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故居坐落在南京傅后岗4号，建于1932年12月。它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二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以及卫生间等，还有宽敞的庭院。当年庭院里植有两株高达数丈的白杨树，周围用竹篱笆围就。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省宜兴人，原名寿康，改名黄扶，更名悲鸿。1919年留学法国，精通中西绘画，尤其擅长画马。他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生前曾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次年5月，偕夫人蒋碧薇由上海移居南京，先住在石婆婆庵一幢大杂院式的宿舍里，只有两个房间。二三个月后，搬进鼓楼附近的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这是一幢二层的旧式楼房，每层有八个房间，住有四户人家，徐悲鸿夫妇和谢寿康先生住在楼上，何兆清夫妇和曾昭伦先生住在楼下。徐悲鸿分得其中的四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同住在一起。房子显得比较拥挤，家里没有作画的地方，徐悲鸿只好跑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他准备的两间画室里作画，殊为不便。
1931年，在吴稚晖、钮永建、李石曾、黄膺白等人的倡议帮助下，徐悲鸿在杂草从生的傅后岗购买了两亩荒地，次年，凑钱修建了一座带有画室的西式二层楼房。这幢楼房的设计者是卞工程师，其妻是徐悲鸿的学生。
楼房进深有十米。右边是徐悲鸿的画室，进深十米，宽约8.33米，室高约5.33米，完全是按照徐悲鸿绘画时的需要设计；左边上下二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二间分别是卧室和浴室，楼下是前客厅后餐厅。
徐悲鸿搬入新居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有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国情，徐悲鸿拟将新居取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他在《危巢小记》里写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然而，由于蒋碧薇认为不吉利，只好作罢。
新居一进门就是一个很大的庭院，两颗高大的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挡着西晒的太阳。蒋碧薇在院子里，种植了梅、桃、蔷薇和碧桃等等花木，在大门通往正屋的水泥路两侧，栽植了几株垂柳，在沿马路和左右两边的围墙里面，间0植着洋槐和梧桐。这些花草树木将庭院点缀得姚紫嫣红，令人赏心悦目。室内的陈设更是一派法国气氛，给人雍容华贵之感。可是，优雅的环境并未给徐悲鸿带来多少快慰，反而使徐悲鸿愁肠万结，郁郁寡欢。
众所周知，徐悲鸿与蒋碧薇婚后性情不太融洽。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是潜心于绘画艺术。相传，当时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对女学生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薇得知后，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更令徐悲鸿气恼的是，新居建成后，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枫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这本是很寻常的事，岂料蒋碧薇得知后，大发雷霆，并且令佣人将枫苗折为薪火。徐悲鸿悲痛之余，称新居为“无枫堂”，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无枫堂”印章一枚以怀旧情。
抗战时期，徐悲鸿只身西去，蒋碧薇紧追不舍。因和好无望，两人长期分居，宛如陌路。此后，徐悲鸿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居住。
抗战期间，蒋碧薇将傅后岗4号委托给德国友人李田丹夫妇照料，后来，李氏夫妇西迁，又将房子交给老佣人李垣看管。因此，傅后岗4号在南京沦陷8年期间，除了庭院内两颗高大的白杨树被砍以及屋内的东西荡然无存之外，房屋基本保存良好。
日本投降后不久，由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律师作证，徐、蒋协议离婚。据说，蒋碧薇提出的离婚条件中除了索要大量字画和巨额款项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徐悲鸿把傅后岗4号的住宅也让给她。徐悲鸿慨然应允，旋即与廖静文办理了结婚手续。同一年，蒋碧薇由重庆返回南京，因李垣将房子私自出租给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蒋碧薇只好暂住在香铺营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的办公楼上，直到1946年11月才搬回家中居住。
1949年1月24日，蒋碧薇离开南京，也永远地离开了这座自己心爱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