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动员的社会形成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它把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的特征有效地结合在生产联盟中。与其先行者相比，它的确是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传统的症结遭到了清除或隔离，引起动乱的因素也得到控制。下面这些主要的趋势都是人所熟知的：在作为促进性、支持性有时甚至是控制性力量的政府干预下，国民经济按照大公司的需要进行集中；这种经济与军事联盟、货币整顿、技术援助和发展规划的世界性体系相协调；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企业中的领导和劳工、不同社会阶层的闲暇活动及愿望逐渐同化；学业成绩与国家培养目标之间的预定和谐得到促进；公众舆论的共同性侵入私人事务；私人卧室向大众传播媒介敞开。
在政治领域内，这种趋势通过对立派别明显的一致或趋同而清楚地显现出来。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下，外交政策上的两党合作跨越了竞争性的集团利益；两党合作也扩展到国内政策方面，各大党的政纲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别，甚至在其伪善程度和陈腐气味方面也是如此。对立派别的这种一致取决于社会变化的种种可能性，其中对立派别的一致包容了制度进步所依赖的那些阶层，就是说，包容了其存在曾经表现为整个制度的对立面的那些阶级。
在美国，人们注意到企业和劳工组织的沟通和联盟；在民主制研究中心1963年出版的《劳工看劳工：对话》中，我们了解到：
从工会自身的角度看，所发生的事情是工会已变得几乎与公司没有区别可言。我们看到，今天的工会和公司有了联合游说活动。当工会和公司都在尽力为更大的导弹合同而四处奔走并试图把其他国防工业也拉入这一行列的时候，当他们联合出席国会并联合要求应当制造导弹而不是轰炸机，或是炸弹而不是导弹（这要看工会和公司碰巧持有什么样的合同）的时候，工会就没法去说服导弹生产工们相信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帮工贼把持的团体。
英国工党的领袖为了增进国家利益而与保守党对手竞争，该党难以保留哪怕一个有节制的部分国有化的纲领。在共产党已下台的西德，正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社会民主党，正在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声望。这就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里的情况。在东方，直接政治控制的减弱，证明了对于作为统治手段的技术控制的有效性愈发加强的依赖。至于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由于它们坚持一个最低纲领，把革命夺取政权的目标束之高阁，遵守议会游戏的各种规则，因而也见证了一般的形势。
然而，虽然在受外来力量支持的意义上说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是“外来的”这一想法有误，这一宣传却在无意之间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它们在现存的实在中是过去（抑或未来？）历史的见证，就此而言，它们是外来的。如果它们同意在已确立的制度框架内工作，那不仅是因为战术上的理由和对短期策略的考虑，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削弱了它们的社会基础，改变了它们的目标（就像苏联也已改变了它的目标，并在政策上承认了这一变化一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起着那种“被谴责为”不彻底的合法反对党的历史作用。它们证明了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证明了使相互冲突的利益间的质的差异显现为既定的社会内部的量的差异的那些条件。
要找到这些发展变化的原因，似乎没有深入分析的必要。因为就西方而言，先前那些社会冲突在技术进步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双重（且相互联系的）影响下得到了缓和和解决。阶级斗争被冲淡，“帝国主义的矛盾”在外来威胁面前也被悬置一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为对付外来威胁而动员起来的方式，使国内显示出一种在工业文明的先前阶段闻所未闻的联合和团结。这是在物质基础上的团结；为对付敌人而进行的总动员对生产和就业起着巨大的刺激作用，因而也对高水准的生活起着维系作用。
在这些基础上产生出了一个被管理起来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由于日益增长着的生产率和核战争威胁的有利影响，萧条得到控制，冲突得到稳定。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根源，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那么在这些根源未被触及的意义上，冲突得到稳定的状况是“暂时性的”吗？或者，当代资本主义通过使对立面得到容忍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说明它自身的对抗性结构发生了变化吗？如果第二种假设是真的，那么它是如何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后者似乎是对前者的历史否定——之间的关系的呢？
社会变革的遏制
经典的马克思理论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设想为一种政治革命：无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的政治机构，但保留它的技术机构并使它从属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存在着如下连续性：摆脱了不合理的限制和破坏的技术合理性，在新社会中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完满的实现。有一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一连续性的论述很有意思，因为其中表述的观点对于作为资本主义决定性否定的社会主义概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9]
（1）尽管技术的发展要服从每一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则，但它像其他经济因素一样，不是随着该形态各规则的中止而终结的。在革命进程中旧的生产关系被破除时，技术仍然保存下来，并由于已从属于新经济形态的经济规则而加速度地继续向前发展。（2）与对抗性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相反，技术不是通过跳跃性的方式而发展，而是随着旧质要素消失、通过新质要素逐渐积累的方式来发展的。（3）……[与此处上下文无关。]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合理性在生产机构中得到了具体化（尽管对它的使用是不合理的）。这不仅适用于机械化的工厂、工具和资源开发，也适用于按“科学经营”方式来安排的、适应并管理着机械加工进程的劳动方式。因此，无论是国有化还是社会化，其自身都无法改变技术合理性的这种具体化进程；相反，后者仍然是社会主义一切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
当然，马克思的主张是，“直接生产者”对生产机构的组织和指导将在技术发展的连续性中造成一种质变，即为满足自由发展着的个人需要而生产。但是，既定的技术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吞噬了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政治领域中包容了劳动阶级的控制和团结的手段，上述质变也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技术结构自身的变化。这种变化要以下列情况为前提：劳动阶级从他们生活的这一领域之内异化出去，他们的意识在这一领域之内是完全不可能继续存在，因此对质变的需要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由此，否定便优先地存在于这种变化本身之前，而解放的历史力量在既定社会的内部发展的观点则成为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基石。[10]
这种新的意识，这种“内部空间”，即超越历史实践的空间，正是被这样一个社会所排斥的，在这个社会中，主体和客体成了一个以强大的生产力为存在依据的整体的手段，这一整体的最高许诺是为愈来愈多的人民提供一种愈来愈舒适的生活，而人民，严格说来，不能想像一个有着质的不同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因为遏制和操纵破坏性想像和尝试的能力是这个既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生活在“富足社会”底层的人被一种复活了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行径的野蛮手段压制在自己的生活界限之内。对于另一些社会地位没那么低下的人，社会则通过满足那些使奴隶状态变得合意且更不引人注意的需要，来照顾其解放的需要，而且社会是在生产本身的过程中造成了这一状况的。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在工业文明的发达地区，劳动阶级正经历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而这已经成为许许多多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我把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列举如下：
（1）机械化不断地降低着在劳动中所耗费体力的数量和强度。这种演变对马克思关于工人（无产阶级）的概念有着重大影响。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者首先是把其体力花费和消耗在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劳动者，即使他是用机器工作的。在非人的条件下，为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而购买和使用劳动者的体力，产生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残酷剥削；马克思主义谴责这种给身体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劳动。这是雇佣劳动和异化状态中物质的、有形的要素——古典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和生物学向度。
在过去的那些世纪中，异化的重要原因是人们把他生物学上的个体出租给技术机构：他是工具的负载者；不把作为工具负载者的人组合起来，机器系统便不能建立。这种职业的特征是具有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导致畸形的效果。[11]
现在，虽然还存在着剥削，发达资本主义愈益完善的机械化劳动却在改变着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地位。在技术的总体效果范围内，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反应充斥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工作时间的机械化劳动，是对生命力的一种长期占有、消耗和麻醉，是一种非人的苦役，甚至是更使人疲惫的苦役，因为机械化加快了劳动速度，控制了机器操作者（而不是产品）并把工人们相互隔离起来。[12]毫无疑问，这种苦役形式表现了受抑制的局部自动化，表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及非自动化部分在同一工厂之内的共存，但即使是在这些条件下，“技术也以紧张不安和（或）心智劳作来代替了肌肉疲乏”。[13]对于更发达的自动化工厂，体力转变为技术和心智技能的特点更加突出：
……是大脑的而不是手的技能，是逻辑学家的而不是手工匠的技艺；是神经的而不是肌肉的能力；是领导者的而不是体力劳动者的才能；是修理工的而不是操作者的本领。[14]
这种巧妙的奴役本质上无异于打字员、银行出纳员、繁忙的男女推销员和电视播音员所受的奴役。标准化和常规同化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工作，先前那些资本主义阶段的无产者的确是在劳役重压下的牲畜，当他生活于肮脏和贫困中时，他只得依靠身体的劳动来获取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因而他是对他那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15]与此相反，技术社会发达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所过生活的否定性就没有那么显著了；同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其他人的目标一样，他正在被纳入由受到管理的人们所组成的技术共同体之中。不仅如此，在自动化最为成功的地区，某种技术共同体似乎在使工作中的人类原子一体化起来。机器似乎在给操作者灌输着一种使人昏昏沉沉的节奏：
人们普遍认为，相互依赖的运动是由这样一组人来实施的，他们遵循着一种使人产生满足的有节奏的模式——与这些运动正在完成的东西大不相同。[16]
一位社会学观察家相信，这为一种“普遍趋势”的逐步发展提供了根据，这种趋势“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使人得到某种重大的满足”。他谈到“每一班组中一种强有力的集体感情的增长”，并援引一位工人的话说：“总而言之，我们与事物共摇摆……”[17]这一说法令人惊奇地表现了在机械化奴役状态中发生的变化：事物摇摆而不是压迫，它们摇摆着人这一工具——不仅是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大脑甚至灵魂。萨特的评论阐明了这一过程的深刻意义：
在采用半自动化机器不久，研究表明：女技工在劳动时禁不住陷入有关性生活的梦境。她回忆起卧室、床笫、黑夜以及有关跟她独处的那个人的一切。但是，梦到拥抱的却是机器本身……[18]
技术领域的机械加工进程破坏了在内心深处保存秘密的自由，并使性生活和劳动在无意识的、有节奏的自动作用中联系起来，这个过程是与职业同化相并行的。
（2）同化的趋势进而表现在职业的层次中。在重要的工业机构里，“蓝领”工作队伍朝着与“白领”成分有关的方向转化；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增加。[19]这种量变也反映出基本生产工具的特点的变化。[20]在机械化的发达阶段，作为部分技术实体，机器不是：
一个独立的单位，而只是被个体化了的但又在两个方面保持着开放性的技术实体，这两个方面是：与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和技术整体中诸多个体之间的关系。[21]
机器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变成机械工具与关系的系统并因而大大超出个体的工作程序，它就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降低劳动者的“职业自主权”并把他与承受着和指导着技术实体的其他知识性职业结合为一体而表现出更大的统治权。毫无疑问，劳动者从前所具有的“职业”自主权毋宁说是他所受到的职业奴役。但这种特殊的奴役方式同时也曾是他那特殊的、职业的否定能力——阻止对于作为人类的他具有毁灭性危险的过程的能力的来源。由于职业自主权体现着对既定社会的拒斥，它使劳动者成为某阶级中的一个成员而与其他职业集团区别开来，劳动者现在正在失去这种职业自主权。
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个体的生产工具、作为“独立的单位”而出现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的创造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机器绝不创造剩余价值，而只是把它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剩余价值依然是剥削活劳动的结果。机器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具体体现。通过它，以往的劳动（死劳动）保存了自身并决定着活劳动。现在，自动化似乎从根本上改变着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它造成了生产率“为众多的机器而不是为个体产量”所决定的趋势。[22]进而，个体产量的计量便成为不可能的了：
极而言之，自动化事实上意味着工作计量的终结……在自动化的情况下，你没法计量一个人的产量；你现在只好简单地估量装备的利用。如果这被概括为一种概念……那么，举例说来，就根本不再有任何理由按件计酬或按时计酬。这就是说，不再有理由坚持薪水和工资的“双轨付酬制”。[23]
这一报告的作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把技术变化与工业化本身的历史制度联系了起来：
工业化[的意义]不是随工厂的兴起而产生的，它“产生于对工作的计量。当工作能被计量，当你能把一个人与工作联系在一起，当你能约束他，按照一件一件的工作来计算他的产量并且按件付酬或按时付酬时，你就达到了现代工业化”。[24]
这些技术变化中成问题的远不止付酬制、工人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劳动组织。成问题的是技术进步如何与工业化所借以发展的那些制度相互兼容。
（3）劳动性质和生产工具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这在对劳工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和文明一体化”的广泛讨论中变得十分明显。这仅仅是一种在意识中的变化吗？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对此作肯定的回答，但他们的回答似乎不可思议地前后不一。如果不假定“社会存在”会发生相应变化，可以理解意识中的这样一种根本变化吗？姑且承认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独立性，这种变化与生产过程中的变化之间的关联也与他们的解释相冲突。需要、愿望、生活标准、闲暇活动及政见的同化，导源于工厂自身中、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体化。但人们是否能够不带讽刺意味地谈及“自愿的一体化”（塞奇·马利特[Serge Mallet]语）则是大为可疑的。在现有情况下，自动化的否定特征十分显著：加速、技术性失业、管理层地位的提高、工人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思想的增长。由于管理层更需要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晋升的机会逐渐减少。[25]然而，还存在其他一些趋势。在工作中形成机械共同体的技术组织，同样地也使工人与工厂形成更为紧密的依存关系。[26]人们注意到工人方面“渴望参与生产问题的决策”，“渴望在技术性的或适合于用技术来解决的生产问题上积极发挥他们的才智”。[27]在一些技术最发达的企业中，工人们甚至夸耀他们在企业中得到的既定利益——这是人们经常注意到的工人参与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结果。对位于法国昂贝的高度美国化的加德士[28]炼油厂有一段争议性描述，可以帮助我们刻画这一趋势。该厂的工人们意识到了把他们与企业绑在一起的关联：
职业的、社会的及物质的关联：他们在厂里获得的技能，他们习惯于某些得到确立的生产关系；仅仅因为他们属于这一公司，那些在突然死亡、严重疾病、丧失工作能力、年老体衰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指望得到的五花八门的社会福利，使他们在丧失生产能力以后的生活得到保障。因而生活与加德士石油公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观念，使他们怀着出人意料的关切和见解去考虑公司的财务管理。“企业委员会”的各个代表，怀着与谨慎的股东同样的关切心理，来检查和讨论公司的各项事宜。当出于新投资的需要，工会同意暂缓兑现他们的工资要求时，加德士公司的董事会自然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委员会的代表们认真对待法国分公司伪造的收支平衡单据并为这些分公司达成的不利交易感到担忧，甚至从而斗胆质疑竞争性的生产价格和节省本钱的措施时，加德士公司的董事会才会表现出“正当的”焦虑迹象。[29]
（4）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因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既定的社会相矛盾。这一趋势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即管理和指导方面为生产技术组织的作用所加强。统治转化为管理。[30]有资本的老板和厂主正在丧失他们作为负责人的身份；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机器中正起着官僚的作用。理事会和董事会远远超出了个别企业而扩展到科学实验室和研究院，在它们巨大的统治范围内，国家政府和国家意愿，显而易见的剥削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外表后面。仇恨和挫伤对方的意图被剥夺了特定的目标，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31]以技术进步为其手段，不自由——在人附属于其生产机构这一意义上——于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这种不合理事业中压倒一切的合理性，以及预处理的深度，这种预处理形成了个体本能的动机和愿望，并模糊了真假意识之间的区别。因为事实上，不管是利用行政的控制而不利用身体的控制（如饥饿、人身依附、强力），还是改变重体力劳动的特点，或是使不同的职业阶层同化，又或在消费领域中实现平均化，这一切都无补于如下事实：个人无力控制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各种决策作出的场域。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奴隶制的存在：
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以及人沦为物的状况。[32]
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这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如果这种物被赋予了生命且能挑选它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如果这种物并未感到它是作为物而存在，如果它是一个漂亮、干净的活物，那么，这种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废除。相反，由于物化有可能凭借其技术形式而成为极权主义，组织者和管理者本身就愈来愈依赖于他们所组织和管理的机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再是主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中已被打破，因此毋宁说它是包括主仆在内的恶性循环。技术人员具有统治权吗？或者，他们统治的是那些依赖他们并把他们作为其设计者和执行者的人吗？
……今天，高技术军备竞赛的压力使作出重要决策的初始权力从有关政府官员手中，转到了受雇于大工业帝国并对其雇主利益负责的技术员、设计者和科学家手中。他们的职责是设计新的武器系统，并说服军人们相信其军事前途及国家未来取决于购买他们所设计出来的武器。[33]
就像生产机构为了自我保存和发展而依赖于军队一样，军队也依赖于各个公司，“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武器，也为了知道需要何种武器以及花费多少钱和时间才能得到这些武器”。[34]一种恶性循环似乎的确是对一个社会恰当的形象化比喻，这个社会在其所产生、所包含的各种增长着的需要推动下，正在其自己预定的方向上进行自我扩张和自我延续。
遏制的前景
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同压制之间的链环有被打破的可能吗？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假定一个相对正常的进展，即在不考虑爆发核战争的实际可能的条件下，来推断当代社会向未来发展的情况。基于这个假定，敌人仍将“永久”存在，即共产主义将继续与资本主义共存。同时，资本主义将继续有能力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准——即便是通过加强毁灭性手段的生产以及对资源和才智的有序浪费来达到这一点。资本主义这种能力，不惜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政权在物质和精神上所造成的无可估量的倒退而表现出来。
这种能力的物质基础在下列情况下仍将继续存在：
（a）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
（b）下层人口出生率的上升；
（c）永久性的国防经济；
（d）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一体化，及其与不发达地区关系的建立。
但是，社会生产能力同对它的破坏性和压制性利用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将使进一步作出下述努力成为必需：把国家机器的需要强加给广大人民——处理过剩能力，为必定有利可图的售出商品能被购买创造需要，为生产和推销这些商品创造工作的热情。通过支配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经营，通过巩固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的利益同其顾客和雇员的利益之间预先确立的一致，这种制度趋向于全面管理，并且趋向于对管理的全面依赖。无论是部分国有化，还是劳工进一步参与经营和分红，都不能改变这一统治制度——只要劳工本身仍是支持者和肯定性力量。
这里也存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离心趋势。其中之一是技术进步自身即自动化所固有的。我曾经提出，不断扩大的自动化并不等同于机械化的量的增长，它是基本生产力性质的一种变化。[35]达到技术可能性极限的自动化，看起来并不兼容于以对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力的私人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在实现自动化之前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马克思就展望了它的爆炸性前景：
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Agentien）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决定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36]
自动化看起来的确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催化剂。在质变的物质基础中，它是一种爆炸性或非爆炸性的催化剂，是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技术手段。因为社会的自动化过程表现了劳动力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说，表现了劳动力的质变，在这一质变过程中，劳动力从个人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客体，并进而变成一个主体。
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被推向极端的人的劳动力的物化，将通过割断把个人与机器（使人自身的劳动成为其奴役的机械系统）联结起来的链环而砸碎这种物化形式。必然性领域内的完全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在这一向度中，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形成。这将是朝向一种新文明的历史性超越。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现阶段，组织起来的劳工当然要反对无补于就业的自动化。他们坚持在物质生产中广泛利用人的劳动力，并因而反对技术进步。但这样一来，也反对了对资本更有效的利用；阻挠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努力。换言之，继续阻止自动化进程会削弱资本在国内和国际间的竞争地位，引起长时期的萧条，重新导致阶级利益的冲突。
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从军事领域转入社会经济领域，上述可能性变得更加现实。依靠全面管理的力量，一旦达到某种技术水平，苏联体制下的自动化就能更为迅速地发展。对西方世界国际竞争地位的这种威胁，将迫使西方世界加速实现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这样的合理化遭到劳工方面的顽强抵抗，不过这种抵抗并不伴有政治上的激进态度。至少在美国，由于集团利益屈从于或隶属于国家利益，劳工领袖在其目的和手段方面都没有超出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共同范围。这些离心的力量在这一范围之内仍然是可以驾驭的。
同样，在这里，人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比重的减少，意味着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减弱。由于白领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分量正逐步增加，政治上的激进态度会伴随着白领集团中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和行动而产生——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不一定出现的一种发展。把工业工会[37]中的白领成员组织起来的趋势，[38]如果能成功的话，可能导致白领集团工会意识的发展，但不大会导致政治态度激进化。
从政治上看，工会中更多白领工人的出现，给了自由主义者和劳工代言人一个更可信的机会，使他能把“劳工利益”与整个共同体利益结合起来。劳工作为一个压力集团，其群众基础将得到进一步扩大，而劳工代言人则将就国家政治经济卷入更为广泛的讨价还价。[39]
在此类情况下，对各种离心趋势进行巧妙遏制的前景，首先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按照福利国家的需求调整自身及其经济的能力。政府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开支、指导和计划的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项目的扩大，全面的社会安全，大规模的市政工程，甚或部分国有化，都属于福利国家的要求。[40]我相信，统治集团将带着疑虑逐步接受这些要求，并把巩固其特权的希望寄托在一种更为有效的力量上。
现在，我们来讨论在另一种工业文明制度下即在苏联遏制社会变革的前景。[41]讨论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不可比性：（a）从年代顺序上看，苏联处于工业文明的更早期阶段，其大部分地区尚处在前技术阶段；（b）从结构上看，其经济和政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全面国有化与专政）。
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给我们的分析增加了困难。历史造成的落后，不仅使苏联的工业化能够前进，而且迫使它前进；这一进程没有计划性的浪费和废弃，也没有谋取私人利润的势力强加给生产率的种种限制；它有计划地满足尚未满足的根本需要，同时优先满足军事的和政治的需要。
这种更大的工业化的合理性，会不会只是历史落后状况的标志和条件，一旦达到发达水平便可能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在与发达资本主义竞争性地共存的前提下，依靠专制政体而加强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和控制的，也正是同一种历史落后状况吗？而且，在达到“赶超”的目标后，苏联就能放宽对可能发生质变之处的极权主义控制了吗？
按照从历史落后状况中得来的论点，在物质、精神不成熟的现有条件下，解放必定是处于强力和管制之下的工作。而这得来的论点不仅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也是从柏拉图到卢梭的“教育专政”理论家们的主张的内核。它容易遭到嘲笑，但却难以拒绝，因为它具有这样的优点：承认对真正的、明智的自我决定起阻碍作用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而没有多少虚伪的掩饰。
进而言之，这种论点暴露出压制自由的意识形态，按照这种意识形态，人类自由能够在辛劳、贫穷和愚昧的生活中取得进展。的确，在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之前，社会必须首先为其所有成员创造自由的物质前提；在它能够按照自由发展着的个人需要来分配其财富之前，社会必须首先创造财富；在奴隶们认识到正发生着什么以及他们自己对于改变社会能够做些什么之前，社会必须首先使他们能够学习、观察和思考。在奴隶们已被预先安排好以奴隶身份而生存并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满意的情况下，他们的解放似乎必定来自外部和上面。必须“强迫”他们“去获得自由”，“强迫”他们“按照对象的本来面目、有时按照它们应该显示出的面目去观察对象”，必须给他们指出他们在寻找的“光明大道”。[42]
这种论点尽管具有真实性，却仍然不能回答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谁教育了教育者？何以证明教育者拥有“美德”？这个问题不会由于下述说法而失去成立依据，那一说法是：它同样适用于某些民主的政府形式，在这些民主的政府形式中，关于什么对国家有益处的重大决策是由选举出来的议员们——在有效的、自由接受的信条之下选举出来的议员们作出的（或更确切地说是由选举出来的议员们批准的）。为“教育专政”所寻找的惟一可能的借口（够无力的了！）依然是，它所包含的可怕风险可能并不比伟大的自由国家和极权国家现在正承受着的风险更大，其代价也并不更高。
然而，辩证逻辑反对这种对残暴事实和意识形态的态度，它坚持，在奴隶获得自由之前，他们必须有争取解放的自由；同时目的必须在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中起作用。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阶级自身行动的主张，阐明了这一先决条件。随着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必定变成现实，因为它必定已经存在于进行这一革命的那些人的意识和行动中。
诚然，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阶段”，在这一阶段新社会“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43]但是，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质变就发生于这一阶段的开始之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二阶段”严格说来是由第一阶段产生的。新生产方式带来的新生活方式就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和资本主义制度所达到的终点。社会主义建设则随着革命的第一阶段而开始。
据此看来，从“按劳分配”过渡为“按需分配”是由第一阶段决定的——不仅是由第一阶段所创造的技术和物质基础，而且（这具有决定性意义！）是由创造技术和物质基础的方式所决定的。“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应该启动那把自由人的历史与人的前历史区分开来的发展。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先前的生产客体第一次变成了为实现其自身的需要和才能而设计和使用其劳动工具的人类个体。人们将破天荒第一次自由地、集体地行动，从而虽身处限制其自由和人性的必然性之下，却又与之进行抗争。因此，必然性所强加的一切压制都将真正成为自我强加的必然性。与这个概念相对照，当代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却推延了（或由于国际局势而被迫推延了）走向第二阶段的质变，同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有了革命，却依然表现为量变。人被其劳动工具所奴役的状态，在一种高度合理化的、效率极高、前途远大的形式中得到继续。
敌对双方共存的情况可以为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恐怖特征提供理由，但它也动用了有可能使技术进步永远成为统治工具的力量；手段损害了目的。同时，假定不会发生中断技术发展的核战争或其他大灾难，技术进步就会有利于生活水准的继续提高和控制的进一步放松。国有化经济可以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而不会遇到结构性的抵抗，[44]同时又大幅度地降低工作时间并增加生活的舒适程度。它能够完成所有这一切而不放弃对人民的全面管理。所以没有理由想像，技术进步加上国有化将造成否定力量的“自动”解放和释放。相反，不断增长的各种生产力同征服它们的组织之间的矛盾——甚至斯大林也公开承认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征[45]——有可能会平息而不是加剧。统治者能够投放的消费品越多，下层人民在各种官僚统治机构下就被束缚得越紧。
但是尽管苏联遏制质变的前景似乎与发达资本主义遏制质变的前景并无二致，社会主义生产基础还是使之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在苏联的制度下，生产过程的组织明显地把“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分离开来，并进而在制度的底部促成阶级差别的产生。这种分离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短暂的“英雄时期”之后由政治决策和权力所确立，并从此被巩固下来。然而，它并不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原动力；也不像导源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那样内在于该过程之中。因此，统治阶层自身是可能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就是说，他们可以被取代而无需推翻社会的基本制度。
上述情况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如下理论中得到了部分正确的阐述：“落后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之间的主要矛盾能够通过非爆炸性手段而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可以通过“逐步改变”而实现。[46]但事实的另一方面是，量变仍然必须转化为质变，导致国家、党、计划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的消失。既然这种变化并不触及社会的物质基础（国有化的生产过程），它就仍将局限于一种政治革命。如果它能够在人类存在的基础即在必要劳动这一向度导致自主自决，它就将是历史上最彻底、最全面的革命。不考虑工作成绩分配生活必需品，把劳动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为不同职能的交流而进行普及的全面教育——这些都是自主自决的前提而非它的内容。当这些前提的创造仍然是凌驾于人们之上的管理所带来的结果时，它们的确立就将意味着这种管理的终结。可以肯定，一个成熟的、自由的工业社会将继续依赖包含职能不平等在内的劳动分工。真正的社会需要、技术需求和个人之间的身心差别，使这样的不平等成为必需。然而，各种行政的和监督的职能将不再为了某种特殊的利益而行使对他人生活进行统治的特权。因此，即便是在一个完全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基础上，向这样一种状态的转化也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而不是渐进的过程。
人们能够假定共产主义制度在其既定的形式中将会发展（或在国际竞赛的推动下被迫发展）出足以促成这样一种转化的条件吗？有一些强有力的论据反对作这一假定。人们强调，顽固的官僚主义将会作出强有力的抵抗，这一抵抗在与迫使人们为解放（即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死竞争）创造前提的动力相同的立场上发现了自身的合理性。
人们可以无需人的本质所固有的“内驱力”这一概念。这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心理学概念，显然不能用来分析社会发展。问题不在于一旦达到可能的质变标准时共产主义官僚们是否会“放弃”他们的特权地位，而在于他们是否能够避免达到这种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统治仍然合理并有利可图的地方，在下层人民仍然能被束缚于工作、束缚于国家或其他已确立机构的利益之上的地方，官僚们必定会阻止物质的和精神的发展。其次，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似乎是全球性的共存局势，它早已成为两个对立社会的内部局势中的一个因素。全面利用技术进步的需要，以及凭借优越的生活标准而生存的需要，最终也许会比既定官僚体制的抵抗力量更为强大。
我愿意对下述耳熟能详的观点作出几点评论：落后国家的新发展不仅能改变发达工业国家的前景，而且能够构成一支可以逐步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种力量”。根据上面的讨论：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先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可以选定一条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当代共产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呢？在那些地区的本土文化和固有传统中有什么东西能够预示出这样一种不同的选择呢？我将把我的评论限于已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那些落后国家的典型，也就是工业化同完好无损的前工业的、反工业的文化并存的那些国家（印度、埃及）。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但其人民并没有受过关于自我推进的生产率、效益和技术合理性的重要性的训练。换言之，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尚未被改造成一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力量。这些情况是否有益于工业化和解放的新型结合——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工业化方式，它不仅根据下层人民的根本需要，也根据平息生存斗争的目的来建立生产机构？
那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并不处于真空之中。它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里：原始积累所要求的社会资本必须大量从外部、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集团（或同时从二者）获得。此外，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假定：保持独立将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并达到至少能在与这两类大国的竞争中确保相对独立性的生产水平。
在这些情况下，不发达社会要向工业社会过渡，必须尽快抛弃其前技术形式。对于人民最为根本的需要尚且远未满足的那些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那些国家内，低劣的生活水平首先要求的是大量产品，是实行机械化、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分配。但同样是在那些国家，前技术、甚至前“资产阶级”的习惯和状况的重负，强有力地抵抗着这种强制进行的发展。机械加工进程（作为社会进程）要求顺从一种无形力量的系统——这一系统是对那些还保留着神圣光圈的价值准则和社会制度的全面破坏和世俗化。人们是否可以合理地假定，在两大阵营的全面技术管理的影响下，抵抗的消除将以自由和民主的形式进行？不发达国家是否能够完成从前技术社会向后技术社会的历史飞跃，而受到控制的技术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又可以为真正的民主提供基础？相反，事情倒像是：那些国家强制进行的发展将带来一个全面管理的时期，而其暴烈程度和严厉程度将更甚于能够建立在自由主义时代成就之上的那些发达社会所经受的管理。概而言之，落后地区可能要么受陷于新殖民主义的多种形式之一，要么受陷于多少带点恐怖主义的原始积累体系。
然而，另外的替代性选择似乎也是可能的。[47]如果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引进遭到来自本土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强烈抵抗——即便在已经看得见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前景时也不曾放弃的抵抗，这种前技术的传统本身还可能成为进步和工业化的源泉吗？
这种本土的进步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而不是强加于传统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之上的技术，将在本土进步自身的基础上扩大和改善本土进步，同时消除种种使它们无力确保人类生存发展的压迫力量和剥削力量（物质的和宗教的）。其先决条件是社会革命、土地改革、减少过剩人口，但绝不是照搬发达国家范型的工业化。在自然资源摆脱压迫性侵占后不仅足以维持生存、而且足以使人过上像样生活的地区，本土进步似乎确是可能的。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地区，人们难道就不能够在传统结构框架内通过接受逐渐的、点滴的技术援助来使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需要吗？
如果事情就是这样，各种老牌的发达工业社会所不具有（并且从未具有）的情况就会普遍流行——换言之，“直接生产者”自身将有机会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和闲暇去创造他们自己的进步并决定其速度和方向。自主自决将从根本之处着手，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将超越自身而变成为愉悦而工作。
但是，即便是在这些抽象假定的情况下，也必须承认自主自决具有无情的界限。通过废除精神和物质的剥削而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的初期革命，难以设想为自发的行动。此外，本土进步将以今天支配着世界的两大工业集团改变其政策即抛弃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前提，而现在并没有出现发生这一变化的迹象。
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
综上所述：由具有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所提供的遏制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福利国家的前景。福利国家似乎有能力提高受管理生活的水准，这是一种为一切发达工业社会所固有的能力。在这些社会中，流水作业的技术机构被抬高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它依靠生产率的加紧发展和提高而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和对立面的衰落并非是一个道德精神败坏或腐化的问题。数量不断增长着的商品和服务设施的生产和分配使得顺从成为合理的技术态度，就此而言，自由和对立面的衰落其实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过程。
然而，尽管具有所有这些合理性，福利国家仍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的全面管理有条不紊地限制了：（a）“技术上”可获得的自由时间；[48]（b）“技术上”可用于满足个人根本需要的商品、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c）能够理解和实现各种自主自决的可能性的才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晚期工业社会增长而不是降低了对寄生的和异化的功能的需要（如果不是为个人，也是为整个社会）。做广告、拉公共关系、进行灌输、计划性废弃都不再是经常性的非生产性花费，而是基本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为了达到效果，社会必然废弃物的这种生产要继续得到合理化，即不懈地利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结果，一旦某种落后水平被克服，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便是受到政治操纵的工业社会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无论被私人还是被集中占有和分配，都为得到增长的消费留下了余地——尽管生产率受到进一步转移。只要这种相互联系的网络居主导地位，它就会降低自由的使用价值；而要是受管理的生活是舒适的、甚至是“美好的”生活的话，坚持自主自决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这就是对立面一致化以及单向度政治行为的合理的、物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范围之内的超越性政治力量被抑制，而质变看来只有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变革才有可能。
以自由的抽象观念为名来拒斥福利国家难以令人心悦诚服。丧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一先前两世纪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在一个能够造就安全而又舒适的受管理生活的国家里，似乎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损失。[49]如果每个个人都满足于通过由管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获得的幸福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不同生产而坚持不同的制度呢？如果每个个人预先受到制约，以致令人满意的商品也包括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希望独立地思考、体验和想像呢？诚然，所提供的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可能是低劣而又不经济的废品，但“理性”和知识并不是反对满足需要的有效论据。
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无论加不加个“新”字在前）的名义来批判福利国家，要以福利国家已超越的那些条件——也就是社会财富和技术发展的较低程度的存在——为其有效根据。那种批判的破坏性方面显现在反对整个社会法规的斗争中，也显现在反对把足够的政府开支用于军事防卫以外的公用事业的斗争中。
对福利国家各种压制能力的谴责因而有助于保护先于福利国家的社会压制能力。在资本主义的最发达阶段，这个社会是受到压制的多元系统，在它之中，各种对立制度共同巩固着整体对个人的压力。再者，对于受管理的个人而言，多元管理远比全面管理好。一个机构可以保护他而对抗另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可以缓和另一个组织的影响；逃避和补救的多种可能性也可以预期。法律的统治，不管怎样使人受到限制，仍然远比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统治安全。
然而，从各种流行趋势来看，上述多元主义形式是否不会加速多元主义毁灭的问题必须提出来加以讨论。发达工业社会确乎是一个各种对抗力量共存的系统。但是在一种更高的一致性中，即在保卫和扩大既定地位、反对种种不同历史替代性选择并遏制质变的共同利益中，这些力量相互抵消。这些对抗性力量并不包括反对社会整体的那些力量。[50]它们能使社会整体免疫于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否定；遏制的外交政策也表现为国内遏制政策的延伸。
多元主义的现实成了意识形态性的、欺骗性的东西。它似乎是扩展了而不是缩减了操纵和协作，是促进了而不是抵制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体化。自由机构和极权机构相争，使敌人成为体制内部不共戴天的力量。这种不共戴天的力量之所以能促进发展和创造，不是由于防御“部门”的重要性和经济影响，而是由于整个社会成了防御性社会这一事实。因为“敌人”总是存在的。他并非存在于非常时期，而是存在于通常事态中。他在和平时期造成的威胁一如战争时期（或许更甚于战争时期）；因而他正在作为一种凝聚力融入体制之中。
无论是不断增长着的生产率还是生活的高标准，都不依赖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它们用于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状态永恒化的功能则相反。“敌人”是一切所为与无为的通名。而且“敌人”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共产主义或具体的资本主义——在这二者中他都是解放的真正幽灵。
再说一遍：这个整体的精神错乱解决了各种特殊的精神错乱并把违反人性的犯罪转变为一桩合理的事业。当被公众的和私人的权威巧妙激发起来的人民为总体动员的生活而作准备时，他们是清醒的，这不仅因为有当前的“敌人”，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设施中有种种投资和就业的可能性。甚至这种最为荒谬的计算也是合理的：死五百万人总比死一千万、两千万人好。不过，如果一种文明以上述计算方式来为其防卫作辩护的话，要论证这一文明宣告了自身的目的，也是无望的。
由此而来的是，就连现有的自由和逃避也陷入了被组织起来的整体之内。在组织化的市场阶段，竞争是缓和还是加剧了更大、更快的补员和淘汰竞赛呢？各个政党是为和平还是为力量更强、耗资更多的军事工业而竞争呢？“财富”的生产是促进还是推延对尚未达到的根本需要的满足呢？如果前一种替代性选择属实，那么当代多元主义就可能加强遏制质变的趋势，并因而阻止而不是推动自主自决的“大变动”。民主也就可能表现为最有效的统治制度。
上面所勾勒的福利国家的形象，是介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奴役和自由、极权主义和幸福之间的历史畸形。它既为技术进步的普遍趋势所充分预示，又受到爆炸性力量的一定威胁。当然，最可怕的威胁是从准备转入实施的全面核战争的危险，这种威慑力量还有助于威慑那些为消除对它的需要而作出的努力。不过，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着作用，这些因素可以防止极权主义和幸福、操纵和民主、他律和自律的愉快结合，简言之，可以防止使有组织的行为和自发的行为、受制约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权宜之计和坚定信仰之间的预定和谐得到巩固。
甚至组织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也把对利润的私人占用和分配这一社会需要作为经济原则保留了下来。即是说，它继续把普遍利益的实现与特殊的既得利益关联在一起。这样一来，它仍旧面临不断增长着的平息生存斗争的潜在可能同加剧生存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冲突；面临逐渐“废除劳动”同以劳动为利润来源而加以维护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人类社会金字塔底层成员的非人生活永恒化了——这包括局外人和穷人、失业者和无力就业者、受迫害的有色人种、犯人和精神病人。
在当代共产主义社会，外部敌人、落后状态和恐怖传统，都是使“赶超”资本主义成就的种种压制性特征永恒化的因素。手段对目的的优先权——一种仅当实现了和平才可能打破的优先权因而更为巩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继续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全球性机构进行着不用军事力量的竞争。这种和平或许意味着一种真正的世界性经济的出现，亦即民族国家、民族利益、民族商业及其国际联盟的崩溃。当代世界动员起来加以反对的正是那种可能性：
无知和无意识状态正是民族主义不断扶持的东西。无论是20世纪的军事还是工业，都不会让“祖国”来担保它们的安全和生存，除非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对军事和经济事务施加重要影响的种种组织。但是在东方和西方，各种集体信念并没有顺应实际发生的变革。它们的强大力量无需接受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给予这种或那种联合以影响和意义的变革，就能形成它们的帝国或修复其结构。
同时：
由于受国家和阶级的愚弄，劳苦大众处处被卷入剧烈的冲突中，在这种冲突中，他们惟一的敌人是成心玩弄工业和权力的神秘性的那些老手。
现代工业同地方政权的勾结，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及其结构更为真实的弊端，一种没有什么必然辩证法能使之必然根除的弊端。[51]
当代世界仅有的两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制度之间宿命一般的相互依赖表明，进步和政治之间、人和其主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变为全面冲突。当资本主义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时，它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在以利润为目标的、阻止生产力发展的私人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之后，所有的生产力可以得到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挑战时，它也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惊人的舒适、自由以及生活负担的减轻。这两种制度都具有那些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下，理由归根结底是同样的：为反对那种可能瓦解统治基础的生活方式而斗争。