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家
鄙人涉足歌场，三十年于兹，所看者一大半是京戏。然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关于戏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似乎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普通人不能插足。过去也颇喜欢买买所谓戏剧刊物之类来读，于诸大名家稍有认识，虽然对他们未必佩服，然而却从来没有过想要腹诽一下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是有点本领的。或者看过谭供奉[1]，或者听过陈石头[2]，牌头极大，语有根源，后辈如我者是只有恭聆教诲的资格的。
现在自己也要来献丑了，提笔之初，先想要将这一些前辈评剧家分析一下。照我看来，这批人可分三大类：1.职业的评剧家—代表人物当推齐如山与徐凌霄，他们熟于梨园掌故，广交平剧名伶，自己也懂戏，所以凡有写作，大约是有点道理的。但他们从不谈旧剧的意义，也从不提倡改革，相反地，倒是非要保守不可，如谭供奉在某戏中挂“黑三”，马连良改挂“黑满”，那就得骂一个狗血喷头之类。2.捧角家——女性的被称为“捧角嫁”，他们凡有所作，都别有用心，不是想得被捧者青睐，即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一批人人品甚下，而又毫无知识，常常胡说，最要不得。3.这第三种是只能欣赏不能批判的，因为他们不懂阴阳字，不会起霸勾脸，然而却写文章，或对“黄鹤楼”作源流考，或说鲁子敬并非傻瓜，然而我看他们倒不免是傻瓜，这些人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
话说回来，我自己以“羊毛”的资格来乱谈，弄不好一定有落入“第三流”内去的危险，然而却不想知难而退，姑且“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吧！
“评剧家”之二
因为上一次就分析了“评剧家”，字数所限，关于那第二类人物未能尽所欲言。话说这一批人中也包含一些所谓“诗人”、“才子”在内。慨自明末以来，男色之风甚盛，那原因是因为士大夫不许狎妓，只能找漂亮的男戏子来寻开心。直至清末，男女合演还没有能成为事实，一般士大夫，不能不寄情于优伶而捧之。王紫稼在明末清初，风头十足，吴梅村为他特撰《王郎曲》，那位投降清朝的龚芝麓也赠诗曰：“蓟苑霜高舞柘枝，当年杨柳尚如丝。酒阑却唱梅村曲，肠断王郎十五时。”肉麻之至！这是清初时名士捧角的情形。
至于清季中叶以至清末，此风更盛，但当在将来谈之。
现在我想介绍另一位“名士”和他的丑态，不过这不是对“相公”而是对破天荒的“坤伶”了。这故事见于《后孙公园杂录》，所谓名士即易哭庵是也：
“帝制时期，自命帝党者，荟萃都下，皆捧坤伶。……而刘喜奎色艺实领王冠。名士如易哭庵（实甫）、罗瘿公、沈宗畸辈，日奔走喜奎之门，得一顾盼以为荣。哭庵曰，喜奎如愿我尊呼母，亦所心许。或曰：是非汝绿树阴中之老妈乎？喜奎登台，哭庵必纳首怀中，大呼曰：我的娘我的妈。我老早来伺候你了。每日哭庵必与诸名士过喜奎家一二次，入门脱帽，必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不必再抄，否则真肉麻死了。这就是“名士”捧角的样子。我当然不想去效法，不过易实甫的流风遗韵，正自未已，现在传其“衣钵”，肉麻如昔者还是有的。
而现在的坤伶能像刘喜奎那样的也少了。言慧珠在北平自杀写了洋洋的遗书，大家颇为注意，然而不死之后，还是老样子，那一场表演也真的成为表演，给人留下来的只是滑稽之感而已。
京白
以前曾经有人称话剧为“道白剧”。如果狭义地说来，这个定义倒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些小戏，结构简单，没有什么太深的意义，讨好全在演出者语言的技巧，由此想到话剧的语言问题，又想到旧剧中的京白，很有一些话想说。
旧戏中的京白，普通是小丑、花旦，用得最多，有时老生、花面、小生……也间或在韵白之中掺杂两句京白进去，往往能够使人精神一振，觉得这实在大有道理。然而说京白而真能说得好的，却实在甚少甚少。
四大名旦之中，程艳秋不大说京白，即偶尔唱两出《能仁寺》之类也不见精彩。梅兰芳雍容华贵，京白极好。我当面听他说普通话，居然也嗓子细得比女人还要细，出语更是委婉。如在台上，更加意一描摹，其妙可想。梅的代表作大约可推《四郎探母》的公主了。身份是天皇贵胄，又是盈盈少妇，梳两扮头，穿旗袍，着高底鞋，那真是绝代风华，更加他的甜而娇的口吻，听戏时真可享受一种不可言说的感应，美极了。
荀慧生的小姑娘戏绝美，如《大英节烈》、《得意缘》之类，声口如画，而绝对不是大家闺秀，其京白甜而细碎而糯，又是一种风光。后辈得传其妙者不见有人，毛世来也还不错。
小翠花的京白，又是另一路，如市井妇人，倚门思妇，说年纪大约在三十左右，已非小姑娘，或竟是半老的徐娘，话语中间自然更多一种深沉爽辣（这两个形容词看来有些矛盾，然而确是如此），我想欣赏这一类白口的大约是年纪稍大的人。
这三种不同的京白，大约可以代表了京戏中的女人。自然还有一种，如盖三省所演之禁婆（《金锁记》），芙蓉草所演《法门寺》中的刘媒婆，与《四郎探母》中之萧太后，然而这毕竟所占的比重较小而较不重要了。
有人说这种京白非北京土著不办，我以为也未必尽然。纯粹的京片子是颇讨厌的，大约只有小丑可用。其“贫”，可以助小丑的描绘性格，然而铁镜公主或何玉凤出此口吻则不免恶形。
从此又想到“国语问题”，一种糅合了京白与吴语或别地方言的所谓新国语，大约可以认为最合“标准”也许是有道理的。
话剧演员中自然有不少北方人，然而以南人学北语者更多，然而他们大抵不大喜欢研究京白，以致所说的对白有时非驴非马，使人听之气沮，此种现象在国产电影中尤为显著。我不是说演戏非先学标准的京片子不可，然而这毕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佐临先生是天津人，他导演起来大约满口“天津卫”[3]，有时我觉得“天津卫”是颇合乎幽默条件的，佐临先生善导喜剧，这里面大可加一些说“卫嘴子”[4]的朋友，在形象化的一点上讲来，或可大有效果，也未可知欤！
叫好
“叫好”在南方曰“喝彩”，或者也是所谓“雅言”乎？这是一种捧场必备的条件。如果角色登台，无人叫好的话，则没有苗头，难乎其为名伶了。
考“叫好”，古已有之。《燕兰小谱》注有云：
北人观剧，凡惬意处，高声叫好！
《梨园佳话》上亦有云：
名伶一出场即喝彩，都人谓之迎帘好。以好之多寡，即知角色之高下，不待唱也。故有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举座欢呼，谓之字号好，盖以著名已久耳。
这里所说的喝彩法真要笑杀人，俗话说“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种现象又岂只在戏园中如此乎？暂且不表，先说两件别的事。
我虽然听戏多年，然而自己却未曾学会“叫好”之术，一半是天分太低，二者也是拉不下面皮来之故。然而积数十年的剧场经验，叫好也听过了不少，印象最深者是这么一次：
我在北平吉祥听杨小楼的《艳阳楼》，据老辈说，这戏最好的地方是杨小楼一掀帘的“亮相”。所谓“亮相”，即是一个Pose，说也奇怪，这一个亮相，原是人人皆会的，总不见得扫边角色就爬了出来吧？然而却又确有分别。杨小楼的亮相即有“气吞河岳”之势。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该时杨已老，而《艳阳楼》实在又不常贴，可惜我坐的是上场门，无法看见，当时心生一计，等高登将要登场、锣鼓紧张了起来以后，我设法从台旁踱过去，慢慢地走，随时注意，居然看到了这“亮相”。不料这就激怒了一位老先生，他摸着花白的胡子向我交涉，事态极为严重，因为我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叫“迎帘好”——沪语“碰头彩”——使他深深地引为遗憾。
从这次以后，我才深知“叫好”之重要，有许多人，似乎是到戏园中来喊上一嗓子，发泄其郁气，视之为养生之道的。
“叫好”是“捧”的手段。除了上面所说的老先生捧老伶工数十年如一日的一种为艺术而“捧”之外，在戏场中，不外男人捧女伶、女人捧男伶两种。这一种“捧”，自然别有“神圣”的意义，于是叫好之法也就层出不穷，终至沦于“不像话”，有劳维持治安与纠正风俗的警察局出来张贴告示，要“禁止怪声叫好”了。这一种布告我在天津北平的戏园中看过了不少张，可见其形势之严重。
“怪声”之怪，其状多端，真是形容不出。总而言之，是极尽发抒感情之能事的。以前我曾经说过，当刘喜奎出台之顷，易实甫将头埋在袖子里，狂呼“我的亲娘”的一种，大约可以作为“代表作”了。
在北平，战前有一种女学生的“帮”，专捧张君秋、毛世来之类，据说也有精彩的表演。不过我不曾注意，只觉得她们还非常文雅，只是集体鼓掌而已。
这种集体鼓掌是可以听得出来的，非常地有节奏，一起一落，时疏时密，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你可以马上决定，这是捧角家在发挥效能了。
还有一种“倒彩”，用以对付自己所不欢喜的伶人，或者当名伶在台上出了毛病时应用。有一次我在印度从无线电收听北平戏园言慧珠、杨宝森的《探母》，杨宝森唱滑了嘴，在同四郎、公主对唱时，应唱“快马加鞭一夜还”，他却唱成了“我的娘押粮草来到北番”，当时我想糟了，一会儿以后，果然“倒彩”大起，间以嘘声，台上当此，难堪已极。
除了这几种情形外，还有一种“后台里喝彩”。虽然营营之声似乎出于台下，然而明眼人一听便知。最近“大舞台”换了主角，“财神爷”也换了派系，一向自认为是人民喉舌、大公无私的角色就来了一个“碰头彩”，还带着将旧任嘘了一通，自以为“喝彩术”已经妙到毫端了，却仍不能掩饰那个小花脸的若隐若现的面具。
至于出现于所谓“霸主”的笔下，化一个名，捧捧自己，在自己编的东西上，说自己的作品是怎样准确怎样的“代表作”之类，则其“技”更是拙劣，殊不值一顾耳。
“十万春花如梦里”
去京几日，告假数场。南京城如是之荒凉寥落，满目风尘，就是我这喜欢听戏的人也无从找到一个可以驻足的所在。秦淮河畔歌女的清唱也无心去听。“歌声似哭，鬼影幢幢”，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的了，我看却也正是如此。
由歌女想到坤伶，由风沙想到北方。《洪宪纪事诗》作者刘禺生先生有诗云：“两班脚本斗金钗，歌满春园花满街。观众无须争座位，让他亲贵占头排。”所写当时北京的坤角的兴盛与一般“没有心肝”的亲贵的情景，很使人想起战前的夫子庙的歌女的风光。某某大员前往捧场，轰动京师，传为佳话的事，到现在还为一般人所艳传。但是现在的秦淮河的确已经大不如前，几个歌场也并无若何可以使人向往的盛况了。
吴梅村在应召赴京时，心中不无感慨，集中所存应制诸诗也还不少悲凉的调子在。而最使人注意的是那一副相传为吴作的悬于广德楼台柱的对联，的确作得很好：“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玉影珠光，重游瞻部；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广德楼是从明季传下来的戏园，吴梅村在明朝应试京师，曾官祭酒。明社屋后，重至春明，再做那不自愿的国子监的官儿，当然别有一番心事，于是这广德楼一联也就特别使人读之惆怅了。
而洪宪当时的北京，历尽三百年时光的广德楼是坤伶鲜灵芝的演出所在。而刘喜奎则在三庆园，两人势均力敌，又各有捧场者，《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引蒲圻覃孝方补记之言曰：“两班皆坤角，捧者又为左右袒，各张一帜，互斗雄长。易实甫尤倾倒鲜灵芝，当时袁氏诸子要人文客长包两班头二排，喜奎、灵芝出台，实甫必纳首怀中，高撑两掌，乱拍曰，此喝手彩也。某日灵芝演《小放牛》，其夫跟包倚鬼门而望，小丑指灵芝向其夫说白曰：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实甫坐前排，一跃而起，大呼曰，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樊樊山有诗四章，歌咏其事。”
我以前曾经抄过一点“名士”的丑态，其实这种“佳话”是抄不完的。直至现在，亦仍如此。那班“名士”还在那里大呼“我有妙对”不已咧！但是值得感慨的是“十万春花如梦里”，诸公酒酣耳热、肉麻万状之际，不知曾稍念及那些战伐之中的哀鸿没有！
中国的女伶为什么不能演戏，不能像外国舞台上的女演员有那么长的寿命，一大半要这批家伙负责。他们本来即是色情狂，所着眼者不在修养专在色相与风情。于是童芷苓大红。十年前在天津听过童芷苓一次，那样的一堆肉在台上实在不能看出有何妙处。然而“名士”们拜倒了，将军们着迷了，“名士”们又随而粉饰这样的“新闻”，于是女人益红，作风益劣，戏更糟。
女戏子要出嫁，他们关心；出嫁了离婚，他们发头条，真是莫名其妙的家伙。
这真是中国京戏界的悲哀。没有一个能有十年以上艺术寿命的女伶。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是造不出来的了，即使造出来也没有趣，她又是唱老生的，所以还有她的地位。其余的雪艳琴、新艳秋、章遏云……都不见了。
如果是女人而还想在中国的剧坛上长久工作下去，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去唱丑旦，如《六月雪》中的禁婆。
关于川剧
三年前经广元入蜀，在成都勾留十天，听了两次川剧，曾经写过一篇随笔。那里记录了我对于川剧最初的感印，现在照录如下：
在成都曾经听过一次川戏。是与T同去的。记得那一天我们在春熙路上徘徊了许久，想在书店里找一本指南之类的书来看一下，结果是找到了一家据说是演出正宗标准川戏的地方。四川的文化恐怕以保存于成都者为最丰富也最真粹了吧。这锦官城似乎还不曾失掉它的古味，这在我们这次看的戏里，就得到了证明。
如果看过点梨园史料的人，总会知道一些清末的梨园界情形，那和晚近是大不相同的。没有名次的高下，大家所拿的是同样的戏份（当然也稍有区别），戏码的先后也全以戏的本身为定而不是以角色为标准的。场面大抵只备一副。胡琴的调子也只有一种，操琴者从不更换，所以那时的戏子的嗓门，必须够到普通的标准才可以，举例来说，“二进宫”里大面青衣老生三人对唱，如果有一个嗓门特低的就不成。而且那时的腔调也差不多相同，没有出奇立异的花腔，以致非得带“私房胡琴”不可。这种现象最近是不大看到的了。大抵每一个角都携有专用的琴师，那么才可以衬托出他或她独具的奇巧的调子来。甚至有时因为两人之一的调门特别，而临时将弦压低，那声音是很不入耳的。更有老生唱好一段，旦角将要张嘴之际，两人的琴师就要在台口调来调去，看了也很使人不舒服。
我们所去的那一家川戏院就是古风犹存的一家。院里没有绝对的台柱，排戏以轻重为分。据说是唯一保存了旧班规范的一家。
川戏的戏名很特别，很有昆曲里的“折名”的意味。我们听过一出是妲己使伯邑考教琴，从而诱惑之但终未成功的故事。女主角相当风华，身段也非常繁复，表演喜怒的情感、颦笑都可观。大轴是陆秀夫金山之役的故事，陆由正生扮，据说是川戏中的谭叫天了。
有几段反二黄使我觉得川戏中特别多凄楚之音，反二黄在京剧中即甚悲凉，而在川剧里尤其凋伤得厉害。川戏的乐器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响器，发出呜呜然而又清越的调子，使人想起胡笳。另一特点则是京戏中所无的和音。每逢主角唱完一句，大家（包括场面上人）都一齐应和，普通倒不觉怎样，离乱之际的逃难的场面，听了则颇为凄楚了。总之，我从川戏所得的主要印象是繁音促节，急管繁弦，自然不同于昆曲，与京戏也有殊。宜于写离乱之音，而不宜于写儿女情怀，“小红低唱我吹箫”，盖非是江南的产物不可也。
到重庆后也曾于茶馆中听唱川戏，这是一种清唱，但锣鼓是齐全的，一个大胖子高坐在茶座上，他是唱黑头的。另一个小生则是坐在茶馆一隅的瘦小的茶客，彼此互相应和好像并不相关似的，这种作风也颇有趣。
京戏随了下江人而入川，渐有取而代之之意，这在重庆特别如此。但在成都川戏仍有它的势力，每天总是客满，里边全是茶余酒后来欣赏这乡土艺术的人。裙屐连翩，情况是相当热烈的。
后来定居重庆，三年之间，未曾踏进一次川剧院。然而时时经过剧院门口，听见金鼓的声音，心情激动，殊不愿再听这离乱之音，然而旧有的印象，却仍留存。沧海波澜，战乱未已，这种蜀音，简直发展成为全国的声音了，呜呼！
关于违碍戏
在谈小翠花的时候，也牵涉到所谓“诲淫”的问题。意犹未尽，想再谈一下。
旧戏中原也有不少下流戏，这些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入时贤之眼的。然而却极其盛行，因为一般人都喜欢看。评戏曾经盛极一时，原因也是因为其中颇多大胆描写的地方。而这些，又往往是城乡中怨女旷夫的琐事，为一般人所熟悉，也可以说正是道出了一般人的心事。然则其盛行想也必一定有其原因。
近年来在上海盛行的那些戏如《劈纺》，其实是并算不得怎样的淫戏，然而社会上也居然哗然了。童芷苓在南京就不“劈纺”，足见虽然相距不过四百余里，“首善之区”是的确要比这十里洋场好得多了。
闲话不谈。我说《劈纺》还并不算淫戏，那在清朝，究竟是在演着怎样的东西呢？《燕兰小谱》：
友人言近日歌楼演剧，冶艳成风，凡报条有《大闹销金帐》者（以红纸书所演之戏，贴于门牌，名曰报条），是日座客必满。
这种《大闹销金帐》不知是什么戏，我想大概不会是“桃花村”。虽然是一个脱光了的莽和尚从帐子里跳出来，大约也未必有怎样好看吧？“百本张抄本子弟书”中有一节“须子谱”是一种北平俗曲，里边也有一段讲到这种戏：
来至了广德楼内择单座，楼上面包了一张整桌会了钱。看座的假殷勤他递和气，提溜壶茶说外打的开水香片毛尖。看了看已经过了开场轴子二三出，文武的戏儿他们嫌厌烦。猛听得当啷啷一声手锣响，个个机伶长笑颜。出场他每认识拐磨子，毛三说这个浪旦的名字叫玉兰。换场又是花旦的戏，最可爱挑帘裁衣的潘金莲。此戏唱罢开轴子，果然演的肉蒲团。个个听得皆得意，买了些瓜子勒刻藏饼一并餐完。
这大约总是同光时候的事，不但文辞可诵，也还告诉了我们不少当时剧场的风习。写看客们“精神一振”的光景尤为传神。至于所演的戏居然有“肉蒲团”在内，在现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想象了。
三十年来，也听了不少花旦戏，但十分“粉”的戏实在未曾听过。搜寻记忆，仍不得不选出小翠花来。“挑帘裁衣”听过的，并不见有怎样的了不得。最露骨的大约还是“大战宛城”中思春的张绣的婶娘了吧？与孟德公同宿帐内，两只三寸金莲露了出来，这自然是很不雅观的，所以我听《战宛城》，后来愈来愈“进步”，这一幕大抵删去了。
京戏之渐渐升入士大夫的厅堂，大约是不可否认的事。其生命遂逐渐消磨，终于弄得没有生气。这一点在这种所谓“淫戏”的进化上最容易看得出来。
至于现在舞台上盛行三脱四脱……是不是就说明了它的重复获得了生命，却也难说得很。
近来又翻读《燕兰小谱》，在五卷中，找到了上面所引的那一段，下面还有别的记载：“魏三滚楼之后，银儿玉官皆效之。又刘有‘桂花亭’，王有‘葫芦架’，究未若银儿之‘双麒麟’裸裎揭帐，令人如观大体双也。未演之前，场上先设帷榻花亭，如结青庐以待新妇者，使年少神驰□，罔念作狂。淫靡之习，伊胡底欤？”
所谓“魏三”，即魏长生，是乾隆时代了不起的一位花旦，因为他的为观众倾倒，以致“京腔旧本，束之高阁”，可以说是戏剧风气演变的一大关键。在他以前，本来还有一位白二，也是风靡了一代的旦角，后来也是为魏三所打倒的。《小谱》卷三有一首诗，“宜笑宜嗔百媚含，昵人娇语自喃喃。风流占断葡萄架，可奈楼头有魏三（常演潘金莲葡萄架，甚是娇媚，自魏三滚楼一出，此剧不演）。”
关于《葡萄架》，《小谱》卷三也有一点记述：
黑儿姓刘氏，大兴人。年仅弱冠。紫棠色，目闪闪动人，常与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态，犹是可儿。
这个魏三，据《金台残泪记》所说：“魏长生于和珅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也魂消是也。”居然也还和当朝的权相有着关系。他的结末，据《梦华琐簿》的记载：“魏三年六十余，复入京师理旧业。发鬑鬑有须矣，日携其十余岁孙赴歌楼，众人瞩目，谓老成人尚有典型也。登场一出，声价十倍。夏月般表大嫂背娃子，下场即气绝。”看那意思，好像是要说“报应不爽”了。不过这“垂老登场”的惨境，却令我不无感慨。
这里所记，大都是乾嘉时候的事，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日的舞衫歌扇的种种，可做史料看也。
又，《大闹销金帐》在《长安看花记》中也有一点记载：“近年演《大闹销金帐》者渐少，曾于三庆座中一见之。虽仍同魏三故事，裸裎登场，然座客无有赞叹者。”这里所记的是道光间的情形。
1948年4月17日重校补记
《水浒》戏文与女人
京戏之由《水浒》或《三国》、《说岳》等小说改编者颇不少，《三国》戏是另一路，岳老爷的戏也多少相类。只有由《水浒》改编的戏中特别地多一些女人的场面，如武松所杀的潘金莲，石秀所杀的潘巧云，宋江所杀的阎婆惜，大名府中的卢俊义的太太贾氏，秦淮河中的妓女李香兰也都是给杀掉完事的。这让我觉得很有点特别。
普通读《水浒传》，看《水浒》戏，好像已经造成了一种印象，只要看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醉打蒋门神，就十分满意，对英雄们致其崇敬之意了。可是总忽略了一件事实。我最近才忽然想起，梁山泊上的英雄大部分都是有些变态的人物，他们对女人都少好感，简直是讨厌透了，于是动不动就杀掉算数。
宋江还算正常，在家小之外还养了一个外宅，他的杀阎惜姣，如《坐楼杀惜》所描写，也很近乎情理，那原是逼不得已才犯下了杀人罪的。然而其余的人则不然了。他们只是“英雄”，好像都是阉割了的“英雄”，大块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至于女人，则没有兴趣。梁山泊上似乎从不曾有过什么好的出色的女人，是颇可遗憾的事。
李逵的凶顽不必说了。闹江州时，在浔阳楼上吃酒，看见那个千娇百媚的卖唱的，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就捏碎了她的冠儿。我总觉得这很奇怪。世界上容或有不好色的“好人”，然而又何至于一下就将女人打倒呢？
《大翠屏山》中石秀之于潘巧云，《挑帘裁衣》中武松之于潘金莲，似乎都带了天生的厌恶，我直觉地感到并非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观如何浓厚，厌弃“嫂嫂”的引诱，才杀却这不要脸的娘儿们的，那简直是没有兴趣，而且是带了浓厚的反感，什么东西一沾到女人，即使他们感到非常的污秽，所以潘金莲或潘巧云一去拍一下武松或石秀的肩头，他们即怒目回头，将袖子向下一甩，简直是想将“传染”了来的那些“污秽”一下甩干净。如果老实的观众以为这是在说明“男女授受不亲”，那不免是太忠厚一点了，那是在表示一种避之如“毒蛇猛兽”的态度，只有在中古的欧洲的历史中才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物吧。
武松在血溅鸳鸯楼中，怒杀蒋门神、张都监都可以理解。可是那几个丫环……一家良贱若干口，一刀一个也都给杀掉，这就未免有些特别了。反正在《水浒传》中杀人是不算一回事的，其写杀人正如描写吃饭一样地正常。李逵在劫法场时，抡起板斧，只拣人多的地方斫去，其原因是可以杀个痛快。这不能不使人有变态之感。
《水浒》中的女将也有几个，但是她们大抵是女英雄或母大虫，而不是女人了。孙二娘在卖人肉包子，自己下人肉作坊；一丈青与王矮虎的因缘也似乎只是滑稽的对比而不是在描写“罗曼史”。总而言之，她们虽是女人，却并无女人气，因此我觉得《水浒》是变态心理人物的大集合，在这里找不出正常的男女关系来。
如果看看全部的好汉名单，其对女人表示过一点留恋与兴趣的，还不能不举出那个小霸王周通来。他倒还真有一点讲恋爱的作风，“帽儿光光，好个新郎”，虽然所用的手段稍有不同，然而一见钟情，约期纳采，盛服就亲，这些都还很正常可喜。结果不幸却遇上了花和尚，桃花村中打得他落花流水，成了一个滑稽人物。
如果《水浒》是出于施耐庵之手，则施耐庵本人一定是一个天生的憎恶女人者。不幸《水浒》并非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而是若干年来的最有势力的社会通俗文学，也就是真正代表了中国社会上的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对女人又是那么不客气，简直不看作人，这跟社会上的纳妾狎妓……正是一种观念一种作风，并非截然两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