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APA在它1980年的手册中引入“注意力缺陷障碍”后，诊断的数量便开始迅速增长。由于无须顾虑那个令人生厌的脑功能障碍的标签，更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拜访儿童心理医生和儿科医生以进行评估。而康纳斯总是为任何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量表。
80年代末，史蒂夫·斯坦（Steve Stein），一个向市场推销精神病问卷的心理学家向康纳斯建议授权使用他的量表。康纳斯认为，他的注意力缺陷量表如果能推广使用，可能会改善目前混乱的诊断局面。因为没有一个一致标准的话，更多的医生只是在随意诊断。而康纳斯量表（Conners Scale）或许能够帮助标准化诊断。于是他们在1989年向市场投放了这一量表。几乎是一夜之间，康纳斯量表成为了ADD的标志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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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DSM-III-R）将ADD类别修改为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去掉了子类别（即，有或没有多动）。同从前一样，一些女孩并没有足够多动以被诊断为多动症。所以在1994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发布时，它保留了ADHD的诊断类别，但是加入三种子类别：显著的注意力不集中，显著的极度活跃—冲动，以及两者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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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的孩子从ADHD的诊断中获益，但有数十起诉讼中，家长声称医生在没有说明利他林的可能副作用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孩子服药。一些家长起诉学校官员使用高压政策和滥用权力。1988年，山达基教会（Church of Scientology）就多动症儿童的过度诊断和过度用药举行了大型专业会议。著名脱口秀也谴责了多动症药物的使用。这些负面效应导致了两年内药物使用率大幅下降了20%。
很大一部分家长现在正重新评估这些药物，甚至重新评估ADHD诊断本身的合法性。为了获得外界的支持和理解，他们在1987年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名为注意力缺陷儿童及成人协会（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CHADD）。
1990年，CHADD成功地游说国会将ADHD纳入到《残疾人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y Education Act）。被诊断为患有多动症的儿童现在有资格获得特殊服务和政府援助。
1995年，美国公众电视网PBS的一个纪录片揭露了CHADD与瑞士汽巴公司（Ciba-Geigy），一个利他林制造商之间的纽带关系。这让CHADD的形象严重受挫。但是多动症教育短片基本上是利他林的广告。而这一PBS纪录片却只播出了几次。看到这一节目并且意识到利益冲突问题的家长比那些乐意接受多动症诊断的家长要少很多。后者将多动症作为对孩子行为的解释，而利他林是它的解药。这种对治疗的热情在短短五年内使利他林的销量获得了400%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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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儿童精神病学家爱德华·哈罗威博士（Dr.Edward Hallowell）和他的同事约翰·瑞迪博士（John Ratey）合作了一本名为《分心不是我的错》（Driven to Distraction）的书。这本书从市面上许多有关多动症的书中脱颖而出。它向普通读者解释这种障碍，并且试图让人们相信，这种症状如果治疗得当，结果可能是“非常积极的”。它指出许多名人都患有多动症，包括：莫扎特（Moza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以及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但这些说法纯属一派胡言。
另一个极端立场来自儿童精神病学家彼得·布雷金博士（Dr.Peter Breggin）。他在国家电视台上提及三名最近犯了谋杀罪的美国青少年正在服用利他林。
两种极端立场导致的僵局促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在1998年11月组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会议，以就多动症和利他林达成一个科学共识。这一次的NIH会议所得出的最令人瞩目的结论是：“诊断状况一团糟”，但是“科学家说利他林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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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ildhood ADHD:What are the signs and symptoms?
2.ADHD in Children,part 2 of 6:Diagno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