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但“国学”中也有无须讲派别的，如历史学之类；也有不够讲派别的，则为零碎的学问。现在只把古今学者呶呶争辩不已的，分三类讨论：一、经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三、文学之派别。依顺序先研究经学之派别。
“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的事，《雅》《颂》是讽咏王室的），像歌谣一般的，夹入很少，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周礼》载宫制，《仪礼》载仪注），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太史公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引申他的意思，可以说《春秋》是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易经》却和近代“社会学”一般，一方面考察古来的事迹，得着些原则，拿这些原则，可以推测现在和将来。简单说起来，《春秋》是显明的史，《易经》是蕴着史的精华的。因此可见《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实在周末还不如此，此风乃起于汉时。
今古文之分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遭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今文家乃据汉初传经之士所记述的。
汉初，田何[1]传《易经》，伏生[2]口授《尚书》，齐、鲁、韩三家[3]治《诗经》，高堂生[4]传《礼经》，胡毋生治《公羊》[5]，瑕丘江公治《谷梁》[6]，那时除了《乐经》以外，“五经”都已完备。后来《易》分四家，《诗》《书》各分三家，《礼》分二家，《公羊》分二家。汉室设学官，立十四博士（《谷梁》不在内），即以上十四家。十四博士在汉初还没十分确定，在西汉末年才确定下来。
今文家所讲的，虽非完全类乎宗教，但大部分是倾向在这一面的。《易》四家中，施和梁丘二家，我们已不能见，且莫论他。京氏[7]治《易》，专重卜筮，传至汉末虞翻，则更多阴阳卜筮之说。《尚书》三家中欧阳也不可考，大、小夏侯[8]则欢喜讲《洪范》五行之说[9]，近于宗教。汉人治《尚书》，似乎最欢喜《洪范篇》。《诗经》三家中，申公所说，没甚可怪。《韩诗外传》（《内传》已失）也没甚可怪的地方，唯翼奉[10]治诗，却拿十干十二支比附[11]《诗经》了。高堂生的《仪礼》，已不可知，大、小戴中（现在所谓二戴，非汉时的大、小戴），也不少离奇的话。《公羊》的记载，虽和事实相差很远，还没什么可怪，但治《公羊》的今文家，却奇怪极了。胡毋生的学说，我们已不能见，即颜、严二家[12]的主张也无从考出，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13]，却多怪话。汉末何休[14]注《公羊》，不从颜、严二家之说，自以为是胡毋生嫡派，他的怪话最多，照他说来，直是孔子预知汉室将兴而作《春秋》，简直是为汉预制宪法，所以那时有“《春秋》为汉制法”的话。孔子无论是否为预言家，孔子何至和汉家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
汉代学者以为古代既有“经”必有“纬”，于是托古作制，造出许多“纬”来，同时更造“谶”。当时“纬书”种类繁多，现在可查考的只有《易纬》八种。明孙瑴《古微书》[15]中辑有纬书很多。《易纬》所讲的是时令节气，仅如《月令》[16]之类；《春秋纬》载孔子著《春秋》《孝经》告成，跪告天，天生彩云，下赐一玉等话，便和耶稣《创世记》相类了。“谶”是《河图》[17]一类的书，专讲神怪，说能先知未来，更近于宗教了。纬书西汉末年才出现，大概今文学家弟子迎合当时嗜好推衍出来的。
《仪礼》（当时称为《士礼》），在古文今文，只为文字上的差别。《周礼》在汉初不以为经典，东汉始有杜子春[18]和二郑[19]替彼注释。此外，今古文便各自为别了。
今古文的区别，本来只在文字版本上。因为《六经》遭秦火，秦代遗老就所能记忆的，用当代语言记出，称为今文；后来从山崖屋壁发见古时原本，称为古文，也不过像近代今版古版的分别罢了。但今文所记忆，和古文所发现的篇幅的多少，已有不同；今文家所主张和古文家所说，根本上又有不同；因此分道扬镳。古文家异于今文家之点，在下文细说：
一、《易》以费氏[20]为古文家，是刘向[21]定的。因为刘向校书时，就各家《易经》文字上看，只有费氏相同，所以推为古文家。以《易》而论，今古文也还只文字上的不同。
二、鲁恭王发孔壁得《尚书》[22]，《尚书》的篇数就发生问题。据《书传》（太史公曰：“《书传》《礼记》自孔氏。”可见孔安国家藏《书传》，确自孔壁得来）称《书序》有百篇，而据伏生所传只有二十九篇（可分为三十四篇），壁中所得却有四十六篇（可分为五十八篇），相差已十七篇。并且《书传》所载和今文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孟子是当时善治《诗》《书》的学者，他所引的“葛伯求饷”“象日以杀舜为事”等，在今文确是没有的，可见事实上又不同了。
三、《诗》因叶韵[23]易于记忆，当时并未失传，本无今古文之分。毛氏所传诗三百十一篇，比三家所传多笙诗六篇，而所谓笙诗也只有名没有内容的。《毛诗》所以列于古文，是立说不同。他的立说，关于事实和《左传》相同，关于典章制度和《周礼》相同，关于训诂又和《尔雅》同的。
四、郑康成[24]注《仪礼》，并存古今文。大概高堂生传十七篇和古文无大出入。孔壁得《礼》五十六篇，比高堂生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和今文中有大不同之点：今文治《礼》，是“推士礼致于天子”，全属臆测的；此三十九篇却载士以上的礼很多。二戴的主张，原不可考，但晋人贺循[25]引《礼》，是我们可据以为张本[26]的。
五、“左氏多古文古言”，《汉书·艺文志》说：《左氏传》是张苍[27]所献。贾谊[28]事张苍，习《左氏传》，所以《贾谊新书》[29]引《左氏传》的地方很多。《左氏传》的事实，和《公羊》多不相同。《谷梁》中事实较《公羊》确实一些，也和《左氏》有出入。至经文本无不同，但《公羊》《谷梁》是十一篇，《左氏》有十二篇，因《公》《谷》是附闵于庄[30]的。闵公只有三年，附于庄公，原无大异，但何休解《公羊》，却说出一番理由来，以为“孝子三年无改于父道”，故此附闵于庄了。
六、《周礼》，汉时河间献王[31]向民间抄来，马融[32]说是“出自山崖屋壁”的。这书在战国时已和诸侯王的政策不对，差不多被毁弃掉，所以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33]《荀子》[34]中和《周礼》相合的地方很多，或者他曾见过。孟子实未见过《周礼》，西汉人亦未见过。《礼记·王制篇》也和《周礼》不同。孟子答北宫锜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却说是“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王制》讲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古代王畿千里，几和现在江苏一般大小，这一百二十个官员，恐怕不够吧！《周礼》称有三百六十官，此三百六十官亦为官名而非官缺，一官实不止一人，如就府吏胥徒合计，当时固有五万余员。
又有在汉时称为传记的，就是《论语》和《孝经》[35]二书。《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古论》是出自孔氏壁中的。何晏[36]治《论语》参取三家，不能分为古今文。不过王充《论衡》称《论语》之《古论》有百多篇，文字也难解，删繁节要也有三十篇，而何晏说：“《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等，凡二十二篇；《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凡二十一篇。”篇数上又有出入。《汉书·艺文志》，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曾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孝经》，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出自孔壁，汉代治《孝经》的已无可考，我们所见的是唐玄宗的注释。又有《论语谶》《孝经谶》二书，怪语很多，可存而不论。
宋代所称“十三经”，是合《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说的。这只是将诸书汇刻，本无什么深义，后人遂称为“十三经”了。《汉书·艺文志》扩充“六艺”为九种，除《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六艺”外，是并《论语》《孝经》《小学》在内的。
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的相信古文。在汉代没曾立学官的，三国也都列入学官，因此今文家衰，古文家代兴。
三国时古文家的色采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
《诗》，汉用三家，三国时尚毛。
《春秋》，汉用《公羊》，三国时尚《左氏》。
《易》，汉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三国只崇尚郑康成和王弼[37]的学说。
《仪礼》，没有大变更。
《周礼》，汉不列学官，三国列入学官。
学者习尚既变，在三国魏晋之间，所有古文家学说都有人研究；就是从前用今文家的，到此时也改用古文学了。
南北之分
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38]（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39]，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杜预《春秋释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东晋时梅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
《毛诗》，南北无十分异同。
《左传》，北尊服虔，南尊杜预。
《尚书》，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40]、贾公彦[41]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谷梁》（《公羊》用何休，《谷梁》用范宁），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学”“北学”之分[42]，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唐代轻学校而重科举，取士用“明经”“进士”二科（明经科讨论经典，进士科策论应试），学者对于孔氏的学说不许违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汉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贾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
《仪礼·丧服》是当时所实用的，从汉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说也非贾《疏》所能包。这是特例。
宋学与汉学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时之旧。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诗赋以经命名的，也不许抵触孔、贾的主张。当时有人作“当仁不让于师赋”，将“师”训作“众”，就落第了。邢昺[43]作《论语》《孝经》疏，拘守孔、贾所已引用的，已是简陋，那些追随他们的后尘的，更是陋极。宋代改“明经科”为“学究科”，这“学究”两字是他们无上的诨号。
在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环境之下，时势所趋，不能不有大变动，因此宋代学者的主张就和以前趋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帜的人，首推孙复[44]。他山居读书，治《春秋》以为三传都不可靠。这种主张，在唐人已有赵匡[45]、啖助[46]创议于先，孙不过推衍成之。继孙复而起，是欧阳修，他改窜《诗经》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辞》非出自孔氏，立说之中很多荒谬，因为他本是文人，非能说经的。同时有刘敞（字原甫）[47]说经颇多，著有《七经小记》，原本今虽不存，但从别书考见他的主张，虽和注疏背驰，却不是妄想臆测。神宗时王安石[48]治经，著有《三经新义》，当时以为狂妄。原书已难考见，但从集中所引用的看来，也不见得比欧阳修更荒谬，想是宋人对于王安石行为上生怨恶，因此嫌弃他的学说。王的学说，传至弟子吕惠卿[49]辈，真是荒谬绝伦，后来黄氏（宋人黄朝英）有《缃素杂记》[50]，把《诗经》看作男女引诱的谈论，和《诗经》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
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51]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朱氏治经，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经，但是功不能掩过。现且分别指明：
一、《易经》本为十二篇，郑、王合彖辞[52]于经，已非本来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陈抟的《河图》《洛书》并入《易经》——《河图》《洛书》由陈抟传至邵康节[53]，再传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经》。有清王懋竑[54]为朱文公强辩，谓《河图》《洛书》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无谓了。因为朱文公对于道士炼丹之术，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参同契》（汉时道家书）作注释，在书上署名“空同道士邹炘”，“邹”“朱”双声，“炘”“熹”通训，他的本名已隐在里面了。这是他的过。分《易》是还原，为功很小；增《河图》《洛书》是益迷信，过很大。可以说是功不掩过。
二、朱文公从文章上，怀疑《伪古文尚书》开后人考据的端续，是他的功；他怀疑《书序》（今文所无、古文所有）也是伪托，他的弟子蔡沈[55]作《集传》，就不信《书序》，是他的过。这可说是功过相当。
三、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离骚》以美人香草比拟，也同此意。朱文公对于《诗序》（唐时《本事诗》相类）解诗指为国事而作，很不满意，他径以为是男女酬答之诗，这是不可掩的过。当时陈傅良[56]反对朱文公，有“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行淫之具”等语（不见于今《诗传》，想已删去）。清人亦有指斥朱文公释《丘中有麻》诗为女人含妒意为不通者。
与朱文公同时有吕东莱[57]，治毛诗很精当，却不为时人所重。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二代中，经学无足观，士子受拘束也达极点，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动。
清初，毛奇龄（号西河）首出反对朱子的主张。毛为文人，于经没彻底的研究，学说颇近王阳明。他驳斥朱子的地方固精当，他自己的主张，和朱子一般荒谬。朱子注《四子书》，也有援引原注的，毛也一并指斥无余了。继起为胡渭（朏明）[58]，他精研地理，讲《禹贡》甚精当，对于《河图》《洛书》有重大的抨击。在那时双方各无所根据，凭主观立论，都不能立在不败之地，汉学便应运而起。
阎若璩[59]力攻古代书籍已和汉学接近，不过对于朱子，不十分叛离，有许多地方仍援用朱说的。后江慎修[60]出，对于音韵有研究，也倾向到汉学，但未揭明汉学的旗帜。
揭汉学旗帜的首推惠栋（定宇）[61]（苏州学派），他的父亲惠士奇[62]著《礼说》《春秋说》已开其端，定宇更推扬之，汉学以定。他所谓汉学，是摈斥汉以下诸说而言。惠偏取北学，著有《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书，以《周易述》得名。后惠而起有戴震（东原）[63]，他本是江永的弟子，和惠氏的学说不十分相同，他著有《诗经小传》等书，不甚卓异。
就惠、戴本身学问论，戴不如惠，但惠氏不再传而奄息，戴的弟子在清代放极大异彩，这也有二种原因：
甲、惠氏墨守汉人学说，不能让学者自由探求，留发展余地。戴氏从音韵上辟出新途径，发明“以声音合文字，以文字考训话”的法则。手段已有高下。
乙、惠氏揭汉学的旗帜，所探求的只是汉学。戴氏并非自命为汉学，叫人从汉学上去求新的发现，态度上也大有不同。
戴氏的四弟子，成就都很多，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他的弟子已是摈除净尽了。今将其四弟子分别说明如下：
一、孔广森讲音韵极精，著有《诗声类》一书。
二、任大椿著有《弁服释例》一书，很确实的。
三、段玉裁[64]以《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闻名。
四、王念孙本非戴的传经学生，戴在王家教授时，只不过教授些时文八股。王后来自有研究，所发明的比上列三家较多，《广雅疏证》一书，很为学者所重。
上列四家，孔、任尚近汉学，段已和汉学不同，王才高学精，用汉学以推翻汉学，诚如孟子所谓“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于是杀羿”[65]了。
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66]，引用汉代训诂，善于调换，于诸说中采其可通者，于是佶屈聱牙的古书，一变而为普通人所能懂得了。历来研究经学的，对于名词、动词有人研究；关于助词，都不知讨论。王氏父子著《经传释词》，于古书助词之用法列举无遗，实于我们研究上有莫大的便利，如《孟子》中“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二句，本不易解，王氏训“乎尔”为“于此”“于彼”，便豁然可悟了。我以我们不看《经传释词》，也算是虚词不通。
上列二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厥后[67]崛起的为常州派，是今文学家。
今古文的复归与衰亡
“常州派”自庄存与[68]崛起，他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承继他的学说。庄氏治《公羊》，却信东晋《古文尚书》，并习《周礼》。刘氏亦讲《公羊》，却有意弄奇，康有为的离奇主张，是从他的主张演绎出来的，但他一方面又信《书序》。这两人不能说纯粹的今文学家。朱氏[69]以《公羊》治《论语》，极为离奇，“孔教”的促成，是由他们这一班人的。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闿运、寥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
今文学家既衰，古文学家又起。孙诒让[70]是一代大宗，《周礼正义》一书，颇为学者所重。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永、惠士奇（作《礼说》）、金榜（著《礼笺》）、金鹗（作《求古录》）、黄以周（著《礼书通古》）等人，但和他终有上下床之别。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吧。
[1]田何：西汉今文易学的开创者，田氏易学派创始人。字子庄（一作装），号杜田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专治《周易》。西汉立为博士的今文易学，都出于他的传授。西汉经学大使。
[2]伏生：即伏胜，西汉经学家，济南（今山东章丘）人。专治《尚书》，是西汉今文《尚书》最早的讲授者。
[3]齐、鲁、韩三家：分别指齐国辕固，鲁国申公以及韩国韩婴。辕固，又名辕固生，今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人，是西汉《诗》学四大流派之一《齐诗》的创始人。申公，名培，《史记·儒林列传》称“申培公”，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西汉经学大师、今文诗学“鲁诗学”开创者，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重要贡献。韩婴，尊称为“韩生”，燕（郡治在今北京市）人，西汉前期儒家学者，经学家，西汉今文《诗》学中“韩诗学”之开创者，与世称“韩诗”，与辕固生的“齐诗”、申培的“鲁诗”并称“三家诗”。
[4]高堂生：生卒年不详，复姓高堂，名伯。西汉鲁（山东新泰龙廷）人，专治古代礼制。《礼》经秦火，而书不传。汉兴，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本《仪礼》，为当时今文礼学最早传授者。
[5]《公羊》：即《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生卒年不详。临淄人，名生，字子都，西汉时经学家。和临淄人公羊寿、赵人董仲舒，把公羊高口头流传下来的《公羊传》，刻于竹帛，使得籍文字记载，广为流传。
[6]《谷梁》：是《毂梁春秋》《春秋毂梁传》的简称，又作《谷梁传》。《春秋毂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瑕丘江公，亦称江公，姓江，名不详，因是瑕丘（今山东滋阳）人，故人称“瑕丘江公”，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汉儒家学者、经学家、《春秋》“谷梁学”家。
[7]京氏：即京房（前77～前37），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他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是《易》学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京房的《易》学得之于焦延寿。焦延寿讲《易》，喜推灾异，以自然灾害解释卦象，推衍人事。京房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
[8]大、小夏侯：大夏侯即西汉经学家夏侯胜，生卒年不详，字长公，宁阳侯国（今山东宁阳）人，西汉朝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小夏侯即夏侯健，生卒年不详，字长卿，夏侯胜之长子，宁阳侯国（今山东宁阳）人，西汉朝今文尚书学“小夏侯学”的开创者。
[9]《洪范》五行之说：《洪范》出自《尚书》。“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即统治大法。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今人或认为系战国后期儒者所作，或认为作于春秋。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
[10]翼奉：西汉经学家，字少君，东海下邳（今睢宁西北）人。
[11]比附：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强相比。
[12]颜、严二家：即颜安乐与严彭祖，同学于眭孟习《春秋公羊传》，其后有《春秋公羊传》严氏学及颜氏学。颜安乐，字公孙，西汉今文春秋学“颜氏学”的开创者，鲁国薛（今山东薛城）人。严彭祖，字公子，西汉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县）人。
[13]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14]何休（129～182）：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滋阳）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又注《孝经》《论语》等。另作《春秋汉议》13卷，以春秋大义，驳正汉朝政事600多条，“妙得公羊本意”。
[15]孙瑴（1585～1643），字子双，又称双甫，自号贲居士，湖南华容人。著有《古微书》四种：一删微、二阙微、三焚微、四线微。《删微》即今天所说的《古微书》。《删微》辑有十种纬书，依次为《尚书纬》《春秋纬》《易纬》《礼纬》《乐纬》《诗纬》《论语纬》《孝经纬》《河图纬》《洛书纬》。
[16]《月令》：上古时期的一种文章体裁。按照一个12个月的时令，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并将它们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
[17]河图：中国古代文明图案，传说中伏羲通过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的观察，画出的“八卦”，而龙马身上的图案就叫作“河图”。
[18]杜子春（约前30～约58）：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西汉末向经学家刘歆学习《周礼》。
[19]二郑：即郑众与郑玄。两人皆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
[20]费氏：即费直，生卒年不详。字长翁，东莱（郡治今莱州市）人，西汉古文易学“费氏学”的开创者。
[21]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22]鲁恭王：即刘余。鲁恭王好治宫室，传说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忽然听到天上似有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结果于宅壁中发现了古文经传。
[23]叶（xié）韵：一作“谐韵”“协韵”。诗韵术语。一首诗中，有些韵字如读本音，便与同诗其他韵脚不和，须改读某音，以协调声韵，故称。
[24]郑康成：即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25]贺循（260～319）：字彦先，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
[26]张本：原由，依据。
[27]张苍（前256～前152）：阳武县（今河南原阳县）富宁集乡张大夫寨村人。战国末期曾在荀子的门下学习，与李斯、韩非等人是同门师兄弟。刘向《别录》中有：“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28]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时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由于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生、贾长沙。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29]《贾谊新书》：贾谊文著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
[30]附闵于庄：庄，即鲁庄公（前706～前662），即鲁同，为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是鲁国第十六任君主，在位32年（前693～前662）。闵，即鲁闵公，为鲁庄公之子，在位两年（前662～前661）。
[31]河间献王：即刘德（前171～前130），西汉藏书家，汉景帝刘启第三子，谥献，故称河间献王。
[32]马融（79～166）：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尤长于古文经学。
[33]“其详”三句：出自《孟子·万章下》：“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34]《荀子》：战国末年荀况著。该书旨在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况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荀况，即荀子（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
[35]《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
[36]何晏（约193～249）：中国三国时玄学家。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
[37]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时代曹魏山阳郡（今山东济宁、鱼台、金乡一带）人，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为《道德经》与《易经》撰写注解。在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之前，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
[38]服虔：生卒年不详，东汉经学家。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更名虔，河南荥阳东北人。少年清苦励志，尝入太学受业，举孝廉，官至尚书侍郎、高平令，中平末，迁九江太守，因故免官，遭世乱，病卒。
[39]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耽思经籍，博学多通，多有建树，被誉为“杜武库”。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及《春秋释例》等。
[40]孔颖达（574～648）：唐朝经学家，字冲远（一作冲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其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对中国经学的总结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41]贾公彦（生卒年不详）：唐朝儒家学者、经学家、《三礼》学专家，唐州永年（今河北邯郸东北）人，撰有《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
[42]“南学”：即南北朝时南朝的经学。承魏晋学风，兼采众说，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又受佛教影响，是宋代理学的渊源。“北学”：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学风保守，撰述亦少。
[43]刑昺（932～1011）：字叔明，北宋学者、教育家。所撰《论语正义》，讨论心性命理，为后来理学家所采纳。
[44]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北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因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又与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北宋理学的先导人物。
[45]赵匡：生卒年不详，唐经学家，字伯循，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人。赵匡师从啖助，曾补订啖助所撰《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认为《春秋》文字隐晦，不易明了，于是举例阐释，发挥“微言”。此外，他还怀疑《春秋》经文有缺误，开宋代学者怀疑经传的风气。
[46]啖助（724～770）：字叔佐，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迁居关中。唐代儒家学者、经学家。
[47]刘敞（1019～1068）：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金石学家。字原父，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今江西樟树市黄土岗镇）人。与其弟刘攽合称为北宋二刘，著有《公是集》。
[48]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49]吕惠卿：字吉甫，泉州晋江人，北宋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50]黄朝英：宋人，字士俊，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称述王安石学说，有《靖康缃素杂记》十卷传世。
[51]朱文公：即朱熹。
[52]彖（tuàn）辞：《易经》的专用术语“彖辞”即指“总括之辞”“小结”，即小结一卦之辞。彖，包边、包括；总括。
[53]邵康节：即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创“先天学”，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54]王懋竑（1668～1741）：字予中（一作与中），号白田，江苏宝应人。
[55]蔡沈（1167～1230）：一名蔡沉，南宋学者。字仲默，号九峰，南宋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蔡元定次子，少从朱熹游，后隠居九峰山下，注《尚书》，撰《书集传》。
[56]陈傅良（1137～1203）：南宋著名学者。字君举，号止斋，人称止斋先生。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为学主“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与同时期的学者陈亮近似，世称“二陈”，名列《宋史·儒林传》。
[57]吕东莱（1137～1181）：字伯恭，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婺学”，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学派之一。
[58]胡渭（1633～1714）：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又撰《禹贡锥指》，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59]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60]江慎修：即江永（1681～1762），清代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皖派经学创始人。字慎修，又字慎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江湾镇）人。戴震、程瑶田、金榜等皆其弟子。
[61]惠栋（1697～1758）：清代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祖周惕，父士奇，皆治《易》学，三世传经，赞为一代佳话。其学沿顾炎武，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尤精于汉代《易》学。
[62]惠士奇（1671～1741）：清经学家，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传父惠周惕之学，撰《易说》《礼说》《春秋说》。搜集汉儒经说，征引古代史料，加以解释，方法较宋儒为缜密，但较拘泥。
[63]戴震（1724～1777）：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64]段玉裁（1735～1815）：中国清代文字训诂家、经学家。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
[65]“逢蒙”三句：出自《孟子·离娄下》。
[66]《经义述闻》：是一部从经学、小学和校刊学角度研究《周易》《尚书》《诗经》等中国古代经典的著作。
[67]厥后：从那以后。“厥”可作代词，意思是“那个”。
[68]庄存与（1719～1788）：清代著名经学家、学者、教育家、常州学派的开创者。
[69]朱氏：疑当为宋氏，即宋翔凤（1779～1860）。
[70]孙诒让（1848～1908）：清末经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