让达尔文惊奇的是太平洋上加拉帕戈群岛上的生物。这个群岛位于赤道附近，离南美洲大约1000公里，岛上的生物都带有南美洲大陆的生物种类的特性。有一个看来平凡，却令达尔文感触极深的现象，就是一种叫做鲎的小鸟，在每一个小岛上都有其变种。根据达尔文的统计，一共有13个变种，彼此密切相似，但各个变种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异，主要是它们的喙部各不相同。达尔文还发现，这些岛屿上的乌龟和蜥蜴等动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相信这些彼此相距并不很远却具有微小差异的生物是上帝分别创造的，那简直是太盲目、太固执了。这些岛屿上的生物跟南美洲大陆上相应的种类虽然有差异，但基本上还是相近的，显然，它们是从大陆迁移过来之后又发生分化形成的。
而这些，以及他在旅行中的其他许多发现都是用神创论解释不了的。
于是，达尔文逐渐开始思考“物种变化”的问题了。1836年，一回到英国，达尔文立刻开始整理和研究这次旅行中搜集到的大量标本和资料，就物种的发生、演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论证，并与其他学者开展广泛的讨论。
达尔文也经历过痛苦的挣扎，但在客观事实面前，曾经相信上帝创造万物的他终于成为宗教的“叛逆者”，以《物种起源》一书阐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和基本原理，成为进化论的奠基人。
走近强者
我们青少年朋友要学着相信自己一定行，别人有的你也同样会有。在你努力的过程中，当你自信地把目标和梦想写在看板上时，很多人会嘲笑你，讽刺你，他们会说，你那简直就是南柯一梦，是不可能的。有句话不是说一切皆有可能吗，既然一切皆有可能，那么我们何不选择可能而放弃不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