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是沈尹默的弟弟，是北京大学“三沈”（沈士远、尹默、兼士）之一。字写得极好，虽然不及尹默有名，但也很有风致，比起老兄来似乎更多瘦劲之趣，少甜熟之累，鲁迅编《北平笺谱》，请他写过书签。他的专业是“小学”研究，著作不多，我只买到过一册《段砚斋杂文》，已是身后付印的了。兼士与鲁迅是旧友，过往甚密，查《鲁迅日记》，自1914年初识，十多年中，来往颇多。1926年又一起去厦门大学，因与顾颉刚等的矛盾，没有好久就又离开厦门回到北平。后来鲁迅回北平小住，也曾有频繁的过从，他还拉鲁迅去辅仁大学演讲过，其时他是辅大的文学院长。计算一下，从1925年同鲁迅等七人一起签署《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以来，一直是和鲁迅站在一起的。1934年3月26日，兼士曾以所撰《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寄赠鲁迅，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三沈二马”篇里曾谈到兼士的治学过程，有所说明：
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基督教的辅仁学社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胜利以后匆遽死去。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是沈兼士约去辅仁大学的演讲稿，出版单行本时封面也是沈写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入狱，沈兼士还领衔给南京高等法院上呈文，援据日本片冈铁兵攻击周为“反动老作家”等由为周作人辩护，请求宽大处理，可见二人交谊也并不浅。《胡适来往书信选》里收有罗常培给胡适的两封信，说到沈时，有“兼士是苦节孤忠，全活留平一部分朋友的名节，非其他某派学系可比，应由先生斟酌，请其回校”的话。这是说，在北平陷落之后沈兼士仍旧留下了一段时间进行工作，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周作人此时曾两次访沈兼士，意欲有所陈说，可是都被沈支吾过去了。也许这就是周作人对沈怀着憾恨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兼士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特派员，兼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平津区代表。一时声势，俨然是接收大员的架势。在罗常培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就说，“沈兼士是教部平津特派员，权最大，但到处碰壁，而且所有的部下，非党即亲，各方颇有怨言。记得我第一封信荐他回北大，因为他在战时保全许多人没做汉奸，其功不可没，现在我愿自动撤销我的举荐了。”可见当上接收大员以后在朋友之中立即产生了怎样的印象，至于社会的抨击就更不必说。记得当时报上就有揭露沈兼士侵占、贪污接收文物的报道，好像也并无下文，因为在一九四六年秋他就突然中风死去了。
这一页诗笺是托静远给我要来的。诗是《甲申（1944）中秋客渝和友人中秋无月之作》：
秦关蜀道老苕渔，感慨秋风忆扁鲈。无月无花空怅望，有人有酒莫孤虚。豪情匣底长鸣剑，倦客怀中灭字书。记取故乡今日事，胥涛万鼓渺愁予。
诗中充满了牢愁，发抒的是在重庆坐冷板凳时的落寞心情。驱驰奔走，竟连怀中名片的字迹也漫漶了。这和两年后重录此诗时的心情可真是天差地远。
冯友兰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所作的《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的演讲，其中说到沈兼士，“沈兼士先生和胡适先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史学的态度。沈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创的时期比胡先生认为的较早，所以沈先生对于秦以前的哲学以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认为中国哲学是应该自先秦时期开始。”冯友兰在早期北大是沈兼士的学生，他在这篇演讲中又说，“我记得民国四年（1915），沈兼士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讲了一学期的工夫，才讲到周代。”这件事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更生动的讲述：
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一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这有点像《世说新语》，也算得是有关沈兼士的一件有趣的轶事。
兼士死后，尹默曾有哭弟诗，四十年前曾在报上读过，深受感动，可惜全诗记不起了，只记得一些断句，“六十年来好弟兄”“老泪无多不供洒，木然翘首立秋晴”。还记得兼士哭子诗的一句，“而今寂寞对楹书”，这都是使人不易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