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1]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作两部研究：
甲、国学的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乙、治国学的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二、通小学
三、明地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五、辨文学应用
国学的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2]《淮南子》[3]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4]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诗经》[5]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6]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7]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
《史记·高帝本纪》[8]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9]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作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贡》[10]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11]，择其言尤雅驯[12]者，可见他述得确实。我们再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13]，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例，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作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亟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14]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15]“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16]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的。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17]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
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纪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18]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19]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20]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吗？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21]，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22]曾疑更始[23]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子一般，这样愚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24]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25]，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26]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27]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28]，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辑《太平广记》[29]之类，这与《聊斋志异》[30]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绝与小说、传奇不同。
治国学的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
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31]，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32]所假造。这假造的《尚书》，宋代朱熹已经怀疑他，但没曾寻出确证，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却已雾迷了一千多年。经中尚有为明代人所伪托，如《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33]手。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34]《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孙奭《孟子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35]。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伪，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则全不足信。
（一）《吴子》[36]。此书中所载器具，多非当时所有，想是六朝产品，但从前科举时代把它当作“武经”，可见受骗已久。
（二）《文子》[37]。《淮南子》为西汉时作品，而《文子》里面大部分抄自《淮南子》，可见本书系属伪托，已有人证明他是两晋六朝人作的。
（三）《列子》[38]。信《列子》的人很多，这也因本书作得不坏，很可动人的缘故。须知列子这个人虽见于《史记·老庄列传》中，但书中所讲，多取材于佛经，佛教在东汉时始入中国，哪能在前说到？我们用时代证它，已可水落石出。并且《列子》这书，汉人从未有引用一句，这也是一个明证。造《列子》的也是晋人。
（四）《关尹子》[39]。这书无足论。
（五）《孔丛子》[40]。这部书是三国时王肃[41]所造。《孔子家语》一书也是他所造。
（六）《黄石公三略》[42]。唐人所造。又《太公阴符经》[43]一书，出现在《黄石公三略》之后，系唐人李筌[44]所造。
经、史、子三部中的伪书很多，以上不过举个大略。此外，更有原书是真而后人掺加一部分进去的，这却不能疑它是假。《四子书》[45]中有已被掺入的；《史记》中也有，如《史记》中曾说及扬雄，扬在太史公以后，显系后人加入，但不能因此便疑《史记》是伪书。
总之，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但反过来看，因为极少部分的假，就怀疑全部分，也是要使我们徬徨无所归宿的。如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的，都被王莽、刘歆[46]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
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
二、通小学
韩昌黎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作文章尚须略通小学，可见在现在研究古书，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小学在古时，原不过是小学生识字的书，但到了现代，虽研究到六七十岁，还有不能尽通的。何以古易今难至于如此呢？这全是因古今语言变迁的缘故。现在的小学，是可以专门研究的，但我所说的“通小学”，却和专门研究不同，因为一方面要研究国学，所以只能略通大概了。
《尚书》中《盘庚》《洛诰》[47]，在当时不过一种告示，现在我们读了，觉得“佶屈聱牙”，这也是因我们没懂当时的白话，所以如此。《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话。古书原都用当时的白话，但我们读《尚书》，觉得格外难懂，这或因《盘庚》《洛诰》等都是一方的土话，如殷朝建都在黄河以北，周朝建都在陕西，用的都是河北[48]的土话，所以比较地不能明白。《汉书·艺文志》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这因《尔雅》是诠释当时土话的书，所以《尚书》中有难解的地方，看了《尔雅》就可明白。
总之，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宋以后的文章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了。
研究小学有三法：
一、通音韵。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这大概和现在的人写别字一样。凡写别字都是同音的，不过古人写惯了的别字，现在不叫他写别字罢了。但古时同音的字，现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难明白。我们研究古书，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转讹，先要明白古时代的音韵。
二、明训诂。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申某义转为他义。可见古义较狭而少，后义较广而繁。我们如不明白古时的训诂，误以后义附会古义，就要弄错了。
三、辨形体。近体字中相像的，在篆文未必相像，所以我们要明古书某字的本形，以求古书某字的某义。
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书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如能把《说文》[49]《尔雅》《音韵学》都有明确的观念，那么，研究国学就不至犯那“意误”“音误”“形误”等弊病了。
宋朱熹一生研究《五经》《四子》诸书，连寝食都不离，可是纠缠一世，仍弄不明白。实在他在小学没有功夫，所以如此。清代毛西河（奇龄）[50]事事和朱子反对，但他也不从小学下手，所以反对的论调，也都错了。可见通小学对于研究国学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了。清代小学一门，大放异彩，他们所发现的新境域，着实不少！
三国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们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须借助于小学。唐代文家如韩昌黎、柳子厚[51]的文章，虽是明白晓畅，却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说，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学。
桐城派[52]也懂得小学，但比较的少用工夫，所以他们对于古书中不能明白的宇，便不引用，这是消极地免除笑柄的办法，事实上总行不去。
哲学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学，但必专凭自我的观察，由观察而发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绝缘，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比如朱文公研究理学（宋之理学即哲学），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便召非议。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训为“来”，“来”可训为“至”，“至”可训为“极”，“极”可训为“穷”，就把“格物”训为“穷物”。可是训“格”为“来”是有理，辗转训“格”为“穷”，就是笑话了。又释“敬”为“主一无适”之谓（这原是程子说的），他的意思是把“适”训作“至”，不知古时“适”与“敌”通，《淮南子》中的主“无适”，所谓“无适”实是“无敌”之谓，“无适”乃“无敌对”的意义，所以说是“主一”。
所以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
三、明地理
近顷所谓“地理”，包含地质、地文、地志三项，原须专门研究的。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做别几种（史、经）的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所需要的也只是地志，且把地志讲一讲。
地志可分两项：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脉络之类。山自古至今，没曾变更。大川若黄河，虽有多次变更，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关于天然的，比较地容易研究。人为的就是郡县建置之类。古来封建制度至秦改为郡县制度，已是变迁极大。数千年来，一变再变，也不知经过多少更张。那秦汉时代所置的郡，现在还能大略考出，所置的县就有些模糊了；战国时各国的地界，也还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国战争的地点和后来楚汉战争的地点，却也很不明白了。所以，人为的比较地难以研究。
历来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时有《水道提纲》[53]一书。书中讲山的地方甚少，关于水道，到现在也变更了许多，不过大致是对的。在《水道提纲》以前，原有《水经注》[54]一书，这书是北魏人所著，事实上已用不着，只文采丰富，可当古董看罢了。研究人为的，有《读史方舆纪要》和《乾隆府厅州县志》[55]。民国代兴，废府留县，新置的县也不少，因此更大有出入。在《方舆纪要》和《府厅州县志》以前，唐人有《元和郡县志》，也是研究人为的，只是欠分明。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李申耆五种》，其中却有直接明了的记载，我们应该看的。
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为对于地理没有明白的观念，看古书就有许多不能懂。譬如看到春秋战国的战争和楚汉战争，史书上已载明谁胜谁败，但所以胜所以败的原因，关于形势的很多，就和地理有关了。
二十四史中，古史倒还可以明白，最难研究的，要推《南北史》和《元史》[56]。东晋以后，五胡闯入内地，北方的人士，多数南迁。他们数千人所住的地，就侨置[57]一州，侨置的地方，大都在现在镇江左近[58]，因此有南通州、南青州、南冀州的地名产生。我们研究《南史》，对于侨置的地名，实在容易混错。元人灭宋，统一中国，在二十四史就有《元史》的位置。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广，关于西伯利亚和欧洲东部的地志，《元史》也有阑入[59]，因此使我们读者发生困难。关于《元史》地志有《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因著者博征海外，故大致不错。
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普通要发生三种谬误。南北朝时南北很隔绝，北魏人著《水经注》，对于北方地势，还能正确，记述南方的地志，就错误很多。南宋时对于北方大都模糊，所以福建人郑樵所著《通志》[60]，也错得很多。——这是臆测的谬误。中国土地辽阔，地名相同的很多，有人就因此纠缠不清。——这是纠缠的错误。古书中称某地和某地相近，往往考诸实际，相距却是甚远。例如：诸葛亮五月渡泸一事，是大家普通知道的，泸水就是现今金沙江，诸葛亮所渡的地，就是现在四川宁远。后人因为唐代曾在四川置泸州，大家就以为诸葛亮五月渡泸是在此地，其实相去千里，岂非大错吗？——这是意会的错误。至于河阴、河阳当在黄河南北，但水道已改，地名还是仍旧，也容易舛错的。
我在上节曾讲过“通小学”，现在又讲到“明地理”，本来还有“典章制度”也是应该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已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我们看哪一朝史知道哪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够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如若不明白这变迁的理，要产生两种谬误的观念。
一、道学先生看作道德是永久不变，把古人的道德，比作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
二、近代矫枉过正的青年，以为古代的道德是野蛮道德。
原来道德可分二部分；普通伦理和社会道德；前者是不变的，后者是随着环境变更的。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古今人情的变迁，有许多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封建时代的道德，是近于贵族的；郡县时代的道德，是近于平民的；这是比较而说的。《大学》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61]一语，《传》第九章里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语，这明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且看唐太宗的历史，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这岂不是把《大学》的话根本打破吗？要知古代的家和后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并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等人，差不多和小国一样，所以孟子说“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在那种制度县之下，《大学》里的话自然不错，那不能治理一县的人，自然不能治理一省了。
第二，古代对于保家的人，不管他是否尸位素餐[62]，都很恭维。史家论事，对于那人因为犯事而灭家，不问他所做的是否正当，都没有一句褒奖。《左传》[63]里已是如此，后来《史》《汉》也是如此。晁错创议灭七国，对于汉确是尽忠，但因此夷三族，就使史家对他生怪了。大概古代爱家和现代爱国的概念一样，那亡家也和亡国—样，所以保家是大家同情的。这种观念，到汉末已稍稍衰落，六朝又复盛了。
第三，贵族制度和现在上司[64]差不多，只比较地文明一些。凡在王家的人，和王的本身一样看待。他的兄弟在王去位[65]的时代都有承袭的权利。我们看《尚书》到周公[66]代成王摄政，觉得很可怪。他在摄政时代，也俨然称王。在《康诰》[67]里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这王明是指周公。后来成王年长亲政，他又可以把王号取消。《春秋》记隐公、桓公的事[68]，也是如此。这种摄政可称王，退位可取消的情形，到后世便不行。后世原也有兄代弟位的，如明英宗被掳、景泰帝代行政事等。但代权几年，却不许称王；既称王；却不许取消的。宋人解释《尚书》，对于这些没有注意到，所以强为解释，反而愈释愈使人不能解了。
第四，古代大夫的家臣，和天子的诸侯一样，凡是家臣对于主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种制度，西汉已是衰落一些，东汉又复兴盛起来。功曹、别驾都是州郡的属官，这种属官，既要奔丧，还要服丧三年，俨有君臣之分。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他们虽未称王，但他属下的官对于他都是皇帝一般看待的。
第五，丁忧[69]去官一件事在汉末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陶渊明诗有说及奔妹丧的，潘安仁《悼亡诗》[70]也有说及奔丧的，可见丁忧的风在那时很盛。唐时此风渐息，到明代把它定在律令，除了父母丧不必去官。
总之，道德本无所谓是非，在那种环境里产生适应的道德，在那时如此便够了。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
五、辨文学应用
文学的派别很多，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71]一书，已明白罗列，关于这项，将来再仔细讨论，现在只把不能更改的文体讲一讲。
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历来两派的争执很激烈：自从韩退之[72]崛起，推翻骈体，后来散体的声势很大。宋人就把古代经典都是散体，何必用骈体做宣扬的旗帜。清代阮芸台（阮元）[73]起而推倒散体，抬出孔老夫子来，说孔子在《易经》[74]里所著的《文言》《系辞》，都是骈体的。实在这种争执，都是无谓的。
依我看来，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礼》[75]用骈体，《仪礼》[76]却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经》用骈，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实在，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凡列举纲目的以用骈为醒目。譬如我讲演“国学”，列举各项子目，也便是骈体。秦汉以后，若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的骈文，了然可明白。他们用以序叙繁杂的事，的确是不错。后来诏诰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间，有《龙筋凤髄判》），这真是太无谓了。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何必称作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韵，可达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它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77]，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韵的缘故。
白话记述，古时素来有的，《尚书》的诏诰全是当时的白话，汉代的手诏，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尚书·顾命篇》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一语，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江声）[78]始说明多一肄字，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汉书》记周昌[79]“臣期期不奉诏”“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语，两“期期”字也是直写周昌口吃。但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语录”皆白话体，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陆亦皆有语录，但二程为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陆象山（九渊）江西人，如果各传真相，应所纪各异，何以语录皆同一体例呢？我尝说，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80]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
[1]《通鉴》：即《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与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2]《山海经》：中国先秦最古老的奇书，作者不详，但是现代学者均认为其并非成书于一时，也并非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山海经》传世版共18卷，其中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其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
[3]《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在他主持下编写的。全书内容庞杂，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刘安（前179～前122），西汉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刘邦之孙，刘长之子，淮南王，都寿春。
[4]《论衡》：由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所著，是一部宣传无神论的檄文，是一部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元气自然论。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王充一生的著作有《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和《养性》，但大都已散佚，只有《论衡》一书得以流传。
[5]《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前1100年）到春秋中叶（前600年），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诗经》在先秦叫作《诗》，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将其奉为经典，并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6]《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最早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者不详。《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
[7]毛公：即“大毛公”毛亨，生平不详。一说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河间（今河北河间、献县）人。“毛诗”的开创者，《毛诗》即为《诗经》的《毛传》。“履帝武敏”出自《诗·大雅·生民》第一章。《毛传》中有云：“履，戏也。帝，高辛氏之帝也。”帝喾高辛氏政权，姜姓，中国氏族联盟时代的第九个称帝的政权，形成于少昊金天氏政权时期，兴起于中国西部的陕甘地区。
[8]《史记·高帝本纪》：出自《史记》。《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年的历史，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约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9]《尧典》：《尚书》开篇之作，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记载了唐尧的功德、言行，是研究上古帝王唐尧的重要资料。
[10]《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此以《禹贡》命名。
[11]《五帝本纪》：《史记》的开篇，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远古初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
[12]雅驯：典雅纯正，文雅不俗。
[13]《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简称《纪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官吏所作。其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历史，对研究先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穆天子传》：又名《周穆王游行记》，是西周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作者不详。
[14]“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出自《老子·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15]味：体味，品味。
[16]《礼记》：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该书是由西汉的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的，全书共49篇。又叫《小戴礼记》，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
[17]九流十家：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最初是由西汉学者刘歆于《七略·诸子略》中提出。十家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十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不算，称为九流。
[18]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两人先后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论语·公冶长》：“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19]许由、务光：传说中的高士。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就隐居箕山中。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
[20]夏侯婴、周勃、灌婴：皆为刘邦手下大将，均有多次战功。
[21]商山四皓：秦朝的四位博士，分别为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为避秦乱而隐居商山。高祖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不至。后刘邦宠幸戚夫人，打算另立太子，可是，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请去，成为上宾。刘邦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汉惠帝。
[22]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史通》：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10卷，均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写成。内篇39篇，外篇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3篇，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23]更始：即更始帝刘玄。《后汉书·刘玄传》：“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视。”
[24]《汉书·艺文志》：中国最早的史志目录，《汉书》十志之一。东汉班固为纪西汉一代藏书之盛，根据《七略》改编而成，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25]《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所著。书分内、外、杂篇，原有52篇，然而当时流传版本，今已失传，目前所传仅有33篇。
[26]《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时期（420～581）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依内容分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等，共36类，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逸闻逸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27]司马温公：即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
[28]《宣和遗事》：又名《大宋宣和遗事》，为讲史话本，作者不详，成书于宋，元人或有增益。
[29]《太平广记》：专门收录先秦两汉至北宋初年期间的野史、笔记、传奇等作品，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巨大、内容丰赡的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共500卷。本书由李昉、徐铉等12人奉旨编纂，由于成书于宋代太平兴国三年（978），与《太平御览》同时，并因此得名。
[30]《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成就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为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
[31]姚际恒：（1647～1715）字立方，一字善夫，号首源，安徽休宁人，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清代杰出经学家，除《古今伪书考》之外，还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等著作。《古今伪书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69种，真书杂以伪者10种；非伪书而作者伪者7种；书非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四种。
[32]梅赜：一作梅赜或枚赜、枚颐。字仲真。东晋汝南（今湖北武昌）人。
[33]丰坊（1492～1563？）：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字人翁，号南禺外史，明鄞县（今宁波）人，明清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
[34]孔安国（前156～前74）：字子国，孔丘十一代孙，西汉经学家。
[35]《绝越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袁康：生卒年不详，字不详，会稽（今绍兴）人，东汉初期史学家。约东汉初建武中前后在世。子贡（前520～前446）：即端木赐，字子贡，春秋末年魏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
[36]《吴子》：又称《吴起兵法》，是吴起军事思想的重要载体。《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吴子》一书为48篇，而现存《吴子》仅有6篇，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等篇目。
[37]《文子》：老子的弟子文子所著。《文子》主要解说老子之言，阐发老子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道家“道”的学说。它每篇皆以“老子曰”三字开头，表明与老子的师承关系。文子，姓文，尊称子，其名字及籍贯已不可确考。
[38]《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的重要典籍，为列御寇所著，所属年代不详，大体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该书共分8篇，每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其中有我们较为熟悉的“愚公移山”“歧路亡羊”等。列御寇，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道家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寓言家和文学家。对后代的哲学、文学、科技、宗教都有深远的影响。
[39]《关尹子》：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道家著作。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专著。道教中称为旧本作周代尹喜撰。南宋时始出于永嘉孙定家，殆系伪托。尹喜，字文公，号文始先生。甘肃天水人。周昭王二十三年，他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令，以寄迹微职，静心修道，或称“关尹”。
[40]《孔丛子》：共三卷，21篇。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孔鲋）等人的言行，书末又附缀孔臧所著之赋和书上下两篇，而别名为《连丛》。其成书时间及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其书之真伪也成为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41]王肃：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生卒年不详，伪托《孔丛子》《孔子家语》《圣证论》等。
[42]《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是我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与《六韬》齐名。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共分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军谶》语，《中略》多引《军势》语，《下略》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43]《太公阴符经》：又称《太公阴符》，属道家一派之书，传说为姜太公所留。
[44]李筌：生卒年不详，道教思想理论家、政治军事理论家、隐士。号达观子，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少年时喜好神仙之道，曾经隐居于嵩山的少室山多年。
[45]《四子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的经典。此四书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言行录，故合称“四子书”。
[46]刘歆（约前50～23）：字子骏，后改名刘秀，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宗正刘向之子。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后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
[47]《盘庚》：主要记述了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讲话。《洛诰》：主要记述了周成王准备在洛邑（今洛阳）修监都城前，占卜的迁都祥兆。
[48]河北：指黄河以北。
[49]《说文》：《说文解字》的简称，是东汉许慎编著的文字工具书，原书现已失落。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郾城县）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他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
[50]毛西河（1623～1716）：即毛奇龄。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齐于，号西河，学者称其西河先生。萧山城厢镇人。善于雄辩标新立异，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
[51]韩昌黎：即韩愈。柳子厚：即柳宗元。
[52]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53]《水道提纲》：清齐召南著，共28卷，成书于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专叙水道源流分合。首列海水，次各省诸水，再次西藏、漠北诸水和西域诸水，皆以巨川为纲，所受支流为目。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清朝官吏。一生著述颇丰，有《史记功臣侯年表考证》《汉书考证》《历代帝王年表》《水道提纲》《温州府志》《天台山志要》等。
[54]《水经注》：为公元6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全书三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是中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汉族，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
[55]《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府厅州县志》：均为清朝的历史地理巨著。以下的《元和郡县志》《大清一统志》以及《李申耆五种》均为当时的地理著作。
[56]《南北史》：即《北史》和《南史》的合称。《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王濂（1321～1373）主编。
[57]侨置：我国古代政权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对沦陷地区迁出的移民进行异地安置，为其重建州郡县，仍用其旧名的行政管理制度。
[58]左近：左右、附近、临近。
[59]阑入：此处指掺杂进去。
[60]郑樵（1104～1162）：中国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的著述达80余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和《通志》等。《通志》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全书共200卷。
[61]“欲治”两句：出自《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从此成为儒家经典。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而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且认为，“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62]尸位素餐：指的是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白吃饭。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63]《左传》：儒家经典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并且以丰富的历史材料诠释《春秋》，对研究春秋史和远古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左丘明著。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51），姓左丘，名明（一说姓丘，名明，左乃尊称），春秋末期鲁国人。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
[64]上司：高级官员的通称，也为旧时属吏对上级长官的通称。
[65]去位：离开官位，卸职。
[66]周公：周代的爵位，通常指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生于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他是西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也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吐哺即说周公旦。
[67]《康诰》：西周时周成王任命康叔治理殷商旧地民众的命令。
[68]隐公、桓公之事：隐公是鲁惠公的庶长子。惠公死时嫡子桓公还太小，于是隐公上台执政，却并非正式继承王位，而是摄政，意思是等太子成人之后，就把政权还给太子。
[69]丁忧：即祖制。具体来说，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27个月，即为丁忧。原指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等丧事，后多指官员居丧。丁忧源于汉代，至宋代则由太常主其事。
[70]潘安仁（247～300）：即潘岳，又称潘安，字安仁，西晋著名文学家，河南荥阳中牟（今河南郑州中牟大潘庄）人，潘安之名始于杜甫《花底》一诗“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后世遂以潘安称焉。《悼亡诗》：“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71]刘勰（约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也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完书于中国南北朝时期，分为“上、下”两编，每编25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等五部分。《文心雕龙》全书受《周易》二元哲学的影响很大，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体大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之落实文风。
[72]韩退之：即韩愈（768～824），字退之，故称韩退之。
[73]阮芸台：即阮元（1764～1849），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谥文达，清代江苏仪征人。
[74]《易经》：即《周易》，是一部中国古哲学书籍，简称易。《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人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75]《周礼》：儒家经典，西周时期周公旦所著。《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76]《仪礼》：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记载着周代的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代以前篇目不详，汉代初期高堂生传仪礼17篇，另有古文仪礼56篇，已经遗失。
[77]“诗言志”四句：出自《尚书》。
[78]江艮庭：生卒年不详，清朝苏州名医，喜篆字，每逢为人治病时，总会以篆字来写药方。
[79]周昌（？～前192）：西汉大臣，刘邦老乡，沛（今属江苏沛县）人。秦时为泗水卒史。秦末农民战争中，随刘邦入关破秦，任御史大夫，封汾阴侯。耿直敢言，有口吃。
[80]李石曾（1881～1973）：原名李煜瀛，字石僧，笔名真民、真石增，晚年自号扩武，高阳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蔡孑民（1868～1940）：即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中国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吴稚晖（1865～1953）：原名脁，后改名敬恒，学名吴纪灵（又称寄蛉），字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在江苏武进的雪堰桥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