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科学家每天都围绕“给予”这个课题进行研究，甚至连企业都明白以慈善形象示人的好处。我认为，给予的行为可以说正在逐渐流行。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还没意识到给予是一件好事，没意识到好人有好报。
“给予”能通过创造善因（karma），为你的个人发展、人际关系和事业带来成功。生活中的这些方面都是你的格式塔（来自德语gestalt，意为“形式或形状”）的一部分。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你所做、所想和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会影响到你的每个方面，都在塑造着完整的你。要利用给予的力量，就需要让它成为我们格式塔的一部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给予也让我们感觉良好。伊丽莎白·邓恩和她的同事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金钱不能使你快乐，那么可能是你花钱的方式不对。”[1]这项研究旨在帮助消费者在支出的同时获得更多。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评估自己的幸福度、收入和开支水平。他们发现，有越多的钱，人们就越快乐，如果他们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无论是社会支出、礼物或捐赠给慈善机构，他们甚至都更快乐。
他们选了46位受试者，给每个人5—20美元不等的钱，让他们花在自己或别人的身上。然后，研究者要求受试者评价自己的幸福水平。结果表明，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受试者要比那些花在自己身上的快乐。“对金钱支出分配的小小改变——小到5美元——就足以让人在某一天得到真正的快乐。”邓恩总结道。不论人们拥有数百万美元或只有几千，给予都让他们感觉良好，这依然是事实。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心理学家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过去六个星期的课程里，她让学生每个星期做五个善举，比如辅导朋友做作业或献血之类需要自我付出助人为乐的事。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幸福感有所提升，特别是当利他主义的五个善举在一天之内完成时。
这样看来，给予就印记在我们的大脑里，正如日后能够兑现的投资。如果今天我们给予了，我们相信明天就能得到回报。柳博米尔斯基说，给予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比如善有善报[2]。如果我们今天给予了，我们就会得到安全感，相信在更艰苦的时期我们将免受苦难。我们可能参加一个治愈艾滋大游行，或者可能在11月戴假胡须作为对抗前列腺癌的一分子。总有些时候，我们对疾病感到无能为力，我们想要以控制生活的同样方式控制它，所以我们给慈善机构捐款。
另外的研究证实，给慈善机构捐款使我们感觉良好。核磁共振成像显示，捐钱给慈善机构后，受试者的大脑奖励中枢就会发亮。俄勒冈大学的一组神经学家和经济学家招募了22名女学生，将她们置于核磁共振仪下，观察她们的尾状核和伏隔核。这是大脑中产生愉悦和满足感的区域。每个学生都参与一个围绕慈善捐赠开展的经济游戏。首先，她们收到100美元，并被告知最后剩下来的钱将归她们所有。然后，她们了解到许多能受益于他们的捐款的慈善机构，并得知研究人员将对她们的捐款进行匹配。她们将评价这些慈善机构对捐款的该当性，同时评价自己或认识的其他人能否直接受益于该慈善机构。
然后，受试者会通过屏幕看到计算机程序决定如何处理她们的钱。有时，她们可以选择是否捐钱给慈善机构。其他时候，电脑会向她们的账户“征税”，自动进行捐款。偶尔，钱会奇迹般地出现在她们的账户或慈善机构的金库里。
在自愿捐款后，大多数受试者都经历了“光热效应”，即她们选择给予时，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被激活。实验也研究了纯粹的利他行为。在这个实验组里，当慈善机构收到钱款时，即使不是她们自愿捐赠的（钱款由计算机随机自动捐赠），她们的大脑愉悦区仍然被激活。更让人吃惊的是，当这些受试者看到电脑把资金随机投入慈善机构的账户时，比看到自有资金突然增加时呈现出更强烈的积极反应[3]。
因此，给予让我们感觉良好，但别人对我们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另一项研究让我们有所收获。在这项研究中，一群大学生坐在大学教室里担任一个电脑化网球比赛的边裁。一位穿着本校运动服的女士姗姗来迟，连连道歉，坐下来并与其他同学分享饼干。原来，她是参赛者之一。而当比赛出现球接近边线的情况时，边裁多次将争议球判给她。换句话说，如果球压在边线上，判为界内或界外都可以的时候，边裁会判这位女士得分。
另一组实验中，一位穿着对手大学运动服的女士走进另一个教室。她没有为自己迟到而道歉，也没有与别人分享自己带来的饼干。相反，她一个人把饼干全部吃光，发出恼人的声响。她作为参赛者打了同样的网球比赛，但比赛出现的大多数接近边线的争议球，边裁都没有判她得分[4]。
这项研究强有力地证明了，为人仁慈慷慨，而非粗鲁可憎，将对你有利。但这个例子能否代表在每种文化下每个人的情况呢？这些学生都在上大学，所以他们可能比较聪明，有光明的未来，但对每个人来说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对那些给予的人是什么感觉？会羡慕和嫉妒吗？
“schaudenfraude”这个词存在于德语中，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词，它实质上是指“幸灾乐祸”。不同的研究表明，人们喜欢对那些做得好的人使坏。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觉得自己不合群的员工会试图通过散布谣言来诋毁他们的同事。我们将在本书讲到商业的部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现在，让我们来直面人类大脑的另一面，这正是幸灾乐祸的一面[5]。
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君主论》中写道，你在当好人和当坏人的时候都会招致仇恨。当你过分慷慨时，会引发未受给予的人的嫉妒。举个例子，如果你通过保护或减少税收的形式给予公民，军人就会对你失望，并且想从公民那里窃取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你给予军人的方式是允许他们窃取公民的好处，公民将会鄙视你，甚至最终推翻你。你被推翻也可能仅仅是因为给予让你看上去很软弱。最终，马基雅维利总结，被畏惧比被爱戴更好，但如果被憎恨就更糟糕了。他也建议，不给予任何人，并让每个人都畏惧你。
今天，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还适用吗？当然不是全部适用，毕竟他的书是在1513年写的。但他的一些观点依然行之有效：不要被利用；不要给予太多而让人们嫉妒你（或互相嫉妒）；在给予的时候要练习节制和谦卑。
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相反，我们需要给予；对于我们至关紧要的关系，我们需要给予最多。在一项历时26年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兼作家约翰·戈特曼博士发现了成功婚姻与失败婚姻的一个关键区别。保持正面互动与负面互动之比为5:1的夫妻，通常拥有成功的婚姻。那些比例低于1:1的夫妻，通常婚姻失败。负面互动可能是一句轻蔑的评论或一个挑剔的眼神。在一段消极的关系里，导致离婚的过程常常如下所述：批评导致蔑视，激发对方的防御性，阻碍交流。解决夫妻间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变得很困难，因为他们都指责对方让这段关系走向尽头。而在一段积极的关系里，夫妻参与能增进关系的实践，像关心询问对方的日常，向对方表达爱意，在分别时拥抱或亲吻，这些小事都能够表达支持和无条件的爱。即使你们没有5:1的比例，也还是有希望的。戈特曼建议，处于负面关系的夫妻可以通过治疗改善他们的关系，避免离婚，并将婚姻维系得更牢固。
在应对日常事件中，我们形成了或积极或消极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塑造着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与自己进行积极的对话，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情绪和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度过糟糕的一天时，给予自己足够的赞美使正负比例回到5:1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对别人无礼了，想让比例重回5:1，就需要极多的赞美、笑话和爱抚。所以，对于说过的那些话你可能非常懊悔。对于已婚夫妇，这很困难，因为考虑到他们会分享彼此一生所有的跌宕起伏。当生活变得艰难的时候，已婚人士可能会掉进负面批评的黑洞，而这需要数百个正面的互动才爬得出来。
据说，金钱是导致离婚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但事实是，破坏婚姻的是消极的想法和态度。虽然给予真诚的赞美确实比虚伪的好，但给予假意的赞美总比没有要好。
有些人被这样教导：称赞别人不是男子汉所为；宠爱孩子是不恰当的。但是，宠爱孩子和赞美别人的人能拥有积极的人际关系，反之，则只有可怜兮兮的人际关系。给予温暖的话语或行为，能让你构建健康的关系比例。试想，为什么你觉得与积极的人在一起比与消极的人在一起更愉悦？
讨论了这么多之后，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中，仍然需要一些负面评论以取得平衡。生活最好的时候，正是它积极又充满希望的时候。但是，正如戈特曼在他的研究中所解释，实际上，每五个正面互动中的一个负面互动是成功的关键。冲突有助于夫妻消除误会，解决抱怨。当冲突解决后，它有助于带来新的感情升华。这也适用于雇佣关系和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实际上，正面评价与负面评价的比例为13:1的公司很可能会失败。他们无法预见不容乐观的形势变化，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把它们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提醒你不愿思考之事的律师、会计师和医生是有价值的。征求专家的意见，总比日后为之付出更多要好。
有时，你需要把生活中消极的事情拿出来讨论一下。否则，你要么就是太天真没看到消极的事，要么就是看到了但选择躲而避之。不管是哪种情况，你都需要解决这些令人不悦的事，否则它们就会反过来伤害你。
我也认为，积极对消极的比例塑造着我们的情绪，这也适用于两个人之间的给予关系。我们没有人想要只付出而得不到回报，所以每当你给予了五次，你应该至少能够接受一次给予。例如，如果你给予了十三次，只得到一次回报，你所在的这段关系很有可能注定失败。
我想相信这个世界七十亿人都是真心愿意给予、分享和热爱的，但事实是，有些人只索取而不给予，尽管所有迹象都表明索取并不能带来好处。在一项由哈佛大学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及其同事进行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不会再选择那些在游戏中作弊的人作为合作伙伴。在这项研究中，游戏参与者们开始时会有一定的分数，在一轮接一轮的游戏中，他们遇到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并有机会交出这些分数。如果参与者们都互相给予的话，他们将会变得更加富有，但那些欺骗者——只接受别人给予的分数而不给予别人——甚至会更加富有。游戏进行中，参与者可以选择自己的伙伴，但不会再选择欺骗者。所有参与者中最成功的，正是从不欺骗的人。那些欺骗者最后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变得更有合作精神。
研究显示，“他们发现，两个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维系，而有背叛者的状况则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者比背叛者积累了更多社会关系。此外，因为别人对背叛者避而远之，他们会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随着在前一轮与他们关系破裂的游戏参与者数量越多，背叛者切换到合作模式的可能性也越大。不像简单的以牙还牙，社会报复有其显著的成效。”[6]
如果我们背叛社会规范并决定欺骗，闲言碎语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去，我们也会被打上标签。人们喜欢议论别人，比如，在和别人做生意前，我们向其他人打听这个人的品质。我们想对他进行了解，看看他是否能够合作，或者他是否会欺骗自己。闲言碎语可以被用来确定什么是恰当的社会规范和谁将其付诸实践。[7]
有了今天的技术，例如电话、电脑、社交媒体等，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相互关联的社会。现在，你比活在一百年前更有可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遇到十年前曾为你服务的法国服务员。因此，被视作一个给予者比被视作一个索取者更有好处。你不会在做一些不光彩的事之后对自己说：“谁在乎呢？我永远不会再见到那个人。”“六度分割理论”是指仅仅通过六个或更少的人，我们就可以认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有一个坏名声，它将扩散开去。戴尔·卡耐基曾经说过：“有了蜂蜜，你会得到更多的蜜蜂。”而且分享你的世界的蜜蜂将在你的生活中存活很久很久。
这同样适用于商业。如果你在同一行业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就获得了声誉，而且这极大地影响你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欺骗者，过河拆桥，那么好运将远离你。
给予的简介及其在现代历史中的演变
对穴居人而言，选择对另一个穴居人友好并给予将是明智的，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再相遇。但将给予作为生存机制和发展方法是随着社会的兴起和复杂文明的建立才逐渐成为惯例。正如社会进化一样，给予也在进化，从简单到复杂。早期人类会将给予作为和解或获得保护的方式，或作为贸易的一种形式。
马塞尔·莫斯（1872—1950）在写于1954年的著作《礼物：旧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功能》中总结出，在早期社会，给予“满载着权力”。当人们给予时，他们“转变了社会的经济、政治、亲属、法律、神话、宗教、魔法、实际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结构”。[8]
许多早期文化对收到礼物的反应与今天我们的反应有所不同。莫斯的研究显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乌部落不喜欢收到礼物，因为他们觉得收到礼物就必须回礼。[9]“他们拒绝慷慨的给予：礼物的积累，即使是不请自来的，也会意味着地位降低，迫使收礼者接受将来的义务或加入政治联盟，这是他们关于送礼的文化。”[10]莫斯说道。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圈套。
阿乌部落的文化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能一直给予，因为无论我们给予的是时间、金钱、财产，还是微笑，都是费力又累人的。研究显示，在给予的时候，你体内的内啡肽会急剧上升，但当我们意识到已经给予太多时，我们就会停止给予。这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人类。如果我们要将自己100%的收入给予他人，每时每刻都帮助他人，我们肯定会忙碌至死，就算是特蕾莎修女也得先养活自己啊。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说道，纵观历史，给予的方法因其跨地域而各不相同（以丘陵村庄与平原村庄为例）。人们会分享他们的作物或捍卫他们的牲畜，这取决于他们住在哪里。[11]如果你跟邻居毗邻而居，和他们分享平原上的种子和作物，你就更有可能以“友邻的”方式生活，与邻居互相给予和索取。如果你住在苏格兰的山地，你不会如此慷慨地赠送一只羊或任何家畜，因为这将使你的家庭面临饥饿。如果有人偷了另一个人的羊，他会被杀死，这种惩罚会让小偷恐惧，并最终成为合法的处罚。因此，人们给予得更少了，多的是斗争和杀戮。
我们给予的数量和东西取决于我们生活的地方、收入和心情——我们生活的详细情况。即便如此，给予的力量一直并将永远是普遍存在的。莫斯认为赠送礼物为给予者和接受者都戴上了光环，并让他们承认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伴随实际礼物而来的还有一种精神，或者温暖。当礼物送出，温暖之感油然而生，而这种温暖必须及时回馈给予者。如果不将温暖报答给予者，荣耀的光环就会黯淡，接受者也会感觉负债和羞愧。
这温暖不需要是金钱或原始礼物的复制品。如果我选择带你出去吃饭，你可以下次请我吃饭以作回报，或者赞美我、支持我的目标、赞扬我的成就当作对我的回报。父母常常给予孩子很多，虽然他们不期望孩子会报答他们，但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东西，比如信任、忠诚和爱，就是孩子对父母的回报。当我们给予的对象是朋友、陌生人或商人时，一旦我们给予了，我们就认为他们应该回报我们。
看待给予的不同文化态度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国际市场营销教科书[12]中，有一个关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送礼方式的小图标。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大份而昂贵的礼物会很容易被当作贿赂。在阿拉伯世界，你不应该在第一次见面时送别人礼物，也不应该在和他人独处时送礼，这也会被视为行贿——这行为太唐突了——尤其是在商业关系中。礼物应该只送给亲密的朋友。礼物的种类也很重要，而且应该是质量上乘的。黄金和丝绸不应该给予男士，但是香水或古龙水是可以的。你也应该习惯用右手接过礼物，这可以追溯到沙漠没有卫生纸的时候，当人们每天早上“例行公事”时，用左手擦拭，而保持右手干净。
在拉丁美洲，礼物最好不涉及商务，而且只有在建立私人关系之后才送。在中国，礼物应该私下送出，而不是公诸于众。在某些情况下，送单数礼是不恰当的——中国哲学认为，成双成对意味着平衡与和谐[13]。在日本，送礼是商务礼仪的核心。出差和参加会议时带上礼物是很重要的，这样如果别人送你东西，你也可以回礼。尽管送昂贵的礼物是常见的，重点还是给予的行为，而不是礼物本身。时机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应该在探访结束时送礼。就像在中国，送礼要成双成对并私下送出。另外，要双手送出礼物。而在其他许多文化中，如在日本，你在接受礼物前至少应该拒绝一次。
不管涉及到什么习俗，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送礼需要礼尚往来。所以，当你在谈生意时送礼，这有时看起来就像贿赂或腐败，因为你期待得到回报。在商业领域，送礼的行为可以解读为：“这是我给你的礼物。那现在你要怎么回报我？”或“这是送你的手表。现在你就购买我的产品吧。”在许多文化中，这是不道德的。
当有人送你一份贵重的大礼，你会感觉不舒服。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得到了贵重的大礼，你觉得有必要报答，这给你带来了压力。这就像一张无形的信用卡，无论以何种方式，你都需要还清。礼物越贵重，你的负债心理就越强。在北美，许多准女婿不喜欢收到岳父母的大礼，比如一辆汽车或一所房子的首付。他们感觉自己被控制，权力被夺走。给新娘办嫁妆，就是想把钱带到新郎的家。这是许多文化的习俗，尤其是印度，因为这理论上把一对夫妻永远拴在一起，在某些文化看来，这样的永恒是能让人心有敬畏的。
在11世纪的东欧，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他们就会给予准女婿土地，以此让他改姓入赘。[14]这听起来像是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我们不知道这种行为背后的确切原因。无论原因是什么，在今天的西方文化中，嫁妆被视为男方必须资助的额外开销（不一定是金钱的）。这可能让人感觉不适，因为男方也许要偿还学生贷款和积累储蓄。
我们建立这样的风俗以求维持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是在我们祖先积累多年的智慧基础上建立的。在当今中国社会，儿子给父母钱是习以为常的，几乎像零用钱一样。对孩子来说，父母年纪大了，供养他们就成了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在北美，情况正好相反。给父母钱被视为奇怪的自然规律失衡现象。人们认为，祖父母一旦有了钱，就能把孙辈“宠坏”。这样的习俗是基于传统而形成的。通过反复试验，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什么会导致社会秩序失衡，什么能维持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