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照相的。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父亲一直在小镇的照相馆上班。那时还没有现在人人都可携带的小型照相机。除了集体合影，一般都在室内进行。照相馆的摄影室地上支着一个三角架，支架上照相机的镜头面对着一面布景，灯光打亮，布景上有一棵柳树，远处有蓝天白云，鸟儿在空中展翅飞翔。父亲站在照相机前微笑着，让背对布景站着或坐着的人表情放松，姿态放正。要是艺术照呢，他会让某个少女歪着头，一幅甜蜜娇羞状。之后，父亲把头藏进一块黑布中聚焦镜头。当父亲的头从那块布中钻出来时，便使劲捏响攥在手中那个木爪形的空心球（颜色是黄的），照相的过程结束了。
那张布景是父亲设计制作的，后来，他又画了几幅布景，山水竹林什么的，似真的一样。似乎还有几朵菊花，少女般对我灿烂地笑。父亲应该进入艺术家的行列，可惜他只读过小学。
布景是照相的专业术语，现在我们称之为背景。
退休后的父亲常常蜷缩在我家院子那棵葡萄树下。树的枝叶让我用竹竿和铁丝固定成一个面积还不算小的方形的篷架。这篷架就成为父亲晚年的生活背景。他不喜欢阳光明媚或月光皎洁的时刻呆在屋子。他坐在一把竹椅上闭目养神。破碎的并不规则的月光或阳光点缀着他布满皱褶的脸，有时他就伸出指头抠抠夹在皱褶里的那些阳光和月光。这是绝妙的背景。我推门而出或闭门而入，目光所及的便是篷架下的父亲。秋天，葡萄在成熟，父亲也在收获着自己的回忆。偶尔，有流星从空中闪过，恍如父亲生命领空的一抹光亮。晚餐过后，我会陪父亲静静地坐一会，倾听他的讲述，同时也在葡萄架下编织一些故事、片断、细节，组合一些富有诗意的句子。
爷爷应当是父亲的背景，父亲是儿子的背景。
我很丑，因为父亲就丑。父亲常常叹息说这是他的责任。父亲相貌的丑陋已经对他没有多大影响了，但他必须替儿子分担痛苦。这是他的天职。母亲则为我的未来担忧：这么丑将来怎么讨媳妇？我却关注着母亲和父亲当初结合时的背景。小时我不敢问，到我十八岁时才向母亲试探着张了口。母亲叹息一声：你外公是地主。地主的女儿那时能嫁出去就是福了。我恍然大悟。父亲能娶上母亲是缘于母亲的家庭背景。
但我后来还是恋爱了。女友的布景不错，属于眉清目秀的那种女性。为了掩饰我的丑陋，我就尽可能约她在晚上见面。选择漆黑的夜色为我的爱情背景，并不是浪漫，也不是对女友有所企图——那时我的爱情观仅仅属于精神层次。并肩走在旷野中，女友看不清我的脸，却能听见我说话。我自信自己的声音有一种异性的磁力，让她入魔。婚后多年，我谈到当年的背景时，妻子笑了，指着我的脑门道：以为你老实，还没看出你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啊。不是你有文化，读过大学，我哪会嫁给你！
又是背景的缘故。我和妻子恋爱的季节，正是全社会都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妻是个凡人，她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不顾她的父母的质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
父亲曾经照过相的那个小镇上有一位青年，长得很潇洒，又不乏智商。他是老三届的学生，学习成绩出众。高中毕业后巧逢“文革”，他只好回家种田。他的家庭成份不好：地主。他的老子在小镇被游街批斗，他躲在阴暗的角落咬牙切齿。好姑娘他娶不上，差些的他又看不上。这样二十八岁时他仍然是光棍一个。这年夏天，让悲愤和绝望折磨得走投无路的他强奸了一个天姿出色的下乡知青。东窗事发后，他被判了重刑。
那个青年中了背景的圈套。家庭背景、时代背景抉择了他的命运。
生命的磁场中旋转着背景的影子。常常，我们指责命运。其实，命运不过是某些背景的附着物。如果你觉得幸福，是不是应当感恩一些背景呢？
我做过八年中学语文教员。每讲授一篇文章，首要环节便是分析课文的时代背景。我用粉笔在黑板上把这四个字写得颇有点书法的味道。写完，我得意洋洋地转过身，享受着我的学生们眼里流露出的廉价的赞赏。我拿手的活是讲解小说。祥林嫂为什么会到土地庙捐门槛？荆轲为什么要刺秦？堂吉诃德为何要手持长矛与风车博斗？乞乞科夫为何要收买“死魂灵”？离开了时代背景，这些人物和情节就风一样无踪无影。
背景是生活的解释。我喜欢把生活中所有的事件比作案情。警察办案是需要寻找背景的。一桩命案，凶手的背景是必须搞清楚的。没有背景，案子就不会发生。黄昏，我傻头傻脑地在旷野坐着。蓝天、白云、大地、植物，还有天上飞行的鸟儿便是我躯体和思想的背景。这样的背景，表面看来毫无实用价值，可是缺失了这些，我坐在旷野也就失去了意义。旷野很散漫，我像警察办案般紧张有序地搜索着人物、事件、情节、细节，抑或情感的某个瞬间，梳理它们的逻辑性，再排列一些语词组合把它们弄成文章。疲累时，我悠闲地折断一根草茎做成圈儿戴在头顶，或者把一窝狗尾草移植在瓜园里。秋冬相连的日子，我会把垄沟的荒草用火机点着，谛听它们惨痛的哭啼。田野很适合我放纵自己思想的原野。恍惚间，炊烟在附处人家的房顶升起，牛深沉地甩尾走出田野，一只鸟儿惊慌失措地逃离，草丛间的虫子此起彼伏地歌唱。这样的背景很适合我在其中思索和想象。这些运动着的背景并不神秘，也不离奇，但却有效地切换着我的思维画面，让思想跃跃欲试。思想的背景，我曾把它喻为立体植物。它把根扎在泥土里，稍节一古脑儿伸展到云空。
我喜欢乡村的背景。这也决定了我意识的古旧。陶潜那种“悠然南山下”的生存方式感动着我的心灵，并定格为我的生存状态和审美趋向。后来，我羡慕过梭罗和瓦尔登湖，陶醉在布封的动物世界中，也曾幻想如斯蒂文森那样孤身苦旅，把生命的指南针永远瞄准乡村。我曾认真地阅读过斯蒂文森的那篇短文《夜宿松林》。在那种特定的背景下，斯蒂文森展示了他优秀的想象力，留下了传世之作。
当然，也有对山林没有一点热情的人，如兰姆。他对喧嚣的伦敦一往情深，习惯并热衷于在那种背景下生活。在他的那个时代，伦敦河滨路和舰队街上铺子的灯火，考文特花园一带的忙乱和邪恶，载客和运货的大小马车，戏园子，旧书店，风尘女，更夫，醉汉，还有尘土，泥浆，照在屋子和人行道上的阳光，在书摊上讨价还价的牧师，咖啡店，厨房里飘出来的汤味，演哑剧的人……这些背景给了兰姆“一种神奇感”，并由于拥有这些生活而“流下泪来”。在他的眼中，太阳、月亮、天空、山、湖“不过像一间金漆的房间里的挂毯、长烛之类“，毫无美感而言。只有伦敦城的背景，“这个伟大城市里的人的创造和人的聚合却对我永远是新鲜的，绿莹莹的，温暖的”。这是兰姆的自由，但不适合我。
在某个完美的日子，不仅葡萄渐呈褐色，而且当一切事物都在成熟时，我的生命触及到一线阳光，或一缕秋风，向后回首，也向前瞻望。我发现了人类许多美好的事物，我解读着有关许多生命中的背景。比如孔子推着独轮车旋转，黄昏中他的影子神秘兮兮。还有，基督徒身后的十字架，苏格拉底赴死前身后的火刑柱，亚当和夏娃偷尝禁果的伊甸园……
否则，人的行为和思想就成了一堆废墟。抛弃了背景，一切都没有意义。
人生的许多背景都尘封在记忆中。在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下，当思想的旷野中疾速地掠过一阵夏雨和秋风之后，某些记忆就破土而出。那些背景虽然一去不复返了，可仍然具备着可被审视的意义。
就如祖父。他的后半生是在一片柿树林度过的。他的凄凉、悲壮以及孤僻性格都是依赖于那片柿树林的背景中。祖父的老家在河南温县，少年时随我的曾祖父来关中。20岁那年他成了家。按照关中人的说法，是做了上门女婿。后来他有了儿女。让他的精神受到伤害的是儿女都不跟他姓赵，却随母亲姓李。祖父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姓抗奋，但他没有取胜。于是，他在山坡上栽植并养护了一片柿树林，在林子里盖下庵子日夜与柿林为伴。久违的记忆中只留下祖父的一句话：这片林子姓赵。在他寂寞难耐时，就手持一把铁叉同林中的鸟儿搏斗，特别在柿子红了时，那些鸟儿成群结队地来啄食，祖父在林中奔走呼嚎。那声音曾让我的灵魂颤栗。祖父当然是早已进入我的记忆中了。我十二岁祖父就被葬在柿树林的地下。他的精神、气质和性格与一片树林交相辉映。由此，我每看见一棵柿树，甚至一颗火红的柿子时，我就想，祖父还活着。
还有苍老了的父亲。他把那架葡萄树视为他生命中最靓丽的风景。他生命中的诸多细节都被葡萄树的枝干，叶子以及果实收藏。浓缩，更加浓缩；凄美，尤为凄美。父亲在这种背景下独享着晚年的美丽。没有人能走进他的心灵，无论儿女子孙，柴米油盐，他都无需关注。他只关注着精神的回归。这样，我如何不被感动？有时，我也东施效颦地坐在那架葡萄树下，但却无论如何静不下心来，总会想着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或者创作过程中的某种困惑。坐不多久，我就起身了。到了晚年，我能如父亲一般找到一幅合适的背景吗？我不得而知。如果有一种背景，心灵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可以辖射自己生命的全部体验，既不用反省过去，也不用忧虑未来，唯有快乐和幸福，那该是多么好的状态。
父亲生命的辉煌期经历过“文革”。父亲在我的心目中是个美术师。他把古树、蓝天、白云的照相布景换成了一轮红色的太阳，下方是浩瀚的蓝色的大海，上方有一行字：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曾在这幅布景前照过一张像，手中攥着一卷报纸，神情忧郁。“留下这张背景吧。”父亲忽然间把经常挂在嘴上的布景换成背景。父亲一反常态不让我笑。笑与不笑，是受制于背景的。也就是那天，小镇上一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老中医因为不堪忍受游街示众的侮辱，跳井自尽了。
那张背景为一轮红太阳的照片现在怎么也找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