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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移民美国(14)

美国是一条昂首翘尾、水柱冲天的长鲸,有一副几乎能容纳和消化一切的胃。人们当然要警惕它在全球的海洋里横冲直撞。可人们是否意识到,还有一种并非长鲸却也有的“强权”:那便是排斥容纳,拒绝消化。比如一个二战战败的岛国,在中小学里容纳不下一本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它的胃囊里像硌着铁一样至今消化不了当年血洗亚洲的史实……

五新一轮物竞天择

7月2日-7月4日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采访对象杨先生,45岁,1986年由北京来美,1996年入美国籍。

与我的导师罗纳德教授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你是怎么跨进哲学之门的?

我告诉他,那是在1974年,在中国靠近缅甸的一个小山寨,一个22岁的年轻人,带着口袋里仅有的5毛钱,去集镇上买灯油和盐巴。这时,他插队已经有6年,可他的全部财产加在一起,不过合人民币27元,其中最大宗的是一副价值12元的单人床板。他一个人病怏怏地走在斗折蛇行的山道上,他能感觉自己有些低烧,倘若是在过去,他能请同学代买,可现在除了一个因患急性疟疾遽然而逝的女同学,已化为一块风雨剥蚀的墓碑,还在这里和他作伴外,其他当年和他一起下来的同学,这两年间都千方百计调回了北京……

他先买了半斤灯油,又去小摊上一个阿佤族妇女那里,买了一团沾满灰屑、泛黄的盐巴。回到栖居的小竹屋,他发现包盐巴的两张纸,是从同一本书上连着撕下来的。他看了起来:有一天苏格拉底站在街上,注视着一个个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小摊,这位有着宽大脑门的哲人,对身边的弟子们说:这些东西中,有太多是我根本不需要的啊!

其中有一个弟子叫安提塞尼斯,平时便十分心仪老师那节俭的生活方式,他一下悟出,这话像是偈语,道破了自己正想创建的一个哲学学派。该学派的宗旨是,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丰裕的物质,强大的权力和健壮的身体,它们都是稍纵即逝的,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普通人都能拥有,而且一旦获得它就永远不会失去。

当天晚上,在如豆的灯焰下,这个几乎已经不会笑了的年轻人,展开了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遐想,它根据安提塞尼斯一个名叫戴奥基尼斯的子弟的故事改编——

他从拥有27元人民币的小竹屋里走出来,坐在门口舒服地晒着太阳,一脚伸过去,在一边经年的落叶丛里,踢出了一本不知谁丢下多少年的《毛主席语录》。这时,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无论是一纸回城的调令,一张党票,抑或是一个美丽如花的女人,一顿天上才有的美味佳肴,只要他想要,立马就能施与他。他挥挥手,像驱赶一只芒蚊:你走开一点好吗,不要挡住我晒太阳。他弯身拣起那本语录。懒洋洋地翻到了自己曾耳熟能详的第一页——林彪写的再版前言……

我告诉罗纳德,我就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由犬儒学派一下撞进了哲学的大门。不知罗纳德教授是否真解了此中三味,他连连点头:有意思,有意思。

我听系行政助理莎朗太太介绍说,罗纳德是系里7个教授中最用功的一个,常常星期天也关在办公室里干活。我不禁问他:你能告诉我,你搞哲学的动力吗?倘若是在国内,中国的教授回答起这类问题来,大抵会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地告诉你:哲学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或者说哲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改造世界的武器。可在美国,没有一个教授会这样回答你,罗纳德眨巴着一双绿荧荧的猫眼,反问我,“那你先告诉我,从事音乐的人动力何在,难道音乐能管吃、管住吗?”

我说:“音乐既不管吃,也不管住,但能给人以精神享受。”

他说:“哲学也一样,人的精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理性,一个层面是感性。比较注重后者的人,需要借外在的对象,像音乐、绘画、电影、体育,来获得某种感官的满足。而比较注重前者的人,如果脑袋里有一个问题未能解决,他便吃不香,睡不好;一旦解决了,他在哲学里获得的满足,并不亚于人们在音乐里获得的满足。而且,倘若他所思考的问题,正是困扰了千百万人的问题,他就有可能成为思想巨匠、历史伟人,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还有你们中国称之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

我没有成为马克思的野心,他老人家曾说过,直到现在“哲学家诠释了世界,可是重点在于他们应该去改变这个世界”,这句话显示了哲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不再有过去的庞大的思考体系,而代之以人们所称的存在哲学与行动哲学。在实际政治方面,当然没有一位哲学家比马克思的影响更大,可无需讳言,我学哲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在诠释世界方面有所建树,并成为一个思想者。我为自己遇到的知音高兴,为自己终于能踏上美国而感到幸运。

我在国内上的是××大学,毕业后留校,搞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系主任是个1957年划过右派的老教授,待我挺不错的。1983年,系里分到一个公派留学德国的指标,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系总支书记,要给搞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Z君,主任则力主给我。他在校方的陈述是无懈可击的:18世纪前半期,欧洲的哲学中心在英国,中期是在法国,而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哲学的太阳由西边落到了东边——德国,倘若我不能去现代西方哲学的故乡——德国,而改派去了延安,便如同该多去延安考察的Z君去了德国一样荒唐。

在德国,我进的是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它就在风景如画的哥廷根小城里。也许大自然的风景,和最抽象的数学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而哲学与数学也以某种神秘性相通,20世纪初,在这所大学里,念数学、哲学的学生特别多,他们几乎整夜地在街边的咖啡馆里争论,去饭馆吃饭也信手在台巾、菜单上写下各种符号和公式……市民们特别宽容他们,以这批自由而又创造力蓬勃的大学生为小城的光荣,并且一代代的沿袭了下来。正是在这里,我对康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硕士论文便是《论康德的时间、空间是人类感知的方式》。

两年后,回到国内,我一下成了系里上课的主力队员。系主任勉励我:“先把你的研究课题暂时放一边,多上点课,早点解决你的中级职称。”在我离开的两年里,Z君等毕业留校时间与我相差无几的人,大都评了讲师。这时在大学生里,又恰好兴起了西方哲学热,几乎人人从厕所里走出来,也腋下夹一本萨特、或是弗洛伊德的书。同学们上起Z君的课,能开溜便开溜,后来动用组织手段不能开溜了,便人在庙堂,心在江湖,看起小说,写起情书来……他们在给Z君以冷漠的同时,却给了我巨大的热情,本专业同学一个不拉、必到无疑外,过道里、窗户上坐满了外专业、乃至外系的同学。

课堂里静的谁打了一个嗝,也像撼起了一次里氏二三级的地震。唯有笔沙沙地在本子上飞着,恨不能将每一个逗号也给记下来。下了课,同学们众星拱月地包围了我:“何为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尼采学说的本质是不是超人?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法国30年代的荒诞派文学有何联系……”我不可能在每个哲学学派里,都是一只行上大远、弧线优美的白鹤,我却可能是一只水面上上下翻舞的蜻蜓,在每个地方都或深或浅地点到一下。尽了兴的,如喝了一杯醇酒,满脸微酡而去;未尽兴的,晚上摸到我的宿舍,一扯就是两三个钟头……

我沉浸在解惑授业的兴奋当中,还从莘莘学子们的渴求里,察觉到一种远比技术、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思维层面的开放性。我也对同学们的巨大热情,有了某种隐隐地不安。从Z君见了我总是一副阴郁的面容,我感觉他看我总是一副阴郁的心理。皆非圣人,我陶醉于众星拱月,他岂甘门庭冷落?在人本性之外,我却没有去深想,是书记让我开了窍门。几次,他在系里开大会时说:“毛泽东思想在冷下来,西方哲学思想在热起来,这一在大学生中出现的严重局面,固然是诸多历史与社会的复杂原因造成的,但对我们每一位教师来说,却存在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是加以疏导,让冷的热起来,热的冷下来,还是听之任之,乃至推波助澜?”窍门虽开,我却跌人了更深的糊涂之中:难道毛泽东思想非得与西方哲学思想划壑为邻?难道毛泽东思想不热,不该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里检验、校正,而只能去西方哲学思想里抓一只替罪羊?难道,只要我将自己的这门课给讲砸了,便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Z君所在的教室里,随即就人头攒拥,目光穿云?

系主任私下给我打招呼:“他说他的,你讲你的,不过上课时,你的嘴巴得管紧点,最近周扬有两篇写异化问题的文章挨批了……”

我不懂政治,却绕不开政治,凡经过“文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政治的分量。我打算降温了,正琢磨一种“疏导”的方式时,事情的发展出于我的意外,显然也出于书记的意外——新一茬的学生,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兴趣作鸟兽散了。我讲课时,很少看讲稿,我喜欢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目光的交流。现在从讲台上望下去,一张张脸上,既不兴味盎然,也不皱眉头,我不知道他们此刻在想什么,或许就如他们此刻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能这样做的就很给我面子了,尽管以石膏像的姿态恒坐着,对他们不啻于一次一个半钟头的苦役。有的同学就干脆埋下头去看自己的东西,偶尔抬起头来看上我一眼,那目光里不无几分讥诮,我成了一条被孤零零晾在沙滩上的鱼,我还成了一头牛,这牛不是对牛弹琴的牛,那讥诮似乎破译了这样一层意思:你比那牛还蠢,是一条弹琴的牛。

我终于有所察觉,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在中国,一旦热成了时髦的东西,大抵只有两三年的风光。邓丽君如此,琼瑶如此,弗洛伊德与萨特亦如此……这里没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别,统统只是某类社会情绪招摇过市时的一件道具。当这情绪被一种新的情绪给挤出了红尘之外,这道具也就成了一次性使用的易拉罐……

奇怪的是,书记倒没有对我的沮丧袖手旁观。××大学的名气很大,当社会上盛起了“文凭”风时,我们学校便理所当然的成了与社会各界联合办班的首选目标。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系,都一下哗哗的下起了金币雨,几家欢乐几家愁,最愁眉难展的便是我们的书记。在他的苦心操持下,哲学系好歹和中文系一起,开设了一个文秘、档案专业,报名的人虽不是太多,可系里总算有了一点创收,可以不时下点毛毛雨,多少稳住了一些人心。书记仍要我去这个成人专业,上西方现代哲学课。

我说:“这课给本系学生上,我都黔驴技穷了,哪还有本事去上外面的课?”

他脸上的肉一下绷紧了:“你要不上,这不是和我作对,而是和全系老师的钱包作对!”

肉又一下蓬松了,他拍拍我的肩:“谁不知道你能侃,我相信你能上好这门课!”

上完第一节课,我的最后一句话尚未落地,二十几个学员哗地站起来,卷起书本,急匆匆地涌去门口,人们多半吝惜得一个眼神也不愿意丢过来,随即便是一片搬动自行车的杂乱声、铃铛声……唯有一个国字脸上胡茬青森森、四十几岁的男人留了下来,他递给我一支烟:“老师啊,你看这在座的都是三十、四十好几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单位里还有一摊工作,日子已经够沉重的了,您讲课还是轻松点好……”

“这课怎样讲才算是轻松呢?”

“顾名思义,哲学就是哲人们的学问,哲人肯定目光如炬,一定有许多机警的故事;哲人多半也不食人间烟火,会有不少的笑话。您就把这些故事和笑话,搜罗起来给我们说说。”

“那考试呢?”

“当然得靠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一个离考题八九不离十的复习范围,我们去背就是。倘若您要动真格,那您就糊涂了,现在社会上读成人班的,不都是这回事吗?”

我好像身边站着一个来自西西里岛的黑手党。但我明白,他决不是在敲诈我,不过直率地托出了一个我难以接受却又得接受的事实。我难为这些年纪与我相差无几、同为一代人的他们干嘛呢?难为他们,并不能阻挡贬了值的文凭在社会上洪水猛兽似的冲决开来,也不能阻挡如同文凭一样,哲学在中国的急剧滑坡。

哲学是人类认识长河里的神圣标杆,是社会心理的庄严框架,一旦沦为只能灌装社会情绪的一次性易拉罐,它的世俗化便不可避免了。难怪这几年里,我根据自己硕士论文的观点写的一本书,在国内转了七八家出版社,没有一家不认为此书稿论证缜密、清晰,观点富有创见,填补了国内康德研究的一项空白,可没有一家出版社不建议,为了避免征订数太少、难以开机的尴尬,必需在书名前冠以“通俗”两字,并以通俗的尺度,对书稿内容进行斧削……哲学本是红尘外之物,它一旦滚落进了红尘,成为人们获取文凭的敲门砖,搏取奖金的轮盘赌,它的商业化便不可避免了……

就在这天晚上,再度出国的念头,一下像根榫头一样,牢牢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在大学里我学的是德语。第二天起,我便雷打不动地看起了中央台正放的《FOLLOWME》,边看边录。上完课,好像是一个偷袭成功的恐怖分子,我掉头就走,也像与常人生活隔绝了的恐怖分子,系里老师们感兴趣的一功,诸如评定职称、奖金发放、科研项目与经费的申请……都离我日益遥远。回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视机、录像机、将那录像带放得山重水复,春来秋去。妻子见我几乎整日里对着电视机,喃喃有词,五迷三道,她笑话我:“就你这样书不读一本,老师不找一个,只跟着电视里这对男女,你就能跟去托福考场上?”

她高中、大学、考研究生,一路学的是英语,以后又翻烂了几本《许国璋英语》,该是正宗的少林弟子。可托福考下来,成绩只有520分,我半路出家,犹如江湖上突然杀出来的一个邪派高手,靠着门外功夫,剑走偏锋,居然比她多考了18分。她将莫测高深的笑容的专利一下转给了我,我喜滋滋地听着几位考友的盘问:“中国人考起托福来,都是语法部分好过关,听写部分难过关。你怎么颠倒了,莫不是家里藏着个金发美人?”

“要有,你们都有,这便是可看不可碰的凯瑟琳小组。我可是铁了心地跟着她,理解的也念,不理解的也念,在不理解里去获得理解……”

“行啊,伙计,你有戏了,只要在语法上再搞搞,你明年一定能考取托福!”

诚哉斯言,第二年,我果然考上了托福。晚上去敲系主任的家门,不知是不是我第一个破了他立下的规矩,上任伊始,他就在系里大会上宣布,以后凡公事、私事,都请在系里找他谈。他有一位95岁的老母亲,长年信佛吃素,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老人需要安静。是他本人开的门,脸上未见不悦之色,倒像在预料之中:“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是不是为着评职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