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朗台先生在索莫城享有声望，其中的前因后果，没怎么在外省生活过的人，是没法完全明了的。葛朗台先生，还有些人称他葛朗台老爹，只不过这样称呼他的人都老了，人数也眼见着日益减少。他在1789年那会儿，是一个家道颇殷实的箍桶匠，识字断文，能写会算。法兰西共和国在索莫地区拍卖教会财产那年月，箍桶匠正当不惑之年，刚娶了一位板材富商的千金为妻。葛朗台拿了自己所有的现款和妻子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直奔县府。将岳父给的四百金路易，往监督国有地产拍卖的那位粗暴的官员手里一送，就以极便宜的价格，虽不正当但却合法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田。索莫城的居民本来就不怎么革命，在他们眼里，葛朗台老爹成了一个果敢的人，共和党、爱国派、热衷于新思潮的人，其实箍桶匠热衷的只是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莫县政府的成员，他的温和做法，在政治上和商业方面，都对当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政治上，他庇护前贵族，全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向共和军供应一两千桶白酒，获得的回报，是某修道院一块肥沃的草场，原本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产业，划到了他的名下。执政府时期[2]，和事佬葛朗台当上了市长。他施政有方，葡萄园经营得更好。到了帝国时期，他成了白丁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有戴过“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被免职，取代他的是一位大地主，此人有贵族身份，后来被封为第一帝国的男爵。丢掉了风光的市长职位，葛朗台毫不惋惜。他在任内以造福桑梓的名义，修了几条出色的路，直达他的田庄。他的房产和田产在丈量登记时得到很大优惠，所以只缴轻微的税。自从他各处的田庄登记之后，靠坚持不懈的悉心经营，他的葡萄园成了当地的“尖子园”。这个专门的形容语是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他简直配得到荣誉勋位勋章。突变发生在1806年。其时葛朗台先生五十七岁，他妻子约三十六岁。他的独生女儿，即他们夫妻合法的爱情结晶，刚满十岁。大概上天见葛朗台丢了官，动了恻隐之心，想安慰一下他吧，这一年他连续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丈母娘即拉贝特利埃之女拉戈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他太太的外公年迈的拉贝特利埃先生的，最后是他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数额多大，无人知晓。三位老人生前都爱钱如命，长期积攒金银，为的是私下里摩挲把玩。拉贝特利埃老先生把拿钱去放债称为挥霍，觉得把玩金银比放债获利更来得实惠。所以他们的积蓄究竟有多少，索莫城的人只能根据他们的不动产所得收益进行估算。于是，葛朗台先生获得了新贵的头衔，这是我们所酷爱的平等永远不会抹杀的。他成了本地区的“纳税首户”。他经营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3]，遇上丰年，可产葡萄酒七八百桶。他还有十三处分成制租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窗子、拱券和彩绘大玻璃窗统统用砖砌死，这还有利于这座建筑物的保养。此外他还拥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草场，1793年在上面所种的三千株白杨，正一年年长大。最后，他现在所住的房子也是自己的产业。这些都是他公开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的数额，只有两个人粗略知道个大概。一个是公证人克吕绍，替葛朗台放债的，另一个是索莫城最富有的银行家格拉珊，葛朗台审时度势，暗中从他那里分红利。老克吕绍和克拉珊尽管行事诡秘，守口如瓶——在外省这是赢得信任和发财致富的敲门砖——但对葛朗台仍免不了当众毕恭毕敬，阿谀奉承。从他们的这种态度，旁观者就可揣测前任市长必定财力雄厚。索莫城里，无人不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金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窟。传说他半夜三更必去欣赏那一大堆金子，快乐得难以形容。一般爱财如命的人都确信这绝非虚传，因为他们发现这老家伙的一双眼睛黄灿灿的，仿佛染上了黄金的光泽。凡是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像色鬼、赌徒、溜须钻营之辈，眼神里定会流露出难以捉摸的习性，躲躲闪闪，贪得无厌，鬼鬼祟祟，绝对躲不过同道的眼力。在金钱迷住心窍的人眼里，这种无声的语言无异于帮会里的切口。葛朗台先生得到人们敬重，那是因为他这个人从来不欠任何人任何情分；而作为老箍桶匠和老葡萄园主，要为自己一年的收成准备一千个桶还是五百个桶，他像天文学家一样计算准确；投机事业从来没有失手过，酒桶的市价比酒贵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还会把酒藏起来，等到每桶涨到两百法郎再抛售，而一般小地主每桶一百法郎就销售一空了。1811年少有的好收成，他明智地攥住不放，慢慢地卖出去，结果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巨蟒，善于躺着，蹲着，久久地打量着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般的钱袋子，往里面装金路易，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着不动了，像吞食饱了的蛇，不动声色，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消化着食物。凡是看见他从自己面前经过的人，无不产生仰慕、尊敬而又惧怕的感情。索莫城的每个人，有谁没尝过被他的铁爪子利索地抓破的滋味？某人要买地，通过克吕绍先生来贷款，利息高达11%；又有人拿了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要扣除一笔惊人的利息。在索莫城里，市场上或夜晚街头巷尾的闲聊中，没有哪一天不提起葛朗台先生的大名。在有些人心目中，这个老葡萄园主的万贯家财，堪称梓里的骄傲。不止一个生意人或客栈老板不无自豪地对外来客说：“先生，上百万家产的在我们这里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呢，究竟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也搞不清！”1816年，索莫城里最会算账的人估计，这老家伙仅地产就值四百万，而从1793年到1817年，他靠地产所得收益，平均每年不下十万法郎。由此推算，他所拥有的现金的数额，大抵与不动产的总值相当。所以，每当打完一局牌，又聊一会儿葡萄什么的，大家扯来扯去扯到葛朗台头上，好卖弄的人就会说：“葛朗台老爹吗？……葛朗台老爹的家产该有五六百万吧？”这话要是给克吕绍或格拉珊听到了，他们就会搭腔道：“你那脑瓜子真比我灵，这总数我从来都没摸透呢！”如果巴黎来的一个什么人提起罗思柴尔德或拉菲特那样的大银行家，索莫城的人就会问，他们是否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要是那巴黎人不屑地付之一笑，回答说是的，他们便大眼瞪小眼，不相信地摇着头。如此巨额的财富给葛朗台的一切行为披上了一件金子的外衣。即使当初他生活中有些怪异，表现遭到过嘲笑讥讽，这嘲笑和讥讽也早被淡忘了。葛朗台先生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铁定的权威。他的言辞、衣着、举手投足乃至眨眼睛，都成了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研究葛朗台，像博物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影响一样，竟至从他最微小的动作，悟出奥秘无穷、不可言传的智慧。譬如有人说：“今年冬天一定苦寒，瞧葛朗台老爹都戴皮手套了，咱们该摘葡萄啦。”或者说：“葛朗台老爹买进了许多做桶的橡木板，今年的酒一定高产。”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他的佃户们每星期都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麦子等等，都是抵租的。他有一座磨坊租给人家，租户除缴租金之外，还要来他家拿一定数量的麦子去磨，磨好了再把面粉麸皮给送回来。他家唯一的老妈子，叫作长婆娜侬的，虽然上了年纪，但每到周末还得做全家食用的面包。葛朗台与租种菜园子的菜农说好，由他们供应他家的蔬菜。至于水果，他自家果园里产很多，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上去卖。取暖用的柴火，是从树篱里砍的，或者把地边朽了一半的老树伐倒，由佃户们锯成一段一段，装上大车，运进城，殷勤地搬进他家柴房里码好，讨声谢谢。人们所知道的他家的开销，无非是圣餐费、他太太和女儿的服饰费，以及教堂里座位的租金、家里的灯烛费、长婆娜侬的工钱、炊锅镀锡费、纳税、修缮房屋和各项经营费用。新近他又买了六百阿尔邦树林，托一位街坊的护林人看护，答应给他一点补贴。自从买了这片树林之后，他才吃上野味。葛朗台言谈简朴，说话不多，发表意见时声音柔和，句子简短，好用格言。自从他变得引人注目的大革命年代以来，这老家伙每逢需要长篇大论，或者需要与人家讨论什么问题时，便立刻变得结结巴巴，使人家听起来吃力厌烦。这种口齿不清，语无伦次，连篇废话，思路凌乱，毫无逻辑，人家以为是缺乏教育所致，其实是装出来的。后面的故事中某些情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凡是生活上和生意上遇到要处理和解决的难题，他总是搬出像代数公式一样固定不变的四句口诀：“不知道，没办法，不行，再说吧。”他从来不说“是”或者“不是”，也从来不落下白纸黑字。你要和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胳膊肘儿支在左手背上，而且无论什么事情，一旦拿定主意，就不回头。任何一桩小生意，他都要盘算很久。经过一番巧妙的对谈，他就把对方的底细摸了个透，对方还以为没对他露半点口风。而临了他却说：“这事儿还拍不了板，我得跟我太太商量一下。”他太太被他压得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在生意上却给他充当称心如意的挡风墙。他从来不上别人家，不吃请也不请客，凡事从不张扬，似乎什么都求节省，包括动作。一贯尊重所有权，所以绝不乱动人家的东西。不过，尽管他声音柔和，态度谨慎，然而箍桶匠的言谈和习惯还是会有所流露，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有那么多的顾忌。体格方面，葛朗台身高五尺，矮壮，横阔，腿肚子有一尺粗，膝关节鼓凸；肩膀宽阔，脸圆，黝黑，布满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丝曲线，牙齿雪白；一对眼睛透露出冷漠、贪婪的神色，一般人说那是蛇怪的眼神；额头布满横向皱纹，有一些意味深长的凸起；黄色的头发露出了灰白，一些不知道深浅的年轻人拿葛朗台老爹寻开心，说他的头发是金子里掺白银；鼻尖肥大，顶着一个带红筋的肉瘤，一班下作的人不无道理地说，那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玩意儿。这副脸相显示出一种危险的精明，一种冷酷的诚实，显示出这个人的自私自利，他习惯于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集中于吝啬的乐趣，集中于唯一一个在他心里具有分量的人，即他的女儿，他唯一的继承人欧也妮。从态度、举止到行为方式，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他的自信，这正是他事业上总能获得成功的习惯使然。所以，葛朗台先生虽然表面上平易随和，优柔寡断，但骨子里有着铁石般强硬的性格。他的穿着一成不变，谁在1791年看见他是什么装束，如今会看见他还是那样的装束。笨重的皮鞋，鞋带也是皮做的；四季都穿一双呢袜，一条带银扣的短裤，一件黄褐两种颜色相间的条绒马甲扣得一丝不苟，外面套一件下摆宽大的栗色外套，系一条黑领带，戴一顶宽檐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可用一年零八个月，为了保持干净，每次摘下来后，总是一丝不苟地搁在帽檐上的同一个地方。关于这个人物，索莫城的人知道的就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